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宝琦 | 破解天地会起源之谜
作者简介
秦宝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原文载于《清史研究》2023年5期，注释从略。
天地会起源问题为中外学者所瞩目，经过百余年长期的探讨、争论，仍未取得共识。国内最初关注天地会起源问题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他们为了激发海内外洪门天地会的反清情绪，积极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提出天地会是明朝遗老为“反清复明”于康熙年间创立的反满“民族革命团体”。后来，人们又通过对会内流传的一个悲情故事的不同解读，演绎出各种不同的说法，康熙甲寅说，康熙甲午说，郑成功创立说，郑成功余部、福建藤牌兵所结说，万五道宗创立说等，统称天地会起源“康熙说”。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依据官书和档案进行研究，提出天地会起源乾隆二十六年（1761）说和三十二年说。总之，天地会起源问题，已经成了清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难解之谜。有学者甚至悲观地认为该问题恐永远无法解决。21世纪，随着对档案史料的深入挖掘，尤其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推动下，终于破解了这个难解之谜。
一、重新审视天地会起源“康熙说”
天地会起源问题包括天地会创自何人，始于何时，以及创立宗旨诸问题。
“康熙说”最初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出于反清革命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的。孙中山说：“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革命党人陶成章则说洪门天地会“始倡者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
后世学者出于对孙中山、陶成章等革命先辈的敬仰，沿袭他们的思路和说法。罗尔纲写道：“国父所言，实深洞澈天地会之底蕴者”，“天地会创始的年代，洪门相传始自清康熙十三年甲寅，天地会创立的宗旨在推翻满清统治”。萧一山说：“明之亡也，忠臣烈士奋力光复，与虏拼命，屡起屡蹶，然卒不救朱社之亡。二三遗民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革命党人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的论述，对后世影响深远，有学者提出：“资产阶级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关于洪门天地会缘起的论述”，“无可辩驳地证明天地会创立的宗旨是反清复明。既然如此，天地会就应该是康熙元年（1662）南明王朝覆亡公开武装斗争基本结束、清政权确立了对中国大陆的全面统治之后不久的产物。”
革命党人的说法出于反清革命斗争的需要，不符合历史实际。
首先，清初明朝遗老是不可能创立天地会的。清朝建立之初，明朝遗老坚持反清立场，不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清廷则对他们予以严厉打击，他们虽不惜牺牲身家性命进行抗争，但均以失败告终。清廷为维护和巩固统治，对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采取笼络政策，对前明官员广泛招徕。顺治年间，“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仍以原官录用”，并要求地方官员举荐境内的“山泽逸贤”。摄政和硕睿亲王“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对于前明著名官员，摄政王多尔衮亲自进行“书征”。前明大学士、户部尚书冯铨“闻命即至”，多尔衮对他“赐以所服衣帽并鞍马银币”。随后，前明吏部尚书谢升、礼部尚书王铎、福王政权的礼部尚书钱谦益等，纷纷投靠清政权。康熙年间，清廷又通过升“博学鸿词”科、修《明史》、举山林隐逸等手段对他们进行笼络，导致这个群体发生分化。多数人走上仕途，成了清朝高官，放弃反清立场。也有少数人依然坚持反清立场，拒绝同清政权合作。
