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安，李萌 | 重访群体心理研究的灰色地带：勒庞、塔尔德和弗洛伊德的群体思想比较及现实启示

欢迎关注“湖南师大社科学报”

作者简介

郭小安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获第六届新闻传播学学会杰出青年奖，主要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舆论，兼任第十三届全国青联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传播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理事等。

重访群体心理研究的灰色地带：勒庞、塔尔德和弗洛伊德的群体思想比较及现实启示

核心提示

群体心理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勒庞、塔尔德和弗洛伊德被视为该学科主要创建者。勒庞断言式的论断如今仍在学界保持较高关注度，而被称为传播学欧洲源流的塔尔德和弗洛伊德的群体思想却遭到了忽视。对三位先驱者的群体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群体心理的传播机制、周期性波动及动力来源，有助于完整呈现群体心理运作的主要环节。弗洛伊德和勒庞所秉承的本能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结合，成为精英主义者研究宣传的理论工具；塔尔德更强调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其提出的交互性成为芝加哥学派“人际互动”的理论核心，也为公共领域和协商民主理论提供了学术滋养。重访早期群体心理研究，或许能使我们走出群体神话与污名化的二元对立，增进对群体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的复杂性认识，为理解不同环境下群体运行的心理机制及社会影响提供新的思路。 

内容精选

群体心理学诞生于法国接连不断的革命浪潮和诸多催眠术流派的特殊环境。由于法国大革命将群体的非理性特征暴露无遗，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高扬的民主神话和群众崇拜逐渐转变为对“多数人暴政”的担忧。保守主义鼻祖柏克将革命者视为一群暴徒，认为法国大革命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以自由为名禁锢自由，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托克维尔对“多数人暴政”心存芥蒂，甚至认为它比君主专制更让人恐惧。“多数人暴政”观念的传播和流行促使研究者们不再将群众视为一个抽象整体来论证政治的合法性，而是从具体事件中的群体心理入手，揭示群体的心理运行规律及其后果。由此，19世纪末群体研究从政治学到心理学的微观迫降实质是对社会政治结构变化的一次回应，这使得公共舆论的研究更清晰地反映了社会学、心理学的视野，而非政治学和哲学的观照。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加布里埃尔·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被视为群众心理学的三位主要创建者。先驱们的研究各有千秋，但学界目前对群体心理学的关注多聚焦于勒庞对群体心理大胆而直白的论断上，对另外两位先驱者的思想贡献却关注不够。基于此，本文尝试对三位先驱的群体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对群体心理的运行机制、周期性波动以及动力来源即领袖的权力运作作出解释，并对群体心理的思想传承和后世影响做一梳理，以期呈现群体心理的多面性，丰富群体心理的研究面向。

一、群体传播的心理机制：暗示、模仿和力比多

群体心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解释群体同一律的原因，或者说领袖思想是如何作用于群体成员的。它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个体加入群体之后，群体表征发生了什么变化，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即群体心理运行机制是什么？群体在运行过程中如何波动变化？促使群体心理运行和波动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它是怎样施加动力的？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催眠术刚刚从音乐厅入侵科学研究领域，群众理论为了解释领袖动员这一幻术，吸收了催眠术的概念。于是，作为“巴黎公社和南锡或萨尔拍屈里哀（Salpêtrière)的医院的产物”，群体心理学“将体现在宏大革命场面中的社会关系简化为临床上的个人黏连”，以期解释革命等社会问题。对此，三位先驱者创造性继承了当时流行的催眠术概念，分别提出暗示、模仿、认同三种不同路径来解释群体的传播机制，以此阐明个体如何融入群体或者说群体是如何运行进而促成群体规范的。

勒庞将群体发生变化的基本事实追溯为暗示和传染，“暗示和传染使思想感情转到同一个方向，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他借用南锡学派催眠实验进行解释，后者认为暗示是催眠的结果，如同催眠师催眠受术者，群众中个体被他人催眠，“完全丧失自觉的人格，服从操控者的暗示，被他剥夺人格，百依百顺，其行为举止和平常的性格和习惯极端矛盾”，“孤立时，他可能是文雅人；一旦进入群众，他就成了野蛮人”。群众不只是暴民，也可能成为英雄，这完全取决于暗示源性质。暗示具有延时效果，个体在服从指令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做出决定的冲动来自催眠师，催眠师离开之后，他仍会服从指令，并认为自己是自愿去做的，而其实是在“服从移植在记忆中的指令”。因此，有群体的地方，就会有非理性情绪伴随左右，此时逻辑与推理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有极端的情绪才奏效，结果是“群众的力量全然是破坏性的，其作用像细菌，加速病弱者或死尸的消解。文明的结构腐烂时，使它倾覆的总是群众”。

勒庞拒绝将群众理解为聚合体构造的总和，认为异质性个体一旦结为整体，会如同发生化学反应一般自发地产生新的元素，表现出新的特点。群众形成之后的首要特征为个体有意识转换为集体无意识，“自觉的个性消失，思想和感情对准明确的方向”，“异质性被同质性淹没，无意识的属性占了上风”。勒庞的无意识带有种族论的色彩，“无意识的底层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由无数代代相传的共同特征组成，构成种族的秉性”，同一种族的无意识元素如本能、性格和情感基本相似。以种族相似的无意识为生长基质，群众形成共同的平庸特质，继而群体又涌现出新特征，如冲动、轻信、夸张、偏执、易受暗示等。勒庞认为群众的观念绝对且简单，是政客为了“适应群众低下的智力水平”而进行低俗化和简单化修正的结果；群众的推理能力弱，易把表面有关联、本质却不同的事物联想叠加；群众的想象力强大，“一个人物、一件大事或者一次事故在他们脑子里唤起的形象，栩栩如生”。

