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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教育 | 第九届大学生遗产保护论坛优秀提案系列展示(二)

梁雨晴,王雪丽等 UNESCO 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 2023-04-02

殷墟文化场域共创计划

——遗产地社区可持续生计实现路径探索

摘要


中华文明从殷商走来,满载着华夏儿女的文化依恋;方块字由甲骨文演化而来,联结着华夏儿女的文化情怀;青铜器由先祖的智慧凝结而成,系带着华夏儿女的文化认同。殷墟为我们保留着灿烂的文化遗存,遗产地社区村民为我们守护着文明的血脉。申遗的成功给殷墟的更好保护带来了希望,但如何让遗产地社区脱离贫困、让华夏儿女走近殷墟,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基于此,本团队在大量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深入遗产地展开田野调查,通过定点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对遗产地村民、村委会工作人员、景区工作人员和游客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和深度访谈;同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搜集到了有关村民生计可持续性情况的一手数据资料。经分析,我们发现殷墟在发展中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遗址保护优良而活化利用不足;第二,社区村民参与度低且遗产价值认知不足;第三,遗产保护与社区可持续生计存在矛盾,保护区内村庄的经济发展受殷墟遗址保护的限制,但殷墟的开发利用又无法给村民带来经济收益,进而导致村民生计可持续性较差,具体表现在人力资本发展不足、自然资本禀赋薄弱、物质资本不够丰富、金融资本相对匮乏、社会资本功能弱化这五个方面。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文化场域”理论引入安阳殷墟,构建了“殷墟文化场域共创计划——遗产地社区可持续生计实现路径探索”。该计划立足安阳殷墟世界遗产地,以“宫殿宗庙区”周遭的小屯村、小庄村、四盘磨村和“王陵遗址区”周遭的侯庄村、武官村、西司空村为双核,辐射带动遗产保护区内的其他村落,共同构建没有围墙、主客共享的“文化场域”。通过“双核吸引、多村联动”的场域创建模式和“政府领导、‘企业+村民+村委会’三方参与、文化社区发展委员会协调”的场域管理模式,来对场域中所涉及的各方力量和各种资本进行调适,形成“社区带活遗产,遗产反哺社区”的良性互动,达到遗产的保护利用和实现社区可持续生计双赢的目标。


团队简介

横竖撇点折队由河南大学相同专业、不同年级的五位同学组成,五位成员志趣相投且各有所长。在得知大赛选题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殷墟,殷墟在情感上联结着我们共同的文化依恋,在地缘上与我们的家乡同处于中原大地,心理距离和现实距离让我们满怀赤诚之心,渴望投入到殷墟遗产的发展中去。

在确定选题之后大家展开了高效合作,通过团队成员的群策群力和老师的耐心引导,我们经过无数次的讨论与完善,完成了“殷墟文化场域共创计划”提案,希望能凭所学理论知识为遗产保护利用与增强社区居民生计贡献微薄之力。


一、引言

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最辉煌的印记,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截至目前,中国已有55处世界遗产,总量为世界第一。然而,我国世界遗产地也往往是贫困地区集中的区域,遗产地居民为我们守护着文明的血脉,却因为各种限制因素而陷入贫困。因此,如何在保护利用世界遗产的同时助力遗产地社区实现生计的可持续性,已成为我国遗产地普遍面临的难题。


2006年,安阳殷墟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33处世界文化遗产,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殷商文化进一步为世界所知晓。殷墟作为我国第一个大型土质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创造性地提出了“地下封存”、“地上原址复原展示”、“异地搬迁展示”等一系列科学保护与有效展示有机结合的保护方法,一度被评为古遗址保护与展示的成功典范。


但保护的背后也蕴藏着遗产地社区村民巨大的牺牲。自申遗以来,保护区内集体企业、门市、钢材市场全部被拆毁,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村民建房受限,遗产地社区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此外,因殷墟多坑土文物,可视性较弱,游客停留时间短,旅游经济未形成规模,周边村民难以从中获益。遗产地社区村民生活受限、经济受损,为殷墟保护所做出的一系列牺牲却没有换来相应的经济效益,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长期积压,进而出现了一系列村民“踩线越界”的对抗行为,如“殷墟私搭乱建严重,殷墟遭遇史上最大规模破坏”、“村干部带头当盗墓贼:殷墟特大文物盗窃案”,殷墟遗产地保护条例与民生相冲突的现象较为严重。


总体来看,遗产地社区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尚未得到满足,社区村民也未被纳入到遗产保护利用的体系之中,遗产地与社区处于割裂状态。然而,遗产地社区是遗产资源关键的“周边环境”和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是遗产合理保护利用与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1];而遗产的动态保护和活化利用也能进一步拓宽社区村民的生计来源,增进社区福祉。因此,有必要对“如何在守牢殷墟文物保护紫线的同时,满足社区发展诉求,实现殷墟遗产与周边社区的共荣共生”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二、殷墟简介

