大革命启示：断头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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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6月20日深夜，凄风苦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乔装打扮，携全家潜出杜伊勒里宫，乘上一辆事先准备好的特制马车。马车迅速冲进黑暗中，径直向法国东北部边境飞驰而去。国王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荷兰的奥地利军营，但是，在离卢森堡边境不远的瓦朗纳斯镇（Varennes），国王一行却被一位小酒馆的老板认出并被当地的国民自卫军扣押。在遭到前所未有的猜疑和羞辱后，路易十六和王后被押回巴黎，6月25日，当国王重返巴黎时，全城一片寂静，士兵夹道列队，倒持枪支，宛如在为君主制送行。国王一家再次住进了受到严密看守的杜伊勒里宫，此时的路易十六，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国王，而是一个人质了。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史上著名的“国王出逃”事件。
路易十六为什么逃跑？因为此前他为挽救财政和政治危机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现在，大革命正在那个国家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王室已“靠边站”了，旧制度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国王继续留在法国已没有任何意义。而这一切严重事件的起因，竟是路易十六本人积极推动的一场财政改革！他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国人书”说出了出逃的计划：先投到布耶统帅的军中，从那里转向在荷兰的奥地利军队，最后重返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各俱乐部，恢复王权制度。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法国的历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当然，由于他被截获，这一切都没有实现。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它的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法国也是如此。问题是，一次旨在克服财政危机的改革怎么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这是 200多年后今天的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美国后现代史学大师、斯坦福大学教授怀特（Hayden White）曾说，任何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一种“讲故事”“或是”陈述“的过程，那么，我们就继续把这个”国王出逃“的故事讲下去吧。
一、“路易十六的困境”与失败的财政改革
“锁匠国王”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极端专制、暴戾的国王，相反，在法国历史上，他是一个在私生活方面少有的能够有所节制的君主之一，也能够对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某些重要的改革，特别是他为克服财政危机而实施的改革，放弃了前任国王的一些过分专制、挥霍的政策和做法，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称他为“激进的改革家”。但他生性怯懦，缺少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所必需的果断精神和坚定意志，“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然而，大厦之将倾，一个帝王的开明，并不能够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当制度腐朽、根的腐烂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不论是开明帝王还是铁腕帝王，谁也无法阻挡暴风骤雨的到来。
路易十六（Louis XVI）是1774年即位的，此时的法国，经过自称“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专制、王权无限扩大和“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就像一个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了，疲惫不堪，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大陆及海外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向特权阶层提供的名目繁多的年金、凡尔赛宫的奢华无度以及超庞大的政府机构支出以及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支持，导致王国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更严重的是，王国政府的这些巨大支出是依靠大量借债来维持的，债务利息高达8﹒5—10%，比英国政府借款利息高出一倍。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王国政府又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到18世纪80年代，国家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政府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路易十六认识到，要想改变这种极度困难的局面，必须对下层民众积怨已久，而特权阶层死守不放的赋税征收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的确为此做过多次努力，但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最后竟到了自己也“走投无路”的境地。
路易十六先是任用重农学派的著名学者、《百科全书》撰稿人之一的财政大臣杜尔哥（Turgot）为财政总监进行财政制度改革（1774—1776年）。为缓解财政困难，杜尔哥于1775年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以产业额为计税依据的道路税，并规定所有等级一律照章纳税。 1776年初，废止酒类专卖制，允许自由买卖。他还准备进一步规范财政、税收秩序，内容包括节约行政开支、成立贴现银行以便在政府财政危机之时提供应急资金等。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却恢复了1771年被路易十五解散了的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外省的十余家高等法院，这些机构中云集着拥有特权的“穿袍贵族”，他们担心改革会触及其自身利益，因而极力抵制杜尔哥改革并通过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rinette）对国王施加影响，迫使路易十六于1776年5月解除了他的职务，刚刚启动的、明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的财政改革化为泡影。对于这一“黄金时代”的速生速灭，伏尔泰曾沉痛地表示：“我的心永远也不能平静”。
