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华《中国古代政教思想及其制度研究》（上下）出版（附：序言）
作者简介：
李英华，1970 年1 月生，广东兴宁人。2000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海南大学工作至今。2008年评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哲学、古典政教文明、近现代国学复兴与民族复兴思潮。出版《论语今读》（1999）、《儒道佛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2006）、《国学复兴论》（2013）等著作，发表论文70篇。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于文献学与历史学，同时运用跨学科知识和系统论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政教思想与政教制度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及其历史作用。这里所谓“古代政教”，是指由古代政治、宗教、哲学、伦理、教育等诸多内容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五四以来，学界一般都是囿于现代学科分类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从而割裂了中国古代政教思想及其制度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本书力求全面概括、阐发蕴涵于中国古代政教思想与制度中的“老道理”与“真精神”（梁漱溟语），深入总结、评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的本领”和“成功经验”（汤因比语），客观分析、批判中国古代政教思想与制度的弊端及其根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目次
上册
导论
一、课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二、基本概念与基本史料
三、研究的立场、原则与方法
四、古代政教文明的发展历程（上）
五、古代政教文明的发展历程（中）
六、古代政教文明的发展历程（下）
七、古代政教文明的基本特征
八、古代书院教育的根本精神
九、中华文明的敬天法祖信仰
十、中华文明的三大政教思想观念
第一章 五帝时代与夏商西周：敬天祭祖观念的形成与宗法封建制度的确立
第一节 五帝史迹及其文化意义
一、从黄帝到尧舜的基本史迹
二、“华夏子孙”表明“同宗同源”意识
三、“龙凤图腾”反映“多元一体”特点
四、“尧舜之道”蕴含“文化魂脉”精神
五、“尧舜禅让”彰显“天下为公”理想
第二节 夏商政教思想与制度
一、夏启“家天下”及其政教制度
二、夏桀与关龙逄——暴君与忠臣的第一对历史典型
三、商汤“革命”与伊尹摄政
四、商朝的政教制度
五、商纣与比干——暴君与忠臣的第二对历史典型
第三节 殷周之际的历史转折及其政教思想
一、文王治岐及其临终《保训》
二、武王“革命”及其政教思想
三、周公东征及其分封制典
四、周公政教思想（上）：天命无常与以史为鉴
五、周公政教思想（下）：敬天保民与明德慎罚
第四节 西周时期的政教制度及其历史意义
一、宗法制度及相关问题
二、封建制度及相关问题
三、六官制度与世袭制度
四、教育制度与礼乐制度
五、宗教信仰与宗教制度
第五节 周成王以后政教思想之演变发展
一、周成王“懋昭周公，惟民其乂”
二、周康王“道洽政治，泽润生民”
三、周穆王“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四、邵穆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五、虢文公“唯农是务，媚神和民”
第二章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与重建斯文
第一节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的政教制度
一、平王东迁，王室衰微
二、诸侯坐大，礼崩刑兴
三、政在家门，郡县萌芽
四、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五、祀典之实，有功于民
第二节 春秋诸侯“志在称霸”的政教实践
一、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二、宋襄公“欲为盟主，饮恨而终”
三、晋文公“备尝艰险，匡晋尊周”
四、秦穆公“修德行武，遂霸西戎”
五、楚庄王“问鼎轻重，止戈为武”
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称霸”
第三节 春秋卿大夫“立德行义”的政教精神
一、管仲“政顺民心，尊王攘夷”
二、穆叔“太上立德，死而不朽”
三、叔向“忠信为本，务德惠民”
四、子产“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五、晏婴“节俭力行，尽忠极谏”
六、季札“慕义无穷，见微知著”
第四节 老子“尊道贵德，天下玄同”
一、道生万物，众妙之门
二、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三、修之于邦，其德乃丰
四、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五、归根复命，天下玄同
第五节 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一、唯天为大，唯仁至尚
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三、重孝贵义，执两用中
四、拨乱反正，以德治国
五、天下为公，保合太和
第三章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与统一意识
第一节 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及其制度演变
一、各国改革
二、君权凸显
三、郡县盛行
四、稷下学宫
五、统一意识
第二节 墨子“我有天志，立为法仪”
一、义自天出，莫贵于义
二、天意爱民，消除民患
三、兼以易别，相爱互利
四、选立天子，尚同尚贤
五、尊天事鬼，赏善罚恶
第三节 孟子“欲平天下，舍我其谁”
一、人有四端，性可趋善
二、修身有道，育才有方
三、重义轻利，执经用权
四、民贵君轻，保民而王
五、天民合一，得道多助
第四节 庄子“天下沉浊，独往独来”
一、自本自根，道通为一
二、知也无涯，体尽无穷
三、无用之用，天地之美
四、盗亦有道，帝道无为
五、天下皆惑，予有祈向
第五节 荀子“尊师重教，隆礼明法”
一、人之性恶，以道制欲
二、贵师劝学，解蔽澄心
三、明分使群，尊贤爱民
四、制之以礼，明之以法
五、天行有常，神道设教
第六节 韩非子“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二、君臣异利，邪正殊途
三、儒文乱法，武侠犯禁
四、以法治国，以刑去刑
五、抱法处势，循名责实
第四章 秦汉：政教思想的一统与“君相—郡县”体制的建立
第一节 秦朝“以法为教”及其中央集权的政教制度
一、指导思想及文教政策
二、皇帝制度与三公九卿
三、郡县制度与郡国比较
四、法律制度与刻石宣教
五、宗教信仰与宗教制度
第二节 汉初“黄老无为”及其郡国并行的政教制度
