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改编的《赵氏孤儿》，为何要拉上成吉思汗

《赵氏孤儿》最早见于《春秋左传》，后经司马迁、元杂剧的改造加工，越发魅力无穷。

一场搜孤救孤，故事曲折富有张力，公孙忤臼、程婴的那场对话，以及他们的作为，正表现为生与义的选择，道德力量的崇高，牺牲的豪迈与纯粹，以及悲剧之美，故而它能够引发广泛的共鸣，征服的不只是中国人。

西方最早翻译《赵氏孤儿》的，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时间在1731年，后于1735年，被收入杜赫德所编的《中国通志》。而其所本，正是元代剧作家纪君祥所写的《赵氏孤儿》。

它与《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并列，号为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自然是难得的艺术精品。

然而马若瑟虽然是著名的汉学家，却不通韵文，还觉得它难懂，所以他在翻译时，就删去了其中唱词，使它只成为一个故事。

将中国艺术与音乐之美丢失，这是极其令人遗憾之事，好在这个故事本身已相当迷人，于是它在西方也就依旧引起广泛关注。这之后，许多国家都翻译了这个故事，做过改编，这其中最为显眼的，无疑是伏尔泰的改编。
说它最显眼，这当然不只是因为伏尔泰集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于一身，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一位伟人，一向有“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等美誉，雨果曾称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以及伏尔泰因为热爱中国文化，是孔子在西方最大的粉丝，又与“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一样，都曾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更因为，他的改编出人意料，轰动一时，是一种伏尔泰、法国、欧洲式的“中国精神”，一种时代折射、特殊解读，大有意味。
    

伏尔泰改编的《赵氏孤儿》，名为《中国孤儿》，时间、地点、人物、情节、角度全变，那几乎完全是借壳下蛋，它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南宋灭亡了，皇帝在死前托孤于大臣张惕，元兵四处搜寻，必欲斩草除根之下，张惕决定用自己的儿子顶替，但是他妻子伊达梅却斥责他有悖父道，坚决反对。

伊达梅爱丈夫，也爱儿子，她最终向成吉思汗说明了真相。成吉思汗早年流落北京，曾经追求过伊达梅，但遭到拒绝，这一次，他本来是带着报复之火来的，但是他一见到伊达梅，就旧情复燃。

成吉思汗以皇子、张惕、伊达梅儿子三人的性命相威胁，奈何伊达梅不为所动。她不肯为大义牺牲儿子，也不肯因小节牺牲皇子，背叛丈夫，她先供出皇子，后又搭救皇子，一切皆无可能之后，选择了大家同死。

最后，成吉思汗感动了，所有人一律赦免，还任命张惕为官，专门传授汉文化，帮他治理国家。

《中国孤儿》的时间，由春秋变为元初；情节，由屠、赵两大家族的忠奸之战，变为民族间的文化之战；核心，由搜孤救孤复仇，变为搜孤救孤融合；跨度，由数十年，变为一夜之间；伦理道德，由慷慨赴死，义当如此，变为大义、小节，君臣、父子、人性、人情，国家、个人、大我、小我的冲突……它们虽然都同样在宣扬儒家精神，仁义道德，但却已经远远超出了原著那种善恶之争，表现为一种更高的中国精神。

那么伏尔泰作为一个法国人，为什么会如此改编《赵氏孤儿》呢？他为什么要将时间设定在元初？为什么要将孤儿改变为皇子，将时代变为成吉思汗时代？为什么要宣扬这样一种中国精神？他到底想做什么？

这首先要从当时的环境说起。
    


伏尔泰所处的时代，是法国君主专制严重、宗教特别黑暗，法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面临重大危机，启蒙思想正蓬勃兴起的时代，他对这个时代深恶痛绝。

当时，法国出于各种目的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一面给中国带去西方文明，一面也给欧洲带回中国文明，因为他们的翻译作品和游记越来越多，中国正日益为西方所认识，中国热、孔子热几乎遍布了整个欧洲。

那些翻译、介绍作品，无疑是各种理解，各种目的下的肢解、分裂、切割、取舍、解读、诠释、再造，有意无意地美化与丑化兼而有之，于是这就把西方人分成了两派。

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崇拜几乎是狂热的，这就像波瓦伏尔在他的《哲学家游记》中所说：“如果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了各国的法律，那么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中国提供了这样一幅诱人的图景。到北京去！去瞻仰世上的最强者，那才是上天真正完备的形象。”

而另一部分人则痛加批判，就比如孟德鸠斯，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而厌恶一切君主政体的卢梭，则认为中国的圣贤之教，无异为中国的落后。当然，这里面出语最“毒”的，还当是较晚于他们的黑格尔。黑格尔等立足于欧洲中心论，干脆说中国“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的国家”，“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中国的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发展”。
很显然，这两派如果能够中和一下的话，倒还可能较大程度地接近古代中国的现实，只可惜，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些人虽然大都只能从孤立有限的翻译文字中了解中国，却几乎个个武断得很。

这就像伏尔泰虽然从来没说过那句，“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却并不耽误大众传讹一样，德国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因兹，当然也不妨以这句中国人绝不知道的孔子语录来教诲全城居民：“为人公正，信仰自由。”

孔子是中国精神文化的代表与象征，孔子即中国，孔子却也是“欧洲人的孔子”，这种文化传播现象屡见不鲜，故而不通汉语，高卓如斯的伏尔泰，也不免会很大程度地陷入这种困局。更何况他还有反专制、反宗教黑暗，建造、呼吁理想道德、制度的需要。