接替杜尔哥的是一位名叫内克（Necker）的瑞士银行家（1777—11781年）。由于身为外国人和新教徒，内克虽被授权主管财政，却没有“财政总监”的头衔。为了解救宫廷财政支出的燃眉之急，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在上台之初利用其银行家的声望到处借款，成功地筹措到了几笔巨款，初步稳定了他的位置。但他深知，要真正解决问题，大刀阔斧的改革势在必行。不久，他取消了宫廷中的一些高俸而清闲的职位，压缩了王室的财政开支、削减了军役税和盐税。这些措施迅速引起宫廷贵族们的反弹，他们立即像当初对待杜尔哥一样，猛烈攻击内克。1781年，内克公布了关于王国政府预算情况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该报告向社会透露了国王赏赐钱和恩给金的巨大数额，使得王室和领取大量年金的显贵们再也无法容忍，内克被迫辞职。财政报告书披露的内容和内克因此被革职的事件震惊了社会公众，对宫廷的不满情绪开始上升。
内克的继任者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推荐的、于1783年任职的卡隆（Calonne 1783—1787）。卡隆为了笼络王公贵族，在上台初期一度采取了与内克完全相反的政策，曾为宫廷人员偿还赌债，增加他们的年金，企图以阔绰的假象抬高王室德威望。但与此同时，他也寄希望于通过开挖运河、建筑港口、修建道路来刺激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但收效并不明显。1786年，“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了400到500万法郎，采取极端补救措施的时候显然快到了。”8月，迫于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卡隆向路易十六提交了一份财政改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卡隆的改革方案中有许多内容与此后的“温和革命时期”的革命成果十分相近，即向富有者征税。卡隆建议，以土地特征税代替人头税和什一税，一切土地所有者，包括特权等级一律依其收入多寡按比例缴纳，短期国债的偿还期由10年延长至20年，废除国内一切关卡，取消各领地的关税，延长对盐和烟草的专卖权等，同时政府将每年削减财政支出2000万锂。卡隆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将这个带有明显的“杜尔哥色彩”的改革方案直接交由巴黎高等法院审批，势必招致特权阶层的否决，于是，他向路易十六建议召开“显贵会议”，对这一改革方案进行裁决，并对之寄予厚望。1787年2月，“紧急应召显贵会议”招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4人，贵族和教士代表占绝对优势，来自第三等级的代表不足30人。路易十六希望以这个会议“来证明有必要通过一项和平时期实行的土地征税新方法，试图能够使国家摆脱困境”：“希望以此避开召开法国三级会议，因为已经有175年没有召开过三级会议了”，“如果应召显贵可以决定征税，他们就能够决定征税的条件，他们就会从辅助性的机构变成主宰者。但政府很快就发现，紧急应召显贵会议不能打到增加税收的目的。”这些由国王指定的“显贵”们对这份财政改革方案发起了猛烈攻击，而且反对意见也各不相同，争执不下。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卡隆于1787年4月辞职，流亡英国。
路易十六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而改革又是如此的不顺，无奈之下，他又将希望寄托在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Brienne，1787－1788）身上。布里埃纳是“名人会议”成员，也是卡隆财政方案的积极反对者。法国著名文学家勒费弗尔称之为“无能的笨蛋”。这位毫无创见的“笨蛋”在一筹莫展之下转而又赞同起自己刚刚反对过的卡隆财政改革方案，执意增加新税，并要求特权等级也要纳税，“名人会议”拒绝了向特权者课税的方案，并声称：只有全国三级会议才有权决定财政改革政策和开征新税。1787年5月，忍无可忍的路易十六解散了“名人会议”。布里埃纳将卡隆改革方案稍作修补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将它交给巴黎高等法院审定。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巴黎高等法院拒绝登记，反而提议召开三级会议以决定臣民应当如何向国王纳税。为迫使巴黎高等法院接受布里埃纳方案，路易十六曾两度亲临法院施加压力，但法院并不买帐。1787年8月，路易十六将巴黎高等法院赶到了东部城市特鲁瓦，但只一个月之后，他又迫于舆论压力将之召回。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发表了一个宣言，即《民族权利和君主根本法》，声称国民应当通过定期举行的三级会议“自由地”向国王纳税。显然，巴黎高等法院试图对王权加以控制。路易十六盛怒之下把两名法官投入监狱，法院系统与王室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全国各地的骚动此伏彼起，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也越发强烈。
连换了4任财政部长都无济于事的路易十六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使国家摆脱财政危机，除非以三级会议的形式与国民协商”：“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想了，只有召开那令人惊恐的三级会议了。”1788年7月5日，国王同意召开全国三级会议。8月，布里埃纳辞职，内克又被重新请回来，并被任命为国王的首席顾问。内克上任后筹措到了7500万锂的借款，财政危机有所缓和。
国王的让步似乎使笼罩全国的政治危机暂时解除了，但事实远非如此。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导致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又由于1788年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法国农业出现灾难性的歉收，由此，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经济危机、财政危机愈演愈烈，终将导致严重的事态发生。但是，当时许多身处各种矛盾中心的人物，都没有意识到一场真正的狂风暴雨的即将来临。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更不会想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几乎还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更没有人会想到什么“小红帽”、“断头台”，但就在一年以后，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无数人头落地，最后路易十六自己竟也被送上断头台，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吊诡（paradox）！
