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陈勇/罗新/孟宪实：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座谈纪录

编者按：2019年11月8日，中华书局举办纪念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座谈会，并宣布启动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

　　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将由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领导的团队承担。近年来，该团队已完成点校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修订本，并开始进行点校本《旧唐书》修订工作。这次修订的基本目标是从“标点本”升级为“点校本”。原标点本《通鉴》的工作重点是标点、断句，只吸收前人校勘记而未做校勘，本次修订则要彻底调查《通鉴》版本源流，选定善本作为底本，进行符合现代整理规范的全面校勘。

　　标点本《通鉴》是新中国最早组织开展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标点本《通鉴》取得了非常高的学术成绩，但受时代所限，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仍有一些不足。而该版本出版六十余年来，除曾在20世纪70年代据吕叔湘《〈资治通鉴〉标点斠例》挖改了部分标点讹误外，基本未作修订。这次修订将努力为学术界提供一个符合现代学术标准的升级本。

　　出席会议的还有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北京大学教授罗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陈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宪实、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郭立暄、浙江大学副教授真大成等史学界、文献学界专家，以及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总编辑顾青、副总编辑张继海等。与会专家对标点本《通鉴》修订的具体方案作了交流。修订团队代表、复旦大学仇鹿鸣向大家报告了修订的初步方案，包括底本调整与通校本的选择，校勘尺度的调整，补入司马光《通鉴目录》，及体例调整设想等。
本文系相关与会学者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原刊于《文史知识》， 2020年第2期。

荣新江

我是研究唐朝的，不敢说宋朝。但是我们都爱宋朝，宋朝有我们非常爱戴的司马光，他留下一本《资治通鉴》。如果没有《资治通鉴》，那唐史研究简直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础了。其实从大的方面讲，像我们带隋唐史的学生，第一就是要读《资治通鉴》，读《唐六典》，都是读着中华书局的书长大的。从小的方面说，包括我做归义军史研究，翻得最多的就是《资治通鉴》晚唐到五代的部分。我也是先做长编，而这个长编的基础，实际上是拿《资治通鉴》做底子。《资治通鉴》对于我们从学生成长起来，一直到做学者，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很清楚，上大学的时候，邓广铭先生、张广达先生都让我们读吕叔湘的文章，是说《资治通鉴》的整理本好。《资治通鉴》的整理本在我们心目中比两《唐书》高得多，因为两《唐书》毕竟是“文革”时候做的，用的时候有不踏实的感觉。

原来《资治通鉴》的点校本，一看后面所列的点校者的名字，我们就觉得很踏实，包括我们大学时接触的邓先生等，这些都是当年的整理者，包括聂崇岐先生，他也是张广达先生整天挂在嘴边的人物，我们对那个本子感觉比较踏实，吕叔湘的修订，中华书局后来在重印时进行了挖改，把那部分也改进去了。

当然，这么大一部书有问题是肯定的，今天的整理也是很有必要的。从整理者、出版人和使用者的角度来讲，整理者现在找的是陈尚君老师的团队，出版者当然是中华书局，可以说，现在这是最好的强强组合。我们使用者当然是站在现在立场上看，是一种期待。对新的、将来的本子有什么期待呢？我记得修订本《二十四史》刚开始整理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担心，这修订本《二十四史》出来后，学者会不会用、是不是就比旧的点校本强当时是有这样的担心，现在新的修订本出版以后，这种担心基本上没有了。虽然我们对原来的《资治通鉴》认知度很高，认定的位置也很高，但我相信新的整理本也会更高。

当年标点《资治通鉴》是动用了整个国家的力量，在古代修史都是宰相领衔，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学者领衔是最靠谱的。我刚才粗看了一下整理计划，包括静嘉堂文库、台湾保存的这些最好的宋本，现在都能用了，但是梳理《资治通鉴》版本还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因为《资治通鉴》的本子确实复杂，包括胡注，包括胡注里面引的那些书的处理。胡注职官的部分有用《旧唐书·职官志》，有用《唐六典》的，有些是没有注出处的，这个梳理工作当然需要一定的工作量。计划里面说了一些，其中有一点讲到胡注跟《资治通鉴》引文不一样的情况，过去做了一些工作，这次还需要。我想《通鉴考异》是标注出处的，有这种书，还是没有这种书，比较好说；但是胡注有时候不标出处，还是有很大的工作量。