谢国桢指出，清初明朝遗老的政治态度大体上分为三派：“一派是同志们看见国已经亡了，家已经破了，便由激昂的胸怀而变为放浪江湖，寄情诗酒，颓废的举动，这一派可名为颓废派。又有一派他觉着虽然国破家亡，我们还是要不顾生死的干下去，这一派可名为激进派”，“在清代严酷政治之下，激进一派自然是杀戮无遗不必说了，就是放浪诗酒的颓废派，也被清廷弄得焦头烂额，这又是何等的惨酷的事情！”“那些明季的志士，只有在荒江老屋之中遇见几个同志结起一个诗社，作楚囚对吟，或者作点秘密工作，以冀兴复于万一。还有些颓放的人就作了和尚，像明季遗民周唯一，他曾一度到寺院当和尚，去了头发，作了一个发冢。”至于那些同清朝合作走上仕途的明朝遗老，当然就更不可能从事创立天地会，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了。在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当中，有些人尽管内心充满着对前明故国的怀念和眷恋之情，对清朝统治也充满了仇恨和不满，但是史料中从未发现他们同下层群众歃血结盟的记载，更遑论建立天地会。就是士子们所结的诗文社，后来也遭到清廷禁止：“顺治庚子正月，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在清廷的严厉打击下，这些士子的结社活动也逐渐“敛迹”，甚至“社盟”也改称“同学”了。所谓明朝遗老创立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之说，无非是一种对明朝遗老臆想的说法，历史上不存在。
其次，“康熙说”的史料依据主要是天地会会簿里有关康熙年间少林寺僧帮助清廷平定西鲁之乱，有功清廷反遭残害的悲情传说故事，并且认定该故事出自康熙年间明朝遗老之手。
笔者通过对各种会簿抄本的梳理，发现这个故事并非天地会创立的历史记录，乃是后人虚构的传说故事，而且不可能出自康熙年间的明朝遗老之手。
第一，该故事的内容直到乾隆后期尚不存在。天地会最早一次反抗活动，是乾隆三十三年福建漳浦县的卢茂起事。卢茂在起事时，曾因“无辞惑众”而“捏出赵良明姓名为宋代后裔”，可见当时天地会内部传说里尚没有崇祯皇帝之孙“小主朱红竹”。乾隆五十二年被捕的天地会骨干严烟，在供述天地会“根由”时说：“此教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这也不同于“西鲁故事”的内容。
第二，从现存各种会簿抄本的纪年来看，该故事不可能出自康熙年间明朝遗老之手。
顺治和康熙前期，满汉民族矛盾激化，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的反清情绪高涨。他们认为，明亡是“天崩地解”“中原陆沉”，不仅是“亡国”（王朝兴替）而且是“亡天下”（中原汉人政权灭亡，华夏文明沦丧）。他们根本不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拒绝奉清朝正朔。许多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著书立说时，均拒绝使用清朝纪年，因而遭到迫害。顺治五年（1648）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就是因为所写的序文中“不书顺治年号”，被当局依事关“正统”而治罪。清初的《明史》案，也是因为作者在叙及南明历史时，仍奉弘光、隆武、永历之正朔而陷入文字狱。戴名世也因所著《南山集》中，“欲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历”而遭凌迟处死。坚持反清立场的郑成功，祖孙三代在台湾一直奉南明永历正朔。而西鲁故事却无一例外地奉清朝正朔，把西鲁入侵及众僧结盟的时间记为“大清康熙年间”、“康熙十六年”、“康熙甲午年”、“雍正十三年”等。明朝遗老在行文中是绝不会如此纪年的。
第三，“西鲁故事”的情节简陋，文字粗浅，各种抄本的内容互相抵牾，不可能出自明朝遗老这些受过严格儒家文化熏陶的文化精英之手。嘉庆年间云贵总督伯麟在查办云南师宗县杨憨头等结会案时，看到查获的天地会会簿等文件，“字迹模糊，其中诗句对联，文字粗鄙”。罗尔纲也认为天地会会簿“文辞鄙俚粗俗，为士大夫所不道”。这说明天地会会簿出自草根阶层之手。
