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书 | 失落的历史环节，一部重识余英时多面性之作
作者简介：
張友驊，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曾任《民進周刊》副總編輯、《自立報系》記者、《首都早報》軍事版主編、國策中心研究員、《洛杉磯時報》特約撰述、報社主筆。著有《李登輝兵法》、《李登輝霸權危機》、《郝柏村強權興衰》、《花錢不花腦袋台灣三軍》、《尹清楓：陳水扁敢破尹案？》、《台灣三軍人物》、《刀鋒戰將胡璉：金門王與蔣介石恩怨》等十八部著作，發表論文一百多篇。
内容简介：
余英時《回憶錄》寫香港篇幅幾近全書四分之一，絲毫不掩飾對香港「第三勢力」的溫情與諒解，卻對情治單位與他的接觸隻字不提。依據《回憶錄》中的斷點做歷史連結，可以發現許多駭人事實，本書即在找尋他「失落的歷史環節」，重新認識余英時。
新亞書院所有碩士班學生中，唯他列入黑名單，走不出香港，進不了台灣，去不了美國，最後被迫以「無國籍人士」身分入美。他與情報單位之間的對弈，在學界極為罕見，難道沒有內情？況且時任教育部長張其昀、外交部長葉公超、國防部長俞大維，都是其父余協中、其師錢穆等人的朋友，卻幫不上忙，必然「事出有因」。余只說「文章賈禍」，理由似是而非。
當余踏上美國，情報單位密簽長達十六年的禁錮令，這段期間，余沒寫一個字論及國民黨與兩蔣，避開政治糾結。直到一九七一年，蔣經國主政才解除，為何選在這一年？因為費正清當時正在推動美中建交事務。余來台受到高度禮遇，透過余父舊識李煥牽線，認識了瘂弦、劉國瑞、王惕吾、余紀忠等人，甚至與三軍大學校長余伯泉、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蔣緯國有往來。
禁制解除後，余的著作文章能廣為流傳，進而加封桂冠，使余獲選最年輕院士。若非當局釋出「善意」，余也無法在台灣找到盡情發揮的舞台。可惜他成名後「識人不明」，形成門閥勢力，作者點評：「只見其退，未見其進」。
目次
盧建榮導讀：余英時另類人生抉隱自序：只見其退 未見其進──悼余英時先生「失落的歷史環節」間諜篇第一章 布建 護照 海外政治犯：余英時、毛人鳳、蔣介石情報公案（一）附件一：謝董回應：寫歷史戒之影射不能推論太過附件二：再回應：歷史真相難尋，留下一分記錄而已！第二章 間諜 留美 台灣禁錮令：余英時、蔣介石、蔣經國情報公案（二）第三章 探親 探路 遁逃解除危機：余英時、李煥、蔣經國情報公案（三）第四章 學者 榮寵 總統座上客：余英時、費正清、蔣經國情報公案（四） 學術篇第五章 〈反智論〉橫空出世 暴享大名：許倬雲、陳啟天、余英時學術公案（一）第六章 擁抱死材料 不管活史料：余英時、陳寅恪、俞大維學術公案（二）第七章 一代學閥風波不止 糾葛不斷：余英時、張友驊、中研院學術公案（三）附件一：一代學閥余英時（原文版附作者注）附件二：余大師英時先生與我一段公案附件三：再論余大師英時先生與我一段公案附件四：余英時外科閹割術？附件五：二論余英時的「外科閹割術」?！ 結 論 間諜 學閥 失落歷史的回歸：人間已無余英時
自序
這部書集結出版，純屬意外。回想當年我與余大師英時先生，曾有數次交手經驗，蒙余高抬貴手，在查明事實真相後，刻意告誡門人弟子不多事、不解釋、不糾纏、不回應，將風波化解，彼此相安無事時間長達二十多年。然而在我支持盧建榮揭發史語所黑幕後，爭端再起。這次出手的是余先生門徒，除對我進行人身攻擊，還波及到幾位局外人，這些局外人與我素無往來，也不熟識，將他們扯進來，指控我是「文痞」，靠寫文章到處拿錢，或是收受某人好處辦刊物斂財。對於毫無來由的抹黑，初起不予理會，結果越傳越盛，不知情的朋友都來問我，「發生什麼事？」搞得我不勝其煩。