虽然有一门学问叫“资治通鉴学”，其实整体的“资治通鉴学”并不是很发达，真正处理《资治通鉴》的书，前面有岑仲勉的《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还有吴玉贵讲年代的《资治通鉴疑年录》，对《资治通鉴》做整理工作的研究成果，肯定很散，不是那么集中，而这些前人的工作也是要衡量的。有些年代是不能随便改的，现在我们用的历、朔闰表其实是推的，不是原来唐朝的，唐朝的《实录》里面用干支，所以司马光用干支，他还是很有考虑的，他的干支实际上可能是正确的。我们今天说这个月里没有，其实按照现在的历表去推，这是不对的。原来黄一农做过《麟德历》的一部分，现在有没有人全部做出来，我不知道。年代有一些还是不改好，可以出一个校记。

除了《资治通鉴》的本校、他校，最后理校是能够发挥的部分，现在很多墓志，很多出土的文书，这部分工作还是应该要做的，到底要不要校进去那是另一回事。还有敦煌文书中也有一些按照编年方式做的史书，所以过去饶宗颐先生想做“补《资治通鉴》编年”的长编，用出土文献来补《资治通鉴》，有些部分是细小的事，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汉简中有年谱的那些，值得注意。

其实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来说，有问题的还不是“隋唐纪”部分，最有问题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相关的史料最少的魏晋南北朝及以前的，这些可能在工作中挑战性更大，有些时候出土文献，特别是历谱、一些有纪年的诏令还是很有用的。饶先生编的那套书里，像胡平生、李均明等做的那几本，我想肯定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我作为一个使用者非常期待这个修订本的出版，这部书非常重要，对中外史学界都很重要，过去蒲立本就专门写过关于《资治通鉴考异》的文章。修订本出来之后一定是定本，用着用着大家都会把别的本子淘汰的，所以一定要做成面貌全新、空前的定本，这是郑振铎先生当年的期望，我觉得在陈尚君老师的带领下，一定能做好这个本子，谢谢大家！

陈勇

陈尚君先生谈到关于《资治通鉴》整理的总体思路，我听了很受启发。

可以说，这两天，我被这么一个会议，被这么一个重要的项目，又重新拉回宋代，拉回司马光、刘攽、范祖禹和刘恕编修《资治通鉴》这个场景，这几天一想起来，还是觉得兴奋，很想看一看陈老师这个团队，会带给我们哪些新鲜的东西。

很多年前，因为做研究要用到《资治通鉴》，对它和其他文献的异同，尤其是“异”的部分，特别感兴趣，所以就想追究一下，到底哪一说更可靠一些，主要想看看《资治通鉴》的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

这次看到陈老师的项目，结合我的经验，也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两年我的一个不完整的印象是，大概由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参与文献的校勘，特别是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修订本项目，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参与古籍整理，就出现一个问题，以往以中华书局为核心做的各种古籍的点校，比较注意，或者说是有一个相当明确的规矩，就是要划清校勘和考证的界限。我觉得，在考证方面的成果，应该得到和校勘同等分量的重视，甚至有一些在内容考证上应该更受重视。

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看中华书局的老先生，比如许逸民、程毅中先生编的《古籍整理释例》，里面特别提到要划界限，而且在取舍时候要偏文献、偏校勘，考证是要让步的，以前是划的这么一条红线。

但是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关于一本书流行的问题，我以前有一个想法，一部书，比如《资治通鉴》能够取代其他一些书，最重要的可能有两点：一个是覆盖，只有这部书的内容，无论前面的书多么重要，官修也罢私撰也罢，在内容上对其他的书能覆盖，才有可能取代。另一个是不被覆盖，有很多的异说，有系统的异说，那这个取代就是很困难的。我想《三国志》裴注能够大行其道的原因，就是有太多的异说。现在研究三国史的人，谁敢抛开裴注只看《三国志》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裴注留存了大量的异说，“同异” 可能是文本存否的关键所在。