殷墟(YinXu),于2006年7月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的洹河两岸,由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及后岗遗址四部分组成。殷墟遗产地的保护区面积为14.92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面积为20.35平方公里,总面积共计35.27平方公里[2]。在这35.27平方公里内,共涵盖有21个行政村,占地面积共计17082亩,人口28397余人。而在本提案中所指的殷墟遗产地社区便是包括小屯村、侯庄村等在内的这21个村庄[3]

安阳殷墟遗址保护区划图

来源:殷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修编】(2012-2025)

殷墟遗产地村庄与人口分布

来源: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三、殷墟历史情况

•保护与开发历程

依据殷墟遗产地的发展特点,可将其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殷墟发现与保护阶段:1928年殷墟正式开始考古发掘,2001年对殷墟遗址景区内村庄实行了统一规划,拆除了小屯村、花园庄等6个村庄的部分建筑[4],2006年殷墟申遗成功后成立了殷墟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委员会,2013年启动了“重要遗迹保护展示项目”。这一发展阶段的特点主要是殷墟在遗产保护方面创造性地采用了地下封存、地上原址复原展示,原址地表植被或砂石标识等展示方法,实现了科学保护与有效展示的有机结合[5]


第二,问题凸显阶段: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私搭乱建现象。2014年,殷墟周边村庄如西司空村、三家庄村等发生了多起村民私自搭建住房现象,这些村庄多位于核心区内,对遗产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二为核心区盗窃问题,2018年殷墟景区外的村庄附近,发生了数十起盗窃案,部分文物遭到破坏,一些珍贵的历史信息无法保留。私搭乱建和盗窃案频发问题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村民为殷墟保护做出了巨大牺牲,但住房需求却得不到满足,生计来源也大大减少,使得遗址保护与农民住房需求、民生发展等矛盾突出,乱象频发。


第三,发展再利用阶段:2017年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后,2020年1月,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工建设,其建成后将呈现一个完整的3000多年前殷商都邑布局,成为世界一流的考古遗址公园和世界级博物馆。遗址公园的打造能进一步展示殷墟文化,同时还将殷墟周边社区纳入到规划体系中,关注到了遗址周边社区的发展情况,但是遗址公园规划中对社区的关注也仅仅是围绕武官村一个村落,社区参与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


•社区发展历程


人口发展历程:因进一步保护殷墟遗址遗迹,殷墟曾进行过两次搬迁项目,社区村民数量有一定的减少。其中第一期搬迁项目于2001年对小屯村、花园庄等6个村庄的部分建筑进行了拆迁,搬迁社区居民137户800人以及近百家乡镇企业。第二期搬迁项目于2009 年对花园庄整体、小屯村进行了部分搬迁,共涉及284户村民,1300余人。截止到2018年遗产地21个村庄人口数量共计28397人。


经济发展历程:自殷墟2006年申遗成功以来,安阳市国内外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入逐年增高,但是社区村民收入情况却不容乐观,殷墟旅游发展成果惠及度较小,遗产地外居民人均收入甚至是遗产地内的两倍。遗产地内外经济环境有较大差距主要是由于遗址地的保护对一些经济行为产生了限制,包括对原有企业、农业和服务业的限制等。


生计发展历程:因殷墟遗址绝大部分采用“原地回埋、地下封存”的方法予以保护,最浅处土层不足1米,当地村民耕翻、施肥以及种植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当地村民农耕生计来源逐渐被限制。此外,相关文物保护法及条例不允许遗址地村民修建道路、改扩建住宅、私自用土取土等,大大限制了原住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条件。同时旅游活动参与度较低,只能靠政府补贴及外出务工获得收入,村民生计方式逐渐走向单一。

队员们与小屯村村民进行深度访谈


四、文化场域理论介入分析

在进行田野调查后本团队对殷墟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经分析发现:


🔹第一,殷墟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其保护发展存在严格的限制,这决定了殷墟社区的建设必须充分尊重社区原有的建筑和格局,杜绝大拆大建和强制移民,必须使可能发生的改变降低到最低限度,并且使这种改变可以得到复原;


🔹第二,殷墟文化以静态展示为主,遗产地居民对遗产的价值认知和游客对遗产的感受程度均处于较低层次,而殷墟文化不能只停留在精美的物件和器具,其中蕴藏着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世界领先的智慧硕果、生动鲜活的人文精神都是村民乃至游客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地方依恋的宝贵素材,殷墟需要实现从区隔式保护到主客共享、精英大众共享的跨越;


🔹第三,殷墟遗产本身与遗产地社区处于割裂状态,遗产对社区的影响弊大于利,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需要调和;


🔹第四,社区生计不具有可持续性,村民在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获益较少、牺牲较多,无法认知到殷墟的价值,甚至对其产生负面认知并产生一些的破坏行为,政府及村委的协调难度较大,旅游企业在当地的强势发展带来了挤出效应,加之外来游客的“反结构”行为,遗产地内各方力量各不相谋需要调适。