其中有件事觸怒到我的人格問題，某位關切此事長輩語態嚴厲的問我，王汎森等人說，「我拿汪榮祖的錢辦雜誌，還寫文章向汪所屬基金會請領稿費。」聽後我怒不可遏的向長輩解釋，「我保證絕無向汪榮祖拿一文錢，若有雜誌停辦！」長輩相信了，告辭而出。隔沒幾天錄影碰到李敖，見面就說「到底拿汪榮祖多少錢，怎麼外面在傳，你都不知道？」我耐心的向李敖說明「此乃無中生有的事，不屑解釋！」李敖從椅子上跳起來說，「你不澄清，我就認為你拿了！」錄影完回到家，我立即與盧建榮連絡，問盧「怎麼回事！」
盧說，許倬雲找汪榮祖談院士選舉問題。許告訴汪，史語所那批擁有院士頭銜的人向許反應，汪為膺選院士拿錢給某人辦雜誌攻擊史語所。故而汪想獲提名，一是不准張、盧等人寫文章攻擊史語所。一是停辦雜誌，不再發行銷售。聽後，我質問盧建榮，李敖怎麼知道。盧說，他去了解再回覆。
盧尚未回覆，我在台大碰到社會系教授鄭為元，他說，「你與歷史系教授黃俊傑合辦雜誌很轟動，要再接再厲，清除學渣。」我與黃教授合辦雜誌，簡直是胡扯。流言既出，是該表態時刻，因為對手緊咬不放，攻擊是唯一制止流言外傳不二法門。
坦白說，我與汪榮祖從不往來，知道汪還是透過李敖在書店引介，爾後偶遇也是點頭之交，絕無深談論及其他事務。至於台大教授黃俊傑，我根本不認識，一生沒有說過一句話。這兩位不認識的名教授，我怎敢高攀，並收受他們的錢，合辦雜誌。類似這種低級流言或謠言，不止一人問過，連元史專家蕭啟慶院士、台大教授逯耀東都問過我，怎麼會選擇他們辦雜誌攻擊歷史學界。為正視聽，逼不得已，我只有出手將「冷案」新炒，重寫〈我與余大師英時先生學術公案〉，將當年寫〈一代學閥余英時〉內情和盤托出，目的是以戰逼和，勸余氏門徒適時收手，不要糾纏成仇。
無奈事與願違，謠言攻勢一再來襲，最荒唐的事莫過於王汎森說：我天天在打探他的消息。某天我同學兒子婚宴，巧遇中研院總辦事處朋友，他見我送禮金簽到後即行離去，追出來問我，為何來去匆匆，我答說趕錄影。他說，你為何要偵伺王副院長隱私？我說，老兄你看我忙到連晚飯都沒吃，哪有時間問候你們的王副院長。才一說完，我立即攔部計程車離去。車上我努力回想，什麼時候窺伺王汎森隱私？頓時想起王的弟弟（姑隱其名）。
王汎森疑神疑鬼
王的親弟過去是我同事，有次在書店巧遇，他突然說：「哥哥身體不太好！」對毫無來由的這句話，我答：「到了這種年紀要注意保養身體，勸你哥哥不要過度勞累，健康是自己的。」或許是廢話說多，當時不以為意，不料傳到王汎森耳中，這句話變成「罪證」。難怪碰到朋友吳氏兄弟等，每個人都問我，為何經常在問候王的隱私？為此事，我質問王的弟弟，「是不是我的關切，造成你哥哥的誤會，請他適可而止，不要放話，正面對戰。」王的弟弟聽後默然不語。從此，我砲火猛烈的反擊余門弟子的造謠，當然也涉及余的往事、往思。
這場攻防戰時間長達三年，或許是砲火反擊有效，謠言逐漸停歇，眼看可以罷戰止戰。不料又有事件發生，使我感到余門弟子沒有止戰的誠意。
