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清朝对土尔扈特等部东归消息的获得与应对
作者简介
赵毅，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讲师。
原文载于《清史研究》2022年2期，注释从略。
清朝对土尔扈特等部东归消息的获得与应对
赵毅
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是18世纪亚欧大陆一次部落大迁徙事件，对清朝来说是最后一个蒙古部落的归顺，“自斯凡属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对俄罗斯而言则是失去了为其对外征战的重要臂膀。然而清朝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获得东归消息，俄罗斯方面声称脱逃者为清朝平定准噶尔时投归俄方之人。清朝陆续获得的各种消息中亦曾透露他们前来目的不纯，由此不免对其东归的目的产生猜疑。如何理性地分辨各种信息，做出合理的应对策略，不仅考验着统治者的智慧和勇气，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清朝接纳与安置政策的制定。现今的相关研究中皆曾提到清朝在获得消息后的应对事宜，特别是郭文忠讨论了哈萨克阿布赉的“密报”如何影响了清朝的接纳安置方案，但是还缺乏专门对清朝获得东归消息的途径及应对策略的整体阐释。而从清朝接到东归消息到土尔扈特等部头批部众抵达察林河畔，其间不过两月有余，在哈萨克探听消息纳旺等人的奏报到达清廷时，土尔扈特等部已经归来，所以弄清在此之前清廷如何对各种消息进行辨别而合理地给出决策尤为重要。本文依托满文档案，围绕这个议题来展开讨论，以期有助于清代边疆民族史的研究。
清朝最初得知土尔扈特等部东归的消息来源于俄罗斯官方。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科布多参赞大臣书景阿接到昌吉斯台卡伦护送前来的俄罗斯使臣，经询得知他们为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女皇递送文书之人，而所携文书大意为：“先前准噶尔之杜尔伯特、卫拉特游牧动乱时，厄鲁特等陆续归附我俄罗斯，皆曾安置于我属游牧地方。去年十二月，此等厄鲁特由我处叛逃。将此情呈文知照天朝皇帝之卡伦诺彦等，请晓谕各该所辖卡伦人员留意，希双方皆仰赖皇帝洪福永久平安度日。”此处“去年十二月”，应经参赞大臣书景阿转换过的清朝历法，当为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而渥巴锡东归后报告起程的具体时间为“十二月初二日”，即公历1771年1月17日。此文书意在表明，清朝平定准噶尔时归附俄罗斯的厄鲁特人逃走，提醒清朝加以防范，特别强调这批人为俄罗斯属众，为两国友好相处考虑，倘若清朝加以接收，亦当归还。
关于这批出逃人众的情形，据俄罗斯使臣告称：“我俄罗斯有人虽称有四万人，然不知其实数。其首领之名，亦不知晓。其中有鄂木布、果勒昭海属下人及旧土尔扈特一族人众。伊等背叛我等，抢掠我鄂罗木布尔塔齐、俄罗斯之间所设六七人驻守之两处驿站后叛逃，视其情形，或许前去寻找其旧杜尔伯特卫拉特游牧。”据此可知，这批人大约有四万人，主要为鄂木布、果勒昭海属众，以及旧土尔扈特部人，抢劫俄罗斯两处驿站而逃，可能前往杜尔伯特游牧处。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认为其中有曾经叛逃清朝的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且人数众多、目的不明，不得不加以防范，因此在奏报的同时先行部署了各种应对措施。