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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盾 惊天巨响

陈 辉 晨晖点兵 202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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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前世今生(三)

陈     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大西北升起的“蘑菇云”不仅震撼西方,也为两年后成立的第二炮兵准备了“杀手锏”。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是先有原子弹、导弹,再有战略导弹部队的历史。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珍贵视频

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发生了一件人类战争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事件:  在广岛上空的万米高空,一架美制B一29轰炸机投下了一枚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它在相生桥上空660米的高度爆炸,造成20万人伤亡。

从香烧岛观看9公里之外的长崎原子弹爆炸一景,摄于1945年8月9日。

  8月9日清晨,日本的另一座城市长崎也遭到同样的核打击。美军B一29轰炸机向长崎投下了一枚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因天气不好,着点偏离目标2000米,但伤亡人数仍达1O万人之多。

  战后40年间,以超级大国的核竞赛为主要标志,人类进入了竞相发展核武器及其相关运载工具的新时代。如今,人们都清楚一个事实,超级大国的核力量早已达到“超杀”的程度。美国由陆基洲际导弹、潜艇发射的战略导弹、载有核弹的战略轰炸机组成的“三合一”的战略导弹发射和运载系统,拥有“大力神”、“民兵”等各种洲际导弹1054枚;“北极星”、“海神”大型导弹核潜艇41艘,潜艇可发射的战略核导弹656枚;能携带核炸弹的B—52、FB—111战略轰炸机516架。导弹命中精度由原来的3000米缩小到500米。

 两弹功勋邓稼先

 世界被恐怖的阴云笼罩着。人类呼唤和平,人类需要和平。
  为了打破核垄断,维护世界和平和祖国的安全,50年代中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发展我国的核事业: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两弹功勋王淦昌  

1950年6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将战火直烧到中朝边境。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很快大败美军。

两弹功勋彭桓武

  世界为之震惊。美国总统杜鲁门一时乱了方寸,无奈之中,乞灵于原子弹。1950年11月30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关于朝鲜局势的声明》时威胁说:“不排除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

两弹功勋周光召  1953年继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是反对杜鲁门下令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但在7年后他登上总统宝座“一阔脸就变”,居然也声称:“为了避免使进攻付出高昂的代价,显然,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随后,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的时候,美国的头面人物还不只一次地叫嚣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夫妇

美国几次三番地在中国头上挥舞原子弹,激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义愤。1951年夏,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主席、获诺贝尔化学奖的著名核科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对他即将学成归国的学生杨承宗说,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没有什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1960年钱学森(两弹功勋)在试验基地对于美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毛泽东和约里奥的心是相通的。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美国的核讹诈、核威胁迫使毛泽东下决心研制核武器。一个国家要是没有核武器就意味着低人一等,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必须掌握原子弹。

两弹功勋程开甲

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建设取得硕果。这时,著名核科学家钱三强向中央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提出了包括研制原子弹在内的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设想。国内要求发展核技术、研制原子弹的呼声日益高涨。

197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朱光亚197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朱光亚(两弹功勋)。  毛泽东洞察历史,审视环球,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决然地把发展核科学技术研制原子弹提上了议事日程。

  毛泽东于1955年1月15日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核武器中的铀的问题,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钱三强(两弹功勋)、何泽慧夫妇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他说话时眼光落在李四光和钱三强身上,大家都明白,今天的老师就是他们了。

 周总理和李四光亲切交谈

李四光首先对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表示赞同,接着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并介绍了我国铀矿资源勘察工作的筹备情况。

  钱三强则着重介绍了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美、苏、英、法等国发展原子能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所做的工作,毛泽东听后很满意。

两弹功勋陈能宽  

在这之前的一年前,毛泽东已就发展核武器问题与苏联进行了交涉。

  1954年10月3日,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会议室,中国和苏联两国最高级会谈正在进行。  “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中苏双方各自对国际局势、国内情况作了阐述和介绍后,赫鲁晓夫主动问中方。  会谈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商定,在核武器研制方面要抓住时机争取苏联援助,以求有个较高的起点和较快的发展速度。  因此,中方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你们在这方面能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回答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不用大家都采摘它......如果你们十分想要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我们可以帮助先建一个小型原子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会太多。”

