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浒 孙浩然 | 中华文明统一性特征在清代的表达与实践 ——以《清代国家统一史》为中心的探讨
作者简介
朱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孙浩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清史研究》2024年1期，注释从略。
自从先秦时期萌生内涵明确的“大一统”理念后，中国在秦汉以降的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虽然统一与分裂的局面交织出现，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不变的大趋势。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实现统一的重要时期，《清代国家统一史》（以下简称《统一史》）一书，对于清代实现、巩固和维护国家统一历程的论述，有力地表明清代国家统一的局面既是政治演进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以《统一史》为引线，结合近年来出现的其他一些成果，清代国家统一进程完全可以被置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双重维度下来认识。这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清代何以能够为现代中国的产生奠定基础，而且有助于正确诠释中华文明统一性特征在清代的特定表达与实践逻辑。
一、在中国认同驱动下的国家统一
对于实现了中国疆域大一统的清代国家，虽然国人习惯于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实则对其学理阐释长期存在着很多不足。这就给一些杂音的出现留下了可乘之机。例如，无论是早先日本学者提出的“同君联合”论，还是晚近以来美国学界掀起的“新清史”思潮，都视清朝为一个“满洲认同”主导下的政权，并且强调“中国”只是清朝统治下的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地理空间。这种思路的根本目的，就是企图割裂清朝与中国传统王朝之间的接续关系。《统一史》针对围绕清朝历史定位而出现的乱象，明确指出：“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中国王朝’定位是毋庸置疑的。”的确，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清代国家统一当然不是所谓“征服王朝”的产物，而是在强烈的中国认同驱动下的国家统一。
中国认同与“大一统”理念及其长期实践密不可分。中国疆域在历史上虽多次处于分裂状态，但“大一统”具有的强大整合能力，总是促使诸多割据政权以实现国家统一为己任。由此形成的王朝嬗变谱系，不仅反映了中国认同日渐强化的发展线索，而且印证了中华文明特有的强大内聚力。这方面的一个显著证明是，许多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都往往以“中国”自居，致力于争夺“正统”地位。例如，十六国时期的前燕皇帝慕容儁，在会见东晋来使时直言：“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 已为帝矣。”辽道宗曾听汉人讲解《论语》，“讲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辽帝则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大一统”理念及在其基础上生成的“正统”观念，既是中国历史上各大王朝的立国基石，也是诸多割据政权接受中国认同的重要动力。
应该承认，虽然“大一统”及“正统”观在很久以前便已决非汉人专享的思想资源，但到宋明时期又产生了新的复杂状况。杨念群的研究表明，由于宋朝无法在与辽、金政权的战争中实现疆域一统，宋代文臣便强化“夷夏之辨”来论证正统性，以凸显汉文明的优越感来抵消军事上的挫败感。同时，宋人也力图淡化“正统论”中疆域一统的要素，反复申明“文治一统”的重要性优先于疆域一统。明朝虽然认可元朝的正统地位，但在推翻元朝的过程中，仍然刻意突出了自身作为汉人政权的正统色彩。又因明代先后面对蒙古和满洲力量的严重袭扰，同样形成南北长期对峙的战事格局，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宋人的正统叙述模式。这样一来，满人所建立的清朝在推进国家统一事业时，就必须既传承又超越宋明时期的“大一统”观和中国观。
无疑，在清朝从地方性政权发展到全国性政权的过程中，中国认同起到了极其显著的驱动作用。在中国认同框架下，清代统治者在不断主动接受“大一统”理念的同时，又自觉对中国认同进行了合乎时代要求的重塑，不仅确认了自身在中国传统王朝序列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且冲破了传统思想中有关“华”“夷”区隔的束缚，为后来“中华民族”概念的生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清代前半期的几代统治者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这种认同努力，与清代中国疆域的统一与整合形成了有机配合，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迈进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大体上，清代重塑中国认同的取向，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确认先前朝代的历史定位，论证清朝获取“正统”的合理性，构建更加完整的正统王朝谱系。对于与宋朝并立的辽、金两朝，乾隆帝在认可元承宋统的同时，并不否认《辽史》与《金史》的正史性质，采取各予正统的做法，以弱化“华夷之辨”的影响。对于元朝，清帝不仅恢复其在帝王庙祭祀体系中的位置，而且通过校核史书树立其积极形象，使清朝与拥有广阔疆域的元朝比肩，为创造新的正统叙事铺平道路。对于明朝，清帝一方面通过优礼明朝陵寝表明其接续明朝正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批评明朝弊政来反衬清帝对“德性”的充分占有，以论证明亡清兴的必然性。在重估先前朝代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清帝既理顺了正统王朝谱系的传承，又确保了清朝的正统地位。