虽说覆盖才有可能流行，甚至更容易取代，但《资治通鉴》要覆盖、要取代其他书的成果，这个难度太大了。但是我想这里还是有一点可以做的，就是如果在校勘和考证的界限明晰的情况下，还只是看校勘的成果。但如果我们也同样重视内容，或者说同样重视跟内容关系更密切的考证部分，那么内容的 “异”，也是我们做新校本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和下一些功夫的。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具体的做法问题。像《资治通鉴》，以往的标点本已经有很好的体例，很多高手、名家给我们做了范本。《资治通鉴》这部书，如果中间掺杂大量的考证，我相信即便一目十行，看起来也有相当大的困难，至少不会是一个好的读本。

怎么办？还是要着眼于覆盖。就《资治通鉴》的内容而言，现在实际上 在很多地方，已经在学者的论著当中有不同的说法，或者说有相当多的成果在研究中已经有所体现。当然，这个本子不适合做成集注本，我想可以做择优式的取舍，也就是说，凡是陈老师团队认为值得留下来的考证内容，如果有很多考证成果，那么就从中取优，甚至可以取唯一一说。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可以用别的方式提及，但恐怕择优是让这个本子在比较好读的情况下，还能保留现在关于内容考证成果的一个手段。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再一个，我在读《资治通鉴》，特别是在考虑《资治通鉴》和其他本子的 一些不同内容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难点。我发现，如果以《资治通鉴》为 本或者为纲，用其他的书来和它对照，和以其他文本为本，比如拿《晋书》为本为纲，和其他书作为参照，感觉完全不一样。我最初曾经想拿《晋书》作纲来对照《资治通鉴》，结果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资治通鉴》的很多内容是《晋书》里面没有的，所以做起来很困难。反过来我觉得可能稍微好一点， 当我拿《资治通鉴》作本作纲来对照《晋书》的时候就容易得多。我不知道陈老师你们做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反过来考虑一下《晋书》的立场，或者考虑一下其他正史的立场，在取舍之间未必不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路径。

我的感觉是，如果进行比较，就今天看到的《晋书》和《资治通鉴》的本子比较，很多时候司马光、刘恕他们的意见，在众说当中是正确的。《资治通鉴》有没有错误？也有一些错误，特别是出于一些主观上的考虑，比如政治、 资治这些，是不是无意识做了不恰当的取和不恰当的舍，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多数情况，取舍是得当的。我认为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各位老师也提到的，司马光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存在的同时，还是一个学术人物，是一个史家，更不用说刘恕、刘放等人了。他们作为史家的判断、作为学者的取舍，应该说和作为政治人物的判断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也在挣扎。我想当年司马光他们，作为引领我们回到宋代的几个关键人物，他们所具备的是一流史学家的素养。今天《资治通鉴》可以作为史学范本的关键原因所在，就是基于作者高明的史学专业人士的素养，使得他们即便有“资治”的压力，即便有“御制”的压力，还能让我们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本子。所以我 觉得，是不是也要考虑这个因素？

最后，我对这个项目的期待。比如我想跟隋唐史，特别是唐史的专家、 名家探讨一下，《资治通鉴》里面到底哪些内容是两《唐书》或者其他目前 能见到的唐代文献里面所没有的。这一点我问过的几乎所有唐史专家都不能确定，甚至不能告诉我大概的情况。如果说十六国，我能大致告诉你哪一部分大概有多少内容是《资治通鉴》独家所有的，比如前燕的部分、前秦的部分，我甚至可以告诉你大致有四五万字，或二三万字，这些内容在其他文本，无论是《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还是各种残本、各种辑佚本中都找不到。当然，现在发现有些地方我错了，我没看到而已。但是大体而言，应该不会出入太大。

所以我想，如果这个项目下，能够有一个副产品，能够把《资治通鉴》中的五代十国、隋唐部分的独家资料也拿出来，那该多令人振奋啊！后来想到在这个体例下，这个项目肯定不会做这个事情，但这个项目可以在这里起一个头，说不定陈老师的团队很快就能做这个事情，那时候我们的眼睛也就不只在新校本上一亮了。