第四，天地会会簿里出现诸多康熙以降的年号。如“雍正六年”、“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特别是在各种会簿抄本里，都载有包含“木立斗世”四字在内的诗句。如“木立斗世天下知，顺天兴明和合同”“木立斗世皆兄弟，朝不久其扫平”“木立斗世皆绝，万里和同再复兴”。可见“木立斗世”是天地会会簿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在乾隆后期天地会内部相当流行。乾隆五十二年被捕的天地会骨干许阿协在供词中称，天地会内有诗句两首，他只记得“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和合同”两句，并解释说：“这木立斗世，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系因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故借这世字暗藏的。”这表明“木立斗世”分别代表顺、康、雍、乾四朝的年号。康熙年间的人是不可能知道后世雍正、乾隆这两个年号的。
笔者对《大清律》中有关惩处会党的律例加以梳理，发现以往对天地会起源“康熙说”最权威的论证，却出于对《大清律》相关条款的误读和曲解。
罗尔纲、萧一山等论证天地会起源“康熙说”的主要史料依据，是康熙年间已经存在禁止异姓结拜的律例，而乾隆年间重修《大清律》时，又出现禁止“复兴天地会”的条款，说明天地会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存在，在乾隆年间又“复兴”了。罗尔纲提出：“在康熙年间的现行例里，就有一条严禁结拜弟兄的律例”：“凡异姓人但有插（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认为该条律例中所述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行为，“就是天地会拜会所行的一种特别仪式”。乾隆五十七年《大清律》中又有针对“复兴天地会”的条款。会名冠以“复兴”字样，可见天地会由来久远，始于康熙年间。萧一山也认为，有关“复兴天地会”的律例表明，天地会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存在，雍正十二年（1734）经过“改组”之后，才变为严谨的组织，“复兴”也就是改组。以上说法，是出于对《大清律》相关条款的误读和曲解。
在《大清律》里，查禁“异姓结拜弟兄”的条款，在康熙初年曾几经修改，到康熙十年基本定型，并且将其定性为“谋叛未行”罪。康熙十年题准：“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等事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为从杖一百。”罗尔纲引用的那条异姓结拜弟兄的条款，并非出自康熙年间，而是出自乾隆三十九年修订的《大清律》。康熙年间惩处异姓结拜案件的律例，规定对结会者“不分人之多寡”加以惩处。乾隆三十九年才修定为依据结会之人数多寡量刑：“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发往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罗尔纲所引用的禁止异姓结拜的律例，是乾隆三十九年修订的《大清律》。
罗尔纲、萧一山用《大清律》中“复兴天地会”的条款，证明天地会始于康熙年间，在乾隆年间又“复兴”的说法，也是对《大清律》相关条款的误读和曲解。乾隆五十七年重修《大清律》时增加的查禁“复兴天地会”条款，是针对乾隆五十六年台湾张标、谢志等人“复兴林爽文天地会”案而设立的。乾隆五十六年，福建漳州人张标与谢志邀得吴顺光、张阿秀、萧翁、陈把、江元禄、张夜、张文等八人，于同年九月初二日在南投虎仔坑僻静处所订盟结会。嗣后张标与谢志又分别多次纠人结会。福建按察使万钟杰上报此案时奏称：“张标胆敢潜谋纠人结会，转邀吴顺光等八犯，唆其转辗纠人，并与谢志商量复兴逆匪林爽文天地会名目，其居心实堪痛恨。”若依据乾隆三十九年修订之《大清律》，仅能照“谋逆未行”例，将为首之张标等处以绞候，为从遣戍，如此“则不惟不足蔽辜，而且无以昭惩创”，故奏请将张标等二十八人均照“谋叛罪不分首从例，拟斩立决”。乾隆帝批示：“天地会名目系逆匪林爽文纠约拜盟，聚众滋事。自剿平贼匪后，严行查禁。甫及数年，张标、谢志胆敢潜谋纠结，以复兴天地会为名，钻刀设誓，暗立记号，不法已极。闽省民俗最为剽悍，而台湾远隔重洋，结会械斗之风尤甚。今张标等兴复逆匪会名，实堪痛恨，若不严加惩创，何以安良善而靖地方？”称万钟杰将张标等照谋叛例斩决，“所办实属可嘉”。刑部遂于乾隆五十七年重修《大清律》时，增加相关条例：“台湾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俟数年后此风渐息，仍照旧例办理。”后来由于天地会蔓延到福建全省甚至南方多个省份，才在律文里去掉“台湾”二字。
