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195 篇推送
民国时期的上海十六铺港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通常很容易理解，对外开放对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力作用。无独有偶，在1911-1937年间，中国的工业生产率亦保持了2%的年均增速，而这一工业化进程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
有趣之处在于，改革开放以降的经济发展似乎遵循着数十年前的轨迹（见图1）。考虑到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我们有必要去探索在19、20世纪，通商口岸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图1 上海对欧洲的出口额，1865-2009年
毫无疑问，自对外通商以来，近代中国的市场容量不断扩大。但通商口岸作为国内外贸易的汇集地，以及受西方影响最为直接的载体，是否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它对于理解今天中国经济的腾飞有何意义？这些仍是需要值得探讨的问题。
基于此，Wolfgang, Javier和Carol的文章“Foreigners knocking on the door: Trade in china during the treaty port era”试图回答上述问题。研究者利用15个主要通商口岸的贸易资料，从新技术和降低交易成本等角度，通过量化分析，考察了影响通商口岸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以及口岸城市对于近代中国国际贸易和福利的作用。文章指出，口岸城市的商品平均价格、工资、科技水平以及出口距离，是衡量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通过贸易，通商口岸会将其影响波浪式地辐射到腹地，乃至更远的地区。
研究者以上海为例，来说明上述因素如何影响口岸城市的竞争力。首先，交易成本与出口距离正相关。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位置南北适中，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的交易成本低于平均水平一半。相较而言，宜昌僻居长江上游，其出口成本比平均水平高12%。
其次，科技水平与竞争力成正比。尽管上海的人口规模与天津略等，但由于上海的科技水平远高于天津，这导致其出口大约是天津的两倍。再者，工资水平与竞争力成反比。工资越高，优势越少。就科技水平而言，汕头优于上海，然而该口岸的高工资使其丧失了部分优势，其综合竞争力仍不及上海。
综上，正是由于多方面的优势，上海在15个主要口岸城市中竞争指数最高（见图2）。
图2 15个主要口岸城市之间的双边贸易
口岸贸易是否给中国的其他地区带来福利（实际GDP）的增长？换言之，口岸城市能否像引擎那样发挥作用是研究者探寻的重要问题。
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者指出，通过贸易，通商口岸会将其影响波浪式地辐射到其腹地，甚至更远的地区。这表明，对外通商的确促进了中国广大地域的经济发展。
仍以上海为例，该口岸每20%生产力的增长会给其自身带来1.5%的福利效应，同时位于其周边的城市譬如宁波、芜湖也会较显著的享受到这种福利，甚至对远至1300公里外的汕头也有一定的影响，汕头13%的福利增长可归功于上海科技水平的提高（见图3）。汉口对其他地区的福利作用亦同样明显，尤其是对那些邻近汉口的区域，譬如九江、宜昌。
图3 上海科技水平提高对其他口岸的福利带动
当然，这种福利效应并非是单调的线性式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口岸自身的生产力、经济地理环境，以及口岸所在区域产品多样性的程度，它们共同影响了口岸的交易成本和潜在贸易增长。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尽管中国地域辽阔，但其商品市场的区域多样性远小于欧美发达市场，这就在无形中提高了区域间商品交易的成本，从而限制了贸易的扩大，这使得在区域贸易基础上衍生的福利效应不得不打上折扣，它更多地还是有助于口岸城市自身的发展。
总体而言，由口岸贸易引发的对腹地的福利增长仍是有限的，其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国市场发育的不充分。这些结论似乎在提醒我们思考，过多地依靠建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城市，而不去解决妨碍市场充分发育的制度因素，能否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遏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打破城乡二元殊途，从而使更广阔的地区享受到福利呢？
文章来源：Wolfgang Keller, Javier Andres Santiago, Carol H. Shiue, 2016, Foreigners Knocking on the Door: Trade in China During the Treaty Port Era，NBER Working Paper No. 2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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