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展|风险应对力——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视角

作者简介

林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原文载于《清史研究》2022年6期，注释从略。

一、引言

在一百多年的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大致产生了生产关系范式、现代化范式和中国中心观取向等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范式从不同角度增进了对清代经济的认识，也成为总结百年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线索。要继续推进清代经济史研究，需要继承和发扬以上范式的合理性，也需要超越他们的局限，形成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本文的目的，是借用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这一概念，结合已有研究范式中对生产力指标的讨论，将生产力—风险应对力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清代经济史研究，以此弥补已有研究范式主要重视生产力因素的不足，并进一步说明使用这一分析框架来研究清代经济的可行性和价值。

风险应对力概念来自陈志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一书（以下简称《文明的逻辑》），在该书中，他指出已有研究对社会进步和文明变迁的评价，往往只有一把评估的尺子，即“生产率”，但这一把尺子并不够用，不足以全面认识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例如，由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自秦汉至明清均没有大的变化，如果只采用生产率这一把评价的尺子，那么就会得出结论，认为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难言有任何进步，这显然不合理。因此，他认为应该引入第二把尺子，即“风险应对力”。在该书中，他指出，由于人类社会一直受到各种天灾人祸等风险事件的威胁，因此，不管是早期从游牧采集转向定居农耕，还是后续文明化历程中迷信的创立、各种仪式、礼节、婚姻、家庭、宗族、宗教的发明，以及市场、金融产品和国家体系的建立，都加强了人们的跨期合作。这些创举中，很多并不一定能够提高生产率，但却通过建立规则和秩序，提高了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即在天灾人祸之下生存的能力，从而降低了暴力和冲突，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该书通过详实丰富的证据，论证了风险和风险应对能力对于理解人类社会和文明变迁的重要性，极大地扩展了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本文的重要借鉴。但该书的核心是结合生产力和风险应对力对整个人类文明史进行重新解释，并非专门针对清代经济史，且没有单独讨论风险应对力的衡量指标。因此，本文以之为借鉴，将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引入到清代经济史研究之中。

之所以强调将生产力与风险应对力相结合来理解清代经济，是因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三个重要范式中，生产力都是核心线索。比如以生产关系为主线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其重要的出发点是讨论那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因素。而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范式，是对生产关系范式下经济史研究过于偏重生产关系的纠正，随后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的范式。这一范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重视生产力，因此，其核心被称为“生产力转向”。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致力于打破现代化范式中隐含的西方中心论，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的线索，也推动了从实践出发的经济社会史研究。不过其所考察的核心指标，仍然是基于生产力标准的。以最能够反映这一本土化视角的代表性学者李伯重的研究为例。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被概括为“特色江南道路”，这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江南农业发展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和“江南的早期近代经济”。这三个方面，虽然都是从中国社会内部追寻发展线索，但考察的核心指标都跟生产力高度相关。具体而言，对江南农业的考察主要是论证江南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并从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来评价江南农业的发展水平。对江南工业的考察，则是考察工业规模扩大、工业产值等生产力指标。对江南早期近代经济的考察，更是采用了反映生产力的综合指标，即GDP和人均GDP。以上简要的介绍，表明生产力标准是贯穿不同研究范式的核心评价指标，但这些指标没有纳入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和波动性，不足以全面反映经济活动。这一点，也已为夏明方所指出，他发现，“至于江南在历史时期曾经遭遇的种种天灾、人祸、危机，在长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加州学派的研究中，也统统被遮蔽了”。

本文接下来首先对风险应对力概念进行介绍，说明其理论基础和内涵；接着从量化历史研究的角度，重点讨论风险应对力的度量指标，然后结合学界已有研究，以大分流问题为例，说明如何结合生产力和风险应对力来重新评价清代经济。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风险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往已经有不同学者注意到并做出了系统论述，接下来在文章的不同位置也会介绍这些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明确将风险应对力和生产力并列，以期弥补已有研究范式共同的不足，并基于量化分析方法，提出与生产力评估指标相对应的风险应对力指标，提供方便实践和操作的分析框架，以此促进对清代经济的全面认识。

二、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的含义与衡量指标

（一）含义及相关概念

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是指同时结合生产力和风险应对力两个指标来理解经济活动。生产力一般是指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其常用的衡量指标是生产率。即单位投入所对应的产出或产值。比如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单位劳动所获得的产量或产值。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反映经济活动的波动性，一般而言，波动性越小，风险应对的能力越强。风险应对力概念关注这一应对力的大小、来源和发挥作用的方式等。风险应对力所应对的风险，包括各种自然的、社会的风险，比如各种天灾、战乱等。

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是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之父马科维兹在1952年发表的，关于如何评估风险与回报的论文以及其后续的相关研究。在该论文中，马科维兹主张明确认识到风险及其大小（通过方差来衡量），同时提出有效资产组合的概念，即“对既定的期望回报给出极小方差，对既定的方差给出极大期望回报。”