其一，因为边卡侍卫在辉迈拉虎卡伦地方遇见俄使，此地靠近塔尔巴哈台，故行文该处参赞大臣知悉，并拓展卡伦加强巡逻，探听具体消息；其二，考虑到鄂木布、果勒昭海等旧为乌梁海人，推测他们可能会返回原处，故派人前往宰桑扎尔纳克、巴桑等处探听，倘若该处宰桑不知情形，则利用每年与俄罗斯所属乌梁海往来之便派人前往打探；其三，由于哈萨克投出之厄鲁特皆在伊犁地方安置，故该等人极有可能投回伊犁地方，因而咨文伊犁将军伊勒图加以防范。
由上可知，土尔扈特等部可能东返的消息，仅是俄罗斯使臣的口头之言，俄罗斯方面还特意强调这些人为清朝平定准噶尔时归附俄罗斯的厄鲁特，主要头目有鄂木布、果勒昭海等。据后来查证可知此二人属众甚少，可以说这是俄罗斯故意提及曾背叛清朝之人，有意隐瞒土尔扈特部渥巴锡等人的情况，企图诱导清朝派兵堵截东归部众。对此，乾隆帝接到车布登札布的奏报后认为，这些人因在俄罗斯不能安居而逃，特下谕给西北边界各处将军大臣等：“今观伊等窜回，乃是此辈在彼未得安居，故又掠其台站而返回。伊等若靠近边界，允许入界，并抚慰安置之。倘未至我边界，而中途被俄罗斯追逐冲突，则可不睬。若伊等诚心请求归顺，而俄罗斯又请求索取，则我以理抗议俄罗斯。”此为乾隆帝在并未获知这批人众具体情况下，针对三种不同情形而给出的应对之策，透露出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清朝的基本态度为：归顺则纳之，否则无须理会。
实际上，清朝需要考虑的是第三种情况，即诚心归顺则如何接纳的问题。俄罗斯强调出逃之人是其属民，必然会涉及归属交涉之事，念及此，军机大臣寄谕边臣应对俄罗斯索取之旨：
厄鲁特、乌梁海，原系准噶尔属众，我大兵平定准部时，伊等背叛出逃，彼时俄罗斯则不该收纳。今伊犁等处业已平定，其地仍归我之版图，此厄鲁特、乌梁海等，亦为我之臣仆。前次伊等脱出，俄罗斯理应遣还，而反接纳安置，实属不近情理。如若伊等已被妥善安置，伊等何理反汝耶？现伊等已向我圣主乞恩归顺，再无送还之理。先曾再三咨文索取我逃犯舍楞、劳章札布等，然俄罗斯并未按原定之条约，将其遣送我大国。今反向我讨人，即使一、二名兵丁，亦不送还。此情此理，我圣主已再三降谕边臣，边臣既已接纳，断无送还之理。
清朝内部对于是否收纳前来之人处在争论之中，特别是伊犁参赞大臣巴图济尔噶勒奏报脱出之人中可能有舍楞之后，这种争议更加强烈。“议者或以舍楞前此负罪逃去，不宜与众同受其降。”但乾隆帝却认为：“彼既弃俄罗斯而来，若拒而弗纳，彼退无所归，必为盗抄掠，非所以宁我边圉，且恐舍楞不来，同行之众或疑畏不敢前，殊非善全之计。若俟其既至，执之罪之，尤非所以昭威信示怀柔也。彼既悔罪输忱，则宥其已往，益足彰我宽仁，而卫拉全部莫非王臣，亦从来未有之事，又何必过为顾虑哉。”乾隆帝力排众议，提出归顺则予以收纳。此在给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谕旨内曾载：“从前尔等逃奔俄罗斯之故，尚欲索取治罪，今因尔等不得安居于俄罗斯，既然亲自乞归，故概不究前逃之罪，不但不治罪，尚且施恩，将尔等同杜尔伯特一样，指给良牧，尔之人群由尔管辖、安居。”这是针对舍楞来归而给出的应对之策，因其自愿归顺而赦免之前的罪责，清朝将这种归顺行动作为“天朝大国”对外藩吸引力的一种展现，此情自然是清朝皇帝所乐见的。不再追究舍楞杀害清朝大臣的叛逃之罪，反而施恩依照安置科布多杜尔伯特之例办理，令他们自行管辖所属人众，以此来消除他们的疑惧之心。但这种恩遇的前提是诚心归顺，若是有可疑之处，则立即剿捕。
