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二）（附：编者按）
宋元明清时期，或称之为“近古”。鉴于我国学者鲜用这一概念，故本文不取。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成熟时期，生产力水平提升，文化愈加发达，古代政治制度愈发完善，精神产品愈加精致，大一统的民族心理愈发整固。中华文明在贸易和文化上与国外尤其是东亚和西方国家展开密切的接触和交流，文明互鉴逐步加强。以地主所有制为基本特点的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都达到发展高峰。
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力量是比较强的。2020年的研究重点主要围绕“制度史”“国家治理研究”“货币史”“医疗史”“江南研究”“中外关系史”几个方面展开。其中既有受到长期关注、热度不减的“老”议题，也有在新形势下兴起的“新”议题，但新老议题在视角与开掘方式上都呈现出新的亮点。
制度史探讨细致入微在制度史方面，成果众多且在多个方向上都有体现。不少学者对宋、辽、金、元、明、清等朝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经济制度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辨，力图在真实的史实基础上揭示由制度支撑的国家治理体制。
杨军考察了契丹建国前的社会组织，认为“弥里”（河的流域、优质牧场）和“石烈”（强大宗族控制下的各牧场）都已经是地缘组织。“二府”分别出自迭剌部和楮特部，是管辖契丹八部的组织。阿保机改造“二府”，使之成为统辖契丹八部的中央机构，使与之对应的“部”“石烈”“弥里”成为地方行政机构，由此构建起契丹国家。（《契丹社会组织与耶律阿保机建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程妮娜认为，金朝初年已形成基于武力的制度化政治结构的形式和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凝聚机制，具备国家的基本要素。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在太祖、太宗时期已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是单纯的女真人酋邦（或部族体制），也不是包含了多民族的酋邦（或部族体制或部落联盟）。（《是酋邦，还是国家？——再论金朝初年女真政权的国家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李兵认为，科举制度不仅是推动辽金元政治从武人政治或军人政治、贵族政治模式向文官政治模式转变的重要力量，而且在促进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实现“华夷同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辽金元科举制度的创新及其政治文化影响》，《湖北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孙红梅考辨了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认为金代封赠遵循“近重而远轻”的原则，被封赠者的官爵视其与品官本人代际关系的近远而依次降低，散官阶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调节作用。这一制度不但稳定了金代统治秩序，而且对元朝的封赠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探析》，《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贾建增认为，广海选制度是元朝在南部边疆推行的一种特殊的官员铨选制度，与南部边疆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有密切关联，也与当地的战略地位有关。（《元朝广海选制度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曹家齐则从南宋尚书省“批状”的行用入手，讨论了“三省”的机构设置和权力划分，揭示出南宋中央行政体制中“三省合一”的实质。（《南宋“三省合一”体制下尚书省“批状”之行用》，《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
良好的制度促进并增益国家治理，制度漏洞和弊病则损害行政运作。李小波通过考察明朝末年文官会推制度的变迁，提出制度因素是科道官坐大并干扰正常行政运行的重要原因。（《晚明文官会推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20年第5期）刘凤云通过对乾嘉时期养廉银制度的考察，认为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但这一改革无法解决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20年第11期）
有学者讨论了官员之间、官员和幕僚群体之间的关系与角色。吴艳红从嘉靖九年发生的刘镗案入手，梳理了山西提学副使陆深对于提学官职掌所做的深入检讨和阐释。作者认为，陆深对于明代提学官既为学政又为风宪之臣这一身份的理解，以及对于明代提学官作为风宪之臣的强调，为重新审视明代提学官与巡按监察御史之间的关系以及提学官在生员刑名事务中的角色等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刘镗案与明代提学制度再论》，《南开学报》2020年第4期）陈宝良讨论了幕府制度中幕主与幕宾之间的关系，认为明清入幕之人一身而兼具宾、友、师三重身份，其职掌主要在于佐治、检吏两个层面。幕主与幕宾之间既是一种相互依凭的关系，也是一种东翁与西宾之间的关系。（《明清幕府人事制度新探——以“幕宾”“幕友”“师爷”为例》，《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