借助于该理论，可以将期望回报与生产力指标相关联，即一般而言，期望回报越高，表明生产力越高，而风险波动率则反映风险应对力的大小，风险波动率越小，则风险应对力越强。基于该理论，可以得出如下三点推断：第一，在给定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产出波动的风险越小越好。第二，在给定的产出波动风险下，生产力水平越高越好。第三，生产力水平和产出波动率之间有一个权衡，两者的不同组合可能都是最优的安排，具体哪一个安排更优，需要针对经济主体的风险偏好等因素进行具体考察。

马科维兹的理论，虽然目的是评估什么是好的投资组合，但对理解清代经济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对于任何经济活动，不仅需要知道其发展水平（即平均值，英文mean），还需要知道该经济活动的波动性（即方差，英文variance）。如果只了解水平值，就会像银行推销理财产品，只告诉买家预期收益率，而不提示收益波动的风险一样，带来对研究对象评价的扭曲和片面认识。这也意味着在经济史研究中，不管是微观的农业、商业、手工业活动，还是宏观的财政、收入水平等，都应尽可能同时考察两个研究指标，即水平值和波动值。

马科维兹的均值—方差分析主要是针对金融资产定价，而《文明的逻辑》一书则将其扩展到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研究。特别是，其著作介绍了风险应对力的来源，这些来源包括本文引言已经提到的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市场、金融、国家等，这对将风险应对力这一概念用于历史分析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为对此有一个直观的理解，不妨以农业生产为例，引入一个设想的案例来说明风险应对力的来源、大小、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其价值。虽然是简化的案例，但其背后的逻辑得到众多历史研究的支撑。

假定两户农家，都耕种10亩土地，他们投入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均相同。对农家A，其第一年的产量为2000斤大米，第二年的产量为0；对农家B，其第一年的产量为0，第二年的产量为2000斤大米。这时候每个农家的生产率都是每年每亩200斤大米。如果两户农户彼此之间没有联系，那么两个家庭都只能靠储蓄来应对产量波动，如果没有储蓄或者储蓄不够，就可能导致生存危机。在这一背景设定下，我们接下来具体分析风险应对力的来源和作用。

如果农户A和农户B是兄弟，或者属于同一个宗族，那么在第一年，农户A可以将一半的粮食借给或送给农户B，在第二年，农户B再将一半的粮食还给或送给农户B。这时，通过借贷或礼尚往来的安排，就可以将产量波动的风险给规避掉。相当于两个农户每年的产量都是稳定的1000斤大米。

当然，如果A和B之间是姻亲关系，同样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如果农户A和农户B不是亲戚关系，只是熟人或朋友，他们之间也还是可以通过借贷或礼尚往来来互相调剂。上述安排，虽然没有增加生产力，但提高了两个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使他们在农作物绝收的情况下不致于饿死。如果没有这些互助制度，农户A和农户B生存的概率将大大降低。

上述农户的风险应对能力，还需要相应的文化或制度保障，比如，如果农户A和B属于同一个宗族，为了让两者之间互助的安排能够实现，就需要双方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这相当于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隐含的契约。一旦一方违反隐含的约定，这一风险应对能力将不复存在。因此，传统社会发展出儒家伦理来对双方施加约束，避免搭便车问题，一旦一方违约，宗族就可以施加惩罚。

以上简单的案例，说明了考察生产力和考察风险应对力的差别，也说明宗族、市场（包括借贷市场）是风险应对力的来源，除此之外，政府、宗教等组织也可以对绝收的农户提供救济，也是风险应对力的来源。类似的分析逻辑，同样适用于农业之外的经济活动以及长期经济的变迁等。对这些不同风险应对方式作用和实现机制的详细讨论，参见《文明的逻辑》一书。

与以上介绍的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最相关的概念是道义经济。道义经济论强调风险和生存安全对于理解农户行为的重要性。我们不妨以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的介绍为例，将两者做一简要比较。两者相同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风险的重要性，二是从应对风险的角度理解不同的文化、伦理和制度安排。这并不让人意外，斯科特已经指出该书是从“经济学领域”出发的。两者不同的地方，一是斯科特认为风险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是可以分开处理的，比如，他指出：“安全第一确实意味着，围绕着日常的生存问题，有一个防御圈。在防御圈内，要避免的是潜伏着大灾难的风险；在圈外，盛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利润计算。”但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则认为两者实际上是一体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经济主体做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二是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重点在于寻找度量风险应对力的核心指标和影响风险应对力大小的因素，这在已有对道义经济的分析中很少涉及。

（二）风险应对力的衡量指标

在百年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之所以能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迅速建立主导地位并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与其注重生产力指标有很大的关系。生产力指标用于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好处在于：有较多的史料可以利用，并且有明确的度量和计算标准，比如农业生产中的亩产量，劳动生产率，手工业生产中的工资，市场交易活动中的价格，不同经济活动的利润率，宏观经济层面的GDP，人均收入等等。