若如勒庞所述，当个体融入集体时，个体才智就会被削弱，但为何像军队、教会和国家这些公共机构却能不断取得进步？塔尔德借助模仿律，开辟了一条与勒庞不同的解释路径。塔尔德认为，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是自然群体，由体验着相同情感的个体组成，遵循机械的暗示法则，会降低个体智力水平。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形式是人为群体，该群体内部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层即领袖，成员受领袖暗示的同时也会对领袖进行模仿，将自己提升到与领袖相同的水平。从自然群体到人为群体的构想思路实质是塔尔德模仿观念的现实应用，与他早期对社会运行秩序的观察密切相关。塔尔德认为，宇宙的普遍现象是重复，一切相似性皆归因于重复，科学的建立实质是对重复性现象的规律总结。自然科学用力学规律来证明物体的周期运行，社会学则旨在揭示社会秩序的基础即社会重复是如何发生的。作为社会重复的主体，人的行为不能还原为外在机械的自然规律，行为本身必然包含着意识的成分，是这种意识的外在反应。塔尔德将这种意识性重复归结为“模仿”，指出模仿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社会中一切相似性的社会根源是各种形式的模仿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结果”。

塔尔德将模仿首创性发明的过程比作梦游症，将发明人视为“磁化”他人的媒介，“梦游者模仿催眠师，并成为媒介去吸引另一个人，这个人又模仿梦游者，如此这般，以至无穷”。社会就是这种一级一级层层叠加的吸引，是个体通过模仿而集成的任何层级的群众晶体，“从几个个体开始模仿同一范例的那一刻起，就创建了一个社会”。社会发展的胚胎期是人群或家庭，之后向上层层凝结成组织更严密的团队，规模最大的世俗团队是国家。由此看来，塔尔德概念里社会是发明个体与模仿个体在交往过程中所组建的模仿网络：从范本到副本所辐射的社会关系为交往，心理特点是模仿，其结果是同化，副本又会成为新的范本，辐射至别的副本，一个范本可以有多个副本，甚至多个范本的存在也是可能的。“社会是由一群倾向于互相模仿的人组成的；即使彼此不进行实际的模仿，他们也比较相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又是同一个范本的历史悠久的副本。”

那模仿的实质是什么呢？塔尔德借用麦利的话，“梦游者看见和听见的只能够是进入他执着的梦境的东西”，即只有与模仿者信念和欲望一致的事物才会得到及时模仿。个体接受暗示、顺从和模仿某对象的前提是这个对象正是他所崇拜的，他全部的信念和欲望都集中于此，“痴迷”于此。如此，社会模仿网络的背后是一系列信念和欲望的传播，它们是潜藏在模仿关系背后的力量来源，“想法或希望以‘模仿射线’的形式散发出来，从而在个体之间形成共同的信念和欲望，这些个体由于这种模仿的传染性而成为某个社会的成员”。塔尔德的社会模仿网络实则是由无数个体的欲念构成，个体之间信念和欲望的交互流动形成了社会秩序，社会生活遵循的其实是个体间心理因素的波动规律。

与无意识模仿相比，塔尔德认为真正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是有意识的模仿。“一切劳动、服务和交换都是建立在一个真正的契约体系的基础上”，社会的发展是基于社会共识，“社会伊始就是以法律和道德的形式所展现的订约或同意的共同约定”。有意识模仿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模仿行为，更指涉道德现象，个体会主动理解和评估社会准则的正当性，预估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最终致力于他们所承认的某种好的、恰当的社会实践，将其内化吸收为自己的行事准则。

与勒庞和塔尔德相比，弗洛伊德似乎走得更远。他认为塔尔德的模仿、勒庞的暗示都只停留在群体事实层面，而且模仿还是暗示的延伸或结果，弗氏试图用精神分析中的“力比多”来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力比多在精神分析中是指性本能，后期扩充为与爱有关的本能能量。弗氏推测力比多是群体联结的基本纽带，并以军队恐慌为例来证明：并非恐慌导致军队解体，恐慌与危险程度有关，但军队先前明明成功应付过更危险的场合。事实是恐慌发生时群体成员间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人从群体退回至个体状态，独自面对危险时往往会夸大危险的程度，才会产生恐慌，“惊慌恐怖是以群体力比多结构的松弛为前提的，是以合理的方式对这种松弛做出的反应”。

力比多是群体联结的基本纽带，但群体力比多和个体原初的力比多并不相同。出于自我保存的目的，个体往往具有利己主义的倾向即自我认同，任何背离他特定发展路线或与其相异的对象都会引起他的憎恨。但处在群体中的个体却不存在这种不宽容现象，“群体中个体的行动似乎就是统一的，容忍其他成员的特性，把自己与他们等同起来”。弗氏认为个体愿受他人的暗示，模仿他人的前提是他爱他们，这种爱使力比多从自身转移至他人身上。他称这种转移之后的力比多是一种新型力比多，认为其是对个体原初自恋的限制，是一种转移了原初目的的爱的本能，能使群体成员“跨越过由自我陶醉产生的障碍，阻止我们作为个体所经历的反社会的，而后成为利己主义的倾向”，“迫使自己走出自我，产生社会心理的第一个原子”，进而逐渐演变为社会本能。因而，力比多的转移即个体由自恋转为他恋、敌意转为认同的过程就是群体精神的产生过程。从自我保存角度看，力比多的转移是对自我的入侵，它使个体放弃自身特性，从而与群体的平等和平庸保持一致；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此过程促进了文明的进步，社会发展依赖于共同协作的过程，它要求搁置个人利益，遵循与个体私欲不一致的法律规则，从而维持社会有序运转。