伊犁将军伊勒图对收纳之事亦持不支持态度，认为这些人行走数月仍没有消息，若是投向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处，约需三个月路程，而俄罗斯使臣相告皆为口头之言，并未见到文书原文，故怀疑此事是否为真。此时还未接到乾隆帝的指示，请旨询问是否接纳，认为清朝与俄罗斯已经订立友好条约，不便收纳脱逃之人，但是现已逃出，为了防止在哈萨克地方滋事不得不接纳。同时提出了安置之策：其一，若是人数过多则不能与伊犁厄鲁特合并安置，伊犁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且伊犁靠近边界不便安置，若是人数过少则可以安置伊犁；其二，可以在遣送头目朝觐时，将他们留京安置，部众安置于察哈尔或内扎萨克等地。可见伊勒图的方案，实则避开伊犁安置，以减少麻烦，并声称在未接到圣旨之前，若他们前来归顺，则令该等留居卡伦之外，俄罗斯若前来索要，则不可安置，亦不加干预，实际上表达不可接纳的态度。当然，其出发点更多是为伊犁边境安全考量。
而乾隆帝接到此奏后，认为伊勒图不能办成此事，下旨将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授为钦差大臣前去替换办事，并下谕予以驳斥，重申之前所降谕旨，又重新指示安置方案：东归人众可以归并到伊犁厄鲁特等处，若系乌梁海人则送回原处安置，舍楞、劳章札布、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安置于额尔齐斯等处，罗布桑希努之子则仿照科布多杜尔伯特之例暂行安置。可见此方案与将军伊勒图所奏方案几乎相反，这也成为后面安置东归部众的指导方案。不难看出，此为伊勒图未能揣摩明白圣意所致，乾隆帝曾称此事“不仅关乎我大国之声誉，外藩人等闻之，亦加鄙视也”。“今土尔扈特部众弃牧携眷，远涉前来者，特为承蒙大皇帝恩泽之意。”清朝对诚心归顺之外藩加以接纳，这是“天朝大国”的责任，亦是国力强盛的一种体现。
由上可知，清朝从俄罗斯官方得知清朝平定准噶尔时归附俄方的厄鲁特人脱逃之事，俄方特别强调头目为曾叛逃清朝的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可能前往旧卫拉特杜尔伯特处。此举无疑是意指这些人不可深信，加深清朝的猜忌，而使清朝不会接纳他们，甚至诱导对他们进行截堵。此时，清朝自俄罗斯方面获知东归的消息，所以对于东归部众的具体情形不明，导致内部对于是否接纳之事争论不休，特别是得知其中有曾经杀害清朝大臣而叛逃的舍楞后，部分大臣直接表明反对接纳，最终乾隆帝力排众议，从大国角度考虑，对于归顺之人皆应予以接纳，并针对不同情况给出了应对之策，其成为西北边吏处理此突发事件的指导方针。
二、东归消息的核实与应对
清朝从俄罗斯方面得知东归人众的消息，对于他们是否东来还处于猜测阶段，而他们前来的动机更是清朝所关心的，此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各种消息来判断，以便适时地做出应对策略。
随后，据派往俄罗斯所属乌梁海贸易之人返回报告，该处宰桑纳木齐告称，罗布桑希努（即罗布藏舒努）之子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随同俄罗斯出征孔喀尔获胜，在俄罗斯赏赐时提出“与其赏赐我等，不如抚爱我等，允准返回我等旧游牧”，此请求得到俄罗斯女皇的批准。可见清朝派人所探听的消息与之前俄罗斯使者所告是相悖的，实则是一种误导信息。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分析称：“此等言语，乃俄罗斯散布之谎言，恐呼图克纳木齐等投奔俄罗斯人听闻彼等遁逃亦皆逃逸。......