按照马科维兹的分析，对任何一个经济指标的评估，都应该包括均值和方差两个指标。这也意味着，理论上说，有多少个生产力指标，就可以计算出同样多的风险应对力指标，当然在具体的经济史研究中，还需要考虑史料的可得性和完整性。对这些指标进行全面讨论，超出本文的范围，以下仅对清代经济史已有研究中较少被注意的经济指标进行分析。

虽然生产力的提高本身就能够降低风险，但由于生产力指标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已极为常见，这里从略。另外，根据《文明的逻辑》一书的分析，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市场、金融、国家等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下风险应对力的重要来源，要衡量这些文化和制度创新的风险应对能力，需要结合风险冲击进行讨论，该书作者已提供丰富的案例，本文也从略。

与生产力指标相比，风险应对力指标的构建要困难很多，这可能也是风险应对力这一概念没有更早被明确提出的重要原因。这一困难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要对经济活动的波动性进行衡量，比如计算方差，通常需要有较长时间段、频率较高的数据，这对史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风险冲击造成很多经济活动中断，难以获得后续的史料，比如农户家庭、商号、国家等破产或崩溃，无疑是体现风险影响的重要指标，但这些信息往往不容易获取。最后，如上一段所述，风险应对力的强弱往往需要结合风险冲击事件来进行评价，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往往是风险冲击发生之后的经济指标，对这些指标的解读需要结合风险冲击的强弱来进行，但风险冲击的强弱本身也并不容易衡量。尽管存在上述困难，我们还是应当尽力去寻找恰当的指标来反映风险和风险应对力，否则，就难以与生产力指标进行对照，从而形成对经济活动更为完整的认识。另外，正如吴承明指出的，经济史研究中，“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做些定量分析”，在目前量化分析比较流行的大背景下，找到合适的衡量风险应对力的指标，是清代经济史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史研究中国际比较得以实现的前提。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存在困难，学术界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以下基于风险应对力这一概念的内涵，结合学界已有研究的探索，尝试分析若干能够反映风险应对力的量化指标。这些指标包括保险型作物和风险对冲，缓冲性库存与资产流动性，化险性人力资本，生存风险与生命安全，经济衰退率与波动率等。更多的衡量指标，还有待将来研究的探索。

第一组指标是保险型作物和风险对冲。在农业生产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重视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复种指数等指标。这些指标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对农业生产能力的重要反映。如果从风险应对力的角度，则可能有两个指标需要重点考虑。指标之一来自于《文明的逻辑》中提出的保险型作物。

这里保险型作物的含义是指，虽然并非主粮（比如水稻、小麦等）作物，其播种的面积可能不广，但因为其产量在较为极端的气候条件下，仍然能够有所收获，能够在关键时候帮助人们提供存活下来的最低数量的卡路里，其作用类似于现代金融产品中的保险。典型的保险型作物包括美洲作物，特别是红薯、玉米等。在正常年景，这些作物不需要发挥作用，一旦遇到影响生存的风险事件，则能够有效降低人们的生存风险。因此，在清代，一个地方或一个家庭，是否种植耐旱的美洲作物，或美洲作物的收获量，是反映风险应对力的一个衡量指标。美洲作物的保险价值，也得到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虽然美洲作物的播种面积在所有粮食作物中的占比并不高，但由于其能够降低气候风险带来的产量波动，从而提高了农户的风险应对能力。

与此相类似，我们也可以提出另外一个反映风险应对力的指标，这个指标就是农户、村庄或不同地区种植的不同农作物，其产量波动的相关系数。具体而言，由于不同农作物对于气候条件的反应不同，旱灾的时候，有些农作物产量降低甚至绝收，但有些农作物还能有产量，那么这时候，农作物总产量的波动系数，即方差就会比较低。

举例来说，农户甲有10亩地，在1800年和1801年都种植水稻，在1800年，气候正常，水稻产量2000斤，第二年，遇到旱灾，水稻产量为0。如果他将一半的土地种水稻，一半的土地种植红薯，1800年，气候正常，水稻产量1000斤，红薯产量1000斤。第二年，遇到旱灾，水稻产量为0，红薯产量可能还有200斤。相对于第一种情况，在第二种情况下，农户生存下来的概率就要大大增加。当然，这只是一个假想的案例，用于说明只要不同农作物产量波动与气候的相关性不同，农作物种植的多样化就能够有效降低气候对总产量的影响。

实际上，种植不同作物以降低产量波动的风险，是古人早已发现的经验，比如清代张履祥在《策乌氏生业》中给朋友的家人提出切实可行的耕作方案，该方案指出瘠田十亩，种桑和种豆各三亩，种竹和种果各二亩。这里的桑、豆、竹、果受气候的影响存在差异，同时绝收的概率比单独种植其中一种作物要低。

