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省“工委”最高领导人蔡孝乾被捕叛变，引发台湾地下党的全面灾难。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四）

　                        陈 辉

　　两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孝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得知他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此人的特务去查找。

（台湾地下党一把手蔡孝乾苟且偷生）　　

    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他们感到在乡村穿西装很反常，便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是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愿意交待中共台湾所有地下党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让已同他姘居两年的妻妹马文鹃来监狱同住。谷正文听后大笑，马上把这个16岁的小姑娘送来。

　　蔡孝乾这个老红军身份的台湾地下党一把手，为什么轻而易举地就当了叛徒？他有什么背景？为什么由他来担任中国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呢？

　　蔡孝乾是“老台共”。1928年8月，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大肆搜捕台共份子，蔡孝乾在回忆录《台湾人的长征纪录》中说，他们在岛内无以容身，1928年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他和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在台湾北部后龙港秘密乘船偷渡到福建漳州，为生活与掩护，起初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教书。 

（不仅叛党而且卖国的李登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林彪率领的红军“东路军”进占漳州。中共地下党李文堂在漳州找到蔡孝乾，邀请蔡一块去江西苏区。蔡孝乾说，那时他与中共中央只有横的联系，在组织工作上直接受上海的台共总部领导。李文堂为蔡孝乾介绍了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就这样，蔡孝乾成为红军政治部的一员，并且使用在上海台共时期的化名“蔡乾”参加政治活动。

　　1932年6月中旬，在福建汀州，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召见了蔡孝乾，并与1924年在上海大学教他俄文的老师任弼时重逢。在与周恩来共处的那段日子里，周恩来交代蔡孝乾翻译两本日文书，一本关于列宁，一本是日本人左野学写的书。 

　　蔡孝乾回忆说，周恩来从1931年12月抵达江西苏区。在此之前，他除了在法国支部有时间进修，回国后，置身危险的白区，不可能随身携带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以，他急于要蔡孝乾帮他翻译佐野学著的《国家论》，以及另外一本日文书，列宁原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蒋介石训话，全力抓捕共产党）　　

    蔡孝乾回忆，1936年9月，他被调任中共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属下的北线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军高桂滋、高双城。周恩来那时是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的书记。 

　　1932年6月23日，苏区召开“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蔡孝乾被选为总同盟主任，张华为总同盟组织部长，张爱萍为总同盟宣传部长，邓颖超等35人为执行委员。蔡孝乾与台湾籍共产党人最大的不同，也是他最大的资产，是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蔡孝乾担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长。

　　记者查阅有关资料，全面显示了蔡孝乾的人生履历：“蔡孝乾1908年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曾用名蔡乾、蔡前、杨明。1919年进日本人办的公学台湾彰化公学校读书。1922年毕业，留校任代教员1年。1924年至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受到当时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思想影响，参加进步青年组织的上海台湾青年会，组建新的旅沪台湾同乡会。1925年12月参加主持召开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1926年7月返回台湾，宣传革命，帮助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左翼。后为文化协会机关报咨询、顾问和撰稿人。

（笑对死生、临危不惧的台湾地下党）　

　“1928年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4月当选为台湾共产党（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委员、常任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负责宣传部工作。随后在台湾建立了支部。同年8月为躲避日本当局搜捕，离开台湾到大陆，潜至福建漳州。1932年4月红军攻下漳州后，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蔡经闽西苏区到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列宁师范学校任教。1932年6月在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总同盟主任。1934年1月作为台湾代表参加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长征中唯一的台湾籍共产党人。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反帝联盟（后改为抗日联盟）主席。

　　“1938年9月，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后调回延安工作。曾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过《怎样进行敌军工作》等文章。1941年10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同盟常委。1945年4月至6月旁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年底离开延安到达上海。1945年9月被任命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46年7月秘密返台开展工作。1949年9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台湾人、“老台共”、长征干部、历经八年抗战、八路军敌工部长，中共台湾地下党头号负责人蔡孝乾无疑是最佳人选。

（人人是英雄，个个是好汉）　

    1945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工作。蔡孝乾于1945年9月从陕西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三个多月，于12月抵达江苏淮安，后由上海搭船抵达台湾基隆，随赴台北展开活动。

　　到台湾后，蔡孝乾追求享乐，逐步腐化变质。当时谷正文对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和副书记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特务头子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并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人“批斗”蔡乾，指着鼻子骂他：“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九十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指出：“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中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蔡孝乾叛变引发台湾岛白色恐怖）　　

    历史事实证明，蔡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便迷恋于奢华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他的上海女工妻子去世后，便同仅14岁的妻妹马文鹃同居，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进入1949年后，蔡乾竟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似这般张扬迟早会被敌特发现。他的被捕虽出于偶然，然而偶然性恰恰寓于必然性之中。

　　蔡孝乾叛变后，于1950年6月1日，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国民党《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厚颜无耻地说：“我是蔡孝乾，也就是蔡干，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对自己进行无耻的美化。

    同时，蔡孝乾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产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早年加入日军的李登辉（右））

     随后蔡孝乾对其他人实施劝降，国民党当局为影响更多的人“政治转变”，委任蔡孝乾为保密局少将参议，成为特务机关搞反共宣传的走卒。陈泽民叛变后也成为保密局特务，被授上校军衔。

链接：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一）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二）

——中共台湾隐蔽战线千余烈士寻踪纪实（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