此事源起於某位研究生（姑隱其名），藉討論「白色恐怖」事件為由，執意要拜訪我，當時我以事忙二字見覆，他一再要求，迫於無奈，雙方敲定時間地點見面。我清楚記得，當天電視台因故停電，錄影時間延後，下節目後，看手機有十多通未接電話，我回撥過去，表示歉意，時間已晚，可否改天再敘。然而在他懇求下，臨時更換地點，見面後針對主題，彼此交換意見。沒想到說到一半，外面突然走進三人到我們桌前，原來他們都是同學，碰巧聚首，於是併桌夜談。由於他們的加入，主題變更，改以討論我們出版的雜誌內容。由於我已完成〈余英時外科閹割術〉一文，他們即以余英時、許倬雲、王汎森、黃進興等史語所四大院士學風與表現優劣，請我點評。研究生畢竟是生手，應對技能稚嫩了點，我馬上聽出，「他們是來查探消息的尖兵」，為示大方，我拿出存於手機內的草稿，請他們閱覽，看完交換意見後即行散席。
沒想到事隔數日，我的朋友突然來電，問我該篇是否即將出刊。我回答「絕無此事」。因為學生被我看破手腳，臨時改換題目，留待適當時機出版。就我所知，雜誌出刊後，幾位研究生被某位院士罵得狗血淋頭。罵歸罵，氣歸氣，數年後研究生畢業，果真至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上班。
說這段與主題無關的插曲，只想證明一件事，余大師及其門人，徒孫眾多、資源寬廣，可以用許多方法打探訊息，犯不著教壞研究生以「抓耙子」方式去刺探軍機，而研究生也不必以卑微方式奉承於我，謀奪資訊取悅於老師。這種上下交相利的學風一旦養成，還能搞學術？乾脆去幹諜報員或臥底，反而能闖出一番天地。台灣歷史學風的敗壞，余氏門人要負絕對的責任。看幾位研究歷史學者，他們都是「抓耙子」出身，以此博得教授歡心，仕途青雲直上，再用過去老套招式，培植諂媚學生進階，在惡性循環與近親繁殖情勢下，能做學問的學者越來越少，馬屁型的研究員越來越多，這是余門墮落的開始，也是學界的不幸。
其實我也很佩服某位台大研究生，在一次校外演講座談會後，他當場質疑我，所寫有關余門師徒行徑是否為真？我答，是否為真，可向你的老師查證。他說，你記住，我會的。隔沒多久，彼此偶遇，他說，上課時帶我寫的文章去問老師，將畫線部分一一提問。老師居然說，造謠刊物，你也看。這些問題，根本無中生有，不要影響其他學生聽課。此事遂無下文，他的同學好意提醒，注意老師的神情。這段過程，該研究生完整的告訴我，心想「糟糕」。我婉勸他，可私下問，不可在課堂上公開質問，以免影響你的論文與學術前途。他很有自信的答覆，憑我優異成績，他們整不了我。數年後再見面，他告訴我一則驚人的事實，攻讀博士班前夕，受其他老師鼓勵，申請史語所職位，依據評比，入所應該沒有問題。結果史語所用技術阻擋方式，優先選取鄭雅如。理由是史語所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人員較缺，及兼做婦女史，經李貞德（現任史語所所長）推薦，選錄鄭雅如女士。相反的，他因組別額滿被刷下來，無緣進所任職。
博士班畢業後，他深知進史語所無望，退而求其次，轉申請其他院所，很奇怪都被以「技術阻檔」方式不予錄取。經二、三年的困頓，總算在一所不知名大學開授通識課程，形同終結個人的學術生涯。這位研究生從小到大均是「學霸」出身，讀書一帆風順，卻因問了「余門」問題，從此與研究單位絕緣，當了三年流浪博士，最終離開台北，落腳於中南部。再見面時，已無學霸的豪氣，令人唏噓不已。
台灣學界幫派化