关于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最早提出此说者，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欧榘甲、陶成章、章太炎等人。陶成章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他提出：“明室内乱，满洲乘之，再蹈亡国之惨。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也。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1929年，温雄飞首倡“影射推求”的研究方法，提出天地会内流传的“西鲁故事”是影射郑芝龙一家及其部下被清廷杀害的悲剧。郑成功为报国恨家仇，同部下结拜弟兄，创立天地会。萧一山、胡珠生均力主此说。其实，有关天地会由郑成功创立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第一，不仅有关天地会的官书和档案无此记载，就连天地会的秘籍会簿中，也没有涉及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内容。在天地会会簿的各种抄本中，提到的天地会创始人，计有涂喜、提喜、师尊万提起、万提喜、万云龙、达宗等，并没有提到郑成功。在天地会会簿里的一幅图像旁，还写有：“始祖居住福建云霄高溪”，而居住在福建云霄高溪的“始祖”，正是洪二和尚万提喜。如果郑成功是天地会的创始人，就应该写作“始祖居住福建南安石井”。
第二，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与郑氏实际情况不符。抗清斗争在郑成功一生的经历中占有重要地位。他通过抗清斗争，从最初只拥有三四百人的小队伍，发展到北征前夕拥有二三十万大军，成为抗清阵营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控制了相当大的地盘，公开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又何必在他所控制的地盘和军队里，再建立一个秘密的反清组织天地会呢？显然不合常理。
第三，鉴于郑成功在顺治十八年就已去世，该说法同“西鲁故事”所载天地会始于康熙十三年的说法相矛盾。所以该说法又提出，陈近南继郑成功之后，成为天地会的实际创始人。可是，历史上并无陈近南其人，即使在天地会会簿里，陈近南的名字在嘉庆和道光年间的抄本里仍付诸阙如。直到同治年间会簿的抄本里才出现陈近南的名字。可见陈近南是同治年间虚构出来的人物，也不可能是继郑成功之后天地会的实际创始人。
第四，天地会自称“洪门”，也说明天地会并非由郑成功创立。所谓洪门的“门”，乃“师门”之意。按照中国历史传统，某人的门徒弟子，依照师傅的姓氏自称某门。如天地会果由郑成功创立，那么，天地会就应该称为“郑门”而非“洪门”。天地会之所以称洪门，是因为天地会成员均自认是洪二和尚的门徒弟子，大家尊洪二和尚万提喜为“师尊”或“祖师”之故。
关于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1977年，翁同文最早提出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但未获得广泛认同。20世纪90年代，该说因为“香花僧秘典”的发现而再次走红。1990年，罗炤在福建东山县一位渔民家里，找到一件香花僧在为死者超度亡灵时使用的“科仪”，被他命名为“香花僧秘典”。因为“秘典”里抄录了天地会会簿里的一些诗句歌诀和人物的姓名，如吴天成、方大洪、李式开、郑君达、郑玉兰等，遂认定“香花僧秘典”是“天地会的重要史料”，其内容“大部分出自康熙年间的高僧万五道宗之手”。他又结合天地会会簿里的“西鲁故事”，在《中国工商时报》连载138期的调研报告《天地会探源》，证明天地会是万五道宗于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创立的。赫治清利用该调研报告，写成《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论证万五道宗是天地会“真正的始祖”。这些成果，当时被认为是天地会起源研究的“创新”和“重大突破”。
