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辑｜舞蹈的“无用之用”，何其沃的困惑与释然

广东人何其沃在2023年春天的香港中环干了一件有点怪的事。

他带领舞者们在水泥地面上摆好8个绿色的塑料凳，然后用塑料袋装好珍珠，坐上凳子，把脚放进塑料袋里，泡脚。

*《蝴蝶岛》项目香港演出图 ©️Kurtachio

在人来人往的闹市区，一副巨大的CHANEL海报旁边，他们这样发呆了十几分钟。

这是他的舞蹈策展项目“蝴蝶岛”的一部分。5月，这个场景被平移到了北京顺义，即将在11月受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之邀落地深圳南头古城。

不同于传统的排练室作品，“蝴蝶岛”是一次共创。这个场景来自一次排练。舞者克克已经失眠了两天，团队里的另一名澳门舞者决定带领大家冥想。他们去超市买来桶和粗盐，煮好热水，一起对着排练厅外那面巨大的窗户泡脚。

克克睡过去了，哗哗打呼，何其沃让大家也一起睡一会儿，“不然他中途醒过来，会觉得自己不礼貌”。

何其沃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独立艺术机构“二高表演”的创始人。“二高”来自他自己的名字，之所以用“表演”，是因为他们认为“舞蹈”“剧场”“空间”都不足以概括二高在做的事情：“我很确定自己不想做一个舞蹈团，但是对performing arts很感兴趣，它可能是舞蹈，也可能是戏剧，是行为的，甚至讨论‘表演性’这个事情。”

即使创始人是舞者出身，二高表演的很多项目都超出了“舞蹈”这个范畴，更像是一种集体的共创。

比如“蝴蝶岛”。2020年，香港大馆找到何其沃，委约他们创作一个作品。紧接着疫情开始，原定的时间线不断延后。看着身边的舞者朋友大多失去了工作，被困在家里，何其沃想的第一件事是，“第一次拿到这么大一笔钱，如何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帮大家一起度过难关”。

于是，一个8名舞者、十多名幕后的“大团队”诞生了。舞者们散落在上海、北京、长沙、澳门、广州，在长达两年多的创作时间里，大家断断续续地在腾讯会议里见面，讨论这个项目，大部分时候分享生活。

2007年毕业以来，何其沃已经做了十几年编舞，但他一直有自己的困惑。“编舞这个角色，有时候还挺暴君的，”很多时候，编舞都在强调舞者的质感，整齐，“现代舞逐渐变成了一个舞种，有一道精美的工序在里面。”

这不是他做学生时接受的现代舞教育。那时候，他和同学们千人千面，每个人都被鼓励表达自己。这几年，他常常和做舞蹈学研究的老师和学生聊天，表达自己的困惑：“是不是编舞这个工种原本就有问题？”

直到梳理“蝴蝶岛”的时候他发现，当所有人都遇到危机，面对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时，大家都不再能把自己当回事，同理心就会建立。

*《蝴蝶岛》表演现场图 ©️Kurtachio

“蝴蝶岛”的演出时间从2021年推到2022年，又推迟到2023年，“整个创作已经不是为了演出，是为了大家互相有个照应”。每次线上会议，何其沃都会准备一些问题让大家分享，比如问起童年的儿歌，有些人有，有人没有，他就找到了音乐治疗师时静洁来带大家唱儿歌。所有的素材都从人出发，“没有谁是我的舞者，也没有我是谁的老板”。

疫情改变了二高表演的工作方式。另一个重要的项目“南方舞馆”，成员们原本会定期聚在二高的线下空间，现在是定期聚在线上视频。有些年纪大的成员不会用腾讯会议，南方舞馆就打去电话，教他们如何安装使用。有人长期不发言，那不行，要硬cue他们参与进来。发现长期的居家生活让妈妈们失去了自己的空间，他们就发起“妈妈的瑜伽一小时”，让她们可以关在自己的房间，“对着摄像头一边拉伸一边聊点八卦”。

2007年创立至今，经过漫长的摸索，二高表演的创作方式最终在“蝴蝶岛”稳定下来。

2023年3月，最终去往香港表演前的50天，天南海北的成员们终于得以在广州线下团聚排练，但他们依然更像是在一起生活。在排练室待得无聊了，何其沃就招呼大家一起去买咖啡，去爬山，“我觉得这也是排练”。

谈起为什么最终给这个项目取名蝴蝶岛，何其沃说：“蝴蝶岛就好像是一座座孤岛，连成一片的时候，大家变成一个群岛，然后变成马尔代夫。”

2004年，18岁的何其沃拿着全额奖学金去了香港演艺学院，学习现代舞。

这个出生在广东阳江的男孩从14岁开始跳舞。在广州的舞蹈学院，他过着一种“被安排”的生活。早上9点起床上课，12点吃午餐，下午2点继续上课，然后自习。他这样度过了4年，“其实也根本不知道舞蹈是什么”。

在香港，他过去接受的舞蹈教育被打碎了。

班上的同学成长背景千差万别，每个人都被鼓励有自己不一样的想法和喜好。每两个月，一个新的外教会带来一套全新的跳舞方式和思考路径。统一答案消失了，学习的重点变成了适应变化和自学。

*舞蹈家何其沃

何其沃被迫开始思考，自己是谁，自己想跳出怎样的舞蹈——这是现代舞的题中之义。

毕业之后，何其沃回到广州，发现内地的大部分舞团还不了解现代舞的工作方式，他能适应的舞团几乎都在欧洲。遍寻不到组织，他决定自己做。2007年，他和一名同伴一起成立了“二高表演”，2014年，二高表演将工作室开在了广州工业大厦的五楼夹层里。