台灣學界目前近親繁殖，幫派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已到圈校地步。所謂「圈校」，係指該研究生憑藉出版二本書，按理可至其他公立大學任職，然而，應徵數次都被「技術阻擋」，有位審核委員私下告訴他，「為何得罪巨室」？他才知道老師交代，「不能錄取」，否則，後果自負。這是他無法進入公立大學任教關鍵所在，至於私校，總算留條活路，經三年流浪被迫接受現實，屈身任教。他的境遇，說明「抓耙子」能進高級研究單位，完全是取媚於上，圈校就是余門拿手絕活，逼迫學生宣誓效忠，只要余門弟子在台掌權一天，反對派永無出頭之日，這位博士生的下場活生生展現在其他學生眼前，於此台灣歷史學界還有何指望。
我與余對戰，從不言私，只為公義。過去對余，我還有景仰之心，然經親身經歷的教訓，對余先生仍不失崇敬之意，這件事與「抓耙子」有關。
二○一九年台灣大選，國民黨內韓國瑜、郭台銘雙雄競爭，連搞幾個月，僵局還未落幕。某科技廠商請我演講分析選情，講畢散會時，謝姓董事長秘書突然請我至董事長辦公室一敘，順便用餐點。與謝董交談剛開始還算愉快，突然話峰一轉，與我談起余大師，顯然他是有備而來。謝董手指辦公桌後的書櫃，請我看最上面一排，都是余中、英、日文著作，我心想搞科技廠商怎會對余大師產生興趣，而著作蒐集的比我還完整。在未知來意前，我默不作聲。謝董請秘書到書架取來余《訪談錄》與《回憶錄》，向我述說余大師往事，爆出一則驚天大事，認為我可能對余大師有誤解，所以想聽聽我的見解。他自承個人與余不熟識，但他父親與余則有交手往來。所以他所說的事件，完全是父親的親身經歷，供我參考。
謝董家族是情報世家，個人生於香港，一九六七年「左派暴動」奉命返台，約略簡述身世後，即轉入正題談余英時。謝董手指余兩部著作娓娓道來，說的是余香港歲月。重點如下：
1. 香港於一九五○年代的政治環境；2.余紅色背景與來港；3. 第三勢力組織與余的關係；4.情報單位「獵選」余為高級「臥底」過程；5. 余與情報單位交手過程；6.以F、C君和余對比，談情報單位的布建；7.台北當局為何不發入台證與護照給余；8. 余拿「無國籍人士」簽證赴美經過；9.故事過程均出於謝父回憶，相關查證請我自行處理。
謝董說得最精彩部分，是情報單位如何「獵選」余為高級臥底，與台北當局為何不核發護照，使余成為「無國籍人士」，倉皇赴美。其實以余的出身分析，不該遭此待遇，兼以發生地在港英殖民地，國府鞭長莫及，還能整肅余英時。除非其中恩仇已深，否則國府為何不留情面的要致余於死地？
與謝董一席談話，告辭而出，返家後，立即搜尋關鍵詞，依序是王新衡、陳大慶、沈之岳、張炎元、謝奇、謝董之父的名諱，奇怪的是，張炎元以上都有大篇幅資料，唯獨謝奇與謝父毫無「音訊」，再查影星謝玲玲家庭背景，仍是「空白」。我回想，謝董曾說之所以知道我，乃是在電視上，講過情報局成立「訓練」殺手組織，進行暗殺任務，主其事者為影星謝玲玲之父，謝奇將軍。於是從「全能工作隊」、「九一工作隊」、「四一工作隊」、「九一二工作隊」、「九一三工作隊」，逐一檢索，仍然找不到謝奇資料。其中我注意到「全能工作隊」成立於一九六七年，該年是謝董與其父回台關鍵年代，我再檢索該年與謝有關的行事曆，還是一無所獲，最終被迫放棄。
逼於無奈，我以人找人方式，求助於「忠義同志會」。在某項資料中發現果真有謝奇與謝父的名諱，顯然確定「真實人士」，而非情報界經常使用的化名。而後我逐頁研讀余的《回憶錄》、《訪談錄》、《談話錄》，果不其然在《回憶錄》中找到許多有力線索。這段對余一生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余《回憶錄》寫得雲淡風輕，只說因文章賈禍，拿不到國府簽證。這則似是而非的「理由」，的確有趣。所謂「文章賈禍」，余絕非第一人，比余文章還激烈的人士，國府當局不但發給護照，還提供機票邀約來台。這說明，余的理由不具說服力。其次余文章賈禍年僅二十三至二十四歲之間，國府對「毛頭」小子痛下殺手，一定「事出有因」。我再尋思，以余的家世與師門都無法擺平此事，說明事態嚴重，恐非文章賈禍所能解釋，而是另有隱情。