总的来说，我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有一个可能较偏颇的立场，就是觉得《资治通鉴》新校本，如果能够在内容方面，或者说考证方面，而不仅是在校勘、文字、标点方面，给读者，特别是有一些专门知识的读者，带来更大的益处，恐怕要调整既定的古籍整理中校勘和考证的界限。比如说，当《资治通鉴》在内容上和其他各书有差异时，如果以《资治通鉴》为本，解决了这个内容的差异，特别是如果涉及一些重大史实正误问题的话，这些东西多了，说不定能改变校勘和考证的界限，甚至有可能造成界限的大幅松动。所以陈老师这个课题组，可以自己先把这个界限松一下， 不要严格坚持考证弱化的做法。我觉得在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的参与，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对于我们使用者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新校本，如果能在内容和考证方面有更大量的择优的内容反映出来，我想，这部书的流行一定没问题，对于专业领域的历史 学者很有用处。至于后人对这部书的评价，肯定有很大的提升，更是不在话下。

罗新

刚才几位老师都讲得好。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资治通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考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本科不是历史系的，问祝总斌先生怎么准备。他只推荐了两部书，综合考试看《中国史纲要》,专业看《资治通鉴》。我就把《资治通鉴》读了一遍,那时不懂历史，读《资治通鉴》跟读小说一样，读完也就记得一些故事。上研究生以后，跟着老师精读的第一部史书，就是《资治通鉴》，每周二卷，到祝先生家里讨论。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只从战国读到隋亡，《资治通鉴》价值最高的唐五代部分反倒没有读。这时读就不一样了，觉得收获很大。后来教书带研究生，专业文献阅读课照例都是读《资治通鉴》，基本上每年都读，可是都存在时间不够读不到唐代的问题，一直感到遗憾。十来年前有一届学生比较有干劲，其中还有几个对唐初历史有兴趣，我就说这次咱们不要停在隋代了，往唐代读，一直读到武则天，离结尾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近几年我们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史专业方向招的学生多，参加读《资治通鉴》的学生多，教师分成两个，一个管到西晋，一个从东晋十六国到隋。我总是负责后一半，还是时间所限，几乎没有一次抵达贞观时代。所以我对《资治通鉴》没有总体感觉。大家都说《资治通鉴》最重要的是唐代部分，我对此理解不够。我现在只能说说唐以前。

刚才邓（小南）老师的PPT里面有一页演示“资治通鉴手稿”，这个文献现在已广为人知，因为国家图书馆拿出来展览了好几次。十八年前我对这个“手稿”下过一点功夫。之前我不知道它的存在，2002年冬天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乱翻，偶然见到文物出版社1961年出的《宋司马光〈通鉴〉稿》，影印了这个手稿，附有宋元人跋文八篇以及赵万里的跋文一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觉得有意思，拿回家仔细折腾，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对《通鉴稿》的性质，邹国义有一篇《〈宋司马光通鉴稿〉研究》，提出该手稿是为修订和删削《通鉴》而作的提示。历来说《资治通鉴》编纂的，都说司马光和他的团队先做长编，然后删削定稿，特别强调“删削”。可是，这个《通鉴稿》却揭示了另外一面，让我很吃惊。就是，这个手稿显示出司马光所审读的那个版本，比后来的定稿更简而不是更繁。也就是说，在《资治通鉴》编纂过程中， 不仅有删繁就简，还有增简成繁。下面举个例子。

《通鉴稿》存二十九行，四百六十馀字（元人柳贯的跋文说是四百五十三字）。第一句（这里把由“云云”隔开的称作一句）是“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改元。王敦既与朝将作乱谓长史谢弱云云”，原稿“既与朝”三字上有删除线，可能司马光审读的稿子是有“既与朝廷乖离” 一语的，司马光决定删除掉。今本《资治通鉴》把这一句扩充成了很长的一段：“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复上疏，请因皇孙生，下赦令。帝从之。乙卯，大赦，改元。王敦以璞为记室参军。璞善卜筮，知敦必为乱，已预其祸，甚忧之。大将军掾颍川陈述卒, 璞哭之极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与朝廷乖离，乃羁录朝士有时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陈国谢靦为长史。曼，祜之兄孙也。曼、靦终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将作乱，谓灘曰……”《通鉴稿》近六十个“云云”， 都用这个办法比对，可以看到后来的定本都远比司马光审读的那个稿子要丰富繁杂。所以，对《通鉴》的编纂方法和过程，还不宜以“删削长编”来概括。