另外，民国满铁调查中的资料也支持农作物多样化的风险对冲价值。以下是调查者对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农户的访谈。因为其形象地描述了不同作物之间对冲灾害的作用，我们也列在这里作为参考。

问：那么蝗灾以外，遭受大雨等灾害没有收获量的情况呢？

答：即使蝗虫飞来，只吃谷子的话，还能收获高粱和棉花，四月、五月、六月，这三个月间有雹灾的话，就改种豆子、黍、荞麦、黑豆，棉花和谷子的危险期不在一起，所以一年中没什么危险。

已有对于传统农业的研究，往往只计算不同作物的平均产量，而很少强调不同作物套种之后对于减少作物产量波动的积极价值，也很少对农作物产量的波动进行详细计算。风险对冲除了体现在农作物不同品种之间，还体现在不同的职业之间，比如农业和手工业、农业和商业，也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家庭成员之间，比如不同家庭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

第二组指标包括缓冲性库存（bufferstock）与资产流动性。缓冲性库存是经济学中较为常用的概念，通常指用来平抑价格波动的商品。比如政府的石油储备，在石油价格较低时，增加储量，在石油价格太高时，将储备投入市场，从而减少价格波动的风险。

在清代经济中，与缓冲性库存有关的包括国家层面的存银、存粮等，岸本美绪就将清代户部银库形象地称为“蓄水池”，反映的也是类似的洞见。清代的缓冲性库存还包括常平仓、社仓、义仓的仓储，以及家庭层面的土地、房屋、粮食、大牲畜等。

以上内容，在财政史、灾荒史和仓储研究中一直受到重视。这里提出这一指标的考量，一是希望将其统一到缓冲性库存这一概念之下，从而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指标，用来衡量家庭、村庄、地区、国家等层面的风险应对力。二是强调存量指标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已有在生产力标准下的经济史指标，基本是流量指标，比如收入、人均GDP等等。这些指标反映的是一个时间段的经济活动。而存量指标则表示经济活动累积的效果。对于风险应对而言，存量指标是更为重要的。当大的灾害比如瘟疫来临时，人们的收入可能会下降或降为零，但只要有足够的储蓄，生存就不会有大的挑战，但如果储蓄耗光，就会导致生存危机。

与缓冲性库存相关的一个指标是流动性，即一项资产在不降低其市场价值的情况下，能够多快地转换为现金。货币无疑是最具流动性的资产，而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则缺乏流动性，绫罗绸缎、皮张等的流动性则居中。衡量流动性的指标一般是看现金及其等价物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如果缓冲性资产很多，但其流动性很弱，就会导致远水解不了近渴，资产的应对风险能力难以有效发挥。因此，既需要考察缓冲性资产的存量，还需要考察不同资产交易的市场规模、频率、价格等因素。

结合缓冲性库存的总量、流动性，可以对家庭、家族、商号、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对风险的能力进行较为系统的量化评估。

第三组指标为化险性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之一，一般来说，人力资本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经济增长也会更快。通常的人力资本可以称为生产性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健康、工作经验等因素。度量这些常规人力资本的指标包括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工作年限等。经济史研究中对于历史时期人力资本的考察则主要是关注识字率、身高等指标。

《文明的逻辑》一书指出，在一般的生产性人力资本之外，还存在“化险性人力资本”（risk-mitigativehumancapital）。前者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后者则有助于化解生活风险（包括消费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书中认为，大致“从周初至晚清的时段，其间生产率基本没变，但由于儒家礼制的巩固等，风险应对力提升，因此消费风险下降，生活安全感改善；在此意义上，儒家礼制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化险性人力资本”。

与通常说的人力资本指标不同，化险性人力资本还没有一致公认的度量指标。根据《文明的逻辑》一书的分析和上述对于儒家文化的论述，笔者认为，或许可以将一个地区儒家祠庙数量、族谱数量、烈女数量等作为化险性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一个地区，儒家祠庙数量、族谱数量、烈女数量越多，平均而言，风险应对的能力会更强。这一论断，也得到众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比如有研究发现，在清代的山东，儒家文化越发达的地区，即祠庙数量和烈女数量越多的县，在发生旱灾的时候，农民起义的数量会越少。还有研究发现，对于整个明清时期，儒家文化越发达，即一个府的族谱密度越高，在旱灾来临时，发生人相食这样极端暴力的事件也越少。另外，在宗族越发达的地方，由于宗族成员之间可以共担风险，实现资源共享，人口的增长率也会越高。这些研究均尽可能排除了其他影响因素，表明儒家宗族作为一个内部金融市场，所具有的化解风险的价值。

第四组指标包括生存风险与生命安全。生命安全是比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更为基础的福利指标，但以往对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讨论中却很少涉及。近年来，这一指标也受到学者较多的关注。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已有学者对普通人的生命风险进行评估。