余英時《回憶錄》有隱情
更奇怪的是，《回憶錄》明載，余文字禍不是第一次。在十三歲那年余寫文章（狀子）控訴杜營長種種罪行，因故被杜知悉差點遭法辦，經解釋風波平息。這則故事，余寫了二頁半（《回憶錄》，頁二十一至二十三），然對照文章賈禍，余僅用一頁半（頁一五六至一五七）。兩相比較，余顯然對文章賈禍有所隱晦，不敢秉筆直書。
為探究余文章賈禍的前因後果，我依據謝董提供訊息，逐一檢視賈禍過程，原來是余很有風骨的嚴拒誘惑，「不幹間諜，不作高級臥底」以此才開罪情報單位，甚至國府當局在核發護照事件上，強逼余就範，然余卻很有骨氣的選擇「無國籍人士」（難民）赴美，也不做情報單位的「抓耙子」，以致得罪情報單位。在「給臉不要臉」的衝撞下，余受盡委屈，即令蒙冤仍不妥協。這使我找到余「失落的歷史環節」，始下定決心寫余大師的故事。
余與情報單位的對弈，在學界極為罕見。尤其在香港，是國府當局管不到的地方，按理說情報單位「獵選」目標，不應放在一位研究生身上。然而由於余在政論刊物表現優異，兼以出身背景與師門傾向黨國體制，於是成為首選人物。再者余與第三勢力互動密切，而第三勢力又與反共、反蔣、反獨裁有關，後有CIA支持，令蔣介石坐立難安，導致第三勢力的情蒐資訊，為情報目標的首選。余無故捲入風波，與兩個「首選」有關。不料余卻推拒兩個「首選」，被視為「忠誠」有問題，導致年僅二十五歲的余英時，轉化為海外最年輕政治犯，被禁錮時間長達十六年之久，有家歸不得、返鄉無路，應是余在美國心情寫照。
余在美國華裔教授群中，是少數不參與政治組織與社會運動的學者，許多人罵余是美國買辦，乃是不明余的政治處境。當年美國收容他，已言明在先，不得觸犯美國法律，否則一經驅逐，可說禍福難料。一九六○年代的政治情勢，余若被遣返，回台灣只有死路一條；回中國也是一條死路，兩邊都不會接納余。在此情勢下，余埋首書齋勤學治文，是余唯一選擇。直到余拿到哈佛碩博士學位轉至密西根大學任教，獲永久居留後，狀況解除。至於余之所以不罵美國，也有苦衷。畢竟余在走頭無路時，是美國給他一條生路，國共兩邊都迫害余，唯獨美國「放送」生機，使余功成名就。以此余對美國反而有股知恩再造的感情，怎麼可能罵美國。
余是眾多華裔教授中，經歷相當獨特的學者，也是余最不堪回首的香港歲月，政治風險使余飽嚐滅頂之禍，有口難言、有苦難說，若非謝董父親留下「回憶」，外人豈知余的苦痛。
余英時悍拒情報單位栽培、利誘，以今日眼光來看，僅是維持學人風骨，不足為奇。但就當時政治情勢分析，從一九五○年至七○年代之間，長達二十年歲月中，是兩岸黨國體制控制最嚴密時代。在台灣有「白色恐怖」等案件屢屢發生；在中國各項政治運動興起，乃致於文革事件，對知識分子造成嚴重傷害。學人不配合黨政體制的結局，命運都很悲慘。余能在悍拒情勢下，得以全身而退，付出的道德勇氣，及學術生命，代價不可謂不大。
是以余赴美至哈佛就讀，對余來說是生命的解脫。若余當年配合情報單位幹間諜或高級臥底，後來赴美深造，終其身可能無法擺脫情報單位的內控，極有可能成為學人中的「雙面諜」。此因台灣情報單位與美國CAI有長期合作關係，若情報單位有意透露余真實身分，CIA反過來也會吸收余，若余不同意，遣返作業旋即進行。這點余也許不會料想到，但從情報規律來看，機率很高。所幸余悍拒，沒有陷於情報漩渦中，終能掌握自己的學術生命。