中古史研究者没有不读《资治通鉴》的，但写文章时不一定会提到《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是二手史料。当然，即使对魏晋史来说，《资治通鉴》也有不见于别处的史料。我的博士论文是写十六国的，田（余庆）先生说，前 人提到《通鉴》有关十六国的材料超过正史，要留意超过的是什么。我那时也没有特别留意，没有专门去整理这部分史料。前些年陈勇先生花了很大精力， 对《资治通鉴》的十六国部分做了一系列很了不起的文献归纳和整理，现在 是十六国史料学的一个典范了。这些对我们做魏晋南北朝（研究的人）来说应该注意，但是过去一般注意不够。正是因为有了陈勇先生这样的工作，现在青年人一入门就能注意到魏晋历史文献的这一特点。

我自己对《通鉴》的认识，有一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先是盲目崇拜，后 来有点肓目批判，当然再后来又回到比较中和的阶段。盲目崇拜就是初读《通鉴》时佩服得不得了，对司马光的史学裁断由衷佩服，忍不住要到“臣光曰”里寻求历史解释和大格局。我到博士毕业之后好几年，都还在这个阶段。后来做十六国北朝，发现《资治通鉴》取材和判断有问题。有些事件涉及南北接触，南北记录有差异，《资治通鉴》似乎偏信南边。举个例子，《资治通鉴》 记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对刘宋大举进攻，兵临彭城，李孝伯与张畅见面，《魏书》与《宋书》所述当然都是偏向己方的。比如，《魏书》说“孝伯风容 闲雅，应答如流，畅及左右甚相嗟叹”；《宋书》说“（张）畅随宜应答，吐属如流，音韵详雅，风仪华润，孝伯及左右人并相视叹息”。到《资治通鉴》里 就成了 ："（张）畅音容雅丽，孝伯与左右皆叹息。”

南北史书，或北方不同时期的史书，记同一个人或同一个人群，用的名字不一样，有些混乱。《资治通鉴》有的地方径取一种说法，难免取错，有的 地方两种说法并存，显然也不对。比如：北魏史料对于北方草原上、后来在突厥文碑铭中称作“九姓乌古斯”的人群（也就是唐代的“九姓铁勒”），称之为“高车”，这很可能是拓跋人群早先形成的称呼。不过这个高车人群在西 晋十六国的史料里，称之为“敕勒”。在十六国与北魏有交集的史事记载里， 北魏史书记为高车，十六国史书记为敕勒，到《通鉴》里，有时不知道所指为同一个人群，就两者并存，比如说石虎一会儿去打了敕勒，过几天又去跟高车怎么样，其实是指同一件事。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还有，宋人对中古的内亚语言与文化所知有限，史料中用汉字记录的北族专名，到宋代常常搞错。比如特勤，到《资治通鉴》里一律改为特勒。我觉得《资治通鉴》的这个特点要留意。更何况《资治通鉴》毕竟是一部有鲜明立场和指导思想的历史书，为了说明某个王朝必然要亡，就把可靠不可靠的衰败迹象都收进来，要表彰谁， 也是把无论可靠不可靠的都搁进去。当然，这不是《资治通鉴》特有的问题， 而是传统史学共有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现在我还是很推重《资治通鉴》的。跟同时代、之前之后的史学表现出来的问题比，《资治通鉴》还是很了不起的。知人论世，我们还是要历史地认 识《资治通鉴》。

现在要修订（点校本《资治通鉴》），中华书局很了不起，组建了如此豪华的团队。陈尚君老师刚才说司马光那个六点，我觉得简直是夫子自道，就像说他自己。这么优秀的团队，多年积累，诚为一时之选，加上难得的时代条件, 陈老师又亲力亲为，我相信一定会成功，修订本一定会是古籍整理的又一典范。

孟宪实

《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名著，史学专业必读书。大学时代，老师说史学入门不能直接读《资治通鉴》，最佳途径是读《通鉴纪事本末》。到研究生时 期，老师便要求阅读《资治通鉴》了。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资治通 鉴》是编年体，叙事简洁，读《资治通鉴》确实能够有贯通历史的感受。另外，此前的历史书籍众多，《资治通鉴》后来居上，正在于它的简而通。作为 一部后来的史书，《资治通鉴》获得公认的成功，不在于它具有“覆盖”的特 征，而是简通，是一种概括性，是抽象概括获得的成功。