两弹功勋郭永怀(右一)在解答研究生提出的问题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方答应给中国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中途变卦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来信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两弹功勋吴自良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在庐山上研究决定:不理他那一套,我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60年代初,苏联毁约停援、自然灾害、“大跃进”运动失误一起在中国大地上肆虐。天灾人祸像一双巨手,突然遏制住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也陷入了困难的泥淖。

  两弹功勋于敏

原子弹还要不要搞?严峻的形势引发了种种分歧。

  在最高决策层,有人提出了尖端武器研制放缓的意见;在经济部门,有人认为“搞原子弹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主张索性“下马”算了;一些从事常规武器研制的同志又抱怨常规装备投入太少,“尖端挤了常规”。

两弹功勋王大珩

  陈毅元帅对原子弹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分量有着深切的体会,他一听说有人想打退堂鼓就火冒三丈:“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他还对核武器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1984 年在新疆试验基地,左起为高潮、陈能宽、李英杰、邓稼先、于敏、胡仁宇。毛泽东倾听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意见,终于表态了。1962年6月,在听取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关于战备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一再嘱咐:“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这就为原子弹研制问题上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邓稼先(左)在核爆炸试验现场  “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2年11月3日,总参谋长罗瑞卿根据二机部的规划写了一份报告,呈给毛泽东。
  对原子弹爆炸的时间问题,毛泽东是有考虑的。1958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次年7月,在得知苏联拒绝援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商定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推迟到1967年。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现在,二机部明确提出了“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经罗瑞卿转述,并且详细分析了实现这个目标的依据。毛泽东看着看着,欣然提笔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前排左起:郭永怀、彭桓武、王淦昌、朱光亚、程开甲; 前排右起:邓稼先、陈能宽、王大珩、姚桐斌

1964年9月16日下午,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九次中央专委会,研究首次核试验问题。17日上午会议继续举行,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做了汇报。

核爆炸试验现场(左三为程开甲)  第九次专委会就首次核试验的时机选择问题议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现在就试;第二方案,推迟试验。
  第一方案,从技术方面看,通过实弹试验可以取得直接的数据,以便对原子弹的设计作出判断。从政治方面看,可以尽早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第二方案,出于避免大的风险的考虑,推迟到明年或更晚试验,并且试验可以采用空爆等较先进的方式进行。  毛泽东沉思片刻后,神情严肃地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毛泽东从战略高度回答了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时机选择问题。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世界震惊了。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为中国战略部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是幸运的,因为它还没有成立,就有了手中“杀手锏”。

一纸军令赴楼兰,隐形埋名数十年,两弹功勋尽显忠,去时青丝归来翁。

时间流逝生命如歌 !国家记忆浓墨重彩重重留下你们的辉煌 !共和国公民的记忆里铭刻着你们丰功伟绩 !

整整28年,邓稼先生死未卜不知去向,他的夫人许鹿希信守离别时相互托付的诺言,无怨无悔痴情等待。28年后的1986年,夫妻再度重逢,邓稼先却因为核辐射身患重病,一年后在妻子怀中离开人世。当中央领导同志询问许鹿希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许鹿希的回答:“请派个医疗队给基地的同志们检查一次身体,他们的生活太艰苦了……”好朋友杨振宁问到两弹成功国家给了什么奖励,邓稼先轻松的说: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这位科学家,未曾得到过功勋奖章,可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却是因他而起。

杨承宗,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原子弹核燃料研制关键人物。

1951年6月21日,杨承宗收到了钱三强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希望他能用组织带去的3000美元从国外购买原子能相关的书籍、仪器、药品、计数进位器并及早回国。虽然3000美元对于这些仪器药品来说远远不够,但杨承宗知道,这已经是百废待兴的祖国能拿出的所有资金了,他当即决定放弃在巴黎的高薪工作,又把自己留学期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贡献出来,为购买研究所需器材在欧洲四处奔走。最后,他的回国行装是整整13个大木箱、铁皮箱,满载的全是国内紧缺的实验器材与资料。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恶化,杨承宗临危受命,到二机部五所(铀矿选冶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持业务工作。

 1961年到1964年间,杨承宗带领五所这支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科技队伍,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创造了中国核工业生产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这样的故事在两弹试验过程有许多许多,走进大漠荒烟,把对家人的深情升华到对国家的责任中。奉献到倾尽所有,奋斗到至死方休,用生命烘托使命 !

致敬,两弹功勋!更向那些默默付出的全体官兵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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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陈辉

编辑:冬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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