这一评估所采用的指标是每年每十万人中有多少人死于命案。具体的计算过程，首先是计算当年发生普通人命案的次数，其次是计算该年的人口数，然后将分母标准化为10万人年。这一指标可以方便地进行跨国和跨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

但已有研究的不足在于，其主要是基于普通人命案，还没有纳入其他的暴力风险，比如民变、战争等较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为了对清代普通人的生命安全进行系统评估，就需要在已有对普通人命案率进行计算的基础上，结合更大规模冲突中人口死亡数据，从而建立起反映清代人生命安全的统一指标。

第五组指标是经济衰退率与波动率。经济衰退的频率越低、衰退的数值越小，表明一个经济体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以往对于长期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是增长率。Broadberry等学者则提出了衰退率指标。增长率的含义是经济出现正的增长时的增长速度，而衰退率则是经济出现负增长时增长的速度，或者说是衰退的速度。

他们认为，一个经济体长期经济的表现是4个因素组合共同影响的，这四个因素分别是：（1）经济增长的频率f(+)；（2）经济增长时的增长率g(+)；（3）经济衰退的频率f(-)；（4）经济衰退时的增长率或者叫做衰退率g(-)。

根据他们基于13世纪以来不同国家年度经济数据的统计，有如下发现：在有数据的年份，最富有的国家在大约84%的年份中实现了增长，而最贫穷的国家仅在62%的年份中实现了增长。由于衰退的频率是1减去增长的频率，较贫穷国家的衰退频率必然更高。最贫穷国家在将近38%的年份中衰退，而最富裕国家在仅仅16%的年份中衰退。所以穷国的增长没有富国频繁，它们有更高的衰退率和衰退频率。他们的研究表明，更好的长期经济表现与其说是因为增长率的提高，不如说是因为衰退的速度和频率的降低。

另外，他们发现，越接近工业革命，决定古代经济发展更重要的因素越不是提高增长，而是减少衰退。基于新的历史GDP核算的结果显示，欧洲各主要经济体直到19世纪后，增长率才超过衰退率，而同时期的中国则处在持续下降的区间中。至于欧洲能够避免经济崩溃的原因，Broadberry等学者认为，取消身份限制，开放社会，通过分工、劳动使普通人进入精英阶层，这些制度层面的变化可能是重要原因。

以上分析与汪敬虞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史志宏关于清代农业的发展和不发展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相对于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Broadberry等学者明确提出了衡量经济衰退的指标，即经济衰退的频率和经济的衰退率，也强调了衰退率对于理解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价值，从而使进一步的量化分析和国际比较成为可能。从中国经济长期变迁的角度看，如何避免衰退特别是大规模的衰退，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与衰退率类似，波动率也是反映经济活动风险程度的指标，波动率越高，表明不确定性的程度越高，波动率越低则反之。通过计算波动率，可以知道经济活动的风险大小。不管是衰退率还是波动率，其对于数据的一个要求是，需要有较长的时间序列，不能只是某个时点的数据。

以上介绍了五组用来衡量风险应对力的指标，显然不能够涵盖所有的指标，其他相关的指标还包括市场整合指数、利率等。市场整合指数越高，表明A地与B地之间的交易联系越密切，一旦A地因受灾等因素引起物价上升，那么B地的商品将快速地流动到A地，从而缓解灾害的影响。利率则是天然的衡量风险的指标。与西欧相比，清代中国缺少系统的利率数据。不过，近年来，来一批学者的努力下，清代利率数据整理有了较好的进展，我们也得以通过利率来了解交易风险。由上面的讨论可知，与风险应对力相关的指标还很多，只能留待将来进行讨论

三、风险应对力与大分流问题

由于目前风险应对力方面的相关研究还较少，这里能够展开的讨论还较为有限。以下主要集中介绍在大分流问题下，引入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对于清代经济重新评价的可能性和可能产生的新认知。下面分四个方面进行介绍。一是对内卷化争论中生产率指标的讨论；二是国家能力的微观基础问题；三是对市场和大国规模的理解；四是在大分流的视野下，重新认识清代经济的核心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希望说明的是将风险应对力引入上述问题所能够带来的新视角和新启示，而非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后者还有待更为系统的史料收集、整理和论证。

第一，对内卷化的再认识。如何对农业生产率进行评估，是大分流讨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以往对清代农家经济生产率的评估，通常是估计亩产量、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很少估计亩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波动。这一特点，反映到著名的内卷化争议之中，就是按照单位劳动日计算劳动报酬，还是按照年来计算劳动报酬。比如黄宗智认为，应该按照单位工作日来计算劳动生产率。而李伯重则认为这是现代工业中计算劳动生产率的方式，传统农业中应该按照年，并且以家庭（户）为单位来计算劳动生产率。