个体为何会从自恋转为他恋、放弃自我保存的本能转而爱他人？这种力比多的转移遵循怎样的情感路径呢？弗氏从人格结构的变动出发，寻找认同机制的作用原理。他从1917年抑郁症研究的结论中发现，抑郁患者的自我可分为自我理想和自我的其他部分，自我理想具有“自我观察、道德良知、监视梦境、对潜抑造成自我影响的功能”，“受环境的影响，它逐渐聚集环境加诸于自我而自我无法达成的要求”。当自我与自我理想关系紧张时，自我便会受自我理想的谴责，因此将外界对象内向投射至个体的自我理想，自我理想抑制或影响自我便是认同机制的作用原理（见图1）。而领袖被成员内向投射至自我理想的原因同恋爱状态一样，领袖身上有着成员未竟的自我理想，成员爱领袖实质是爱想象中完善的自己，他们用这种爱来迂回地满足自己自恋的需求。于是，处于爱的状态的成员将力比多溢到领袖身上，“自我变得愈益谦卑，对象则变得愈益高贵，直到它最后占据了自我的整个自爱”。弗氏对认同机制作了范式性描述，“这种原始群体是一些这样的个人：他把完全相同的对象置于他们自我理想的位置上，结果在他们的自我中使他们自己彼此认同”。

可见，领袖是导致成员力比多转移，进而使群体产生凝聚力的关键人物，“领导—被领导的纽带是摄入式纽带，是将领袖的价值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与塔尔德把群体成员比作领袖的女人一样，弗氏亦认为两者之间是“升华了的同性恋关系”。与成员对领袖的认同不同，成员之间彼此认同的原因在于承认他们处于对同一领袖认同的相同处境，“追随者之间的纽带是承认，每个人的情况是相同的”。和成员抑制自恋相比，认同作用中领袖作为客体并未发生变化，他是群体中唯一保留自恋情结即唯一“反社会个体的矛盾体”。群体实质“是由已克服反社会心理、牺牲自恋情结以参与这一组织的个体组成的。然而，他们中间有一个唯一保留，甚至夸大这些倾向的人”，即领袖。力比多提供了解释群体心理的方法，“首先，留住所有个体，把他们凝聚到一起的团结的力量实质上是不同程度上的情欲作用。第二，群体对领导具有一种顺从性，它的产生是由于它抛弃了自恋，转而成为他恋”。由此，群体力比多可被描述为金字塔结构，底部是由自恋转为他恋的成员，顶端则是保持自恋情结的领袖（见图2）。

综上，勒庞的群体传播路径是暗示→个体幻觉→集体幻觉→集体行动，个体幻觉经由暗示和传染形成集体幻觉，集体幻觉促使产生集体行动，群体中暗示关系多重交互且相互传染，因而群众的情感常变幻不定。塔尔德的群体传播路径是爱（痴迷）→信念欲望→暗示→模仿→社会，社会是个体通过模仿而层层凝结的群众晶体，是模仿的关系事实，靠暗示感受运行，而个体愿受暗示、进而模仿的前提是他的信念欲望也即爱和痴迷集中于此。弗洛伊德侧重于探讨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微观人格变动：力比多作为群体联结的基本纽带经历了从自恋转为他恋的过程。成员将领袖作为外界对象，投射至自我理想，指引和监督自我。对同一领袖认同的相同处境又使成员之间彼此认同，群体得以凝聚。由此，对于“个体如何融入群体”或“如何实现情感认同”这一问题，三者分别从模仿、暗示、力比多中寻找答案。除却勒庞常被诟病的大胆直白、极具感染性的目的性引流外，塔尔德和弗洛伊德的群体思想确实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塔尔德所谓的自我模仿、社会模仿与弗洛伊德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基本一致，只不过塔尔德的“模仿”侧重于向外延伸，弗洛伊德的“认同”则侧重于向内追溯。故而在许多人看来，“塔尔德所谓的效仿，弗洛伊德称为认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似乎就是塔尔德用于精神分析概念的观点”。

二、群体认同与“逻辑联合”：文明演替的不同路径

如上，三位先驱分别从模仿、暗示、力比多研究了个体进入群体的传播机制。但群体心理并非一种固定的单一状态，暗示的强弱、模仿的运行逻辑以及力比多的转移度会直接影响群体运行的状态变化。这种状态变化表现为群体外在的动态变迁，长远看来更指涉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化逻辑。