一、汉承秦制，郡国并行的政教制度
一、汉承秦制，郡国并行
二、文景之治，黄老无为
三、陆贾“文武并用，长久之术”
四、贾谊“反思秦亡，重释民本”
五、刘安“以道为体，儒法为用”
第三节 汉武帝“独尊儒术”及其与时更化的政教制度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二、加强集权，削弱侯豪
三、兴隆教育，察举贤能
四、革新祀典，彰显人文
五、经略天下，轮台罪己
第四节 董仲舒“潜心大业，推明孔氏”
一、果欲善治，必当更化
二、尊儒一统，新王改制
三、复兴文化，重建价值
四、仁在爱人，义在正我
五、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第五节 东汉时期的治国方略、经学演变与佛教道教
一、光武帝“崇儒重教，爱民务本”的治国方略
二、汉代经学演变与今古文经学之争
三、《白虎通义》与王充“圣者不神”论
四、《理惑论》的佛教观及其三教关系论
五、《太平经》的太平理想及其对道教创立的影响
……
序言
（一）
1993年夏，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这篇文章引发学界热烈讨论。“据该杂志的编辑讲，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1]随后，亨廷顿在此基础上写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199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2001年，美国发生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后，这本书更加吸引世人的高度关注并引发激烈讨论。该书对中华文明打上了一个“？”。[2]这个问号耐人寻味。亨廷顿的阐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难以让笔者感到满意。
2009年11月，我参加了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举办的关于“中国式民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对“中华政教文明”做了初步的思考与探讨。2012年6月，我在拙著《国学复兴论·自序》中写道：“‘政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一个基本名词。它兼具政治、宗教、宗法、伦理、教育等诸多内涵。这远比现代‘政治’内涵要丰富而且深刻。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政治观念的影响，我们几乎已经不能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我们的政教传统了。试问中国传统政教的根本理念是什么？中国传统政教制度如何构成？有何特色？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有何意义？这些基本问题值得重新研讨。”[3]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古代政教文化传统？同年年底，基于这个问题，我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政教思想及其制度研究”（以下简称“政教”）。
2013年6月，“政教”项目获批之后，我就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原计划于2016年6月完成，但在随后的研究过程中，深感史料浩繁、问题诸多，根本不可能在三年时间里完成，不得不推延项目的完成时间。直到2018年9月，初稿才完成。此后几个月，我不时加以修订，然后申请结项。结项之后，又根据专家的鉴定意见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在等待书稿出版的过程中，又时而修订和完善书稿。
（二）
早在20世纪4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提出了“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4]的著名命题。这个命题意蕴丰富，深具现实意义。他还强调指出：“新局面的开出，是从老道理的真精神里开出来的。”[5]只有“从真精神里发出新芽”，才能“转出一个新局面来”。[6]钱穆先生认为，国民应对其本国历史文化略有所知，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也不把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一切诿卸于古人。只有大多数国民具备这种精神素养，国家民族才有复兴之希望。[7]
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8]值得指出，汤因比是从世界文明的宽广视野中论述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作用的。而且，他不只是就历史而论历史，他还具有一种以史为鉴、彰往察来的现实关怀以及未来憧憬。在他看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趋强盛，中华文明将重振雄风，并且可能主导21世纪的人类文明发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坦言：“我日益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的坚忍不拔、含蓄缜密、家庭意识和他们展现出的中华文化。”“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发挥重大作用。”[9]笔者相信，基辛格的这番话语肯定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来自他对中国的深刻观察与理性思考，来自他对汤因比等史学家观点的认同。
汤一介先生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前夜，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个自觉的认识，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以便把我们优秀的文化贡献给当今人类社会；认真反省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以便我们更好地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并在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10]这个观点体现了饱经风霜和磨难的前辈学者对民族复兴的殷切期望！并且渗透了一种冷静、清醒的理性思考与辩证眼光。
