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篇：师说
师说
（唐）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古人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传授学业，解释疑难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而不从师学习，那他对于疑惑的问题，就始终不能解决。出生比我早的人，他知道道理本来比我早，我跟从他，向他学习；比我出生迟的人，他知道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向他学习，而且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计较他生年比我早还是晚呢？所以，不论地位显贵还是地位低下，不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也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从师学道的道理没人传布已经很久了，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哪！古代的圣人，他们超过一般人很远了，而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现在的许多人，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为羞耻。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味。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引起的呢？众人喜爱他们的孩子，选择老师教育孩子；对于他们自己呢，却耻于让老师教他们，这真是糊涂啊！那孩子的老师，教孩子读书来熟悉书中的句子，尚不是我所说的给人传授道理，给人解释疑惑的老师。文句不理解，疑惑不能解决，有的人向老师学习，有的人却不向老师求教，小的方面学习，大的方面丢充，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智的呢。巫医，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中，如有人称人家为老师，称自己为学生，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朝笑他。问那些嘲笑者，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个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以地位低的人为师，那是很使人丢脸的事，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啊！从师学习的道理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及各种工匠，士大夫之族是不屑与他们并列的，现在士大夫们的智慧反而赶不上他们。这不是很奇怪的事么！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聘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品德才能当然赶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走在一起，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学生强，知道道理有先有后，技能学业各有专门研究，如此而已。
李蟠，十七岁，爱好古文，《诗》、《书》等六经经文及解释经文的著作都普遍地研习过，又不被耻学于师的习俗所约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实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道理，特别写了这篇《师说》来赠给他。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文章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是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但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虽然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但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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