在勒庞看来，群体波动其实就是同质性群众与异质性群众的周期性往复。如前所述，勒庞认为一个民族的思想、情感、惯例甚至偏见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缓慢累积而汇集形成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发展进步的力量支撑，它所包含的传统、习俗以及法律实质是对民族自然本能的控制，“一个民族越是能够克服这些本能，这个民族就越是文明”。在正常时期，以保守的民族精神为基础而成长起来的群众属同质性群众，民族精神的稳固发展使同质性群众的心理具有稳定性，“其特征是放大的民族特征，它们淹没在传统的思想感情方式中”。在革命时期，群众革命的真正目的是寻求摆脱纪律的限制，释放野蛮的原始本能，此前这种本能一直受民族精神限制，如今他们要通过革命将法兰西的民族精神支离瓦解，理性对本能的控制如今变成了本能对理性的支配。摆脱了民族精神限制的个体从“自己的阶级、家庭、社会群体和宗教群体里分离出来，他不再是其中的一个单位，这让他能独自行事，如此，社会就转化为个人组成的大众，没有黏合性，没有纽带”，集体自我中心变成个体自我中心，同质性群众变成异质性群众。“纪律已经内化为一种遗传因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如今群众“原始的本能尽情宣泄，冲破由祖先费经年累月之功建成的种种屏障”，社会退化为野蛮的游牧部落。勒庞看来“从群众到种族再倒退回群众的过程是一个民族的自然生命周期”，“他所处时代的法国正处于这个周期第二阶段的危险时期，正在从种族倒退回群众”。如何重塑民族精神，使异质性群众再次成长为同质性群众，保证社会稳定运行？勒庞指出群众无法通过自身力量来实现文明所需的精神根基，集体文明都是由少数精英贵族创造和指引的，“就只有靠一种严厉的专制才能重建秩序了”，因为民族精神的养成除了依赖报刊、书籍等间接、缓慢的方式，也可以借用断言、重复、传染等暗示性劝服方式。

与勒庞的革命心理学考察视角不同，塔尔德更注重宏观社会的秩序运行。在他看来，群体的波动变化规律就是社会的运行规律即发明、模仿、对立的逻辑。模仿是指对某一发明的重复行为，呈几何级数的无限增长。当两个发明经历模仿进而交汇时，它们所代表的信念和欲望要么相互支持，要么相互对立。若这两个发明的聚合是弱聚合，成分之间不相互矛盾，则可以通过相互帮扶组成新的发明，进而无限积累下去，塔尔德称之为逻辑联合。因此，发明是一种适应态，存在累积和不可逆转的特点，“一个新发明把一个新思想嫁接到过去的发明之上，并且把老发明作为自己的构造成分，反过来，新发明又要支持新的嫁接”，“一切发明和发现的构造成分都是以前的模仿，因为这些模仿的复合体本身也受到模仿，并最终成为更大复合体的构造成分”。若两个发明的聚合是强聚合，成分之间相互矛盾或满足同一需求，那么这些发明就会相互竞争，更优秀的发明才能延续下去，塔尔德称之为逻辑决斗。对立倾向于强者得胜规律，塔尔德认为对立的目的是同化，是创生和进步的过程，而不是进化论所强调的淘汰或净化。由此，发明和对立实质是对模仿结果的反应，对立是两个相互替代的模仿浪潮的干扰，发明是两个和谐模仿浪潮的结合。发明、模仿、对立可被视为一个首尾相接的连续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规律地循环运作。

“发明、模仿、对立”的逻辑渗透在塔尔德对社会类型以及社会化的认知中。他认为社会类型是由一定数量的欲念和思想（如传统、风俗、倾向和观念）所构成的和谐态，“它们有助于某一欲念的主导地位，这个主导的欲念就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的灵魂”。这一欲念的主导地位实质是从不同欲念的相互斗争中胜出的结果，表层和谐的同质性遮蔽了底层相互斗争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是被压抑的冲突，是未来革新的温床和变异的动因。社会化过程也是在此种联合和决斗中演进的，历史实质是“模仿的历程”：任何发明或社会存在的发展都遵循典型的山形曲线，“起初（新发明）是缓慢地前进，随后（模仿）是快速而一致的增长，后来（对立）是增长速度的减慢直到停止”，这一规律成为后来创新扩散理论的最早雏形。换言之，社会存在背后的欲念必须要经历三阶段的传播，“每一个欲望或信念都得艰难地穿越由对抗的习惯或信念组成的网络，都不得不克服这个障碍去夺取胜利”，然后“拓宽自己的地盘，直到在它的胜利中诞生的敌人成为它的拦路虎，直到它最后遭遇到难以超越的边界而不能继续前进”，而后新的社会存在又会接续重复它的行为，如此等等。在这种周期性波动和更新的过程中，最富创造性的范本会灭绝或同化其对手而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社会发展的过程实质是一个“缓慢而必然的趋同”过程。因此，塔尔德拒绝斯宾塞分化论的假设即社会有机体最初是简单的、未分化的实体，最终演变成复杂的系统；恰恰相反，个体在一开始时是分裂、异质的，虽然最初相互冲突，但当对立的信念和欲望在模仿交互过程中被合成新的欲念时，差异就在逐步缩小，人类历史“普遍对立”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趋向同化的进化过程。他预言未来“文明的进程表现为逐渐拉平、走向均衡的过程，实现均衡的地域越来越宽广。这个过程会非常彻底，也许有朝一日一个稳定的、界定分明的社会类型将要覆盖全球”。