“法国之所以召集三级会议，是因为政府要得到所需要的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而且，开会的方式仍是沿用175年前三级会议的旧例，即各等级代表人数相同、三个等级分别开会并按等级投票表决。如果这些意图真的能够实现，法国的历史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然而，经过数十年启蒙思想熏陶的18世纪的法国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君主专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那个“古典主义”的法国了，以后的事实证明，路易十六的设想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一厢情愿。
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开幕，会议果然开得很不顺利。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对路易十六的表现大失所望，国王关心的只是财政问题：“朕需要忠诚的臣民的援助，以帮助朕克服目前遇到的一切财政困难。”财政大臣内克的主题报告则是国王“指示”的详尽而冗长的注释，由于内容太多，声嘶力竭的内克中途不得不让人代读。人们说，原本希望内克能够在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创见，“但看到的却是一个只会念账单的会计”。第三等级认为，三级会议不能成为特权等级维护私利的场所，必须制定一部宪法以维护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权利，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以取代弊端丛生的专制机构。在他们看来，如果继续实行三个等级分厅议事并按等级投票，税收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话。国王和内克在三级会议上的表现终结了第三等级对政府的最后一点希望，使他们意识到下面的事只能依靠自己了。 6月17日，第三等级将有名无实的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力。对此，路易十六并未想出什么化解危机的良策，而是采取了一个愚蠢的行动－－关闭第三等级的会议大厅，结果引发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7月9日，国民议会又自行将名称更改为“国民制宪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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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则继续犯错误，在王后及部分宫廷贵族的鼓动下，向凡尔赛和巴黎四周调派军队企图加强对局势的控制，激起了因政府财政改革毫无成就而生活艰难的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并迅速演化成一场社会动乱。人们到处寻找武器，贫民（乞丐和失业者）大肆抢劫。7月13日凌晨，巴黎的各税务所冒起了黑烟，教堂的钟声在城市上空回荡，报警的炮声隆隆不断。7月14日，以攻占巴士底狱为象征的革命行动，使得法国民众突然发现自身竟然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同时，他们也发现，世界上本来并不存在什么“坚不可摧”的神话。
就这样，一场财政改革的结果竟然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当巴黎演绎着这惨烈的一幕的时候，身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却感觉迟钝，并未悟出局势的严重性。在他的流水帐式的记事本中，7月14日也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4日，星期二，无事。”然而，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事件竟然决定了法国革命的进程甚至决定了革命的最后结局。
革命行动迅速蔓延到外省，农民暴动席卷法国农村，手持武器的庄稼汉冲进时代压迫他们的封建领主的城堡，搜出那些登记着封建特权的古老证书和征收捐税合法的契据，在村子的广场上把它们付之一炬。农民的革命行动不仅极大地冲击了贵族的传统权利，而且也触犯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也是地产主，并以此名义向农民征收捐税。现在，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与贵族这个原先的敌人结盟共同镇压“失去理智”的农民。在马扎地区，26名暴动农民在一场最终败于城市民团的激战后，受到了一个临时法庭的审判，统统被处以绞刑。迅速变化的农村形势迫使制宪议会暂时放下正在起草的宪法，首先承担起保护农民权利的责任。8月4日夜的制宪会议上，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提议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权和赋税，特别是什一税，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通过了著名的“8月法令”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在法国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从根本上铲除了旧制度时期的特权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人权和法治原则。
路易十六无法接受这一切，为了控制局势，他再次从外省向凡尔赛调集军队，激起巴黎民众更大的愤怒。而当时的巴黎正处在物价高涨、面包缺乏的饥荒之中，经济危机再一次推动着政治危机向前发展。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绪激奋的群众冲进王宫，国王的几个贴身侍卫被杀。关键时刻，生性怯懦、温和的路易十六选择了不与民众对抗，于是他被暴动的民众押回了巴黎，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成了“革命之囚”。到达巴黎时，路易十六的马车穿过人群，人们没有脱帽致敬，而是以死一般的寂静表示内心的愤慨和鄙视。
国王原先绝对拥有的预算权、治税权以及国家财政收支的批准权和监督权此时已转移到制宪议会的手里。1789年10月以后，制宪议会开始对法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开始行使它已经拥有的各种财政权力，并力争克服严重的财政危机。对于1789年的法国来说，在“没有征得人民同意”的就是赋税制度被废除后，新的税源一时很难找到，发行公债和组织募捐所得的收入不过是杯水车薪，当年的国家负债额由前一年的30亿锂增加到40亿锂，国家财政依然处于危急中。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制宪议会决定向教会宣战。教会占有法国可耕地面积的15%左右，其财富总值大约相当于国家债务总额。1789年11月，制宪议会下令将教会全部财产收归国有。为了使这些“国有地产”尽快发挥效用，从1789年12月29日起，制宪议会开始发行以国有地产为担保的“指券” （一种国库债券，assignats），由此国家的财政状况有所缓和。1790年5月，制宪议会又下令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拍卖教会地产，国库进一步得到充实。这期间出现了“指券”贬值和教会不断反抗的现象，但庞大的教会地产还是有序地转移到了资产者和富裕农民手中，这是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变化。制宪议会还改革了地方行政区划，大体上改变了旧制度时期那种重床叠架的混乱状况。