余在哈佛，許多學者抨擊他死抱費正清、史華慈大腿，這是歷史事實，不容辯駁。但反過來說，為長期居留美國，余抱費史兩人大腿，當然有其政治考量。目的是避開政治風險，免受情報單位干擾。余有個人堅持，為避政治風險早已成驚弓之鳥。楊聯陞、洪業能保他平安嗎？楊、洪泥菩薩過江，至多給予余安慰而已。能保護余的，自然是美國學界紅人費正清與史華慈。何況費正清是美國「學霸級」大咖，又身負美中政策研究重任。余死抱費正清，說明余是投資眼光精準的學人，若非費正清，國府不會對余解除禁錮。如果沒有費正清，余不可能出任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可以這麼說，余的學術生命與榮耀，一半來自美國學霸費正清，殆無疑義。
蔣經國 余英時 誤會一場
與謝董談，他同意我的見解。因為從一九七○年代蔣經國主政後，蔣為爭取費正清，曾派員赴美，接觸余英時，想透過余的關係影響費正清。同時還表示「香港事件誤會一場，請余不要介意來台看看。」余欣然同意，從此余與台灣建立關係，費正清就是一座橋樑。
如果沒有謝董透露真實的訊息，許多人難免誤解余英時。余與蔣經國達成和解，當然不會重提過去的往事。畢竟，余留有一分情，國府欠余一個人情，彼此不說破，對余而言，振翅高飛時代來臨了。不要忘了，一九七八年余率團赴中國訪問，國府默不出聲，為余網開一面。相對於何炳棣等五院士「附匪聲明」，差一點被革除院士頭銜，兩者相比，余在天、何在地，難怪何會發出不平之鳴，何哪知一切肇因起於香港臥底事件，國府欠余人情怎麼還都還不了，這當然也養成余英時大師的霸氣。
余的霸氣展現在他最落魄時代的哈佛大學，當年余為教職轉換問題，十分煩惱。碰巧許倬雲為陳啟天（青年黨主席）一篇〈法家述要〉論文搞得焦頭爛額，迫不得已轉請余審查。余或許因失意，對〈法家述要〉的源流提出不少意見。惹得雙方非常不愉快，已到罷寫、罷登的地步，最終許倬雲讓步，捨棄審查意見，將文稿刊登。在事隔十多年後，我奉命採訪陳啟天先生，沒想到陳先生舊事重提，指余「不理解法家」，這句話令我感到震驚。為此我重讀〈法家述要〉，提筆寫下余英時、許倬雲、陳啟天學術公案，看看余先生霸氣如何震懾學界。
對余先生我一向都很景仰，尤其是余的著作，每本必買、必看、必讀。有一次偶翻《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看到余與馮依北、汪榮祖等人打筆戰，而多位學者站在余身邊一致附議余的說法，我感到很好奇。在重讀余馮汪等人文章，而後又看到王晴佳的大文及其他文章，心想歷史學者引述文檔，一定要非常注意，不得過度解釋。此時我再看陳小彭女士所著《也同歡樂也同悲》（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對陳寅恪來台與否問題有所討論。我猛然想起，曾訪問俞大維談陳寅恪問題。於此，我發現上述討論者各自徵引文書檔案，以證明自己論述為真。然而他們都忽略一位老者俞大維的存在。俞是陳的表弟兼妹夫，而俞夫人陳新午是陳寅恪親妹，夫婦二人攜同幼子方濟、小濟於兵慌馬亂，廣州撤守前夕，奔赴嶺南大學陳寅恪家中，盤桓七日苦勸陳寅恪來台，終至無功而返。為解決余汪馮王共寫六、七萬字互打筆戰，結果擺在眼前的活史料俞大維無人聞問，說明學者的偏執，反而誤導史料運用，於此我寫余英時、俞大維、陳寅恪學術公案，提醒學子看問題，不能擁抱死材料，忽略活史料，以免重蹈偏執覆轍。