与塔尔德的乐观态度相反，对人类精神问题的长期关注使弗洛伊德对社会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充满担忧。在他看来，群体的波动或人类文明的演替实质是文化超我（文明伦理）与个体自我（本能）的竞争变化。文明的存在意义是满足人类的幸福，但事实是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时常受到文明规则的压制，感到痛苦。他推测，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文明用于调节社会关系所要求的公正原则与人性本能之间存在对抗关系。前文明时代，人靠蛮力取胜，体魄强健的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本能冲动和利益行事；社会团体的出现意味着文明开始出现，“当许多人联合起来在力量上超过了任何个人，并且保持这种联合以对付一切个别的人时，人类在社会团体中的共同生活才成为可能”，“这个联合体的力量就被作为‘权力’用来反对任何被谴责为‘蛮力’的个人的力量”。弗氏认为，联合体的力量取代个体的力量是向文明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它是通过对群体内个体本能的限制来实现的，也即成员需要向群体让渡和牺牲部分自由及私欲，从而形成公正的、可以联合所有人的法律来限制其他群体成员，以此保障自己的安全。文明以力比多的形式将群体成员相互结合，通过认同作用来加强社会团结。然而，当个体让渡的自由未能获得群体的公正对待时，他的人格结构中的自由残余便会和文明形成一种对抗关系，个体对自由的要求就会抵御群体的意志。

人类文明与个体本能之间为何会存在对抗关系呢？弗氏认为个体本能除了性本能之外，还具有强大的攻击性，它使文明遭受暴力威胁，“由于人与人之间这种原始的相互敌意，文明社会不断地受到分裂的威胁”。为实现爱邻如爱己的社会化主张，文明就必须对这种攻击性本能进行压制。此种压制实质是通过一种内化的罪疚意识来实现的，罪疚意识是指严厉的超我和附属于它的自我之间的一种紧张感。罪疚意识的产生最初来源于对外界权威的恐惧，当这种外界权威通过超我而发生内化时，个体才真正意义上形成良心和罪疚感。超我是外界权威的延续，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内化为自身价值观的文化信念或伦理准则。当自我出现非理性的本能欲望时，超我作为精神警察会对其进行压制，这种本能克制所产生的罪疚感可以弱化人们的攻击性，把人类集结成一个紧密结合的群体，“文明进步的代价是通过提高罪疚感丧失幸福来付出的”。弗氏认为人具有追求本能欲望满足的利己主义倾向，而与社会人合作的要求又使他具有利他主义倾向，如同行星的自转和公转一样，人需要兼顾个体发展与文明发展，也即自我与超我之间的竞争和平衡。对于社会群体成员而言，当自我过于强大而超我过于弱小时，个体的自恋产生，类似前文集体自我中心变成个体自我中心，连接成员的力比多纽带松散甚至断裂，群体会丧失凝聚力进而失序，打架斗殴甚至像《十日谈》中那种性对象的直接满足成为常事；当超我过于强大而自我过于弱小时，群体的力比多联系过于紧密，群体意志成为成员的最高意志，群体的绝对精神不容置疑，群体与外界的壁垒更加森严，任何质疑群体精神的异教徒行为都将受到严惩。弗氏指出文化超我即人类社会的伦理标准对个体自我的过度苛责会使群体的心理匮乏，甚至有罹患“群体性神经症”的风险，导致社会崩溃，文明消失。

三、控制、交流与媒介启蒙：领袖角色的延伸与扩散

群体心理学认为领袖是“支撑所有群体存在的精神支柱”，是“任何有效统治形式中的第一环节”，是“历史之父”。领袖自身具有威望，在群体的内在运行和外在波动过程中充当动力来源。但由于三位先驱对群体运行、波动的认知视角不同，对领袖至群众的纵向权力运作过程的认知也见仁见智，故对领袖的角色定位存在较大差异。

受限于法国大革命的观察视角，勒庞笔下的领袖主要指革命中的政治领袖。革命群众的狂热行径使勒庞将群众刻画为“乌合之众”，认为这种群体是在没有创始人的情况下随意聚集形成的，他依靠个体间的相互暗示和传染而自我组织和运行，群体实质是由无数个体意识叠加而成的混乱的“群体灵魂”。群众有寻求依傍和躲避风险的本能，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希望有人接替他们承担主要风险，因而处在同一群体中的人会不自觉地服从于领袖之下，无论这个领袖是谁。“任何生灵，动物或人，一旦聚集，就会本能地让自己置于首领的威权之下”，“在群众的心灵里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需求，而是当奴才的需求”。领袖起初常常是被领导者里的一员，无意间从群众中独立出来，因而不能扮演群众缔造者的角色。领袖实质是一个矛盾体，其存在作用是为易受暗示的“群体灵魂”指引方向，充当稳定器的角色，但在紧急情况出现时又会迫受疯狂群众的驱使。

勒庞认为，大革命中自发产生的工团主义领袖对异质性群众的组织驾驭实质是通过煽动群众信仰来实现的：领袖由于迷恋一种理念而具有强烈信仰，这种强烈信仰使其话语具有极大暗示力，群众常常本能地接受他所灌输的信仰。勒庞认为这种领袖多属行动者而非思想家，“能领导别人，却好像不能在最简单的环境中思考并恰当行事”，他们暴烈、刚勇，一身是胆，没有健全的心智，实质是俘虏、煽动者甚至疯子。集体文明若交由这种领袖管理是可怖的，但他们煽动群众的技巧却可以被政治家借鉴。既然领袖可以从群体内部自发产生，那么理所应当也可以从外部施加，他认为新精英统治者必须向对手即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学习，学习他们驾驭群众的技巧。“断言、重复、传染”作为主要的劝服手段能使暗示快速生效，“断言越简明，证据和证明越贫乏，就越有分量”，“被重复的断言进入我们的无意识自我的深处……最后我们就会忘记是谁最初下了这个断言，只要深信不疑就足够了”。由此，领袖的权力运作是通过宣传或煽动情感作用于群众，劝服技巧与领袖本身并无实质性粘连。领袖发起某一口号，但这个口号的重复并不依赖一个特定的领袖，领袖随时可以替换，他变成了一个离心的主体，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对人群的影响也仅限于交流效果上，既没有明晰的指导思想，也没有起到明显的个性作用。“勒庞把一个经典的权力理论即权力是基于领导者个性、传统和历史转变成一个用沟通技巧来识别权力的概念”，缺失了领袖与成员之间的必要且相互构成的关系。