因此,要为殷墟保护利用与社区生计可持续生计寻求解决方案,就要集中精力解决以下问题:如何创新殷墟文化表征方式,实现遗产保护与利用并举;如何构建殷墟地方依恋,增强社区与游客文化自信;如何协调遗产地内各方关系,实现多方利益并行不悖;如何增加社区村民生计资本,增强社区村民可持续生计。基于以上四个问题,我们尝试借用“文化场域”理论来寻找解决方案。



“场域”(field)最先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他在《反思社会学导引》(An Invi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一书中提出“行动者之间的交往并非单纯的个人之间的互动交往,而是由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分配情况所决定的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反映,三类资本既区别又联系,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以形成场域”[6]。“场域”是一种充满竞争关系的网络,行动者根据对资本的占有在场域中处于不同位置,并在惯习的引导下展开对资本的争夺,“场域”“资本”“惯习”构成布迪厄的总体性实践科学[7]


一般认为,“文化场域”是由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和各方行动者依照特定“惯习”(habitus)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8]。在当前对“文化场域”的相关研究中,研究对象多具备较为独特的文化,且该文化具有优越性突出、传承难度大的特点[7]。场域所在地往往处于多方力量的博弈之中[9],外来者的入侵也会对当地产生一定的影响[10]。因此可以说,文化场域是基于解决当地文化传承保护难度大、各方力量的不相协调和外来游客的入侵等问题而提出的。


在文化场域视角下,殷墟现以甲骨文和青铜器为代表的具有极高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的殷商文化为手段,借助与游客有较大差异的文化形态吸引游客,形成了文化旅游中的“他者”影像;而为了最大化的增强殷商文化的吸引力,提高自身文化的展演能力成为“东道主”1的一项重要策略。继而在东道主、游客、殷墟遗产地(社区)之间形成了一个关系的存在,也就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中的“场域”。这个“场域”就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11],东道主、游客、殷墟遗产地(社区)就是一个关系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东道主与游客就是行动者,殷墟遗产地(社区)是行动者存在的土壤,土壤中蕴含着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资本,东道主与游客通过三个方面的综合资本间的博弈对殷墟文化的保护、利用与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文化、社会在此就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场域理论中的资本,东道主与游客在“惯习”的推动作用下对“资本”展开争夺,为了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不断调适自己的行动,在调适中进行权利的置换,由此形成“场域”的关系空间[7]。东道主与游客便在殷墟遗产地社区存在着一个关系的网络,即为“殷墟文化场域”。


在现有的关系网络中,东道主一方主要由遗产地政府和旅游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不仅掌握着旅游资源,也拥有着旅游开发的决定权,在围绕着游客的经济资本角逐中拥有着压倒性优势。而对当地居民而言,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在旅游发展的大环境下,他们都已经被裹挟进文化场域之中,而遗产地社区村民受经济基础、文化素养水平等方面的限制,与地方政府和旅游投资商相比,他们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往往“被表达”、“被决定”,在资本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长期以往,殷墟社区村民被排除到了旅游发展之外。殷墟遗产地旅游的发展并未提高社区村民的经济收入,还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一定的烦恼和痛苦,继而出现了诸如村干部带头私搭乱建的集体抗议性行为。


集体抗议行为的出现也恰恰说明了社区村民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具有能动作用,拥有绝对性力量。此外,遗产地社区村民也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在促进主客交互中有巨大的作用,是东道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我们尝试重新理顺东道主内部多方之间、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关系,通过“殷墟文化场域共创”为社区增权,赋予其角逐资本的能力。


我们将遗产地政府、村委会、旅游企业及社区村民共同作为文化场域的核心行动者,共同参与社区文化展演;游客则是文化场域的核心体验者。其中,遗产地政府负责支持与配合殷墟文化场域的创建;村委会是参与文化场域构建和各方博弈过程中的催化剂和润滑剂;旅游企业是创建文化场域的积极力量;而社区村民作为遗产地社区主要构成人员是文化场域创建的骨干人员。遗产地社区村民通过参与各类旅游项目的营造,利用并不断循环增加其经济资本(如房屋、财产等)、社会资本(如劳动力、社会关系网络等)和文化资本(教育资历、相关技艺等)在博弈中所占的比例,使社区参与到殷墟文化场域中来,最终五方主体形成资本置换的自觉参与和协调机制,通过资本的置换性获得各方力量参与下自身利益最大化,并通过资本的生产性实现资本累积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遗产地长期永续的发展。


1在此,东道主采用的是广义的概念,包括遗产地政府、村委会、旅游企业及社区村民四方主体。

队员们与小屯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谈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景区,队员们与工作人员交流


五、结语

综上,本方案将“文化场域共创计划”引入殷墟遗产地,希望以“文化场域共创”为统领,以“社区发展”的视角触及系统,通过“文化场域创建”寻求殷墟文化展演与社区建设的最佳方式,通过“文化场域管理”来调动遗产地内各方力量和各种资源,通过“我者”与“他者”之间的互视、互判、互仿,促进殷墟遗产地社区经济螺旋上升式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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