彼等或被敌人孔喀尔所败而溃奔，因畏惧俄罗斯，行经其游牧携带妻孥，来觅准噶尔旧游牧，欲归附圣主以期安逸，未可逆料。”即认为这是俄罗斯方面散布的谎言，以此来防止更多属众乘机脱逃，推测他们因畏惧俄罗斯惩罚而来归，这种判断亦得到乾隆帝的肯定。虽然没有探听到有效的消息，但是为了防止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返回旧有游牧处而隐居僻处，专门委员抽调兵丁在境内汗、哈屯等处搜寻打探。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将军伊勒图奏称：“自哈萨克商贾处得悉，土尔扈特厄鲁特，因畏惧随从俄罗斯征讨控噶尔（孔喀尔），故此逃出。恰遇哈尔浑鄂托克之地哈萨克，便沿额尔齐斯河上游，前往伊辛之克孜尔、雅尔地方奔去。”从哈萨克商人传递的消息表明，这批人众脱出俄罗斯是实，且向他们西迁之前的旧有游牧处行进。为此，乾隆帝专门指示：“伊等既然如此乞来，办理此事，并非有难，尚不需怀疑伊等矣。只从内部小心提防办理。倘若泄露防备伊等之意，则使伊等更加疑惧，于事不利也。”并给钦差大臣舒赫德下谕，若该众来归则予以安抚。此时，清朝对东归之人的具体情况还并不清楚，皆为间接打探到的消息，所以这种无须怀疑也是有前提的，即诸台吉头目亲自前往朝觐，将是否敢于朝觐作为他们是否真心归诚的试金石。
不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安泰接到来自哈萨克使者的递文，据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报：
阿布赉、阿布勒必（比）斯等派遣哈萨克肯泽哈喇、布鲁特等来告称，土尔扈特部众自俄罗斯脱逃，杀死我部众，抢掠马二三千匹、羊数万只，阿布赉与土尔扈特交战，歼擒四百余人。询据告得，其为首者，有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索诺、舍楞三位头人，男女共八九万户。等语。先曾往此而来，后又返回沿巴尔喀什湖西北行进，往沙尔伯勒而去。
哈萨克使者除了传递消息外，亦表达了阿布赉请求清朝出兵攻打的建议，且称“土尔扈特大众无数，此来未知意欲何为，如用哈萨克帮兵劫掠，情愿效力”。对此，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认为东归之人与清朝并无矛盾，且雍正年间曾派遣使节前来，今因不堪忍受俄罗斯而来，不应攻打他们。不过，哈萨克阿布赉、阿布勒比斯等领兵堵截的行为却得到清朝的赞许，称此举与清朝派纳旺等人前去哈萨克的目的不谋而合。伊勒图等又称：“兹据尔等告称，厄鲁特绕巴尔喀什湖往沙尔伯勒方向而来。由此观之，又有可能途经尔等游牧。厄鲁特业已骚扰尔等游牧矣，尔等岂能坐观其他游牧再遭迫害乎。卓尔齐既已备兵，相应尔等仍速返回，卓尔齐立即率兵，或前去堵截，或尾随追逐，则有利于尔等游牧哈萨克。”即准许哈萨克等对他们的大肆抢掠。伊勒图曾解释如此处理的缘由：“今土尔扈特来自异域，素知伊犁多兵戍守，断不敢稍萌异志，况其内或有从前惧罪逃往之徒，心存疑二，故使哈萨克前来探听消息，亦未可知，若从所请，姑备以兵，土尔扈特闻知，徒生疑惧，或致酿成大事，所关非细，无论虚实，应先示之诚信，以昭怀徕，如此则土尔扈特虽有异志，亦可化现天良，保无意外之虞。”这实则表达了伊勒图怀疑东来之人的目的，从而采取保守策略，由此保证进退皆可。