为弄清历史真相，首先，需要对万五道宗进行考察。“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的主要内容是：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万姓集团”的老七、时任河南省河北镇总兵的蔡禄，为“反清复明”，准备率部起而响应，结果被清廷歼灭处死。罗炤据此推测说：“蔡禄在四月间被清政府杀害于河南，随从他去河南的数千名部众，这时肯定有一些跑回福建故乡”，“如今蔡禄惨遭康熙皇帝杀害，道宗不可能不有所行动。农历七月十五日是佛教的重要节日盂兰盆会，又称中元，俗称鬼节，届时要做水陆法会祭奠亡灵。道宗是僧人，此时距蔡禄之死已有两个多月，他肯定已经闻知噩耗，必定会主持最大规模的水陆大法会祭奠、超度亡弟”，“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天地会在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起义了”。按照这个说法，万五道宗之所以要创立天地会，是出于“反清复明”斗争的需要。万五道宗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呢？
“万姓集团”最早是明末崇祯年间在福建诏安二都一带所结“以万为姓”的武装团伙，道宗排行第五，故称“万五道宗”。清初，“万姓集团”被郑成功招安。江日昇的《台湾外记》记载：顺治七年五月，“诏安九甲万礼从施琅招，率众数千来归”。于此条之下注曰：“礼即张要，漳之平和小溪人。崇祯间，乡绅肆虐，百姓苦之，众谋结同心，推要为首。时率众统踞二都，五月来降。” “万姓集团”中的许多人便成了郑成功手下的高级将领，但后来失去了郑成功对他们的信任。事缘“万姓集团”的老大万礼即张要，在郑成功攻打南京时，兵败逃跑，“忙不及去甲溺死”。初以战殁上报，遂将其牌位供入昭忠祠。后来真相暴露，万礼的牌位被撤，引起“万姓集团”的怨恨与恐慌，从而准备弃郑降清。万七蔡禄“业已遣人投诚”，而且其谋“事已八九”。当郑成功得知蔡禄、郭义可能在暗通清将黄梧时，便令二人“带全师过台”，并密谕洪旭说，蔡、郭“若遵令则无他意，如迟延观望，急除之”。洪旭即差人往铜山（今东山），“着二镇带本部，配所坐船只即往台湾”。郭义“遂整船欲东”，蔡禄便与其部将陈华、罗栋相商对策。陈华认为：“（降清）事已八九，岂可半途而废？”但罗栋担心“二爷（指郭义——引者）不允”。蔡禄便令罗栋“速差人往海澄公（清将黄梧，原郑成功部将——引者）处为要”，加快了降清步伐，并差人去请郭义。郭义到来后，蔡禄劝他说：“国姓（指郑成功——引者）信谗，以大兄之故，又怀疑我兄弟二人，我业已遣人投诚。我去，汝能保其无恙呼?不如俱去何如?”此时郭义并不肯降清，便说：“大兄虽不死于战而溺于水，实亦殁于王事，非同谋叛者，与汝我何干而至相疑至此？”正当蔡禄被郭义说得无言以对时，先期从诏安长林寺来到东山策划降清的万五道宗，便“击榻”曰：“君臣不可相疑，疑则必离。今者令藩来召，是疑之渐也。况台湾新辟荒凉之地，去者多不服水土，此决不可去。若召而不往，非臣子之礼，势难两立。七弟所见甚是，宜从之。”此时，郭义仍“尚踌躇”。道宗便“复迫之曰：自古英雄弃暗投明，若当断不断，乃妇人之仁也”。在道宗的策动、劝说下，蔡禄、郭义终于降清并成为高级将领。据罗炤研究：“道宗主谋蔡禄与郭义降清之后，万姓十八弟兄大部分投降清朝了，现在知道的有叶冲、陈升、黄靖等人作了清军的总兵，曹英作了副将或总兵。”万五道宗和“万姓集团”的主要成员并非“反清复明”的“抗清志士”，而是认为降清乃“弃暗投明”的降清派。既如此，他们为何还要创立以“反清复明”相号召的天地会呢？显然不合常理。
其次，抄本“香花僧秘典”与香花僧典籍真本《正源》存在巨大差异。“秘典”里有关天地会会簿里的诗句歌诀和人物郑君达、郑玉兰（莲）等，以及明清之际黄宗羲、王夫之的语录，在真本《正源》里根本不存在。特别是“秘典”里出现同治年间天地会会簿里才创造的“㳉”字（天地会创造的异体字即清），还提到1905年才建立的“同盟会”，说明该抄本绝非康熙年间之遗物。通过对香花僧文献《正源》同抄本“香花僧秘典”的比较，不难发现《正源》是苦菜寺（古来寺）保存的真本，而“香花僧秘典”是后人抄录和篡改的赝品。据此得出天地会由万五道宗创立的结论，不能成立。
二、破解天地会起源之谜