至1791年夏天，法兰西国家的改造工作已经初步完成，宪法的条文也已基本成型，法国似乎距离立宪君主制度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问题就发生在这功败垂成之际。也许是国王急切地想恢复王权秩序，也许是国民议会通过教会立法的原因，或者他就是为了逃生－－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此时国王已没有任何人身安全的保证，如果有人以革命为名大开杀戒的话，他路易十六肯定排在第一个－－反正他神差鬼使地选择了“逃跑”的策略，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始时介绍的那一幕。只是他的运气不好，没逃掉，又一次被押回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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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发生的历史大致是这样的：1791年7月16日，立宪派出于避免外国干涉的考虑，促成制宪议会宣布恢复路易十六的王位；1791年9月14日，路易十六接受了制宪议会制定的宪法并向全体议员公开道歉；1791年9月30日，完成立宪任务的制宪议会宣布解散。但是，宪法并不能保证立宪君主制在法国的真正确立，大革命新一轮的浪潮又汹涌而来。1792年9月21日，领导暴力革命的国民公会宣布废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1793年1月16 日，作为立法机构的国民公会就路易十六的生死问题进行表决，激进派仅以1票的微弱多数决定了路易十六的命运。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仅39岁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设在大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dela Concorde）的断头台。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说的一段话被永远载入史册：“我虽然得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流血了。”当沉重的利刃下落时骨肉断裂，在场民众的表情极为阴郁。一位目击者说：“那天，每一个人步伐缓慢，并且不敢彼此相望。”同年10月，他的“赤字夫人”、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推上了断头台，据说当时她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马上习惯性地向他道歉：“真对不起，先生。”
行刑时，广场上人山人海。塞纳河水，在无声地流淌。
法国惊心动魄的往事证明了笔者在几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在任何社会中，财政、税收都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它才是一个经济问题。
法国大革命的启示
前言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读。近些年，该书突然在社会各界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阅读热潮；十字路口的国人，似乎很希望从这本一个半世纪前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到某种启示。
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
谌旭彬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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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利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托克维尔感叹道：“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年-1859年）
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在法国实现完全的中央集权之前，贵族制曾维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各种在贵族制下分散的权力已全部被中央政权吞没，严格来说，是被巴黎所吞没。贵族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从此，“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以代替贵族势力退出后留下的空档。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权专制与大革命后的集权专制之后，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
“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
“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经验的各种人群引发并掌控，其结局可想而知。最让托克维尔难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的法国，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托克维尔说：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六、民众“搞革命”时种种极端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够像托克维尔那般，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托克维尔说：
“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举了不少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把“自由”坚持到底？托克维尔的理解是：“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主子的痛恨”——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主子”不再存在，“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所以，托克维尔留下了这样一句告诫：“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结语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忧心忡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在该书的《前言》里，托克维尔又说：“我敢说，在（没有自由的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或许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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