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洪昌：只为共和民主而写作 | 记王宠惠先生

记王宠惠先生

只为共和民主而写作

文 | 焦洪昌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宪法学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港澳基本法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我外语不好，怎么都化不过魂儿，所以特别羡慕外语好的人。民国时期，孙中山说，中国精通英文的有三个半人，辜鸿铭、伍朝枢、陈友仁，那半个人指王宠惠。梁任公在《新大陆游记》里说，当年游耶鲁大学，赶上毕业典礼，一个中国留学生，代表四千多名同学，用美式英语致毕业谢辞，非常震惊，此人就是王宠惠。据说，尼克松1953年11月访问台湾，指名道姓要见王宠惠，因为1936年在杜克大学念书时，读的英文版《德国民法典》，就是王先生译的。一个中国人，在英语世界，将德国民法典译成英文，被英美常青藤大学奉为经典教材，令人敬佩。

1907年，王宠惠翻译《德国民法典》时26岁，之前社会上也有英译本，只是在信、达、雅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撼。王先生凭深厚学养，中立态度，用半年多时间，完成译事，由伦敦著名的斯蒂芬斯书店出版。他在书的封面上写着：承蒙惠允，谨将此书献给耶鲁大学法学院，以表敬意。学人浦薛凤在回忆录《音容宛在》里说，王先生的译文简洁而更为正式，合于法律条款之体裁，而在选字措词，更为确切明白，不容曲解误会。气润平衡，流利自然，每句每段，不特毫无洋人执笔之牵强痕迹，而且有能文老手之高雅风格。有位传记作家更这样描述，书印成后，不到两个月就轰动了，学者专家认为译文是最上乘的。一次英国法院审理案件，欲引书中按语作为判决依据，专程写信征求王先生的同意，使王宠惠的大名在社会上不胫而走。

十年前，张生教授在法大法学院青年学术沙龙上，发表“王宠惠与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演讲，他回顾了王宠惠学通两大法系、主政法务外交、守望法学教育的历程，总结了王先生对民法、刑法、宪法制定做出的贡献，重点回答了两个问题：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王先生为何没留下传世作品？作为宪政实践家，王先生为何没有更大的政治成就？这涉及到个人命运和时代发展的关系问题。张教授认为，王先生是官员型学者，经常在官与学间穿梭，最后两边都受到了局限，很多时候还不被人理解，内心非常苦闷。说到动情处，张教授眼含热泪、声音哽咽，不能自己，场面令人动容。

去台湾东吴大学访学时，我拜谒了王宠惠先生墓。墓碑建在双溪校区的西山坡上，由其爱子王大闳先生设计，安静肃穆，朴实大方。灰色碑体上，是蒋中正题写的碑文：司法院院长王公宠惠之墓。中国近代法律第一人，就这样与蒋中正一起，永远留在了台湾岛上。

纵观王宠惠先生的人生历程，发现他是个好玩的人，喜欢看电影，听音乐，吃海鲜，穿西服，还特别会蹭朋友的饭，而且理由充足，办法多样，屡试不爽。不过在大事大非上，他却立场坚定，绝不糊涂。当年袁世凯欲复辟帝制，派人游说王宠惠写一篇支持赞美的文章，议定稿酬50万大洋。没想到，王先生却一口给回绝了：余之笔专为民主共和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而受辱。

（运气好的兴许还能赶上听个末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