与勒庞相比，塔尔德所描述的领袖面向更加多元，他不限于政治领袖领域，而是涵盖社会各行业的发明人。发明人的特点不在于天赋，而在于他的新发明或新想法能在某方面“回答别人的需要，肯定和满足别人想要的东西”，以此磁化他人，激发模仿流。他人通过模仿对新思想进行复制，进而达到与发明人一致的水平。因此，群体不是勒庞所谓混乱的群体灵魂，更不会漫无目的四处乱撞，“群体灵魂不过是领袖灵魂的复制品。群体灵魂和它的思想都统一体现在理想的领袖身上，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领袖的形象”。作为群体奠基者，领袖是群众与之相似的原型，“随着领袖的出现，社会秩序的主要萌芽也被植入原始的社会中。领袖是社会的自我，注定要经历无限的发展和转变”。

社会自我注定要发展转变，意即领袖与成员的模仿关系并非固定不变，它会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等级制度时代，君王享有威望，他的动作、表情、态度都受到臣民的本能模仿，模仿表现为轻信、盲从和无意识，以自上而下的单向性或辐射型模仿为主。随着社会的发展，父子式的权威时代过去，兄弟式的平等时代到来。“建立在优势群体支配基础上的工作关系让位于个体协定的劳动合同；极端敬畏的社会模式让位于平等协商；父母之命让位于婚姻自主；其他制度领域的关系亦是如此……持续不断的社会互动逐渐消磨掉互动者的等级差异”，社会逐渐摆脱高度分层的关系走向平等。此时，双向平等的交互性模仿成为主流，模仿射线更加密集，模仿本身更趋于理性。过去社会传统单一权威的渠道在现代社会变得多元，每个人都可利用自己所长，成为自己社交圈的领袖，他可以是这个群体的领袖，亦可是其他群体的成员。由此，塔尔德从模仿的角度出发，认为领袖和群众都只是其中一环，领袖具有满足他人需要的作用，成员具有主动学习模仿的自反性，这种自反性使他具有将来成为领袖的可能。由此，塔尔德把领袖概念从政治领袖中解脱出来，将意见领袖、技术领袖等社会方方面面的精英囊括在内，从而更好地解释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演化规律。

塔尔德将领袖从勒庞笔下的革命领袖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弗洛伊德则更进一步将领袖从发明人提升为群体缔造者。弗洛伊德所指的领袖是旧时代具有超凡魅力的伟人，他具有一个严格的超我，类似于莫斯所说的双向度的人。双向度的人常常高度自尊且独立自信，他热衷于保存自我，更有能力遏制本能冲动；而单向度的人则容易受外在环境摆布，他的理智和情感混合，常常屈从于自己的本能，大众多属于此。弗洛伊德认为伟人的超我特质使他具有坚定的使命感，他常常以缔造者的身份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化，“把个人和群体聚集起来，把实质内涵赋予他的国家、部落或者村庄，并把他们自己的性格和使命持久地印刻在它们的形式上”。

这种缔造者的角色定位在认同机制中异常明显。领袖至群体成员的纵向权力运作过程中，成员只有先与领袖认同，彼此之间才能相互认同，继而形成群体。这个过程中，成员将力比多转移至领袖和其他成员身上，从爱自己转为爱别人。而领袖作为被全体成员认同的同一客体，自身力比多并未发生变化，是群体中唯一保留自恋情结的人，领袖只爱他自己或者在允许的情况下平等地爱着他的成员。因此，领袖不属于群体的一部分，他与成员是二元对立的实体关系。领袖作为群体的缔造者，处于权力的绝对核心。弗洛伊德认为现代的某些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原始部落的复兴，为具体说明，他追溯至史前寻找达尔文笔下原始部落的父亲。父亲是部落的领袖，他的力比多不用转移就可以直接得到性满足，而他却使自己的儿子们禁欲，以此迫使男性部落成员建立亲密平等的关系，这是被压迫者的兄弟情谊。现代社会的粉丝群同理，偶像是粉丝群体的缔造者，出于对同一个体的爱，女孩们相互嫉妒，但面对这种不可能达到的爱的目的时，她们便“通过对同一对象相似的爱而成功把自己与其他人认同”，以联合行动表达对偶像的敬意。

可见，勒庞与弗洛伊德对领袖地位的认知可谓异曲同工。尽管勒庞从群众易受暗示的角度出发，主要关注领袖易传授的煽动技巧，而弗洛伊德从人格结构出发，夸大领袖的超凡魅力，关注其不可转移的个人超我特质，但两人对成员的认知却是一致的，也即他们的精英主义立场是一致的。勒庞认为群众是非理性的野蛮人，“对理性协商和制度化因素视而不见”，弗洛伊德认为成员是具有性冲动的单向人，忽视群体的能动性和发展性，“排除了任何横向暗示或相互影响传染的动力，反常地发展了没有人群的人群理论”，“把国家的治理看作是一个具有理性的领袖对群众实行专制，在他眼中的群众并没有实施民主的能力，他们既自由散漫又愚昧无知”。