我也给研究生开过《资治通鉴》课程，认为两个方面最重要。其一，《资治通鉴》如何继承发展了此前的史书，什么是一个时代必须叙述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史事选择的问题。其二，如何面对不同的历史记载。这需要一个恰 当的视角。通过对比其他正史，了解《资治通鉴》的史学，差不多就是课程的主要方式。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资治通鉴》手稿残稿，在2019年11月国家图书 馆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中展出。前些年开课的时候， 也遇到过一次展览，我还带领同学们去观摩。本来想写篇论文，讨论“通鉴稿”的性质。后来看到有学者已经研究在先，我就放弃了。刘知几讲史家“三才”，读《资治通鉴》，能够领略一代史家的“三才”：叙述清晰，因果完整，引人入胜，这是史才；捜罗广泛，最大程度地占有史料，这是史学；历史重点突出，概括精当，这是史识。《资治通鉴》广受好评，甚至引发了一门学“资治通鉴学”，不是偶然的。

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就整理标点了《资治通鉴》，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使用的标准本，也是史学爱好者的常用版本，居功甚伟。在使用中自然会有研究，陆续发现的问题，搜罗起来也不少。现在再次整理，弥补发现的问题， 改正发现的错误，出一个更好的版本，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盛事。欢迎、支持， 应该是学界的普遍反应。

现在要修订标点本《资治通鉴》，不管怎么样，肯定比前一版要好。只不过现在修订的时候，究竟以研究为主还是校勘为主？现在已经确定，主要是校勘，研究是台后的工作。校勘怎么做呢？似乎也不轻松。我这几年做的 一件工作，是“唐代基本史料编年”，把《册府元龟》《唐会要》《唐大诏令集》 这些书放到一起，按编年重新整理一遍。做了十几年了，这个工作也还没有做完。我们发现编年还真是个大事，是个关键问题，每个史实到底发生在哪年、 哪月、哪天，要按照《资治通鉴》说的规矩弄清楚，真是很不容易的。当然， 我要特别感谢《资治通鉴》，我们发现《资治通鉴》在记录时间这方面确实是最好的。比较起来，两《唐书》的本纪部分也有编年的问题，凡是有诸家记 载的时间不同的时候，通常情况下还是《资治通鉴》比较好。《资治通鉴》是后出，这些材料基本上是看得到的，它已经进行过比较，所以结论比较可靠。

但是《资治通鉴》也有问题，也有错的时候。所以看吴玉贵的《资治通鉴疑年录》，很能解决问题。吴玉贵把《资治通鉴》的时间问题——年月日和干支问题都一一排比出来，完成这部书。现在发现《资治通鉴》还是有错， 我不知道现在修订，对这个部分打算怎么处理。比如干支排的很好，落了一个月份，肯定是落了，通过别的书能看出来，比如“十月”没了，干支自然出错，现在的标点本《资治通鉴》是没有补的，新本要不要补？根据两《唐书》 去补《资治通鉴》，这样做行吗？还是得找到《资治通鉴》的其他版本，某一个《资治通鉴》版本“十月”这个词是没落下的，当然可以依据该版本来补上。但是如果没有找到版本依据，现在的问题是推导出来的，这样的问题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修订的一个大问题。我看王双怀的《二十五史干支通检》其实也挺有用，好处是，他不是“推”的，而是一天一天排过来的，按照六十干支每天排出来，自然没有推导的错误。这个书是可以用的，比较可靠。

关键是怎么解决现在《资治通鉴》缺失的部分。我以为这是校勘的大问题，得确定一些原则，什么情况可以补、什么情况可以注、什么情况可以存疑。至于内容方面，《资治通鉴》研究是无止境的，肯定可以继续研究下去。

总之，我在使用《资治通鉴》的时候，需要随时参考吴玉贵先生的《资治通鉴疑年录》，新的《资治通鉴》修订，肯定也会参考这部书，但具体如何实施，一定有许多问题。总体而言，现在的团队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相信一定会保质保量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个学术任务，光荣而伟大。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进入期盼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