第二，以真正实现疆域层面中国“大一统”为基础，清代依靠凸显疆域一统的意义重构了关于“正统”的论述。为了对抗宋明理学有关“夷夏之别”的叙述，清代统治者反复申述清代疆域远超历代的成就，并将疆域一统确立为获取“正统”的首要标准。对此，雍正帝在上谕中发布的这番话体现得最为明显：“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与这种自信心相呼应，清廷在推进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先后完成了《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乾隆内府舆图》的测绘工作，并接续纂修了《大清一统志》，明确了“大一统”天下的大致范围。显然，这些举措都有助于强化清朝“受天命有天下，增式廓而大一统”的历史地位。
第三，通过塑造“臣民”身份来突破“华”“夷”之间的界限，以推动中国疆域内的族群整合。康熙帝曾在谕旨中指出：“朕统一寰区，无分中外，凡尔民人，咸吾赤子。”雍正帝则提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并对严“夷夏之防”的传统观点进行了系统批判：“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乾隆帝也在登极之初强调：“夫人主君临天下，普天率土，均属一体，无论满洲、汉人，未尝分别，即远而蒙古蕃夷，亦并无歧视。”正如《统一史》所说，清廷在“臣民”框架下整合境内族群的努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及近代国民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前提。
第四，主动吸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重新解读经典，构建完整的教化体系。早在入关之前，清代统治者便开始修建文庙，遣官致祭，主动吸收儒家治国理念。入关以后，顺治帝在御制孔子祭文中称：“朕惟治统缘道统而益隆，作君与作师而并重。先师孔子无其位而有其德，开来继往，历代帝王未有不率由之而能治天下者也。”乾隆帝更是高度赞扬儒学思想：“朕惟四子六经，乃群圣传心之要典，帝王驭世之鸿模。君天下者，将欲以优入圣域，茂登上理，舍是无由。”在实践层面，清帝不仅亲自释读《春秋》等经典以强调“尊王”大义，而且通过刊刻书籍、经筵御讲等方式，大力促进“帝王经学”的形成与传播。同时，清廷还积极推进全国特别是边疆地区社学、义学的建立与发展，充分发挥乡约与宗族在基层教化中的重要作用，构建起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的教化体系，使国家认同意识更加深入人心。正是这种国家认同意识的深化，我们才能理解，当晚清时期国家疆域被列强蚕食鲸吞时，各族民众何以能够积极守土固边，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努力维护国家统一。
二、中西政治大分流背景下的国家统一
在中国历史的维度之外，清代国家统一在世界历史的维度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认知意义。而对这种意义的最重要支撑，来自于17世纪全球危机造成的特定情境。对于这场全球危机，较早的认知线索主要来自于经济史范畴。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在1954年提出，欧洲在由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全面过渡的最后阶段，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普遍危机”。随后有学者认为同时期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经济危机，并尝试通过关注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来观察中西发展道路的分野。更有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力图在重估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中西社会“大分流”的内在机制。然而，这方面的既有成果大多侧重比较经济史角度，缺乏政治视角下有关中西双方危机应对的横向对比，也就无法充分阐释中西何以走上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以及清代国家统一事业是否具有世界意义等问题。
有关17世纪全球危机的另一条认知线索，来自于生态视角下的政治史范畴。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根据自然科学界的研究指出，北半球在这一时期普遍出现了“持续最长且最严酷的全球变冷事件”，并且“恰好同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革命狂潮和国家崩溃相对应”。在欧洲，整个17世纪中仅维持了三年的完全和平，战争一度“成为解决国内国际难题的主流模式”。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后，神圣罗马帝国彻底分崩离析，“‘德意志’此后不再是一个国家”。最终，欧洲的各种叛乱和起义“变得更依赖、更反映欧洲的深层次分裂，更少体现某种共同的不满，更难用一种整体的套路去解读”，这实质上说明“欧洲的地方主义本质在新媒介、新社会力量的调动下被改造成了一种范围更大的存在”。