學界有許多人士深感好奇的是余先生黨政關係，認為余的岳父陳雪屏曾是當朝權貴，為余建立不少黨政人脈關係。殊不知，陳雪屏關係僅止於陳誠，若非陳誠重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對陳觀感甚惡，迨陳誠大去，蔣下手令對陳雪屏「永不敘用」，下台時連一官半職都不給，若非陳雪屏於搶救「學人計畫」，將錢思亮從北京危城救出，錢思亮出於報恩之意，將陳雪屏延聘為台大心理系創辦人，陳極有可能成為光棍學者，只能在家閒居，一位賦閒居家又是永不敘用的政壇過客，那有實力為余鋪陳黨政關係，是以余黨政關係建立，另有門路。至少余與蔣經國之間的合作，若靠陳雪屏早已決裂。於此余的黨政關係，應從李煥、余紀忠等人說起，才能求出真相。事實上，余黨政背景之複雜出人想像之外。為探求余的黨政關係，我嘗試從費正清角度切入，談余所擔負重任，再論及，余在台灣扮演的角色。
我說過這部書集結出版，純屬意外。如果不是謝董提供寶貴訊息，我不會執筆為對手余大師翻案。因為從我二十一歲讀余兩部著作開始，始終景仰余的學識淵博，故而每當余有文章發表、新書出版，必買、必讀、必看。尤其是余寫「易代心史」，我都能領略余的感受。在二十七歲前，我是小余粉。二十七歲因寫〈一代學閥余英時〉，開罪余先生，日子愈來愈難過，此時發現余先生對異己言論，有股偏執心態，不容旁人戳穿余的「背景」。也許是太年輕，我不知余「背景」身後居然有那麼龐大勢力存在，幾次鬥下來，使我幾乎滅頂。還好我非學界中人，余門虎狼之士對我莫可奈何。然而與我接觸的學人，他們毫不留情的追殺，「心正存善」是學界的防線，余氏門人竟敢越界誅殺異己，連自己教導的學生都不放過，把歷史學界當幫派，余氏學風的存在，難道不能揭發？
余英時不幹臥底
余大師早年血性十足，寧做黑名單，不幹間諜（臥底），我敬佩的是，不向惡勢力妥協的余大師，數十年後，余氏門閥反成學界惡勢力，這對余大師而言，究竟是嘲諷？反噬？還是無良？宿命？這則答案由學界自行判斷。我非學界中人，雖不便置喙，但聽多、看多，總該盡言責告知余大師，問題所在。於是接連寫下多篇文章，稟明余氏門人的惡形惡狀，望余多加管束。不料余非但不管束，反而使余氏門人攻擊力道越來越強烈，搞到干戈不止，動作不斷的地步。彼此糾纏的結果，徒增學界「笑談」話題。
原先我單純認為，余大師遠在美國，可能不知道余氏門人的惡形惡狀，於是託史語所某人將實情全部轉送余大師。該員不負所託，還親自赴美至普林斯頓大學余先生住所，與余面談。回台告訴我四件事：1.余大師身體健康狀況非常不好，希望彼此攻擊適可而止。2. 余大師無意與我糾纏，何況與我不認識。所說、所寫，不值得回應。3.余大師對某人造謠行徑深惡痛絕（暗指盧建榮？），對其所寫之事，絕不容忍。4.余大師有心請我赴美之便，轉至普林斯頓大學聚聚，相關行程，朋友可以為我安排陪見事宜。
這位朋友，仍在史語所任職已近退休年齡，他所說的每句話，均出自余大師之口。我也告訴他，要見余先生，至少有三次機會直接與余面談。第一次趁院士會議之便，余來台陳昭南所長親邀我至飯店拜訪，訪問余先生。當時〈一代學閥余英時〉剛出刊不久，余認為我對他誤會，他願針對「不實」謠言做澄清。想想余敢接受黨外雜誌專訪，需要何種勇氣，在間諜機構環伺下，余的作為，何等氣魄。專訪余是誘惑，也可攀往記者高峰，結果我拒絕對余進行專訪。理由是「時機」不宜，待風波平息再說。
第二次是康樂與我聯繫，或許是在電視上表現尚可，被余大師看對眼，所以康樂邀約我，二人至福華飯店拜訪余先生，結果一句「可否帶錄音機」破局。沒想到隔沒多久康樂因心肌梗塞亡故，此事遂寢。不是我質疑康樂，而是我對余大師沒有信心。我對余大師有句評語「沒有容人之心，卻有容人之量」，徐復觀在《日記》中也有類似看法。