哈萨克多罗特拜之子玛尔罕亦前来报称：“从俄罗斯逃出之厄鲁特舍楞，留其户口，率兵万人，向沙尔乌苏、阿克雅尔地方前来之时，掠夺哈萨克羊只二千。据说，阿睦尔撒纳与舍楞同在一处，阿布赉已领兵二万，前往迎战。”此报指出为首者是舍楞等人，伊勒图认为舍楞前因杀害唐喀禄而逃，表明并非真心归诚，奏请对其加以防范。对于所提及的阿睦尔撒纳，其人早已去世，清朝曾派人验看尸体，认为此系哈萨克假借其名来恫吓众人。但玛尔罕所递消息可与肯泽哈喇、布鲁特所告相互印证，更加确信东归属实。乾隆帝虽然称：“若舍楞向我等恳请归顺者属实，伊即便掠夺哈萨克，我等只当不知，我暗中防范，尚不需派兵援助哈萨克。”但却给纳旺、绰尔本等递信，令他们告知哈萨克：“今舍楞已夺尔等之羊，尔等亦理当报复，尽量掠夺舍楞，尔等掠夺舍楞后，一切俘获，我大国将军、大臣等，一点不取，俱赏尔等。”质言之，清朝默许哈萨克等攻掠舍楞，企图利用哈萨克来削弱舍楞的力量。
可见哈萨克使者传递的消息极大影响了清朝的决策，给出了准许他抢掠东归人众的对策，此举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判断。其一，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方面的消息，皆强调其中有曾背叛清朝之人，从而误导了清朝的判断。哈萨克使者布鲁特曾密告：“近日阿布赉所告之言，均系激怒将军大臣者也”。渥巴锡等人东归后，钦差大臣舒赫德亦奏：“观察阿布赉，人奸狡猾，伊担忧此厄鲁特前来，我将其收容后，对伊无益，即肆意造谣。并遣卜鲁特、肯泽哈拉等，声言求我遣兵，专系激我之意，此断不可相信。”由此可知，哈萨克等传递的消息中隐瞒实情较多，且更多地提及与东归部众的交战情况。其二，东归部众事先并未向清朝通信，且有抢劫俄罗斯、哈萨克等情，人众多达八九万户，而此时清朝在伊犁的驻防官兵不过万余人，倘若出现特殊情况，伊犁驻军力有不逮。对此，舒赫德曾奏：“现倘若此等厄鲁特诚心前来归顺大皇帝，则彼等务必事先差人。若不派人进入我地界肆意骚扰，则我等必调大军剿灭，断不轻易饶恕。”这表达了清朝对前来之人动机的不确定性。基于以上情由，清朝才默许哈萨克等的劫掠行为，客观上导致了东归部众的重大损失。
乾隆帝虽然对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的奏报给予肯定，但同时从大国君主的角度给出指导方针，在军机处寄给参赞大臣安泰令其晓谕哈萨克的谕旨中曾载：
我大圣皇帝，凡天下外藩之众，倘若诚心投降，皆同样施恩抚爱。譬如，尔等哈萨克，因恭顺归附之故，数年屡施重恩。今土尔扈特部众弃牧携眷，远涉前来者，特为承蒙大皇帝恩泽之意。尔等截击伊等者，则乃为非也。今若此等厄鲁特归顺我朝后，将尔等这般行为，尚且理当治罪于尔。现在此等厄鲁特，尚未抵达我界，且伊等又劫掠尔等畜群羊只，我等不究则已，岂有反遣兵丁征伐伊等之理乎?尔等阿布赉所求告之言，专为我大国派兵征讨土尔扈特后，尔等想从中渔利，此乃断然不可。
乾隆帝如此决策与重新评估当时的形势有关，“土尔扈特之众，恳请来降者，尚且属实。何以言之，伊犁这一边陲之地，若为荒地，则土尔扈特之人，怀有占其旧牧场之念，难以预料，然今伊犁之地，已驻重兵，修筑城池，伊等明知有将军大臣驻守，岂有弃牧携眷前来者，此尚无甚可疑之处”。这是对之前伊勒图、舒赫德等人顾虑的回应，肯定这批人众东归属实。并判断：“朕意，伊等来投为九分，怀疑为一分耶。”此举与之前默认哈萨克的截击行为实则并不冲突。在伊犁等处驻防有限条件下，面对如此大批人众前来，哈萨克的劫掠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反而有利于清朝对他们的接纳安置。
此时哈萨克阿布赉已经臣服清朝，虽然抢掠东归人众，但又不得不揣测清朝的态度，在未得到清朝的态度之前，还不能随意下决定，特别是其与渥巴锡等人会面后，其态度随着发生转变。此在钦差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奏报询问渥巴锡来归情形之折中有所反映：