中国在17世纪同样处在小冰期的笼罩之下，也经历了明清鼎革带来的酷烈灾荒与战乱。但正如《统一史》论述的那样，这种分裂与混乱并不长久。满洲政权入关后不久便击败了农民军、南明等多股政治势力，基本实现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在接下来的康雍乾三朝，清廷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将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正式纳入治下，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建立噶伦制度，实现对准噶尔的统一，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大一统”目标，极大地扩展了清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因此可以说，“从欧洲角度看，清代国家统一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从中国角度看，不过是又一次完成大一统的历史使命而已”。
以上情况表明，在面对全球危机的巨大挑战时，中国与欧洲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国家发展形态，从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政权建设路径。从世界历史的维度来看，欧洲的大分裂和中国的大统一，是全球范围内政治文明的两大不同发展走向。清代国家统一不仅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必然演化结果，更是一条异于西方政治模式的政治文明发展道路。由此可见，深入把握清代国家统一的世界意义，既有助于从根本上打破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垄断，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及其实践逻辑。这是因为，如果以“国家统一”为准则，运用比较政治史框架来看待清代中国和同时期欧洲的国家形态演变，则两者至少因以下三个方面而构成了显著的政治大分流格局：
第一，欧洲缺乏像中国那样长期传承的“大一统”理念。在欧洲历史上，罗马帝国虽然盛极一时，但其与希腊、犹太、日耳曼的博弈，构成了影响帝国命运的三对主要矛盾。罗马帝国不仅未能实现欧洲统一，而且其崩溃和分裂左右着此后欧洲各方政治力量的持续冲突与矛盾，“帝国正统论”在基督教教会的干预下几经分裂、转移，最终丧失了普世性，无法成为推动欧洲统一的认同力量。中世纪时期，基督教虽然得到广泛认同，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教会分裂与教派冲突注定无法孕育强烈的统一意识，宗教改革的蓬勃开展更是加速了欧洲政治格局的重组，使欧洲与统一渐行渐远。相形之下，中国深厚的“大一统”传统，使得任何王朝都需要在中国认同下确立自身的正统性。清朝在大力承接“大一统”与中国认同的同时，一方面沿袭内地儒学传承的历史谱系，另一方面又在蒙藏地区汲取藏传佛教信仰，建立了二者相互兼容且前者统摄后者的“正统”多元特性。相较于基督教在欧洲的权势格局，《统一史》明确指出，清廷采取因俗而治的宗教治理政策，推行政教分离，有力维护了统一的中央集权。
第二，欧洲范围内的帝国与中国传统王朝的统治方式存在结构性差异。神圣罗马帝国虽然领土广袤，但皇帝须由作为帝国主要诸侯的选帝侯选举产生，而各方诸侯又对内保有较强的自主性，以致“皇帝的统治权支离破碎、政治权威分散、管辖权重叠”。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人民的权力早已转移到各诸侯手中”，“这些诸侯不管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时期都在彼此角力”，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奥斯曼帝国虽然通过战争征服了广阔疆土，但边疆管理的低效，对外扩张的终止导致帝国在“漫长的衰落”中土崩瓦解。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朝在全国建立起“集权下有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对“直省”与“藩部”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形成了一套八旗与绿营相维相制的边防体系，制定了兼顾内地与边疆的多层级法律制度，遵循“因俗而治”原则的同时，将“一体化”作为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有效巩固了国家统一。
第三，欧洲国家与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逻辑有本质不同。据西方学界研究，西欧曾多次经历人口与资源关系变动引发的“马尔萨斯抑制”，部分劳动力的迁徙和垦殖形成了“边疆运动”，不同区域资源禀赋的差异则推动了市场贸易的发展，进而促成了产权制度的完善，以及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建立。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按照劳动分工原则，将“现代世界体系”划分为中心、边缘和半边缘地区，认为三者在动态中维持着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反映了殖民掠夺对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影响。与西欧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在殖民扩张中竞逐霸权不同，具有“大一统”特质的清代中国致力于推动内地与边疆的经济整合，继续以和平友好的态度处理对外关系。《统一史》的论述表明，在清廷政策引导和内地移民自然推动下，以农业、商业、交通通讯等为主要内容的边疆开发有序推进，使边疆与内地具备了共同的经济基础，加速了二者的均质化进程，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确立。在官方调控与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不同区域的资源互补使传统经济仍然葆有内在活力，也使国家内部各区域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此外，清廷在确保海疆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在“天下”观影响下构建宗藩体制，彰显了“儒家的王道政治与善邻、睦邻的和平主义价值取向”，与近代西方殖民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超越民族国家模式的国家统一