第三次繼康樂之後，中研院文哲所某位研究人員看到我連寫數篇文章批評余英時、許倬雲等人，他很好奇找我深談，說到文哲所某位女性研究員涉及抄襲，竟被轉介到高雄某國立大學任教，他用相當訝異的神情告訴我，「她是余的學生」，我說「這就是惡勢力」，「你還要引薦我專程拜訪余先生？」如此一來話題被迫結束，余大師也見不成。
其實要見余大師不難，只不過見面之後要談什麼話題，才是困擾彼此的關鍵。何況余是長者，又是我景仰的大師，二十一歲初讀余著作，二十七歲寫文章批評他，兩者反差之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某位余門院士級弟子告訴學生，我是靠批余成名，是打余專門戶，手段惡劣，用心惡毒，居心不良，靠余吃飯。學生如實轉述欲看我反映，我淡然的說，「打門出山，轉換門庭，靠余賞飯，應該是余門弟子。」我解釋吃、賞之間的不同，打余吃飯自食其力並不丟臉，而靠余賞飯，是恩賜，哪有人格。
余英時好聽小話
或許是小話聽多了，我與余大師距離越來越遠，對余我仍保有景仰之心，尤其是年輕的余大師。與余之間的誤會、誤解，隨大師辭世應該做個總結。
我說過，這部書集結出版，純屬意外。如果不是謝董告訴我余先生的新亞歲月，我不會回頭捧讀《訪談錄》、《回憶錄》、《談話錄》，余所面對驚心動魄的歷程。這是余有意「失落的歷史環節」，無意間我為余大師補上，從而探究余大師心路轉折。
由於學界不甚理解情報單位行事風格，對文書檔案解讀，往往搞不清楚內文所涉複雜的運作、推論，結論甫經刊出，必然會對當事人造成二度傷害。要知道幹員作為，不能「口說為憑」，一定要做成書面報告，讓長官理解事態的輕重緩急，以此援引為決策之用。某位研究白色恐怖的學者曾因一則事件找我解讀，看他報告，我倒抽一口氣，他連情報派系都分不清楚，居然研究「閩案」，我只能佩服他的大膽無知。事實上，情報幹員受訓，第一關就是考驗文筆或及時記錄，若這關無法通過，必然與情報界絕緣。故而研究白色恐怖事件，不宜直接看文書檔案，應先大量閱讀幹員著作或回憶錄，知悉內情再折返分析文書檔案。我曾看過許多幹員文集與回憶錄，發現他們文筆之佳、敘事之實，比學者論文寫得還要好。尤其是記載人物特性，可謂一針見血。如與余大師交手的謝姓幹員，學歷僅止於高中程度，與余不能相比，但論及利誘、栽培攻防時，對余的評論卻是「一語中的」。說余「早慧、聰穎、擅言、硬槓、終成大器」。全部語彙僅一個字最為傳神，就是「終」字。一般人從早慧以下會寫「必成大器」。然而謝寫「終」，果然是余大師的性格。因為謝觀察到余大師擅於應對各項複雜問題，而不失格，再經劫難式折磨，終將成為人中龍鳳。這說明「終」、「必」之間的異同，是外界難以體會的。謝與余交手，所做報告雖不利於余，但對余一生景仰，延及兒孫，這也是謝董之所以買余大師專著研讀的關鍵所在。
談完余大師一生評價，回過頭來看余氏門人的未來，我將余評蔣經國「吾見其進，未見其退」這句話，改為「只見其退，未見其進」來做總結，望余門弟子多學余大師「新亞風骨」，重建余門學風。而非以余氏門閥自居攪亂學界，坐享余大師光環，敗壞學風。
張友驊序於
二○二一年雙十前夕於台北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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