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闻鼓考

我指望忍辱偷生，还图个报仇雪耻，不道这贼原放我不过。我死也罢了，但是冤沉海底，安能瞑目！

这是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述的情节，多少遭受冤屈者最终抱恨终天、死不闭目。

当造案者罗织构陷成为常态时，“说无休诉不尽的负屈衔冤情”必定会成为很多人的日常。

在造案和喊冤的过程中，造案者和喊冤者一定会再次引发冲突，最终又以案造案产生更多的冤屈。

造案、喊冤的恶性循环似乎几千年来都未变过，造案者永远不会明白：沉冤昭雪已经成为很多人活下去的希望。

所以造案者与喊冤者已然不共戴天，徇私枉法再抓喊冤者继续造案是造案者不得不用的伎俩。

从李宁到朱玉珍的父母再到朱玉珍，从陈思宇到韩夫人，说明抓喊冤者的事情从未停止过。

多起抓喊冤者的恶劣案例表明，那些造案者已经疯了，他们可以践踏一切法律来维护其造案的“正当性、正确性”。

很多造案者可能不知道登闻鼓的历史，也不知道我们的信访制度和老百姓还享有法定监督他们的权力，所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抓捕喊冤者。

借助此次太原警方抓喊冤者韩夫人，我就来给所有造案者们说说“登闻鼓”的历史。

                       韩夫人可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登闻鼓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重要性和作用都有所不同，历朝或有增补，如邀车驾或公车上书、叩阍等，直至到了清代登闻鼓成了摆设。

相传在五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就有“敢谏之鼓”，但凡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挝鼓上言。

据《周礼·夏官·大仆》记载，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大仆）掌其政，以待达穷者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

和尧舜的“敢谏之鼓”相比，“路鼓”则专为鸣冤者悬挂，有专人可将击鼓鸣冤之事上报周王，这就是后来的登闻鼓。

从晋武帝到北魏时期，“阙左悬登闻鼓”，为的就是“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表其奏”。

《晋书·武帝纪》应该最早记载“伐登闻鼓”，此后历代相沿。《晋书·卫瓘传》也有“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的记载。

《魏书·刑罚志》称：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阙左悬登闻鼓，以达冤人。” 

也就是说在晋魏两朝，击登闻鼓真能直达天听，“冤人”有机会见到皇帝诉说冤情。

鸣冤叫屈者向帝王诉说冤情到隋代被废止，在隋王朝被改为“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

“录状奏之”就得看有司录不录或奏不奏，还有就是怎么录怎么奏了，登闻鼓对隋朝来说就是个鸣冤者信访的摆设了。

所以唐高宗汲取了隋朝和他祖上的经验，在应天门外置登闻鼓，还特地下诏：“有人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

武则天称帝后，她干脆要求“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对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

此举是在进一步优化唐代的喊冤信访制度，武则天不仅不派人值守监控敲登闻鼓的人，她是要求级别更高的御史必须收告状材料并亲自接访。

其实唐代不仅有登闻鼓，当时还有邀车驾，允许喊冤者拦皇帝车驾告御状。 

但对告御状有严格的规定，按《唐律·斗讼·邀车驾挝鼓诉事不实》称：“诸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

在宋代朝廷专设闻鼓院和登闻鼓检院，但宋代的鼓、检两院仅受理吏民诸如“家奴失母豚”类的民事纷争。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诸事赴台、省诉之,理决不平者,许诣登闻鼓院击鼓以闻”。元朝不仅设有登闻鼓，还恢复了唐代就有的邀车驾。

到了整治赃官污吏最狠的明太祖一朝，不仅有专人管理登闻鼓，但凡有冤民申诉，朱元璋就亲自受理，官吏胆敢阻拦一律重判。

但朱元璋建立的祖制，到了明宣德年间险遭废除，此后登闻鼓在明代开始流于形式。

《清史稿·刑法志》记载登闻鼓还有个别名“叩阍”，系对“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击驾申诉者”的称谓。

也就是在清代，登闻鼓彻底名存实亡了。按清律规定，击登闻鼓“必关军国大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否则不得击鼓，违者重罪。

其实现在的喊冤者，除了控告、举报那些造案者，更多的时候就是发个微博、微信公号喊几声，但造案者们就受不了了。

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啥的，总有一款罪名能让造案者有机会法办喊冤者，不少喊冤者说到底是真的喊了几嗓子。

倘若造案者们所办案件果真“南山可移，判不可摇”，让人心服口服，那么就不会有人喊冤了，这既是逻辑问题也是常识。

现实中确有冤案存在，冤案受害者和其家人自然要站出来喊冤。如果造案者们知道登闻鼓的历史，他们会允许陈思宇、韩夫人喊冤吗？

府县衙中多腐败，葫芦庙里判糊涂。多少起后来纠正的案子表明，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判决，造案者们讲过事实和逻辑、遵守过法律？

你们违法造案在先，谁给你们的权力和胆量不让人喊冤了？不能让人心服，别人喊几嗓子说几句话也不行吗？

那些冤案受害者及家属怎么就不能喊冤了？当虽有沉冤、莫能往诉时，喊冤者发个微博和微信公号违反什么法律了？

说直白点就是造案者们干了坏事不让说，抓喊冤者就是典型的不要脸还死要面子。请造案者们要点脸，以后不要再抓韩夫人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