伏尔泰出于需要，对中国历史、文化、政体、宗教等等，倒的确曾做过很长时间的系统研究，这使他对中国的认识远不同于一般人物。但他因为对美德和社会改变的强烈追求，及隔空遥望，却到底还是把中国的伦理道德理想化，甚至神圣化了，所以他就有了这种表现：

伏尔泰当年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中，曾说：“我认识一位哲人，在他的小书房里只悬挂着孔子的肖像；下面还题有这样四句诗：他只传授补益人之大理，点拨众人，从不哗众取宠，他只以智者的身份讲话，从不冒充先知，然而谁都相信他，即使在他的祖国。”这说的其实是他自己。言必称孔子的伏尔泰，就因此与卢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卢梭）

伏尔泰看到，或者说愿意看到的古老中国，是伟大而文明，一片祥和的，不但代表了君主制的至高理想，甚至也代表了法国乃至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而卢梭则认为科学与艺术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文明发展的结果必定是道德沦丧、国家衰亡，中国的几场改朝换代正是文明亡国的最好证明，所以他们最终就掐起来了。

长者伏尔泰一开始对卢梭很宽容，循循善诱，只做理论上的探讨，他们两个闹翻是以后的事。至少，伏尔泰在1750年后写作的《中国孤儿》，算是对卢梭很温和的一次回答。这意思就是，科学与艺术必定战胜野蛮与愚昧，这是历史的发展趋势，我要让你看看文明是如何胜利的，中华帝国与征服者，到底是谁征服了谁。

于是，《中国孤儿》的产生与表达，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第一，为回应卢梭，阐明、证明并卫护自己的观点，教育社会。

第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产生于元初，成吉思汗时期，程婴等忠臣义士，是作为民族战争的英雄来寓意和讴歌的，它无疑给了伏尔泰另造的启发。

伏尔泰本人，在《中国孤儿》献词中就曾说，他是因为读了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萌发创作念头的，他还称它是宝贵的大作，体现的正是中国精神，人们对中国曾作和将作的一切陈述都不及它。

然后，他又在写给黎世留公爵的信中，曾说，这个剧本成于成吉思汗朝，是一个新证据，“证明鞑靼的胜利者不改变战败民族的风俗；他们保护着在中国建立起的一切艺术；他们接受着它一切法规。”

伏尔泰早就发现，中国文化具有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它有时虽然不能与武力外侵相抗，最终却能够同化胜利者，反败为胜。这一切无疑使伏尔泰无限着迷，无限崇拜。

伏尔泰最终认为，这种胜利，正是中国文化、中国伦理道德、中国文明的胜利，重气节、讲情义、明大理、轻生死这些东西，正是中国精神的代表，所以他那时要借助于《赵氏孤儿》的外壳，来书写中国精神，文明结果，也就不难理解了。

皇子，代表的不只是帝国的继承，他也是民族的继承，一种价值传递，成吉思汗的搜孤，无非为灭绝这种价值，张惕等的救孤，无疑是为拯救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民族价值，而中国人为此所得到的胜利，当然就是中国精神的胜利——文明终能战胜野蛮。
    


第三，伏尔泰所想要的表达，当然还不止于此。

《赵氏孤儿》中程婴的孩子，是理所应当的牺牲品，而《中国孤儿》中张惕的孩子，却因为伊达梅的反对，表现为人性价值。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曾说：“（中国）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我们这里是君父之国，儿女要爱父亲，父亲也要爱儿女，所以他按照西方伦理观念，和对于中国伦理的理解，就无法不安排这种冲突。

大义、小节皆有，高尚情操、自然情感都不丢失，有国有君有父母有夫妇有子女，才能产生一个完整的伦理系统，才可一概归于大义，这便是伏尔泰理解的，或修改的，中西结合的中国精神。

显而易见，伏尔泰本人并无法抛弃母性、个人情感、自然情感，只顾所谓大义，他是因为对两者同时肯定，才让伊达梅选择同死之局的。个人、自然不失，贞节不失，大义不失，既恰好吻合了中国的三纲五常、仁义道德、舍生取义，又恰好暴露了伏尔泰的矛盾。

他是什么都想要的完美派，他并不知道在古代中国，什么才是第一，不同条件下，会有多少个第一，中国人是无论什么，都应该服务于某个第一的。

第四，伏尔泰式中国精神，在这个剧本中是如此胜利的，这是伏尔泰最想表达的东西：

第四幕，成吉思汗的一位将军如此赞美宁死不屈的张惕：“他冷艳观望着酷刑，嘴里重复的只有责任和正义；他无视我们的胜利，那讲话的语调，就如同他是法官，向我们传授着法律。”

第五幕，成吉思汗偷听了伊达梅与丈夫的话，深为他们的壮举而震撼：“胜利使我登上王位，统治你们，头罩光环却使我深感羞愧……你们战胜了武力，它该向你们深表敬意；我将成为榜样，身为统治者，我武器在手，归顺于你们的法律。”

最后，它甚至还有这样一个对话：“伊达梅：谁使您变成这样？成吉思汗：你们的美德良俗。”伏尔泰的这种表达，无疑正符合他一贯的人性观点：“人性不曾堕落；因此，它不需要救世主。”他故意抹去原著中的复仇情节，生命代价，却是在呼唤贤明君主，赞美人性的力量。

但他也正因此陷于巨大的缺陷。

伏尔泰对中国文化征服异族的力量认识，无疑是深刻的、真实的、准确的，他的改编当然也大有新意，他多年来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更作用巨大，但他寄希望于贤明君主，过分夸大人性之美，儒家实用，感化作用，和美化侵略者本心的做法，却透着虚假、生造、软弱，并不高明。

所以《中国孤儿》，它归根结底还是一部法国剧，伏尔泰剧，伏尔泰交的这份汉学答卷，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分量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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