概而言之，上述中外学者、政治家的洞见、远见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也为本书稿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我个人对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抱有一种坚定信念，但同时也怀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无论信念与忧患，都根源于我对中华古典政教文明的研究与反思。我力求全面地概括、阐述蕴含于中华古典政教文明中的“老道理”与“真精神”，深入地探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的本领”和“成功经验”，并且力求客观地分析、批判中国古代政教思想与政教制度的弊端及其根源。总而言之，本书稿旨在重新探讨和认识中国古代政教思想与制度，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三）
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我参加了一些学术会议，为会议提交了学术论文，以下将与书稿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做一些简要介绍：
2014年1月，海南举办纪念海瑞诞辰50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论文《“文章由道德发出，事功从学问做来”——试论海瑞精神的儒释道学养根基》。拙文比较全面地分析、阐述了“海瑞精神”的内涵，以及这种精神赖以形成的儒释道学养根基。拙文突破了“清官”的视角，着力阐明了海瑞身上所具有的深厚的儒释道学养。认为海瑞的深厚学养以及由此孕育的“海瑞精神”对于当前领导干部自觉提升国学素养以及做到廉洁奉公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会后，《海南特区报》《南国都市报》记者对拙文观点做了扼要报道。拙文全文收入《纪念海瑞诞辰5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014年6月，我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举办的“《周易》与时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论文《从〈周易〉探索中华核心价值观》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下为公，保合太和”这十六个字概括了中华核心价值观，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根基。《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把君子置于天地之间，彰显了君子胸襟的恢宏博大。所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表明了个体的一种道德理想人格（君子人格）。“天下为公，保合太和”则描绘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天下为公”表明了“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故治理天下应该遵循天下人的共同意愿。如果把“天下”理解为全中国，那么，“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讲的“民主”和“法治”等价值理念是相通的；如果把“天下”扩展为全世界，那么，“天下为公”表明了一种平等、民主的国际关系，全球性问题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参与治理。“保合太和”是指整个宇宙万物和谐统一、协调发展。这与现代社会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精神理念是内在一致的。会议结束后，论文经修改和充实，发表于李翔海、孙熙国主编的《北大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4辑）。
2016年9月，我参加了在西安召开的“董仲舒与儒家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论文《董仲舒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思想》。会议结束后，承蒙李祥俊教授的约稿，论文经修改后发表于《中国当代价值观研究》2016年第5期，题目改为《董仲舒对西汉初年时代问题的思想探索》。拙文从经济、政治、文化及天人关系四个方面探讨、分析了董仲舒的问题意识、治国理念及其哲学思想。
2016年12月，我参加国际儒学联合会和海南省教育厅主办的“国学与大学德育论坛”，提交了《论国学教育中的文化自觉问题》一文。拙文认为，国学教育必须重建中华精神信仰体系，传承中华核心价值观，发扬经世致用思想传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文化自觉”精神的本质体现；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还应秉持中华国学的王道精神，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这是“文化自觉”精神的境界。论文修订后，发表于《国学》2017年第1期。
2018年8月，北京孟子书院举办关于孟子专题的研讨会。我将书稿中关于孟子的内容修订、写成《孟子的天下观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启示》一文，发给孟子书院。当时，正值北京大学举办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孟子研讨会被纳入世界哲学大会的分会场。感谢北京孟学专家将拙文编入《世界哲学大会孟子分论坛论文集》。拙文认为，孟子的天下观诞生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具有丰富内涵与意义。这对于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随后，我对拙文略加修订后，发表于《中国当代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5期。
2018年12月，我参加了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国际传播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学术研讨会，并为此提交了《民本思想的历史流变及其近代转向》一文。拙文对“民本”思想的历史流变（从先秦到近代）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评析，由此揭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内涵的演变发展及其深远意义。感谢会议主办方将拙文收录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2019年第2辑）。