要更加全面地勘定清代国家统一的历史坐标系，还有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那就是国家疆域的界定问题。在中国疆域研究领域，如何界定历史中国的疆域，如何理解各王朝疆域的内在关联，如何阐释边疆地区融入中国疆域的过程等问题，对于理解中国“大一统”传统具有关键意义。按照李大龙的概括，以往中国学界大多采取“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或“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版图为中国疆域”，以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为基础上溯历史上中国疆域”等框架来界定中国疆域，但因中国疆域发展时间漫长、过程复杂，“历代王朝的建立者不同，疆域多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盈缩不定”，这些框架在诸多细节上往往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缺陷。无疑，这些不足对于达成清代疆域一统的共识形成了严重干扰。
正因中国疆域研究不够充分，才使得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形成强烈冲击。西方学界基于欧洲的地方性历史经验，将“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作为现代国家的生成模式。西方语境下的“帝国”，主要包括“合法的统治权威”“由多民族构成的广大领土”及“以‘责任’和‘使命’相标榜的普世追求”三个基本要素。西方学者一般将“帝国”与“民族国家”视为相对立的两种国家类型，认为前者往往在等级秩序基础上实施间接统治，具有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后者则更加重视族群特性和文化传统以强化国家内部的认同感，以“平等”的立场界定自身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帝国”裂解与“民族国家”生成，被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并试图以之作为普世性的国家演化图式。
事实上，无论是在历史基础方面，还是在发展趋势方面，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都存在难以自洽的先天缺陷。首先，虽然民族国家理论将“一族一国”视为现代国家的理想状态，但是，“实际上人们很难找到两个一样的以某个族类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就是通常被视为典型民族国家的英、法等国，“从渊源上追溯最终都是若干或许多族类或原型民族同质化的结果”，现实中并不存在某个民族国家发源于所谓“单一民族”。其次，“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直至18世纪末才出现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所以“民族”构成了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最后，“促使文化多元的现代性取向和民族一体的现代性建构产生激化对抗，也造成了国家层面的认同建构与民族层面的族群发展形成内在张力”。
“新清史”流派的一个重要立论根据，恰恰就是这种包含着先天缺陷的民族国家模式。正如钟焓剖析的那样，该流派大力否认“清朝”与“中国”的同一性，竭力将清朝描绘成一个涵括“中国”与“内亚”的“帝国”，认为清朝对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辖属于“殖民”性质；而伴随着边疆各族群与汉人的自我认同意识日益鲜明，帝制时代的终结预示着“完成了民族意识塑造的边疆各地即自动脱离中国走上彼此独立的分头化发展路径”。这明显是以“帝国—民族国家”为指归的倒推式论证，更是带有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属性。按照近年来国内兴起的历史政治学路径的看法，欧洲民族国家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长期浸泡在权力型历史和文化中的西方人，是很难理解其他不同文明体系下的行为模式的”“国人更不可以拿着这种完全异质性的国家性的理论去当作分析自己行为的标准”。
无疑，民族国家的理论模式根本无法适用于阐释中国历史疆域形成及现代转型的复杂历程。《统一史》采用动态的、关联的视野重新审视了这一复杂历程。该书提出，“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导向和主流”，清朝疆域是在继承和发展历代中国王朝疆域基础上“自然凝聚”的结果。首先，清廷正是在“大一统”观的指导下，“确定哪些区域纳入国家版图之内，慎重处理临近地区的一些部族、政权内附中国的问题”，这就使清朝与竭力谋求领土扩张的殖民帝国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其次，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开始由“有疆无界”的传统“王朝国家”向“有疆有界”的近代“主权国家”转型。再次，清朝在雍乾年间与邻国、属国的“划界”诉求与尝试，则“让清朝近现代主权国家的特征更加明显”，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疆域转型的自然过程才被西方殖民力量的入侵打断。