（一）汪志伊有关天地会起源说法的根据——伍拉纳奏折
1964年，蔡少卿首先提出天地会由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于乾隆二十六年创立的说法，史料根据是福建巡抚汪志伊在《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中提到：“查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僧提喜首先倡立，暗中主使，谋为不轨。”罗尔纲早已注意到这条史料，因为不知汪氏此说有何根据而不加采信。
1984年，笔者在整理天地会档案时,发现嘉庆十一至十七年（1806—1812）先后有护理江西巡抚先福、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师诚和闽浙总督汪志伊等人，在奏折里都写有一段完全相同的内容：“经究明天地会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其传会口诀，以五点二十一为暗号，又有逆诗嵌入洪字，即台湾逆匪造作洪号、顺天等字，皆缘此而起。”表明这些官员所奏内容，是来源于同一个文件。之后，笔者在一大包未经整理和登录的残档里，找到汪志伊的一件题本的残件，奏文时间是嘉庆四年三月初九日。文件虽然残缺，但保留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内容：“卑职卷查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奉准部咨，福建司案呈内阁抄出闽浙总督伍拉纳等奏称：窃照闽省天地会匪蔓延贻害，漳、泉一带尤多听从入会之人。臣等于另折审办提喜、陈彪等案内，声请嗣后获犯到案，如有本系会匪而复犯斩、绞重罪者，绝不待时，以惩奸匿而净根株”，“查林中玉等均系会匪，现在陈彪等尚禁省监，正宜就此彻底根究，俾奸宄之徒，无以隐匿狡卸，立正刑诛，以昭炯戒。随率同司道，分起提鞫”。这件残档透漏了一个重要信息：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以前，闽浙总督伍拉纳曾对提喜之子行义即郑继和嫡传弟子陈彪进行审讯,并将审讯结果上奏朝廷。上述几位官员奏折里那段有关天地会的内容，包括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关于天地会始于乾隆二十六年的说法，均得自伍拉纳的奏折。如果能找到伍拉纳奏折的原件，天地会起源之谜就有可能被破解了。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外纪簿》中，找到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审讯提喜之子、僧人行义即郑继和嫡传弟子陈彪结果的奏折。伍拉纳在奏折中明确提到：“查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其传会口诀，即以五点二十一为暗号，而悖妄诗句内胆敢嵌入洪字，以致台湾逆匪造作洪号、顺天等字，皆缘此而起。”又说：“臣等查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天地会名色，编造悖妄诗句。”这些内容表明，先福、张师诚、阿林保和汪志伊等关于天地会由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创立的说法，皆来自伍拉纳、徐嗣曾的奏折。
伍拉纳、徐嗣曾有关天地会是由僧人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创立的结论，是通过对提喜之子郑继、嫡传弟子陈彪的审讯得出的，有较大可信度。但是，该奏折仅能解决天地会起源“是什么”的问题，而最终破解天地会起源之谜，还需要解决天地会起源“为什么”的问题。
（二）清代秘密会党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运行轨迹
笔者对清代大小百余个异姓结拜组织和秘密会党的史料进行梳理，发现天地会并非突然间冒出来的，而是经历从“异姓结拜”到“结会树党”的发展过程，天地会正是在乾隆中期秘密会党大量涌现的环境里产生的。