阿布赉等意欲行抢，渥巴锡、舍楞率数人亲自去见阿布赉等告称，我等均系往投大圣皇帝之人，尔等亦已为大圣皇帝属众，将尔等皆封为汗、王、公、大员，我等均系大圣皇帝属众，尔等意欲如何，现即将我等缚往，我等在尔等游牧界内哉，去往何处耶。不然，准我等通过。言毕，阿布赉等虽（当作隨——引者注）即率兵返回。
伊犁参赞大臣巴图济尔噶勒认为这些投诚之人不可深信，奏请由喀尔喀等处选派二万兵备用，但乾隆帝却认为：
渥巴锡并未犯罪，舍楞前虽获罪，迹似可疑，但其属下能有几人？渥巴锡既已投诚，舍楞势孤同来，亦应有之事。若谓俄罗斯明知伊等投诚，佯为不知，或同商伪顺，断无是事，朕谓其投诚十分之九。......倘舍楞稍存异心，尔等乘机投间，令伊等离异。舍楞属人无多，尔等会同渥巴锡合兵办理，亦不费力。若渥巴锡、舍楞均无投诚之意，即须酌量整兵重惩。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策伯克多尔济率第一批人众到达察林河畔，声称是为归顺清朝而来，至此清朝最终证实了东归部落的动机，从而开始筹办接纳与安置事宜。并派人前往哈萨克传谕，令其停止攻掠，放行后续东归之人。与此同时，先发制人与俄罗斯交涉东归人众的归属问题。
可见，在接到俄罗斯使臣的报信后，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曾派人前往俄罗斯所属乌梁海处探听消息，但最终所获消息价值不大。陆续从哈萨克脱回的厄鲁特人，以及哈萨克商贾等，给清朝传递消息表明这些人确实东来。特别是哈萨克阿布赉、阿布勒比斯、多罗特拜等人的报信，使清朝得到了相对准确的消息，对后面接纳和安置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核实东归之事，清朝曾派纳旺、绰尔本等前去哈萨克阿布赉处探听消息，但在纳旺等抵达哈萨克之时，土尔扈特部首批人众已抵达察林河畔，所以最终探得的消息滞后且有误。这说明清朝对于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事先未能知悉，再加上清朝获得的消息十分有限以及俄罗斯、哈萨克的有意误导，其间对于东归部众前来的目的有所猜忌，但是乾隆帝最终展示了其高瞻远瞩、大国胸襟，做出了比较正确的决策，可以说在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应对与接纳安置上，乾隆帝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土尔扈特等部自额济勒起程东归时，对岸万余户人因河水没有结冰而未能渡河。不过，在清朝安置东归人众之时，却从哈萨克使者的口中传出了这批留居之人欲归顺清朝之事。随后，清朝陆续获得的各类消息中亦有此说，为此，清朝一边派遣纳旺等人前往哈萨克打探消息，一边筹划这批人众的安置事宜。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据前往哈萨克越冬地方征收赋税之侍卫岱林报告，返回途中遇见哈萨克使者布鲁特对其言称：“土尔扈特一支万余户又迁徙前来，现前至乌里噶克查木都地方，差派使者向阿布赉呈献一妻子、一马匹作为礼物。使者言称，之前我们土尔扈特渥巴锡、舍楞等征讨你们而出，并非确实征战你们，请在你们哈萨拉克巴彦额拉处越冬。”哈萨克使者布鲁特抵达塔尔巴哈台后又告称：“土尔扈特差派使者告称，我们兄长之子渥巴锡已经归附大主，我们也寻来归附。”后经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询问得知，布鲁特系哈萨克阿布勒比斯派来请安之人，此消息是从哈萨克阿布勒比斯所属哈萨克图伦都处听说，而哈萨克图伦都则得自于哈萨克阿布赉所差之人。可见其间此消息经过多次转述，其真实性已经值得怀疑，但似乎因为是阿布勒比斯遣派的使者所报，且转述得有模有样，所以参赞大臣伊勒图与将军舒赫德皆判断这些人来归的可能性较大。为了获得进一步消息，特令哈萨克使者布鲁特返回核实后再行呈报，同时筹划派人前往哈萨克打探具体消息。
