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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主席在视察安庆时偶然得知，陈独秀的三儿子生活落魄，已经沦为砖窑厂的力工，当即特批：该给予照顾。
众所周知，上世纪二十年代，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先后牺牲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关于延乔二杰还有个一母同胞的三弟，此事便鲜有人知。1910年，陈松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是陈独秀的第三个儿子。然而，在陈松年出生时，陈独秀已经不在安庆老家，未能亲眼看见幼子出世。彼时，正值反清革命时期的最高潮，也是陈独秀为革命奔走最忙碌的时刻。正因如此，陈松年一出生，面对的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此后数年里，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两位哥哥陆续离开家乡，还曾去法国留学，眼界日益开阔。陈松年虽然也年轻好学，成绩优异，但考虑父亲和兄长都长年在外，家中只有他一个男丁，祖母、母亲和姐姐全须仰仗于他，所以早早辍了学，照顾家庭。年仅17岁，陈松年便承担起了家中顶梁柱的责任。
二十年代后期，延乔牺牲的消息先后传回家中，陈松年和大姐陈玉莹两次奔赴上海，期望能为哥哥们收尸，却都遭到敌人无情的拒绝。
无奈之下，姐弟俩只好在哥哥们英勇就义的地点附近烧几炷香，以寄托沉痛的哀思。连续两次面临生离死别后，陈玉莹的精神受到了严重刺激，回家不久就血崩而亡，年仅28岁。至此，高晓岚生下的4个孩子中，只剩下了18岁的陈松年。
最令人痛心的是，陈家两个儿子就义时，陈独秀还被押在狱中，得知噩耗之时，两代人已经天人永隔。
哥哥姐姐们去世后，母亲因悲伤过度，身体一直病着，不久后也撒手人寰。短短的三年间，时年不到20岁的陈松年，已经亲手料理了四位亲人的后事。直到十年之后，陈松年才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父亲已经出狱，正准备从武汉过川。得知此消息后，陈松年异常兴奋，带着一岁大的女儿及祖母立马赶往武汉。听说儿子要来迎接，陈独秀显得很兴奋，从来不写家书的他，也迫不急待修书一封：到重庆下船登岸到客寓，你们都必须坐轿，万万不省此小费……
多年来，陈独秀从不喜形于色，可在这封家书中，却难得表现出了对晚辈慈爱的一面。时过境迁，曾被他严苛以待的两个儿子已然牺牲，也许在陈松年身上，陈独秀看到了亡子们的影子。又或许，年纪渐长总会让人变得温情，“千万”、“务必”、“万万”等字眼中，无一不显示出了在那段锋火岁月里，陈独秀对家人的关怀。抗战期间，日军洗劫了陈家在安庆老家的资产，陈松年好不容易将父亲陈独秀接出了牢狱，一家人却只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勉强过活，实在惹人叹息。
尽管如此，陈松年依然扛起了养家的重担，舍下出身名门的身段，先后做过会计、教师，最终来到砖窑厂做工，一干就是近三十年。
1942年，陈独秀离世，完成了赡养义务的陈松年，又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子女的培养教育上。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陈松年的孩子们也不例外。读完高中后，两个年长的女儿主动提出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希望早日参加工作，分担父母的压力。
然而，陈松年却坚决不同意，甚至斩钉截铁地对女儿们说：为了让子女们能接受更优质的教育，陈松年长期身兼多职。他白天去窑厂搬砖，倒班就去铁路上修路，晚上回到家，还要糊火柴盒赚取零用钱。只要能为子女赚够学费，无论工作多脏多累，他都义无反顾。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松年的一切付出，最终都取得了回报。
在他的悉心培养下，四个子女各有所成：长子陈长琦取得博士学位后，继续钻研真空技术，成为了合工大的教授；长女陈长玮与二女儿陈长玙，均成为了各自研究领域的高级工程师；1958年，主席来到安徽视察工作，途径安庆时，得知了陈松年一家的窘境，当即表示：晚年的陈松年，终于过上了前半生难得的安定生活，于1990年安然离世，享年80岁。
客观来讲，陈松年虽未曾如两位哥哥一般，在革命的道路上抛头颅洒热血，但护佑了陈家血脉，担当了好儿子、好父亲角色的他，同样也是陈家的骄傲。
陈家的历史堪称是一部悲壮史，陈氏一门英烈的付出，不只是为了他们的后人，更是为了你我这些不相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