官书和档案史料表明，顺治年间仅有一些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其活动比较零散，尚未引起官方的关注。故在顺治三年制定的《大清律》中，尚无惩处异姓结拜弟兄的条款。后来因为异姓结拜弟兄组织“纵横乡曲，良民受其害，有司不敢谁何”，清廷始颁布禁令：“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随着清廷对汉族人民施行民族高压政策而导致满汉矛盾的加剧，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往往成为汉族各阶层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工具。如顺治五年江苏如皋县李新国等人聚集二百余人，结拜弟兄。参加者手执器械，会场上竖立大黄旗二面，上书“大明中兴”四字。十三年，又有明宗室朱存梧等纠人结拜弟兄，进行反清复明活动。清廷鉴于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已经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有明代宗室后裔参与，对清朝统治构成威胁，因而从法律上加重惩处力度。十八年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着即正法。”不仅对一般的异姓结拜弟兄活动加以禁止，就连文人所结的诗文社，也未能幸免。清廷下令：“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
康熙初年，民间的结会活动继续发展，但未超出异姓结拜弟兄的范畴，也就是尚未“立有会名”，政治影响也不大。所以在康熙十年之前，清廷仅把这类结拜弟兄的活动看作一般的“杂犯”，康熙十年才定性为“谋叛未行”的重罪。
康熙中叶以降，异姓结拜弟兄组织逐渐增多，如三十五年，吴球在台湾诸罗（今嘉义）聚众结盟。四十年，台湾诸罗又有刘却等人“歃血为盟”，众推刘却为“大哥”。四十六年，浙江嵊县张念一即张君玉、张念二即张君锡弟兄，与施尔远等共十七人，在该县半山庵结拜弟兄，以“朱三太子”之名相号召，举兵反清。同年十一月，又有一念和尚在江苏太仓纠人结会，“给札惑众”。六十一年，台湾凤山县（今高雄）又有朱一贵等歃血结盟并举兵反清。
上述异姓结拜弟兄组织，虽然多以“反清复明”相号召，但均未设立会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秘密会党。
雍正初年，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开始向“立有会名”的“结会树党”即秘密会党演化。雍正四年，福建台湾诸罗县出现“父母会”。是年五月初五日，该县莲花潭，有蔡阴与陈卯等十三人结拜弟兄，取名“父母会”。六年正月，该县茇子林地方又有陈斌、汤完等二十三人结拜弟兄，取名“父母会”。在父母会之前还有过铁鞭会，而父母会正是由铁鞭会改名而来。福建总督高其倬奏称：“福建风气，向日有铁鞭等会，拜把结盟，奸棍相党，生事害人。后因在在严禁，且铁鞭等名骇人耳目，遂改而为父母会，乃其奸巧之处。”七年，福建出现“桃园会”。同年，在台湾出现“子龙会”。八年，福建厦门李彩等人结拜“一钱会”。九年，与福建毗邻的广东潮州府饶平县余猊等人结拜“父母会”。
总之，从雍正四年起，异姓结拜弟兄组织逐渐演化为“立有会名”的“结会树党”即秘密会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这就要从雍、乾年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中寻找。
对于雍正和乾隆前半期“结会树党”组织在福建各地大量涌现的原因，时人归结为福建人民“习尚强悍，以好勇斗狠为能，毋论秀顽，好学拳棒，往往创立会名，联合声势”，“其初意不过图御外侮，迨聚集日久，结交既广，或恃勇技过人，或逞机谋聚会，肆然无忌，遂刊伪印，散伪札，妄悖猖狂，蛊惑人心”。这当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认知，只说明了现象而非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大量“结会树党”组织即秘密会党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雍正和乾隆前半期，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农村阶级分化加剧，加之灾害频仍，大量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下层群众的生活陷于贫困交加的境地。他们为了维持和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急需把之前比较松散的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发展为对内加强凝聚力、对外增加抗暴力度的组织，于是出现了大量“立有会名”的“结会树党”组织即秘密会党。
