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特级教师退休后的反思：假如再让我做老师，我一定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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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书育人的过程，也是不断反思、总结和提升的过程。教育是什么？如何对待师生关系？老师应该如何评价和影响学生？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位老师不断思考。
本文是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对他执教生涯中的一些经历和问题的反思，对广大教师很有启示作用，推荐大家收藏阅读。
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让我再教一届小学生，该有多好！
我时常记起江苏省模范教师王树堂先生生前对我说的一句话：“年轻的时候不会教，等会教了，又老了。” 他说出了所有退休老师的心里话，一种带有无奈、伤感、留恋、遗憾的肺腑之言。
难道老师也像庄稼一样，老了才成熟？难道就像红薯一样，从地里挖出来，非得在地窖里放一段时间才甜，才软，才意味着彻底的成熟？
是的，退休之后的大反思，使我基本上明白了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教语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基本上明白了，所以我退休后才经常想，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让我再教一届小学生，该有多好！
于永正老师
如果再教一年级，绝不会让小朋友上课尿裤子了。
那是1985年12月底的事。一天上午，我正在为一年级（1）班上说话、写话课。学生正在用心地写我摆在讲桌上的蔬菜、水果，朱飞飞突然站起来说：“林毅尿裤子了！”
林毅是个文静秀气的小女孩，平时很少言语。我对她说：“我不是说过吗？上课有事，可以举手报告。”她低着头，一声不吭。天这么冷，棉裤尿湿了，怎么能行呢！我赶紧请班主任邓桂霞老师给家长打电话，送条裤子来。
下课了，我见邓老师正在炉子上（那时冬天办公室里生炉子取暖）为林毅烤棉裤呢。当时我心里还不以为然。
这时，办公室里一位年长的老师对我讲起她曾经在报纸上看到的一篇报道。文中说， 一位教一年级的女老师上课时，发现一位学生神色不对，便走到该生跟前，嘴巴凑到他耳朵上悄悄地问：“想解手吗？”该生使劲点头。女老师一拍他的肩，他便飞也似地跑出去了。
可是，好久不见这位小朋友回来，于是这位老师从包里掏出卫生纸，对另一位小朋友说：“你去厕所给他送卫生纸去。”
果不其然，这位小朋友正为没带卫生纸发愁呢！我为这位老师的善于体察而吃惊，为她的善于推理而敬佩！听罢，我羞愧之极。我觉得我不配做特级教师。
如果时光老人再给我十几年的时间，让我重教一年级，上课时我会关注每一位学生，不再只是关注教案、教学。
岂止是教一年级，教任何年级都要认真读每个学生的表情、动作，从中读出他们的内心，并做出正确的判断，采取相应的措施。
低年级上课中间的短暂休息，我不会只是唱唱歌，活动一下身子，一定会先问小朋友一句：有需要“那个”的吗？尤其是在冬天。
我也不会只是那么“正统”地活动、唱歌，我会让学生大吼几声——有字无字都行——让小朋友吼出精神、吼出气势、吼出劲头、吼出笑声。
犯了错误的学生进了办公室，一定请他坐下。
在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把犯了错误的学生“请”到办公室里去，是常有的事。“请到办公室”，是表示该生所犯错误已十分严重。当众这么“宣布”，也想“警示”其他学生。
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犯错误的学生到我办公室的“待遇”：他必须标准地立正站着——脚后跟靠拢，两臂下垂，中指贴在裤子缝上。
如果不“标准”，我便命令他“站好”，随即强制性地“纠正”：比如用脚踢他的脚后跟。这实际上是体罚。这种做法，哪里有尊重可言！哪里有平等可言！哪里有民主可言！
最近读了张华教授的《论我国课堂教学转型》，深受触动。文章说：
今年8月31号，我儿子上小学了。第一天是家长开放日，学校的第一件事是：行为规范。怎么坐，怎么站，手放到哪里，怎么走路，怎么排队……老师早已规定得好好的，而且每一个规定都有相应的奖励和惩罚作保障。随后的任何学习都是这样。
现在，我们很多美其名曰‘培养学习习惯’的做法，就是强化学生不能乱说，不能乱动，整齐地听话……这都是最坏的习惯——没有比限制儿童的嘴乱说、手乱动更坏的学习习惯了，这是成人对儿童施加专制的最司空见惯的方式。
他深刻地指出：
我国教学危机的根源是专制教学。我们把教学当作一个专制的过程，集体对个人，上一代对下一代，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专制的过程。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不自觉地在做一个专制者和接受专制者，这是我最担心的。
几十年了，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运用“动物园教育学”——以奖励作诱因，以惩罚作威胁来“训练”学生，是泯灭人性的教育！