不少学者突破单纯的文本规制考察，开始关注制度的实施或运作，由此揭示制度变化背后的政治走向。通过对军政文书通进渠道的考察，韩冠群提出，宋孝宗统治的前20年是君主独断统治，其统治的后7年间中枢政治又回归君臣共治的格局。（《南宋孝宗朝君主独断统治及其演变——基于军政文书通进运行的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通过比较元、明两代临民理政制度的异同，李治安认为元代以兼容并蓄为特色，明代“配户当差”，不分南北，划一推行。作者提出主干划一与兼容多样相结合才是临民理政的理想模式。（《在兼容和划一之间——元蒙汉杂糅与明“配户当差”治天下》，《古代文明》2020年第4期）刘祥学考察了明代的监察御史选用制度，认为这一制度日趋“败坏”，监察御史参与到政争中是明代政治日趋腐朽、不断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耳目之坏：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
还有学者将制度考证和史源探索结合起来加以讨论。苗润博以系列文章关注《辽史》本身的生成过程，指出该书史料存在诸多问题，认为唯有全面反思乃至彻底走出元人的叙述框架，才可能寻得更贴近历史现场的结论。（《契丹捺钵制度重审——〈辽史·营卫志·行营〉探源》，《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1期；《〈辽史·西夏外记〉史源补说》，《西夏研究》2020年第3期；《〈辽史·天祚皇帝纪〉史源新说》，《唐宋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辽史·食货志〉探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3期）陈新元探讨了《经世大典·臣事》中天历功臣传这一传记书写模式形成的政治背景，对《元史》中的哪些传记出自《经世大典·臣事》作了考证，指出《经世大典·臣事》是明初第一次开局修《元史》时列传部分最重要的史料来源。（《〈元史〉列传史源新探》，《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
国家治理研究颇受重视 与中国古代史的整体研究特点一致，这一时期的国家治理问题尤其是基层和边疆治理理念、模式、研究范式等得到普遍关注，一些学者对边疆治理进行了宏观思考。李大龙认为，传统的王朝史观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新的理论探索又受到“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至今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作者提出，应采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视角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中国疆域诠释视角：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贾益认为，在“大一统”观念和格局下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治理方式的借鉴吸收，成为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巩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与“大一统”》，《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王晓鹏认为，清代实行的“内—疆—外”治理模式曾长期维持了中华“天下体系”内的统一和稳定，并基本底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清代“内—疆—外”治理模式与南海海疆治理》，《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5期）鱼宏亮还原了明清时期内地与蒙古地区人民跨越长城、河套等地理界限，在农业与贸易等方面进行的历史悠久与规模宏大的双向交流，以及移民、技术与文化传播的历史画面。他提出，在一个环境与民族多样性的国度中，地理环境等自然差异从来没有成为人群交流与融合的阻断因素。（《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文史哲》2020年第3期）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也受到不少学者关注。通过对清代边民群体“霍集珲”（携带规定数目皮毛前往北京成功求娶八旗女子为妻的边民）的研究，陈诗兰、刘晓东认为，乾隆年间清朝政府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进行了有效管理，维持了边民社会的秩序与安宁，为“东北亚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清朝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以康乾时期边民群体霍集珲的活动为中心》，《古代文明》2020年第4期）李光伟认为，清代西南边疆田赋虽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不大，但关系国计民生，事涉边疆安全与稳定发展。