与勒庞和弗洛伊德的向内探究不同，塔尔德的研究是向外的。社会模仿网络被视为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联盟”，它不是静态的和固定的，更没有边界和界限，它的成长需要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积极地构建联系。换言之，塔尔德并未完全将个体看作任由催眠师摆布的提线木偶，相反模仿强调个体的自反性和责任感能够在持续的交流互动中得到发展。后期，塔尔德的研究视野从模仿律转向实际的社会影响，将大众传媒与公众舆论、民主政治相结合。塔尔德指出，“新闻—交流—舆论—行动”是“公共空间”中四个相互影响的构成要素。随着报纸等交往工具的发展，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人们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可以通过媒介形成一种超越空间的交流变体即舆论。媒介在促进舆论发展的同时，也使群体的组合形式发生变化，公众出现。新闻报道所促进的公众间的交流具有渗滤和开发“公共头脑”的功能，某些个人观点在交流中被精炼和发展，形成围绕某一特定主题的全国性观点，经媒介报道后，这一观点成为社会的道德基准和政治经济选择的主要途径。由此，塔尔德已经意识到新闻在聚焦公众议题和舆论形成中的作用，更注意到传媒能够促进社区、组织之间的协商互动，推动市民社会的发展。卡茨认为塔尔德无意间探访了协商民主的内涵，后来者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观实质是对塔尔德观念的应用或再阐释。

四、先驱者的群体思想遗产及反思

勒庞、塔尔德和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研究虽有互相交叉和相互借鉴之处，但其落脚点可谓大相径庭，导致了不同的历史境遇：塔尔德的思想虽更强调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强调公共领域的思想交流与互动协商，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思想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相反，弗洛伊德和勒庞所秉承的群体非理性思想却流传甚广，成为风靡一时的精英民主理论的思想来源，他们认为将民主政治寄希望于大众是不现实的，大众有关“政治上的判断……是通过本能、偏见和习惯作出的，传统政治学的痼疾在于不考虑人性”，所谓自由主义民主不过是虚假的和弱势的民主。

勒庞之后，群众心理研究成为一种潮流，其群体非理性观点影响了一大批精英主义理论家。加塞特认为大众无能力把握自己的个人生活，当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时，欧洲文明将面临没落危机，大众崛起所导致的“超级民主”在他看来实质是“大众的反叛”。曼海姆认为大众本身变幻无常，由大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正日益演变为情绪的民主，大众的非理性与冷漠无知为专制和暴政提供了社会群众基础，专政其实就是将大众通过一定手段动员并组织起来的结果。遵循此路，初步奠定了早期以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的心理学基础。至20世纪20~30年代，“政治学学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点就是把心理学分析和政治学分析相结合”。同时，弗洛伊德心理学也逐渐成为美国政治学所推崇的主流观点，它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结合，影响了“新政治科学”的诞生。新政治科学认为政治学应立足于事实，主张通过定量统计的方法来测量公众的心理变量和行为态度，进而有意识地运用公众下意识的非理性推论来引导意见、把控舆论，掌握理解和控制政治的艺术。为这门学科奠定基础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李普曼和拉斯韦尔，两人的共同特点是对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热情与兴趣。《政治序论》中，李普曼首次将弗洛伊德的多重人格理论应用于政治中给予新的解释，力图揭示政治与人类行为发生矛盾的内在原因，被琼斯称赞为“把现代心理学的知识和见解应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最令人惊异的尝试”。在《幻影公众》中，李普曼指出，舆论并非“意见自由市场”的产物，它是由多重精英人为制造出来的，是同意的生产，而非同意的产生；大社会中，公众无法实现自治，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应限制在最低程度上，只需确保有某种规则存在，无需关心规则的性质和内容，公共事务应该交由政府精英或“局内人”处理，由掌握科学知识的专家为其提供辅助。受弗洛伊德心理学影响颇深的拉斯韦尔此时亦成为坦率的精英论者，他指出公开的政治行动是私人、无意识、非理性心理内驱力的投射。在《精神病理学和政治学》与《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中，拉斯韦尔记录了世界大战期间政治的诸多心理极端状态，书写了“有关政治的非理性、疯狂和偏见的历史”，并倡导运用科学去统治这些非理性行为。拉斯韦尔甚至以宣传为毕业论文选题，研究如何“通过操控有意义的符号来控制集体态度”，他认为尽管宣传利用的是“人类行为中非理性”或“无意识成分”，但宣传本身是理性的，“只要方法得当，宣传能够推动发展，使有关政治的各种心理学理论尤其是公共舆论系统化”。拉斯韦尔的研究也相继影响了诸如拉扎斯菲尔德、贝尔雷森、阿尔蒙德、席尔斯等一批学者。