随后舒赫德从哈萨克卖出之厄鲁特都布珠尔处得知，俄罗斯曾向哈萨克阿布赉差派使者，令其拦截从额济勒脱逃之二万余户土尔扈特人，这使清朝进一步确定了这批人众东来的真实性。考虑到他们滞留在哈萨克地方，虽然阿布赉、阿布勒比斯因他们归顺清朝而来并未大肆抢掠，但难保不会发生互相抢掠之事，故奏派领队大臣纳旺等人前往该处嘉奖传谕：“尔等兄弟闻得土尔扈特等人归附大主，并未用兵，指地越冬，甚好，此方感激朕恩，久蒙恩泽之道。彼处我等大臣等奏报后，朕甚嘉奖尔等，现遣人赏赐尔等绸缎，尔等应好生照看，早日遣往伊犁地方。”可见名为嘉奖，实为打探消息。乾隆帝特意吩咐纳旺等人，若获得确实消息则即刻前往迎接，晓示大主之恩，令他们早日东返。
新疆边吏等皆判断留居额济勒之人来归的可能性较大，这导致乾隆帝未曾怀疑消息的真实性，反而指示舒赫德筹划即将来归之人的接纳安置事宜。为了制定合理安置方案，分别令舒赫德向渥巴锡询问、福隆安向喇嘛雅兰丕勒询问这批人众情形。据雅兰丕勒告称，留居之人有一万三四千户，其中有渥巴锡亲叔彦德克，策伯克多尔济之叔阿萨尔虎，及其弟玛锡，杜尔伯特台吉特恩德克乌巴什、秦德恩，恭格之亲叔特克，和硕特台吉札木章等重要头目。乾隆帝据此认为彦德克为大台吉应封郡王或贝勒，其他人则按属众多寡酌定品级，并指示按照渥巴锡之例，对彦德克、阿萨尔虎、玛锡等人进行间隔安置。不过，雅兰丕勒所报多有谬误，随后舒赫德从渥巴锡处得到了较为详细的情形，其中有土尔扈特渥巴锡之叔彦德克，彦德克子阿萨尔虎，渥巴锡侄子玛锡；和硕特恭格远亲札木章，班济瑚之叔特克；杜尔伯特特恩德克乌巴什、秦德恩，共有大台吉七人，属众一万八千余户。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舒赫德从哈萨克卖出的二名渥巴锡之人口中得知，自额济勒脱出二三万户土尔扈特前至哈萨克哈喇库勒地方，因被哈萨克大肆抢掠，故派使者向阿布赉呈献礼物以求通过。继而，又从哈萨克卖出渥巴锡之人处询知，他们曾在哈萨克听说去年额济勒土尔扈特全部寻来，前至哈喇库勒地方越冬。这些人被哈萨克头目抢掠留作仆人使用，对该处情形较为了解，从而使清朝更加确定留居之人寻来是实。舒赫德把此消息告知渥巴锡等人，他们纷纷表示欢悦，为此乾隆帝称：“渥巴锡此异常欢喜者，特为其骨肉能团聚一处，又重获其村俗（属众）也，今如全不得相居一处，而远隔之，则使其满怀热望，突泼冷水，必然致使肆意生疑，反而于事无益，故仍迎合伊之欢乐之心办理为是。”并指示：“若系渥巴锡正式世仆村俗（属众），则无它言，理应拨归与伊，若于台吉之中，实有其亲叔或近亲，也无不可同居一起，如果一般远族，非亲骨肉，则又不须固执聚居一处，另外居住均可。策伯克多尔济之村俗（属众），和硕特之台吉等，亦均应如此料理。”改变了之前分隔安置的方案，欲将他们归并到原来的部落或亲属之中去。
领队大臣纳旺等人抵达哈萨克询问阿布勒比斯此事，阿布勒比斯言称：“闻得去年额济勒存留土尔扈特脱出，于哈喇淖尔地方越冬，迄今再无消息前来。”因此纳旺等人并未得到进一步消息，故又前往哈萨克阿布赉处打探。而在哈萨克使者布鲁特返回后，向阿布勒比斯提及留居之人脱出之事，阿布勒比斯称：“去年八、九月间，系往来哈萨克如此任意胡说，迄今并未闻得确实消息，我想此系谣言。假若确实，俄罗斯察罕汗必定会致书于我，之前脱出土尔扈特一事，俄罗斯察罕汗曾致书于我，令我截击土尔扈特等，并将擒获之大头人解送与他。现若此事确实，亦必定会致书于我。”可见阿布勒比斯对这批人东归之事并不知晓，认为这是哈萨克的谣言，此种回复实际上是对之前留居额济勒土尔扈特前至阿布勒比斯地方的种种传言加以否定。同年八月，舒赫德奏报并未获得额济勒土尔扈特东来的消息，至此清朝确定此消息为假，可能是哈萨克等人的谣言。