2019年3月，参加“陆象山诞辰8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发明本心，经世济民”——陆象山的心学精髓及其政教精神探析》一文。拙文认为，陆象山所谓“本心”是一种先验的道德理性，同时也是宇宙本体，尤其是人文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故道德伦理包含于本心之中，而不在本心之外。“发明本心”是陆象山的心学精髓，同时也体现为一种修养功夫，即“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通过修养与磨炼，确立本心，就能明辨义利，做到“惟义惟公，经世济民”。这体现了陆象山的政教精神。心学精髓与政教精神之间是一种体用关系。陆象山晚年主政荆门，全凭一颗本心为百姓造福，赢得百姓由衷爱戴。因此，陆象山本人即践行自己的心学精髓与政教精神的典范。这种典范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拙文修订后，发表于《中国心学》（2021年4月创刊号）。
2019年6月29日，参加“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论文《董仲舒“更化则可善治”探析》。“更化则可善治”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治国主张。这个命题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拙文对此做了比较详尽的阐发与评论。感谢魏彦红教授将拙文发表于《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顺便提一下，当会议结束之际，应河北大学哲学系张燕京教授的邀请，做了一场题为“千古醇儒，奠定汉魂——董仲舒的治学、仕途及其人文关怀”的学术讲座。讲座用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回答听众提问花了四十分钟。感谢这些可爱的听众朋友！他们富于质疑与批判精神，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颇有深度的学术问题。
2019年11月23日，应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的邀请，我参加了“国家理论的重新审视”国际研讨会，提交的参会论文为《“更化·改制·善治”——董仲舒对汉初七十年的历史反思与理论总结》。我在发言中指出，董仲舒之所以提出“更化”，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其二，“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的主要内容是指治国理念的更新与文教政策的调整。具体而言，就是以“尊儒”取代“黄老”，同时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董仲舒之所以提出“改制”，主要原因是汉初所实行的“汉承秦制，郡国并行”制度并不是一种健全的政制。“改制”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形式性改制，表现为迁国都、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二是实质性改制，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政教体制的改良。一言蔽之，“改制”体现了一种“继乱世者其道变”的改革精神。董仲舒所谓“善治”，以“更化”为指导，以“改制”为基础。“善治”的主要内涵与基本途径是效法天道、任用贤能、注重教化、推行调均。总而言之，“更化”“改制”“善治”这三个关键词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更化”是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人心向背，对治国之道做出重大调整；“改制”是在“更化”思想指导下，对经济、政治等各项制度做出重大改革；“善治”是立足于“更化”和“改制”基础之上而提出的治国之策。董仲舒强调说：“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他用五行的生克关系来说明不同官职之间的制衡问题。顺应这种制衡之道，国家就可以善治；违背这种制衡之道，国家就会产生动乱。由此可见，“更化、改制、善治”所蕴含的历史经验与政治智慧，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感谢北大国家治理研究院的邀请！拙文发表于该院院长王浦劬教授主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5辑）。
（四）
在思考与撰写书稿的七年多时间里，我漫游于中国古代政教文明的典籍海洋之中，在历史文献中梳理、穿越5000年的中华政教文明史，设身处地地感受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环境及其内心世界，深入领悟他们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精神，深感无论其得失成败如何，都应当认真总结与反思。
本课题立足于文献学与历史学，运用跨学科知识、系统论等思维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政教思想与政教制度。这种研究视角只是一种初步的探索。前辈时贤的相关成果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基础。在参考和吸收前辈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深为他们那种颇具风骨的学术精神所感动！特别是梁启超、陈寅恪、梁漱溟、钱穆、汤一介、罗荣渠等先生，他们虽已作古，仍使我怀有一种恒久的温情与敬意！这也化为本书写作的一种精神动力。同时需要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政教思想与政教制度，五四以来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历史局限。由于受到现代学术分科的局限，这些成果几乎都是按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如哲学、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等），这就割裂了中国古代政教文明的有机统一体。
如果把中国古代政教文明比作一座大厦，那么，上述各种视角的研究就如分别走进这座大厦的不同房间，对房间内的结构及其摆设观察得很仔细，但却忘了通览大厦的整体结构，也很少注意去探明各个房间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实，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古人所谓“政教”相当于一个系统（有机整体），它包括政治、宗教、哲学、伦理、教育等若干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按照一定的方式构成了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政教”系统）。这个“政教”系统所具有的特性与功能并不是原来各个要素的特性与功能的简单叠加，作为“政教”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各个要素的特性与功能，也异于它们原来在孤立状态时的特性与功能。由此可见，只有借助系统论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古代政教文明，才有可能如实反映它的“本来面目”。
（五）