假如我回过头来再从事教育，我会视学生为朋友，我甚至不会称他们为“孩子”——叫他们孩子，那意味着我是长者，“平等”就不存在了。
低年级的学生称“小朋友”，高年级的学生称“同学”，同学同学，我们是一同来学习的，是平等的。他们犯了错误，我可能还会请他们到办公室里谈谈，但是我会为他搬一把椅子，放在我的身边，请他坐下，我甚至还会为他倒一杯水。
我可能很严肃，乃至于严厉，但不会再说“你呀，瞎子害眼——没治了”之类的伤害学生自尊心的话。我会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告诉学生什么叫尊重、平等、民主。
我不会再愚蠢地把分数，作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
四十多年来，教的学生无数，但有几位学生的脸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李健、亓庆红、刘云、孙建军……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孤独的，有的甚至带有哀伤，他们很少言语，早上背着书包默默走进学校，下午放学又默默地回家…… 他们都是被我戴过“差生”帽子的人。
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差，要么数学考不及格，要么语文考不及格。每次考试后，我都要宣布分数。念到他们的成绩时，我还故意在分数的后面加一个“大”字：“李健——50大分！”
这种话对学生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呀！如果说体罚伤及的是皮肉，那么语言伤害的则是心灵。皮肉受伤有药医治，而心灵的创伤却无药可医。
我是他们的老师吗？我配做他们的老师吗？不知这些学生现在怎么样，从事什么工作，但我相信，在社会上，他们不会差，他们中肯定有人很有出息。请他们原谅我当年的愚蠢。现在我明白了，人人都是一个大写的“人”，人人都有尊严、有人格，人人都应该得到尊重。
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人生下来就千差万别，正因为千差万别，才有灿烂的世界和多彩的生活。不能单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生，文化成绩不是一个人的全部。可惜，我认识得晚了。
如果我再从事小学教育，我会经常把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告诫自己：这就是你的学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有了这样的学生观，我会认真研究每一个学生，知其长短，让每个学生扬长避短，甚至让一些人变短为长。
我会让每个学生喜欢我，爱上学，爱读书，爱思考。人人尽力了，学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东方不亮西方亮，分数实在没有多大意义。
我希望成为学生的导师，而不是教师。
退休了，还不断吃润喉片，慢性咽炎要伴我终生了。不能怨天尤人，只怪自己四十年来讲话太多。
课改以前，讲课文里的字词的意思，讲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课改以来，讲课文的人文性，深挖文字背后的蕴含。难怪慢性咽炎久治不愈。语文能力不是讲出来的，学习兴趣不是讲出来的，情感态度更不是讲出来的。讲，真的作用有限。
现在看来，过去犯傻了。如果我再教小学语文，我会引导学生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不但多读，还得多背——在初知大意的基础上，多背点经典诗文。
因为我明白了，学语文靠的是“童子功”——12岁以前，是人学习语言的最佳期。这期间，人的记忆力最好而理解力弱，一定多背。幼学如漆，小时候背熟的东西一般不会忘记。
我会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中养成读书读报和动笔写作的习惯。因为我明白了，教育说到底，是培养人的习惯，学语文是个慢功，是一辈子的事情。人一生以读、写为伴，才会有成就。
“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清颜元语）“导而弗牵”是教学的真谛。教师时代应该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导师时代。
人生是花，语文是根。在我的引导下，每个学生的“根”会长得粗壮、有力。
做导师而不做教师，我恐怕也就不会患慢性咽炎了。
作者简介：于永正，男，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教育部“跨世纪名师工程”向全国推出的首位名师。1962年以来一直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1985年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1995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7年12月8日因病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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