而俄罗斯方面亦收到此类传言，据俄人帕里莫夫曾称，维杰列夫向别克托夫报告杜尔伯特乌芦斯打算脱出，而且吉尔吉斯人的消息中亦称额济勒留居之人打算逃走，后自哈萨克返回俄罗斯的卡赞巴也夫报告，清朝派五十人组成的使团到阿布赉那里，希望准许留居俄国的土尔扈特人通过，俄罗斯为此将彦德克、阿萨尔虎、策伯乌巴锡等分别囚禁起来，杜绝此类事件发生。乾隆四十年，从俄罗斯来投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克车凌曾报告：“汗渥巴锡等寻往内附大主后，俄罗斯察罕汗差人于额济勒河边建立防护卡伦，余下土尔扈特等在额济勒河这边并无游牧地，全在额济勒河那边游牧。......俄罗斯又差人于我等伊斯塔尔皮里等处驻扎，监视土尔扈特等，看管驻扎月余，因未有行动迹象，方才返回。”可见渥巴锡等东归后，俄罗斯已经加强防范，故也不可能再出现大规模脱出之人，因而留居额济勒部众东来的消息应为谣言无疑。
四、结语
自清朝获得俄罗斯报信厄鲁特人脱逃，直至土尔扈特等部抵达察林河畔，其间不过两月有余，加上中间传递消息所费时间，留给清朝统治者思考的时间很有限。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清朝内部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尤其是得知其中有叛逃清朝的舍楞等人，关于是否接纳东归之人的争论纷起。一部分大臣以这些人中有曾背叛清朝之人，而且前来目的不明，清朝与俄罗斯有不收纳逃人之约，因而反对接纳东归之人，但是乾隆帝力排众议，主张归顺则予以收纳，并针对大臣所虑给出解释和对策，这为接纳土尔扈特等部定下了基调。在哈萨克等方面报信中表达了这些人前来图谋不轨之意时，乾隆帝却给出了“投为九分，怀疑一分”的论断，因而乾隆帝在处理东归问题上尽显出统治者的智慧。何秋涛曾高度评价道：“高宗之处土尔扈特也，可谓仁如天智如神矣，始闻归顺之信，方嘉其携孥远来之意甚诚，即察其阽危求息之情甚惫，盖各大臣遵旨设汛侦探，于俄罗斯之兵追，哈萨克、布鲁特之劫掠，皆已洞悉其情状。”
从处理土尔扈特等部东归消息可知，清朝事先对他们的东归并不知晓，从而不得不怀疑他们前来的目的。而俄罗斯的文书、哈萨克传递的消息中皆强调为首的是曾经叛逃清朝之人，意指他们前来的目的不纯，进一步误导了清朝的判断。这种怀疑贯穿了清朝对东归应对策略的始终，影响了东归之后安置和管理政策的实施。正是如此，使得这个话题被国内外史学研究者所聚焦，因立场不同而产生了各种认识。无论到底东归目的为何，但是他们抵达伊犁后诚心归顺清朝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最终他们用实际行动验证了乾隆帝所说的“终焉怀故土，遂尔弃殊伦”的论调，他们这种对祖邦故土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保证了在他们东归后的百余年内的安定与和平，即使在清末新疆动乱期间，其对清朝国家的认可和向心力仍不曾减少，积极参与清朝对新疆的收复与治理。可以说，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极大巩固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
欢迎订阅《清史研究》杂志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