以上两种定义均没有明确纳入生产力的波动性因素。如果从风险应对力的角度看，从年和家庭来计算生产率可能是更为合理的，因为这有助于将风险因素纳入其中。具体而言，在一年之中，有收入高的时期，也有收入低的时期，对于家庭成员而言，有的家庭成员收入高，有的家庭成员收入低。此外，由于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的产出受气候因素的影响不同，手工业收入受气候波动的影响要小，两种收入之间波动的相关性要低，对于农户家庭而言，两者的组合可能要好于单纯从事农业。因此，我们在考察家庭的劳动生产率时，不能简单的看平均值，还需要考察他们收入的波动，因为这会影响到农户的福利水平。

从生产力—风险应对力角度看，即使单位日工作报酬或者年工作报酬都没有进步，只要农户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增强，这时候也应该被当作是一种进步，而不能认为是停滞。因为产量的增长只是提高农户福利水平的方式之一，风险的下降则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如果引入上一节提出的保险型作物和风险对冲指标，那么，即使我们在数据中观察到亩产量有下降，也不一定能得出清代经济停滞或衰退的结论。因为如果亩产量少量的下降能够带来风险应对力的较大程度提升，这时候仍然应该被认为是一种进步。

与此类似，引入风险应对力，也可以对内卷型的商业化进行解释，这一类经济活动可能也是为了对冲单纯农业生产所造成的收入单一化风险，通过与商业相结合，能够降低家庭收入的波动性。循此思路，要全面评价历史时期的农家经济，就需要将风险和风险应对力指标纳入考察。这方面的最新进展，包括马德斌和彭凯翔的研究。他们揭示出，跨越收获季节和空闲季节的劳动力重新分配有助于商业化和人口密度的上升，并非如内卷化理论所揭示的农业生产率和人均产出长期下降。尽管对内卷化理论和相关争议的深入分析还有待更为系统的证据和严谨的论证，这里简要考察的目的，是指出风险应对力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为推动对内卷化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提供新的切入点。

第二，国家能力与小农家庭。对《大分流》一书的批评之一，是其没有充分考虑到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弥补这一不足，学术界引入国家能力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众多研究。国家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包括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等，需要以其财政资源作为基础，所以，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汲取能力，即获得税收的能力。

国家能力研究中，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与同时期欧洲国家相比，清代中央财政收入增长较慢，人均税负低？

马德斌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统治者与官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会带来委托代理问题，统治者为了避免地方官僚借机剥削百姓，只能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张泰苏则分析了清代农业税没有增加的原因，他认为需要考察清代统治者政治精英的主观信念。

笔者认为上述研究均有一定的解释力。基于生产力—风险应对力框架，还可以考虑另外一种原因，即农户经济活动本身的波动性，虽然清代的税率在国际比较中并不高，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农户一旦遇到歉收、绝收或者是因为生老病死需要大额开支，那么，农户的收入流就会面临大的挑战。这时候，即使是很低的税率，也会给农户造成生存危机，从而可能引发农民的反抗，进而引发社会动乱，威胁统治者的地位。从这一角度出发，要全面理解清代财政收入特别是农业收入增长乏力的原因，就需要对小农家庭收入的波动性特征进行系统评估。这一分析角度也同样适用于财政收入中商业税的分析，商人或手工业者的收入同样面临各种风险事件的冲击，需要将波动性纳入到税率高低的分析之中。

通过引入风险应对力概念，同时结合已有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在国际比较中，微观层面的人均低税负和宏观层面中央税收的增长乏力。当然，这些都需要更多实证分析来支撑。

第三，市场功能和大国优势。市场的发育与规模是大分流比较中的核心指标，也是斯密型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生产力视角下，对市场的研究主要是其发展规模，特别是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本身的表现，而很少分析市场对于人们应对风险的价值。最新的研究则表明，市场对更为广泛的福利指标也有重要的影响。比如曹一鸣和陈硕对大运河废除之后市场机会减少的讨论。他们发现大运河废除之后，沿线依赖运河为生的百姓，发生暴力冲突的频率要更高。这说明市场在应对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不仅仅是一个配置资源的手段。

与市场规模的讨论相类似，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特别是一些跨国比较中，强调清代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数量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市场规模，从而形成了规模优势型的发展模式。这一分析为理解清代经济发展模式带来启发，但仍然是局限在生产力的视角。

如果引入风险应对力视角，至少还有两方面的因素需要纳入到分析当中。首先，清代的大国优势，不仅仅体现在人口和市场规模的大上面，也体现在其应对风险的能力上面。由于其广阔的疆域，在清代整个国土同时发生严重灾害的概率较低，通常是某个省或某几个省遭遇灾害，没有遭遇灾害的省或地区就可以提供协助，从而形成一个内部的保险市场。当然，一旦灾害的冲击超出一定规模，这一内部的保险市场也将失效。

其次，大国的规模有助于减少自然灾害等风险，但也由于规模太大，带来治理上的挑战，由于统治者与官员之间存在委托代理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这一大的规模对清代后续的转型带来阻碍。基于中国与日本的比较，研究者认为日本相对较小的国土面积，其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较小，这是其能够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因素。