苏东坡在《题西林壁》诗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意是观赏庐山时，正观、侧看、远眺、近察、俯视、仰望，庐山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幻莫测的迷人景象。游人之所以不能够全面认识庐山真面目，原因就在于自身观赏庐山的视角有所局限。
这首诗尽管妇孺皆知、耳熟能详，但未必所有人都能深刻理解这首诗所蕴含的哲理，更未必都能够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以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政教思想与政教制度而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如庐山一样，从不同角度审视会得出不同的印象。因此，要想对它得出一个比较全面、客观、中肯的认识与评价，也是不容易的。为什么说不容易？这除了因为中国古代政教思想及其制度本身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之外，也取决于评论者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及其态度、立场与价值理念，甚至还取决于评论者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与态度。因为，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有的论者由于对现实不满，就把问题的根源全都归罪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归罪于中国传统政教思想与政教制度。显然，这不是一种正确的、理性的认识态度与方法。
由此可见，认识中国古代政教思想及其制度要比认识庐山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因为，庐山属于自然景观，人们一般不会带有主观成见，从而以一种超然的审美的眼光去欣赏；而中国传统政教思想及其制度则不同，它是人文与历史的综合体现，它对当代中国社会具有很大影响，人们很难超然其外，故往往带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去认识、去评价，从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观点之间，有的竟有天壤之别。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应该寻求一种基本的共识。
（六）
作为作者，我力求以一种中正平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讨、去评析。我相信，只要学界同仁秉持一种严肃、真诚的态度、采取比较恰当的方法、拥有比较丰富的文献资料来研究和探讨中国古代政教思想及其制度，我们就会对五千年的中华政教文明逐渐形成和凝聚一种基本共识。如果把这种“基本共识”称之为“一”，那么其他各种“不同看法”就可以说是“多”。“一”与“多”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深刻认识和把握这种辩证统一，可以说是一种更高层次、更为根本的共识。
学术界要想在中国古代政教思想与制度研究领域形成基本共识与根本共识，恐怕还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努力与探索，更需要一种无私无畏、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罗荣渠先生说得好：“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崎岖道路上，迈出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步子也是很不容易的，何况是在一个新领域中进行探索。但不管如何艰难，中国的社会科学的现代化，也总得有人迈步，有人摔跤，才可能有所前进。”他还说：“本书（编者注：指《现代化新论》一书）所讲述的现代化的理论与历史的观点，不是西方人的现代化观点，而是中国人探索现代世界发展进程形成的新的现代化观点。”[11]在现代化研究领域，罗荣渠先生可谓是一位集大成者。毫无疑问，在他身上体现了这种无私无畏、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正是秉持这种学术精神，罗荣渠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笔者期待，学界能够涌现出更多像罗荣渠先生这样的学者。这样就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2]。为此，中央发出加快创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近日，由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以相关学科为支撑，整合相关传统学科资源，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这个指导意见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
应当肯定，创建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即体现学科的中国特色，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即可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支撑与学术指导。进而言之，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创建与繁荣，这正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
本书稿的研究对象属于基础研究，虽然说不上是新领域，但在问题意识、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等方面，自感多少有所尝试与创新。本书所提出的一些新概念、新观点，不是按照西方政治学、宗教学等学科理论框架提出的，而是根据中国古代政教思想与制度的本来面目及其文献典籍而提出的。区区微意，在于为学界创建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稍尽绵薄之力。诚望学界同仁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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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发《中国礼学思想发展史研究 : 从中古到近世》出版（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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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增订本）出版
[日] 三田村泰助《宦官：侧近政治的构造》出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