一开始，二高表演也陷入过“舞蹈培训机构”的窠臼，“在一个课堂里面技术大比拼，或者像军训一样地跳完一节舞蹈，抠动作，抠细节”。

这不是何其沃心中的舞蹈，“这种课我不想去上，我宁愿去SuperMonkey或者去健身房跟大妈上那种团课，每个人都脸色红润，跳完之后回家，或者再去上个班。我想上这样的课”。

*舞蹈家何其沃

2016年，二高表演参加了策展人王莉莉策划的时代美术馆教师网络会议，在王莉莉和香港实验艺术家荣念曾的启发与建议下，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创作和教育与人、教育以及个体经验密不可分，朝着社区舞蹈的方向开始了舞蹈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2020年，二高表演发起了“南方舞馆”民间舞蹈团。成员来自各行各业，80%的人都不是职业舞者。有16岁的高中生，也有50多岁的退休人员。人数固定到30人，每半年为一期。

授课内容不固定，何其沃和同事们习惯观察学员们的状态。如果一段时间大家因为环境很气愤，或者天气不好，这段时间的课程就以跳舞流汗为主。如果一段时间大家互相之间竞争感太强，有人记不住动作就不来上课了，这段时间就以创作为主。

心血来潮的时候，课程会教大家侧手翻、女团舞，他们甚至一起学习过“普宁英歌”，“每次跳完大家都好像在参加一个节日庆典”。

2020年末，封控稍微放松的时候，何其沃迫不及待地和南方舞馆的成员一起去广州黄边村做了十天快闪。在黄边村，他们发现当地人最关心的是健身和广场舞。

他们走街串巷，为当地居民提供私教课；和广场舞阿姨battle，以舞会友。跨年期间，他们举办了一场联欢晚会，发动所有南方舞馆的成员每人出一个舞蹈作品。最后，在跨年当天，他们在寒风中和村民一起吃羊肉煲，结束了这十天。

“舞蹈太无用了。”这句话在2020年不断出现在何其沃脑子里，面对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他不知道舞者能做什么。在黄边村时，他们用周杰伦的《mojito》编出了一支新的广场舞，阿姨们很喜欢，夸他们“好新鲜，好新潮”，何其沃开心了：“这可能就是我们唯一的能力，很乐意他们把我们对等于广场舞老师。”

疫情的时候，何其沃被困在广州越秀区的家里。

楼下的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都相继倒闭，只有一家卖客家土特产的店屹立不倒。在广州就是这样，连锁大品牌不一定能存活，但老字号们却能因为本身与社区的联结长生不老。

“我需要的舞者就要有这样的能力。”面试时，何其沃对年龄、职业和专业能力都没有要求，但他反复提到一个词，同理心。

二高大部分的创作方法都更接近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田野调查”。舞者们去到一个社区，首先需要理解当地人在干什么，再从其中提炼出创作的可能。

*《蝴蝶岛》现场图 ©️Kurtachio

从香港演艺学院毕业的时候，何其沃对回内地跳舞感到恐惧：“我问我的老师怎么办，我好像跳不了那种群舞。”老师回答他：“跳不了群舞，可以跳独舞，跳不了独舞，那你要创造机会，跳自己的舞。总是有办法的。”

这句话点醒了何其沃。这些年，他积极去全球各地做驻地艺术家，搜集养料，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但是他很确定，广东是自己的根基。

他的思维方式是粤语的，所有的记忆都和广东有关。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想过回香港，再读一个研究生，但最终放弃了。“去到香港我也不会创作的。没有广东这个根基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想象力的。”他没有办法变成一个香港人，或是一个深圳人。

年纪渐长后，他常常想起故乡阳江。所有的亲戚朋友死后葬在一个公墓，那自己呢？朋友和心都在外面，以后回来会不会很孤单。他想念父亲，尽管真见到时总是“恨不得打一架”。还有那种薄皮大馅的云吞，里面的肉剁得很细，不用嚼都能咽下去，他在广州再没吃到过。

这几年，他的创作母题变成了“乡愁”。《恭喜发财》关于他和父亲，《恭喜发财N+》关于几个女性和她们的故乡。到了“蝴蝶岛”，他想要尝试回答一代人的“迁徙”和对千禧年的乡愁。

广东的语言、气候和食物滋养了他，也滋养了他的创作。

9月，因为房租上涨，二高表演搬离了租住七年的场地。9月10号那天，二高的新老朋友们各自认领了5～10分钟，从下午2点到6点，用一个自己的表演回馈这个空间。

何其沃很期待二高表演未来能流动起来，去北方，去国外，分享南方的声音。但他很清楚，他们的根基永远在广东。

他对“南方舞馆”的期待是黄飞鸿的“宝芝林”药店。隐身在闹市里，平时都在“习舞”，但是碰到疑难杂症可以帮人煲中药，可以帮人找找猫，谁家的房子漏水，他们就一帮人上门帮忙补水管。

*点击查看何其沃《分享南方的声音》影像故事

撰稿：悬章

编辑：段秋辰

摄影：miasssong

造型：张申

视频制作：YU

妆发 : ERIC SIN

制片：吴海羽、siyu 、苏楚枫 @whyproduction

助理：季梦婷

场地鸣谢：深圳南头古城

鸣谢品牌：Cha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