应该承认，学界对于上述看法还存在一些不同认识。这突出表现在，关于《尼布楚条约》对清前中期“划界”实践的标志性意义，学界至今仍有较为谨慎的看法。一方面，传统“天下”观影响下的清代帝王，对条约定界形式的陌生感比较明显。有人认为，在康雍两朝的中俄议约定界过程中，“清政府一直都被俄国殖民者所左右，中俄之间划界的过程也是清政府以牺牲局部利益换取国内局势稳定的过程”，“清政府仍然按照中国传统的管理和思维方式，对于疆土还没有明确的边界意识，还没有完全适应和透彻研究西方殖民心态和划界理论”。因此，虽然表面上中欧大致在相同时期出现了由传统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趋势，但清朝是在应对俄国扩张的过程中，逐步了解和尝试运用现代边界理论的，从而具有被动性和防卫性。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传统习惯疆界及相关观念的价值与影响。正如《统一史》所指出，与现代国界不同，“古代中国对‘界’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划定方式”。早在入关之前，满洲政权便已在与朝鲜等交往中形成了传统边界意识，从而为康熙帝主动提议划定中俄边界提供了思想资源。虽然中俄双方边界观念渊源有异，但由于二者存在不少相通之处，最终促成了《尼布楚条约》的缔结。中俄划界以后，清廷又主动运用取得的成功经验，寻求与属国确定更为明晰的边界，以解决越界流民等治安难题。更准确地说，清廷在很长时间里既不明了也不重视传统习惯疆界与近代国界之间的严格区分，而是以现实层面的边疆安全与稳定为中心，其更关注的是所定边界能否起到所设想的根本作用。传统边界意识与现代主权观念的交织与纠葛，既使清朝在与邻国、属国的往来中对自身疆域有了更加清晰的体认，促使中国传统王朝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迈出了关键一步，却也为日后的边界纠纷以及列强侵吞中国领土埋下了严重隐患。
总体而言，面对传统疆域研究的不足以及西方学术范式的挑战，《统一史》以“王朝国家—主权国家”框架来叙述中国疆域特别是清代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从学理层次有力回击了“新清史”思潮的谬误，有助于中国学界摆脱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为正确阐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做出了极为有益的探索。该书确认了历代王朝更迭过程中边疆与中原关系日益密切的总趋势，充分肯定了清朝在观念与实践层面对“大一统”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该书通过辨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主权原则的对应关系，重申了主权而非民族作为现代国家基本要素之一的属性，从而打破了西方民族国家形态对现代性的垄断，足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该书在这一反思基础上提出，以“王朝国家—主权国家”视域诠释中国疆域历史更符合历史实际，并且“可以规避‘民族国家’理论带给我们的诸如众多历代王朝谁能够代表中国，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还是‘民族国家’之类很多难以疏解的困扰”。无论如何，只有彻底冲破西方学术范式的桎梏，才能为充分阐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演变及现代转型提供全新且正确的思路。
四、结语
无论是对中国历史的维度还是对世界历史的维度来说，清代国家统一都是一个内涵丰富且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就中国历史而言，清朝作为最后一个中国传统王朝的身份认同，使得中国王朝系谱形成了毫无间断的完整序列；其对“大一统”观的继承、改造与实践，使得“中华一统”成为多族群复合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共识性表述，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这就可以理解，身为满人的清代最高统治者，何以当清朝和民国鼎革之际，居然能够完全接受“五族共和”的话语转换。在世界历史的观照下，在面对17世纪全球危机的共同背景下，清代中国的大统一和同时期欧洲世界的大分裂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深刻展示了两者在国家构建上的不同基础与走向。这里还应指出，无论是18、19世纪之交的拿破仑战争，还是20世纪欧盟和北约的建立，都表明欧洲并非与“大一统”基因完全绝缘。因此，深入揭示清代国家统一所代表的政治文明取向，肯定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历史政治学研究，以打破民族国家理论过于强势的地位。只有在以上两个维度的共同印证下，才能确切认识清代国家统一过程中，中华各族人民在缔造历史中国广阔疆域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更加有力地凸显中华文明统一性特征在清代的特定表达与实践逻辑。
不可否认，从全球史视域出发，伴随着清代国家统一而推进的社会发展，与同时期西欧等世界范围内先进地区相比，显然已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是否意味着，实现空前大一统的清代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时，又蕴含着某种“先发劣势”呢？可以肯定，在现有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内，这种问题注定得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只有充分运用“活”的唯物史观眼光，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才能完整把握清代国家统一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才能更加准确地阐明清代中国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关键地位。
欢迎订阅《清史研究》杂志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