尽管清政府不断蠲缓云南田赋，且在西南边疆推行钱粮征信册制度，但仍普遍存在土地清丈未行、册籍缺失不实、制度执行走样、例荒例灾捏报、官吏因循疲玩等弊端。（《清中后期西南边疆田赋蠲缓与国家财政治理》，《史学月刊》2020年第2期）基层制度一直是古代史学界较为关注的热点，不少学者关注府州县等官员的施政和治理情况，试图从职能层面更好地解释传统基层治理的模式。龚延明讨论了作为宋代文官最底层的幕职州县官的职能变化。（《宋代幕职州县官双重职能的分与合》，《浙江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柏桦讨论了明清地方官员的施政重点，认为府县官的施政重点随着统治者关注点的变化而变化，但这样的官僚政治不但让施政重点难以落到实处，更会导致忽略社会治理的根本。（《明清府县官施政重点与地方治理》，《西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高寿仙提出，“皇权不下县”的重点在于“权不下县”，“官不下县”只是前提，“权不下县”才是本质。中国帝制时代县以下的乡村社会，既不是纯粹的“官治”，也不是纯粹的“绅治”，而是“官不下县”条件下的“官绅共治”，当然这种“共治”并不意味着双方总是能够协调一致，而是处在既合作又矛盾的变动状态。（《“官不下县”还是“权不下县”？——对基层治理中“皇权不下县”的一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货币史研究成为热点 多年来关于白银等货币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学界对于宋元明清以来中国货币的认识不断加深。以大量史实性的先行研究为基础，关于白银在古代中国经济中如何演化和发挥作用的议题受到关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6期、2020年第1期组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白银演化”笔谈，万明、陈锋、彭凯翔、燕红忠、岸本美绪、黑田明伸、邱永志、张国坤8位学者对明代至近代中国的白银使用情况、货币制度变化情况等进行了讨论。货币和货币变迁是学界重要的议题。王文成认为，从北宋交子到元朝宝钞，纸币的价值基准完成了从铁钱向银两的转换。这种转换是晚唐以降货币符号化与白银货币化相互交织，铁钱、铜钱、银两、丝绢及其价值符号相互影响、此进彼退、优化配置货币资源的结果。（《从铁钱到银两：两宋金元纸币的价值基准及其演变》，《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邱永志认为，在明朝立国建制过程中，朱元璋的货币政策屡有变化，他逐渐抛弃建立稳定货币制度的可能，建立了一种极具刚性的“洪武货币秩序”。这一秩序导致货币史上运转良好的政府主导型钱钞制度在明代遭遇“颠覆性”的信用打击，造成货币制度在上层的失序与缺失，为自下而上货币白银化的形成提供重要契机。（《祖宗成例：“洪武货币秩序”的形成》，《史林》2020年第2期）包括白银在内的货币史研究不仅涉及国内的变化，也与中外交流密不可分。董圣兰、范金民以明清时期民间货物交易中“渐以洋钱定价”入手，研究明代白银贵金属源源输入中国市场的现象，认为该现象对中国的货币结构、金融体系乃至财政经济、社会生活均产生影响。（《“渐以洋钱定价”：明清白银流入与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2期）通过对荷兰等欧洲殖民史料的解读，徐冠勉论述了华人在海外商贸活动中使用的各种货币，认为这些钱币基本上都是由华人铸造、发行的，但也在非华人圈中流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华人实现了对东南亚商品贸易、种植园、矿业、地方金融等经济领域的控制。南洋钱币在东南亚地方社会的流通构成了东南亚18世纪作为 “华人世纪”的地方金融基础。（《南洋钱法：近代早期荷属东印度的中国货币，1596—1850》，《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基于货币史和财政史的热烈讨论，有学者还在学科层面提出看法。黄纯艳、宋佳俪提出，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应既能揭示中国古代财政史的演变轨迹，又能反映不同时期财政发展的时代特点。（《宋代财政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其检讨——兼论如何构建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厦门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在清代经济史研究方面，《清史研究》2020年第6期推出“圆桌论坛：清代经济史研究再出发”笔谈，李伯重、刘志伟、王玉茹、陈志武、何平、龙登高6位学者从微观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影响等方面阐述了如何进一步深化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思考。朱浒总结了清代经济史研究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科学范式、生产关系范式、现代化范式以及从中国自身出发的内部视角，均在不同时期产生导向性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原本以历史学为主体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又受到来自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强烈冲击。