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出版（附：杨联陞序/自序）
作者简介：
刘子健（1919—1993），祖籍贵阳，生于上海，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1948年赴美。20世纪50年代，研究重心转向宋史。1960年，入斯坦福大学任教。1965年，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刘子健是美国宋史研究的顶级学者，也是促进国际宋史交流的领袖人物，对突破国家与民族界限的国际性学术合作卓有贡献。主要专著有《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两宋史研究汇编》等。
译者张钰翰，1983年生，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内容简介：
本书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及其失败的原因。全书以王安石变法为主线，将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分为变法、反变法和后变法三个阶段，完整地叙述了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演变。作者指出，王安石的理想是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在这一点上，王安石与他的反对者并无二致。问题在于王安石希望通过改造、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实现这一理想。由此，作者着重分析了王安石的官僚体制改革，聚焦吏役次官僚制，考察新政的政府运作，并以募役法这一新政核心制度作为个案研究，总结归纳新政的特点。本书的关注点不仅在于王安石变法本身，更在于王安石所代表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与纠葛。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与价值之所在。
目次
导读 刘子健及其《宋代中国的改革》（虞云国）序（杨联陞）自序第一章 王安石生平及其新政简述
第二章 阐释的问题对先行阐释的评价当前的再评价及其参考框架
第三章 王安石与北宋的政治思想早期新儒学的多元化变法派与保守主义者的分歧王安石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实践中的王安石的理论
第四章 新政与官僚的行为低于儒家标准的官僚行为王安石与官僚的各种类型
第五章 新政与政府运作吏役次官僚制中央集权与同一性专制主义
第六章 为地方政府服役：个案研究新政前的役法关于募役法的争论从募役法看新政的重要特点
结论参考文献索引译后记
序/杨联陞
刘子健教授对于王安石及其时代的最新评价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既基于最近的学术成果，又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独到看法。说它是跨学科的，是因为其中融合了取自政治学、历史学和汉学的分析方法和技巧。作者对于材料的小心运用，达到了批判性人文研究的高标准；他对阐释的兴趣，显示出一种对任何政治学家来说都必要的敏锐的问题意识。本书由此展示出双重性：它借鉴了现代中国和日本学者大量具体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这一主题的各个方面；它为一项详尽而权威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而这项工作当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通过整合这些研究者及其本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刘子健教授能够探索出新的研究角度并激发进一步的研究。
本书中处理的问题，包括政治思想、中国官僚的行为模式和与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化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所有制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都会欣然承认。为准备本书，作者小心翼翼，不使用不必要的细节或专业术语来增加读者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也没有仅仅因为难以解释而回避复杂的问题。
正因如此，刘子健教授选择“为地方政府服役”作为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个个案研究，在我看来尤其令人钦佩。役法如果不是最复杂的制度的话，那么也一定是最复杂的制度之一。于是，作者用了一章，成功地为新募役法的背景、特点以及新旧制度的利弊描绘出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完结。和东亚研究中心的其他成员一样，我很乐意赞助这本充满学术性和启发性的作品。
1959年5月
自序
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新政是他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显示出与现代方案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只是对于巨变时期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而且超越于中国之外——比如，对于远至美国的剩余农产品政策。毫不夸张地说，王安石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像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人物一样，王安石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甚至往往遭受彻底的误解。在中国历史上普遍保守的发展进程中，王安石真的是一位卓越而激进的改革家么？或者说因为他拥有高尚的品格，所以仍然身处儒家传统的丰厚遗产之中？如仰慕他的人所宣称的，他是一个务实而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或者如其他许多认为他不值得称赞的人所坚称的，他是一位坚持乌托邦理念而误入歧途的学者？
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促使我尝试对这一不寻常的人物及其时代进行重新评价。几年前有限的计划初步形成时，目的只是为了一篇简单的专题论文。就目前的成果而言，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期。尽管如此，重新评价的任务仍旧刚刚起步。关于王安石及其时代的大量问题，需要许多学者从事新的研究，我们希望由此能够全面理解这一伟大的历史人物。
没有哈佛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计划"（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的支持，本书很难这么快面世。对这一计划成员的感激之情，我的言辞不足以表达万一。感谢杨联陛教授最初对我的鼓励和不断的指导，以及贡献了本书的序言。感谢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和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鞭辟入里的批评和有益的建议。与瞿同祖先生以前的两次共事及如今在哈佛结成的持久友谊，使我的研究工作更加愉快。马西森（Elizabeth M. Matheson）夫人的工作价值难以估量，她耐心地多次核对底稿。我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不知疲倦的裘开明馆长和工作人员，我试图在那里通过暑期阅读来减少自己的无知。在陈述这些致谢时，我不禁回想起燕京大学的洪业教授，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引导我从事历史研究。
刘子健
于匹兹堡大学
匹兹堡，宾夕法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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