生产力—风险应对力框架能够帮助我们既看到清代的大国优势，也看到其局限和所面临的挑战。这一框架也有助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清代广大疆域对于经济活动的动态影响。

第四，对清代经济特征的重新评估。对清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价，以《大分流》一书为界，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在该书出版之前，主流的看法一般认为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落后于西方，即通常认为的中国经济长期停滞。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的判断，则认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该书的出版以及加州学派其他的作品，使得对清代经济有了更为正面的评价。这被认为是对以往评价的一种修正。

但这种修正很快被新的更为系统的证据所再次修正。比如，马德斌等基于中国和欧洲主要城市工人真实工资的比较表明，在1738年，中国主要城市的工资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主要城市。李伯重基于江南核心区的研究发现，“尼德兰的人均GDP大约是长江三角洲的2倍；长江三角洲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尼德兰（以及英格兰）相当，然而在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方面，长江三角洲与尼德兰则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些系统性的证据表明，清代经济落后的时间要早于彭慕兰和加州学派所认为的1800年左右。上述研究表明，清代经济在大分流之前在生产力维度上已落后于欧洲，但这是否就是清代经济的全部特征呢？如果引入反映风险应对力指标，情况可能会不同。

以反映风险应对力的指标生命安全为例，陈志武等学者发现，在1661-1898年之间，清代普通人的命案率大约在每年十万分之0.35至1.47之间。这大大低于同期欧洲和英格兰的水平。欧洲直到19世纪末期才降低到清代的水平。如果结合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落后于英格兰这一基本史实，那么清代普通人生命风险要低于英格兰这一事实就更加让人惊讶。上述发现提醒我们，对于清代经济规避风险、以维持生存为重要追求的特征，还需要更为深入地分析。

以上基于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对大分流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此说明这一框架用于清代经济史分析的可行性和价值。由于风险应对力概念刚刚被明确提出，与生产力指标相比，对风险应对力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缺少将风险应对力这一理念贯彻到对经济活动长时段变动的分析，因此，这里只是试举几例，说明其潜在的价值。笔者相信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这一分析框架将展示其更大的价值。

四、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的价值

第三节以大分流为例，说明了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的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如下重要的价值。首先是促进对包括清代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重新认识；其次是能够避免线性化和简单化理解经济史，将清代经济活动重新放回具体的社会背景之中；再次是有助于促进经济史与生态史等学科的有效融合，突出风险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最后是能够有效回应当今社会的重大变迁。关于第一点，《文明的逻辑》一书已经详实论述，在本文引言中也已简要提及，以下仅对后三点进行讨论。

（一）促进对清代经济的全面理解

清代经济史的已有研究范式主要重视生产力指标，这可能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容易形成线性思维，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一般分为进步和退步，将这一指标用于考察历史，可能会将历史简单化。在生产力单一指标下，经济与社会进步或发展的唯一标准就是生产力是否有提高。而如果引入风险应对力，则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类型更加多样，也更能揭示历史的复杂性。

表1列出了生产率变化与风险应对力变化之间8种不同的组合，前5种都可以称之为经济进步或发展。这包括：（1）生产率提高，风险应对力也提高；（2）在风险应对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率提高；（3）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风险应对力提高；（4）生产率有较小下降，而风险应对力有较大提高；（5）风险应对力有较小下降，而生产率有较大提高。表1的信息展示了两个指标相结合所带来的变化，使得对经济活动的分析能够包容历史中更多的复杂性，避免线性思维。当然这里只是列出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清代经济发展的实际历程如何，还需要做具体分析。

仅关注生产力因素的第二个问题是容易将经济活动从社会中抽离，从而使社会经济史变为单纯的经济史，造成经济史的孤立化。因为生产力指标的定义较为明确，也相对容易统计，大量研究集中于对某个特定的生产力指标进行评估。即使研究者主观上不希望只考察经济因素，但产生的客观效果，往往只能够顾及单纯的经济因素，难以将更广泛的社会因素纳入分析。因此，虽然不同研究者都强调经济史应该回归到社会经济史，但相关进展却并不让人满意。

与生产力指标不同，风险应对力更多讨论的是生产力指标之外的因素。比如在《文明的逻辑》一书中就讨论了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儒家文化、宗教等以往经济史很少关注的文化和非正式制度。该书认为，这些人类的创举，其核心功能之一是提高风险应对力，对于人类社会降低暴力、建立秩序具有积极的价值。

生产力—风险应对力框架可以大大扩展主流经济史的分析对象，将经济史研究中以往关注较少的文化、伦理和制度纳入到分析之中，弥补单纯考察生产力指标的不足；也有助于促进对大分流、清代经济核心特征等问题的重新理解，并与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有更多的交流和对话，从而将经济史放回其所处的社会整体之中，带来一种新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路径。