（《20世纪以来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范式演变及其前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医疗史研究成果集中出现 历史上的疾病与医疗问题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一个新研究领域。《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5期刊发“灾疫视角下的古代国家治理与应对”笔谈，卜风贤、余新忠、赵现海3位学者从疫灾治理的历史使命与家国情怀、中国传统疫病应对成效探略以及瘟疫史研究的科学、区域与观念视角方面提出了见解和建议。总体来看，2020年的疾病史、医疗史研究重点关注了三方面内容。第一，古代饮食与疾病的产生。霍斌从食用性出发，提出蝙蝠在中国古代有食物、仙药、医药三个维度，认为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背后是巫术思维，要予以纠正。（《食物·仙药·医药：中国古代蝙蝠的食用研究》，《中国农史》2020年第5期）林海梅、闵祥鹏认为，中国传统饮食禁忌不仅是对于先民养生保健的经验总结，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预防疫病的重要作用。（《人兽共患疫病与中古饮食禁忌初探》，《中国农史》2020年第3期）第二，古代疫病的防治情况。通过对宋代瘟疫防治特点的研究，韩毅认为宋代官府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在官府的重视和引导下，宋代社会对瘟疫的态度发生显著变化，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宋代瘟疫防治及其特点》，《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刘桂海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从吏员顶充、职能践行等方面揭示了清代县医学的运作实况及地方医疗的复杂性。（《清代县医学的运作与地方医疗——以南部县为中心》，《安徽史学》2020年第3期）第三，疫病应对和药物知识交流。在总结中国历代应对疫病的特征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余新忠认为中国历代虽然在疫病应对上积累了丰富而值得重视的经验，但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认识。官方虽然对疫病救疗有相对积极的姿态，但缺乏制度性建设。（《中国历代疫病应对的特征与内在逻辑探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通过对“笔谈”这一明清东亚（中、朝、日）特殊文化交流方式的考察，陈明认为东亚“笔谈”中有关药物知识的交流并非一条单向性的直线，也不是东亚三地相互的三条并行线，而是多层次的、相互交错夹杂的。（《笔谈与明清东亚药物知识的环流互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江南研究热度不减在历年的宋元明清史研究中，江南始终处于重要位置。2020年，江南史研究成果众多，热度不减。《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5期刊登“明清江南社会研究”专题文章，钱晟、冯贤亮、丁修真、徐佳、陆冰、陈岭6位学者从江南的科举、士人、商业秩序、地方秩序等方面对明清江南地区作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史林》2020年第4期刊发“明清江南史专题”，常建华、杨茜、舒满君3位学者从家族和赋税的角度讨论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宋元明清时期，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王建革认为江南水利是以太湖为核心，以吴淞江等河流为主干，由低地、高地和潮流形成的溢流系统，使江南成为鱼米之乡和人文荟萃之地。（《江南治水传统与现代水环境的恢复对策》，《复旦学报》2020年第6期）通过对宜兴徐氏义庄的研究，潘伟峰、王卫平认为明代江南地区的宗族义庄在传承宋代范氏义庄的做法之外，具备了诸多新的时代特征，发挥了上承宋元、下启清代的作用。（《宜兴徐氏义庄与明代江南宗族义庄发展》，《思想战线》2020年第4期）陈宝良以绍兴文化的研究为中心，提出若是以江南区域为视野，吴文化与越文化在保持江南文化趋同性的同时，也不乏差异性。（《明清时期的绍兴及其地域文化——兼及江南区域视野下之吴越比较》，《安徽史学》2020年第3期）从江南地区历史上先后存在的四个文化中心（南京、杭州、苏州、上海）入手，熊月之阐释了从明清至近代时期江南文化中心由苏州转移到上海的过程和原因。（《城市比较优势与江南文化中心转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江南经济和文化的兴盛，与城市和都市文化的兴起相辅相成。邓天白、秦宗财认为，明清时期，作为戏曲传播和消费空间载体的演出场所——神庙、宗祠、会馆、私家厅堂、园林游船、戏园茶楼等相继出现。在此基础上，江南都市的地理、人文、历史文化传统也逐渐培育和建构起符合都市空间消费特征的戏曲消费群体与消费文化。