与勒庞的群体非理性和弗洛伊德的本能主义思想广泛流传相比，塔尔德的交往互动理论显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忽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塔尔德的群体思想才被哲学家德勒兹、社会学家克拉克、传播学家罗杰斯等人挖掘，重新进入学界视野。其研究不仅影响了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更影响了传播学和政治学，催生了系列相关理论，如“意见领袖”“创新扩散”“沉默的螺旋”“行动者网络”“公共领域”以及芝加哥学派有关公众和民主问题的探讨等，后者从交往互动到参与式民主的系列思想均直接或间接承袭自塔尔德。克拉克在谈及塔尔德影响时，曾评价芝加哥学派“库利和米德起初提出的命题在许多方面和塔尔德相同——社会互动形成社会规范，不过他们超越了塔尔德，更加细致地考察社会互动导致人格变化的机制”。库利的“镜中我”认为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主要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或态度是反映“自我”的镜子，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也认为个体反应的基础是对他人语言和行为所蕴含意义的理解，然后根据被赋予的意义以反应。由此，在芝加哥学派看来，传播实质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参与者在传播过程中能够实现移情，他们通过交往互动逐渐达成社会共识，个体之间合理的、道德的秩序能够借此替代单纯的、本能的秩序。在《大众与公众》中，帕克大量引用了塔尔德的著作，杜威的《公众及其问题》中也能处处窥见塔尔德思想的烙印，二人对公众及民主问题的探讨受塔尔德影响颇深。在《人性与行为》与《公众及其问题》中，杜威致力于推进塔尔德想象中的未来社会即大共同体建设，他认为共同体的稳定发展需要个体之间保持持久的情感依恋，这种情感连接需要依靠交流传播来增强。作为民主生活的核心，沟通交流是将“我”变成“我们”的先决条件，人类通过符号互动实现将物理共同体转化为情感有机体。李普曼等精英主义者所谓的本能主义可以通过习惯性智慧来化解，个体可以通过新闻传媒业与现实接触，增强社会认知，通过教育学习，改善沟通方式，进而成长为个体精神的最高境界。公民应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民主应当被视为一种过程理念，治疗民主痼疾的办法是实施更多的民主。承袭塔尔德和杜威的思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协商民主和交往理性的概念。他笔下的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活动空间如报刊、沙龙、咖啡馆等，它脱离政治和经济控制，具有相对独立性，公众可以针对其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在这里公开讨论，最终达成社会共识。在公共领域再封建化的背景下，哈贝马斯试图为重建公共领域提供思路，他期望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贯彻和建立，实现一种“无暴力和统治”的社会秩序。卡茨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塔尔德的公共空间相比仍存在一些区别，前者将理性作为对话的先决条件，后者则更加随意，认为理性最好是对话的产物。

勒庞、弗洛伊德和塔尔德对公众的认知差异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脉络的两极：精英民主理论和参与式民主理论，由此形成了观点针锋相对的思想流派。精英主义者通过对历史和现实政治的系统观察发现了“统治阶级”的存在，直戳民主的虚假本质。莫斯卡宣称在所有社会都会出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当我们说选民选择他们的代表时，我们的用语不很精确。事实是，代表使他自己被选民选举”；帕累托提出精英循环理论，认为即使旧的精英衰落，也依然会有新的精英填补，“人类的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米尔斯认为“多元政治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政府机构和整个社会中，权力最终的行使受到严格控制，只有极少数精英操纵着政策的方向”；熊彼特强调“人民实际上从未统治过，但他们总是能被定义弄得像在进行统治”，民主不过是每隔几年选取政治领导人的游戏；米歇尔斯则直接揭示了寡头政治铁律的事实，“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政治”。精英主义民主被认为是西方民主理想与现实调试和妥协的产物，曾一度占据了主流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熙熙攘攘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推动了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他们批判精英民主的虚假面孔，主张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回归民主真谛。佩特曼主张将参与渗透到政治社会的各个领域，“一个民主政体如果存在的话，就必须相应地存在一个参与社会，即社会中所有领域的政治体系通过参与过程得到民主化和社会化”；巴伯提出强势民主理论，激励公民创建自治政府，“通过对正在进行中的、直接的自我立法的参与过程以及对政治共同体的创造，将相互依赖的私人个体转化为自由公民，并且将部分的和私人的利益转化为公益”；麦克弗森指出，民主变革的目的是努力寻找参与式民主的突破口，并找到如何消除参与的障碍并创造参与式民主的条件；帕特南将公众参与视为社会资本，是让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因素，因为“在一个共同体中，此类参与互动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

精英主义民主和参与式民主似乎设计出两条不可调和的发展路线：前者秉承“精英能够比公众更好地把握这个世界的真相”理念，视大众为民主之威胁，企图将其排除在日常政治运作之外；后者倡导沟通与参与乃人之本性，是促进协商互动，扩大社会资本，巩固民主的基本途径。二者对群体的认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困境，缺乏全面的多面向认知。如今身处互联网时代，网络的交互性、隐蔽性和便捷性使群体心态表征更为复杂多变，塔尔德的交往理性，勒庞的人性幽暗，以及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权力依恋构成了网络生态下公众的丰富面向，而这种面向又会在特定时刻受特定议题的影响而相互转换：群体既可能是乌合之众，也可以是深思熟虑者，还可能是迷恋偶像的“狂热粉丝”。在电子民主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我们似乎更应该追根溯源，重新审视先驱者笔下复杂而丰富的群体心理研究，并将那些被历史遗忘的灰色地带重新挖掘，或澄清，或清洗，或填补，这将增进对群体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的复杂性认识，进而走出群体神话与污名化的二元对立模式，为理清群体运行的人性基础和复杂社会传播结构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文献引用格式

郭小安,李萌.重访群体心理研究的灰色地带：勒庞、塔尔德和弗洛伊德的群体思想比较及现实启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51(01):131-141.

本文刊发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1期传播学栏目。参考文献从略。

欢迎投稿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http://hnss.cbpt.cnki.net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l）来源期刊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尹金凤

编辑部电话：[phone]

微信公众号编辑：盛思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