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就炸掉" 三门峡水库的沉痛教训该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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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半个世纪前，1960年6月，三门峡水库筑坝到了340米，实现拦洪。 9月，正式关闸蓄水拦沙，投入使用，就在举国上下欢呼时，悲剧拉开了序幕…
2002年，有媒体报道了渭河支流全部成悬河，10万群众紧急撤离的信息。2003年，水利部表态，“渭河成悬河 祸在三门峡”。
那么，三门峡水库工程是如何上马的？反对者的声音为什么被淹没了？水库建成后给黄河两岸带来了哪些后遗症？
1工程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历史上，黄河是航运大河。而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的三门峡，因为有着坚固的花岗岩河床，还可以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产生的洪水和泥沙，因此，到了民国，在三门峡筑坝的设想开始被人频频提起。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再次将目光投向黄河。当时，苏联专家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不谋而合地相中了三门峡，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交了20万字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
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启程去南方视察长江，顺路到郑州看一看黄河的情况。专列开动后，毛泽东看着图纸上的三门峡，问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三门峡水库修起来，能用多少年？”王化云回答说：“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占2000亿至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毛泽东问：“那么多移民往哪里移？”“有的主张往东北移，那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有的主张往海边或者绥远移；有的则主张就地分散安置，不一致。”“你主张移到哪里？”“移到东北去，对工农业以及国防都有好处，就是多花点钱。”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1953年是中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一五”计划建设的第一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经与苏联方面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的援建项目。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
2月到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进行黄河现场大勘察。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会上，人大报告将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提出“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这样一来，即使原先对工程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只有噤若寒蝉了。决议的结果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峡工程。消息传出，举世瞩目。
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成立三门峡工程局。
然而，工程局首先遇到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即由谁来领导，是水利部还是电力部？苏联专家的意见是由电力部管，因为水电站归根结底是用来发电的。但水利部的意见也振振有词，他们认为建国后的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领导下进行的，经验自不待言，技术力量也很完整。虽说水电站最终用来发电，但建造水电站，首先要制服水，没有水，哪来电？
争论持续到了11月2日。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确定了集中力量、共同负责的主导思想，调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任三门峡工程局局长，黄河规划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任副局长，再从水利部和电力部分别抽调了许多工作人员。
2反对的专家被贬到三门峡挖公厕
就在工程局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德国的水利专家来到三门峡坝址。经过勘测，他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疑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无独有偶，1956年5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收到黄万里的意见书，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的儿子，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学博士，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
据黄万里当年的助教回忆：“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孜孜不倦地在清华的课堂上给学生讲述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发生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土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裹挟而下。
6月，由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苏联专家的方案描绘了一幅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的美好图景。首先，降低黄河的水流速度，解除洪水威胁；其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同时，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最后，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总之，修建三门峡水库可以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
然而，由于黄土高原生态恶化，黄河上游的水土持续流失，泥沙只会越积越多。而下泄的清水冲量过大，会造成黄河下游改道的危险。这些都是苏联专家浪漫的方案里不曾提及的。并且，根据苏方的设想，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
黄万里给与会人员算了笔账：360米的库区水位，意味着要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人，代价相当高昂。因此，他从根本上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
而时任电力部水电局高级工程师的温善章则提出了一个“低坝、小库、滞洪、排沙”的折中方案。低坝小库是为了减少受损耕地，滞洪排沙更是客观冷静的结论，因为黄河含沙量之巨世人皆知，拦沙完全是螳臂当车，饮鸩止渴。待上游因泥沙淤积而河床升高，整个关中平原都有被淹的危险。
遗憾的是，正如梁思成挡不住北京城墙被拆的厄运一样，黄万里也拦不下三门峡工程的上马。
会议结束的当天夜里，黄万里写了篇小说《花丛小语》，愤然道：“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
1957年6月19日，《花丛小语》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毛泽东看过后，一次，遇见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旋即，《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已经注定。“什么话”也被《人民日报》作为日后刊登口诛笔伐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
黄万里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1961年被下放到密云，同农民同食同劳。虽然三门峡工程的问题接踵而至，事实证明了真理站在黄万里一边，但那些颠倒黑白的人并没有给他翻身的机会。“文革”中，黄万里被贬到了三门峡挖厕所。
3水库成泥库 毛泽东曾提议将其炸掉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理由是：沿黄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1960年，大坝基本竣工，并开始蓄水。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
不仅三门峡到潼关的峡谷里淤起厚厚的泥沙，就是潼关以上，渭河和北洛河的入黄口，也淤了“拦门沙”。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各界的关注，议论颇多。首当其冲的陕西省反映最为强烈。毛泽东听到陕西省的反映，焦虑不安，又没见到解决的确定方案，于是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三门峡水库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只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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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在向苏联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50年之后，可减少100%。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后减少50%”。
今天，也就是从三门峡水库蓄水之时算起，已经历时50多年！——人们只要有机会去陕西和山西的黄土高原，就会看到“水土流失”依旧有增无减；在豫、鲁一带，人们还会看到，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每年的大部份时间，人们都能重浊的黄流在大片干涸的河滩间缓缓地爬动……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黄河断流19次。
4两次改建 回到原点
1962年3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1962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么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2年之后开始出事，4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还是没能解决问题。第二次改建则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曾几何时津津乐道的所谓综合效益：发电、灌溉、航运至此全部落空。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360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333万亩，迁移90万人；后来，1958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335米时，还要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8．49万人，实际总数达40．38万人。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3．99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塬、沟壑区的12．11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20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他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黄河泥沙厚厚地覆盖。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他们又不得不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三门峡水库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折腾了30多年，最终却不得不回到原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状态。作为惟一一座成为人民币图案的水电站，三门峡很有可能同印着自己影像的第二版人民币五角钱一样无法避免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
5损失不下百亿 教训尚需总结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坦白地说：“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
这项工程带给我们的直接经济损失有：
①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着，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③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③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④当时多迁移的30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15万人；
⑤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⑤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①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
③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③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1964年6月和12月，周恩来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道的人马上就能跟着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为了证实“圣人出”。不要说1950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怀着的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然而"黄河清"是要遵循自然规律的，而我们依靠一腔狂热所要追捧的“圣人出”，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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