（《明清时期江南都市的戏曲消费空间演变——以苏州和扬州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罗晓翔讨论了晚明以降“乡土情结”与“都市依恋”之间的长期角力，认为晚明以降农业社会中的城市色彩日益浓重。乡土情结并不必然阻碍城市认同，而城市生活却能深刻改造传统的宗族结构与宗法关系。（《乡土情结与都市依恋：论晚明以降的中国城乡观》，《江海学刊》2020年第4期）江南研究不仅要着眼中国，也要放眼世界。通过对传统江南研究的回顾，陈平、冯贤亮认为江南是中国乃至世界区域比较的重要对象，在中国区域发展史中颇具核心性，是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样貌与基本特征以及各种问题意识归纳的试验场。作者主张，江南在经济史、政治史与社会文化史等研究层面中得以交叠呈现，但仍应强调对于政治史的关怀。（《从经济史到文化史：传统江南研究的若干问题述评》，《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中外关系史研究展现活力
宋元明清时期，无论陆路还是海路，中外之间的交流均较为频繁。2020年，包括学科建设、实证探讨在内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展现新的活力。《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2期刊发“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笔谈，万明、陈奉林、李雪涛、赵现海围绕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不足以及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定位、理论构建、研究方法和拓展领域等展开深入讨论。这样的讨论无疑有助于构建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推动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深度融合。《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0月12日“历史学”版刊发万明、刘迎胜的文章，提出全球史研究不等于无中心的研究，中国史学工作者只有立足于中国才能更好地研究世界，有着深厚积淀的中外关系史正是开展研究的重要领域。
在实证研究方面，霍巍根据文献和考古两方面资料，考证了蜀地高僧继业西行天竺的归国路线。作者认为，继业利用蕃尼古道中的“吉隆道”，从藏地归来，再经吐蕃腹地回到内地，最后抵达唐代益州的佛教名山峨眉山。这表明，唐代开通的这条中印交通路线至宋代仍在发挥作用。（《宋僧继业西行归国路经“吉隆道”考》，《史学月刊》2020年第8期）葛金芳在“农商社会”的视野下讨论宋代外贸兴盛的原因，认为陶瓷、丝绸等手工业品规模性输出的巨大能力来源于其时工商业文明的茁壮成长，工商业文明勃兴的推动力量来自商人阶层和手工制造业群体的不断壮大，两宋时期的士人群体对于工商业文明的崛起有着明确的认知。（《“农商社会”视野下的宋代外贸述论》，《湖北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通过探讨明代中国与爪哇的关系，万明认为应从单纯关注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转到关注跨国群体活动及其历史书写。作者强调，以往过分强调西方大航海影响的观点应该加以修正。（《明代中国与爪哇的历史记忆——基于全球史的视野》，《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通过比较法国商船“安菲特利特号”两次航行到中国广州的航行日志，汪聂才认为随着礼仪之争在法国愈演愈烈，日志对中国礼仪问题尤其是祭孔礼仪越发重视。（《法国商船“安菲特利特号”航行中国与中西文化交流——以祭孔礼仪为中心的考察》，《学术研究》2020年第4期）邹振环通过对《清宫海错图》的考察，发现书中的“麻鱼”“井鱼”与明清汉文西书《西方答问》《西洋怪鱼图》《海怪图记》有着中西海洋动物知识的交流。其中的“人鱼”描绘，更是从想象动物的视角，表达了大航海时代之后中西海洋动物方面的若干知识互动。《清宫海错图》为中西鱼类博物知识和画艺的比较与互鉴，提供了出类拔萃的历史文本。（《交流与互鉴：〈清宫海错图〉与中西海洋动物的知识及画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宋元明清时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朝代存在时间长的有明朝277年、清朝268年，短的有北宋167年、南宋153年、元朝90年。北宋、元朝都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强国，但很快就日薄西山。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有助于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与历史研究重要论述的理解。2020年，除上所述之外，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军事史等方面，成果亦不少。限于篇幅，只能割爱。今后，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应促进政治制度史和社会文化史、中国史与世界史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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