当然，将经济史重新放回社会和通史之中，也意味着分析的复杂化，这就需要在研究方法上面进行革新，量化历史研究结合了社会科学理论、历史学和量化方法，在历史大数据、复杂因果关系、遗漏因素和反向因果处理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是支撑这一新社会经济史分析的有效方法之一。

（二）推动经济史与生态史等学科的有效融合

本文引言提到，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早已有相关学者对风险、不确定性等因素进行深入讨论，并指出将这些因素纳入经济史分析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一是灾害史和生态史的研究，比如夏明方很早即强调灾害这一类自然风险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和早期工业化的影响，荒政对于农业近代化、国家转型的影响，也致力于将不确定性带入历史，重新理解文明史。在其从生态史视野讨论江南问题的研究中，则强调对水旱疾疫等天灾和战祸兵燹这样的危机，“不能仅仅当作一种外部的、偶发的或次要的因素，而应把它看成江南历史不容遮蔽的内在驱动力，否则不但不足以从更深的层次来揭示江南道路之源与流，也不足以凸显江南道路真正的活力。一个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确定性的江南，正是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种种危机、种种顿挫进行相对成功或不成功的人为响应的结果，而此种响应本身可能又孕育着新的危机。平衡来自不平衡，不平衡来自平衡，是之为富于韧性的动态平衡”。由此可以明显看出，生态史研究对风险问题的重视和分析理路与本文所提出的风险应对力有共通之处，这为生态史与经济史的有效融合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二是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比如方修琦等提出粮食安全分析框架，强调气候变化的均值和极值对于粮食丰歉的影响，进而影响人均粮食产量、个人粮食占有，从而可能引发饥荒、动乱、战争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风险应对力概念，但上述文献无疑是对现代化范式的重要反思。不过可惜的是，这两方面的研究，较少被纳入到主流经济史研究的讨论中。

通过将风险应对力放到与生产力同等重要的位置，结合两者来对清代经济史进行研究，将有助于灾荒史、生态史研究、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等强调风险因素的研究成果与经济史研究更为有效地结合，也有助于经济史学者与这些领域的学者合作，寻找度量风险应对力的指标，从而形成对清代经济更为全面的认识。

（三）有效回应社会变迁

《百年清史研究史·经济史卷》指出，要理解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既有范式，不能仅局限在抽象的话语层次，还需要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出发，理解学理演变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因为每一种学术范式的转变，都不仅是学术理念自行演变的结果，而是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比如1949年之前清史研究的早期发展，就与当时的社会革命思潮有密切关系，1949年之后的生产关系范式，则与巩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有关。而现代化范式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时代主流有关。至于中国中心观研究取向的兴起则是由于社会发展对现代化提出新的要求。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和局部战争的爆发，整个世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之中，如何有效应对风险、避免衰退与毁灭，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同时，中国社会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这些重大的社会变化，都值得清代经济史研究者予以考量。

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将风险应对力概念和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明确引入到清代经济史研究之中，无疑是对现实社会重大变迁的回应，有助于学术共同体重视清代经济中的风险因素以及考察清人是如何应对各种风险的，其经验和教训有哪些。这既有助于更全面理解清代经济的特征，也有助于从清代经济史研究中获得历史借鉴。

五、结语

本文试图说明，通过引入风险应对力这一新的分析视角，建立生产力—风险应对力这一分析框架，能够弥补已有研究范式过于重视生产力的不足，也是对当今社会大变革的一种有效回应。如果不考虑风险应对力这一维度，我们可能遗漏掉清代经济的核心特征之一，也不利于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清代经济发展的规律。当然，强调风险应对力，并非弱化生产力指标的价值，而是希望两个角度相互配合，促进对清代经济更为完整的认识。

就从生产力这一维度看，尽管在史料的系统性、数据的代表性（包括覆盖的地区）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但相关的积累已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以至于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现代化范式被认为已经存在审美疲劳。与之相比，从风险应对力来考察清代经济的相关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一角度的分析显然具有非常大的学术潜力，也能够带来更大的边际贡献。与生产力指标相比，风险应对力指标的构建、衡量要远为困难和复杂，但并非不可能，这需要研究者进一步发掘史料，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

《百年清史研究史·经济史卷》论证了范式转换对于理解清代经济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清代经济史研究中亟需新的范式变革。笔者认为，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有机会带来新的范式变革，一方面，这一分析框架能够涵盖已有研究范式的主要理论，也能够指出其不足，另一方面，其借鉴了灾害史、生态史、历史气候变化、社会史和文化史等学科中的新探索，可以称之为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风险应对力转向”，有利于产生新的可操作的研究路径和解释体系。

（感谢黄兴涛、夏明方、陈志武、朱浒、彭凯翔、李光伟等老师提供的修改建议，也感谢夏明方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生课堂上提供的启发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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