乾隆前半期福建各地继续出现“立有会名”的“结会树党”组织，名目众多，见诸档案史料记载者，有以下一些。
1.子龙会、小刀会。乾隆七年，福建漳浦、平和、诏安一带出现子龙会、小刀会等。是年，漳浦、平和、诏安一带“春末夏初，少雨米昂，民情惶惶”。穷苦人民为了求得生存，纷纷“拜把为匪”，希望凭借集体的力量，抢夺富户米粮来求得生存，结拜子龙、小刀二会。
2.边钱会。乾隆十二年，福建省福安县出现以吴和荣为首的边钱会。吴和荣素习拳棒，曾入伍当兵。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吴和荣邀集营兵孙尚文等十一人，在家中写立盟单，割破手指，滴血入酒共饮，取名边钱会。同年，福安县又有何老妹等人结边钱会。他们在结会时，将制钱对半夹开，每人各执一半，作为入会凭据，故名边钱会。
3.铁尺会。乾隆十三年，福建邵武县出现铁尺会。因史料缺失，未知其详，仅知该会全名为“十三太保铁尺会”，其活动主要在福建省宁化、上杭、清流等县，以及汀州府南境内。该会“一味行凶为事，欺侮善良，藐视王法”。
雍正、乾隆年间，不仅福建各地出现诸多“立有会名”的秘密会党，其他省份同样出现这类组织。雍正十三年，安徽寿州府鲍文光聚众烧香，结拜五岳会。安徽宿州还有探花会、大刀会，南陵县有三乘会，颍州有罗汉会。乾隆元年，福建邵武县出现关圣会。八年，湖北发生水灾，京山县民侯正卿成立箩筐会，组织灾民向富户强借米谷。十二年，四川出现铁船会。十三年四月，江西建昌府南丰县民饶令德邀约宜黄、广昌二县民人萧其能、唐维瑞、唐荣发等，杀猪宰牛，焚表结拜，建立关帝会。同年，福建出现铁鞭会，福建长泰县出现“父母会”，福建漳浦县出现武帝会。十五年，福建邵武县出现铁尺会。二十二年，江苏徐州出现顺刀会。天地会正是在秘密会党大量涌现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
（三）天地会的出现
乾隆二十六年，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在今福建云霄高溪观音亭，与卢茂、李少敏、陈彪、方劝、赵明德等人，用歃血结盟的方式“结会树党”。提喜以“人生以天地为本”之意，取名“天地会”。天地会产生的社会根源，反映了它的创立宗旨并非“反清复明”，而是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
厘清了天地会创自何人，始于何时，以及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还需要解决天地会创立宗旨的问题，才能最终破解天地会起源之谜。
会党的产生是经济发展、阶级分化加剧、社会不公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雍正到乾隆中叶，闽南和其他各地加入秘密会党者，均为农民或其他下层民众。他们“结会树党”，同满汉民族矛盾并没有关系，而是为了抵御天灾肆虐，或自卫抗暴，反抗地主、富商的剥削和官府的压迫。天地会出现后，第一次武装反抗活动为乾隆三十三年闽南漳浦县的卢茂起事。这次起事是为了抢夺县城仓库和城内富户。领导者卢茂因为“无辞惑众”而虚捏了一个赵良明，假称他是“宋代后裔”。这次起事是在天地会创始人洪二和尚万提喜“暗中主使”下进行的。如果天地会创立的宗旨是为了“反清复明”，起义领导者卢茂当然会以此作为起义的口号。乾隆末、嘉庆初，天地会内粗通文墨的下层读书人日渐增多，他们受到儒家“严华夷之辨”传统思想的熏陶，利用满汉民族矛盾，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借以号召广大汉族民众参加反清斗争。所以，“反清复明”不是天地会创立的宗旨，而是为发展会众和进行反抗清朝统治的舆论工具。嘉庆以降，天地会之所以能从闽南蔓延到福建全省，并发展到江西、两广、湖南、云贵以及南方多个省份，得力于“反清复明”口号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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