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不妨兼容文理，玩一场无限游戏

从小我们便被告知，要么做一个科学家，要么做一个人文/社科学者。这落在实际的选择中，不是文便是理，似乎它们天然便是如此划分的。而对于总在理科班中靠语文显眼，文科班中靠数学醒目的我而言，这分界毫不绝对，文理都只是观察和创造的一种角度。

高中时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常常要在家歇息，渐渐就自得其乐，决意要设计自己的学习策略，执行自己的节奏。在父母的理解和老师的“纵容”下，我大部分时候都猫在书店的角落里，抓着什么都读，不免产生了许多额外的思考，零零总总竟写了30多万字的随笔反思。

脱离了预设纲目的限制，我愈发质疑这一开始便摆在我面前的学科划分。为什么如此呢？我了解到，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 (natural philosophy)”开始，其余诸学科也是从无到有地涌现，从一到二地发展起来的。而另一些名字则已不再被提起，沉寂在历史中了。了解到这些后，来到以通识博雅为教育理念的DKU几乎是水到渠成的选择。

对科学和人文之间的边界以及二者相结合的反思与尝试算是一条主线。这条主线领着我来到DKU，也拽着我走出DKU，在研究生阶段深入这些思考。

我决定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符号系统硕士项目 (Symbolic System)。这是一个两年的研究导向项目，也是独属于斯坦福的一个小而精的项目，研究各式符号系统。数学是一种符号，语言也是一种符号。当我们看到一个烟斗，说这是一个“烟斗”时，这就是符号，是一种象征 (representation)。符号系统正是表示和传达这些符号的系统。

引用项目的官方解释，“符号系统试图解答关于心智 (mind) 与世界间关系的古老疑问。”它结合多个领域的思路来探究这些问题，首先是计算机科学和哲学，还有语言学和心理学，并涉及物理学、信息论等。

符号系统项目官网介绍

毕业之后，我希望继续攻读博士，力求触碰人类的知识边界并做出一点突破，但在此之前也不介意多做几年其他有趣的事情。

本科四年，我做了不少好玩 (也奇怪) 的事。求知的决心与渴望固然贯穿其中，真正支撑起这些经历的，却是我一路上与人的联结。我也想把我的“自我提升”放在这样一个语境下去理解。(如果对具体经历和学术成果感兴趣，欢迎移步我的个人网站：

https://www.junyitao.com/)。

Charles Chang教授是我的标志性成果项目导师，更是好朋友，兴趣相投的理想主义者。第一次聊天就从中午聊到晚上，道了几次别也没能放下刚提起的话题。后来一起看吉赛尔，吃咖喱，探讨学术和生活，理想和信仰。从我最开始接触研究一直到大四的申请季都有他的支持。而这份支持并非是从上至下的指教，相反，Charles甚至常常忧虑如何在放任我自由发展和点明方向之间达成平衡。我们聊过太多次研究方向和学者身份 (scholar identity) 的问题——最后的结论总是，两手一摊，“我也不知道”，没有答案，都是自己去走了才会出现的路。

James Miller教授是我的学业导师 (Academic Advisor)，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者和创造者。我们都抱有对跨学科创新，尤其是数字人文 (Digital Humanities) 的热情。从我大二加入他领办的跨学科知识网络实验室(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Network Lab) 到后来组建和带领一个团队研究中国哲学中核心概念和意象的语义变化，获得DKU的经费支持，都离不开他的支持和信任。这些经历使得我进一步明确了“以计算拓展人文研究，对算法进行人文反思”的研究方向，也在面向大一大二同学的人文艺术大会上分享了自己对数字人文的理解和愿景。我希望为DKU的“人文+科技”研究路线提供一个新思路，也为想要做这个方向的同学提供支持。

和曾召金教授组织的计算人文专题讨论会

大三在物理课上与黄锴教授认识，聊到知识网络可视化的想法，得到了他很大的关注和支持。于是我便开始与学校网站团队、学校传播部一起合作，为学校自然和应用科学学科 (DNAS) 实现知识可视化。这个项目我和何菀滢、黄则英两位学姐学长在两年前便开始构思和尝试了，想以此为DKU的通识博雅教育建设其“基建”，帮助研究者寻求跨学科合作，同学们选课和匹配标志性成果项目导师。黄教授在申请季也一直很关心我的学业和精神状态，是很温暖的长者。

在DNAS活动上介绍DKU知识网络可视化

回忆到这里，其实还有很多值得珍惜，且未来也会延续的情谊未来得及详述。我深知自己所收获的善意并非理所当然——哪怕只是看似再“正常”不过的事：老师教好一门课、职工维护校园系统运转、朋友互帮互助——除最基本职责外的所有都应视作是一种爱的赠予，也理应受到爱的回馈。而有爱的人便是强者，亦是勇者。爱智慧和求知，爱创新和启发，爱这个世界，是一种伟力。

我认为我学术和精神上的导师们都担得起“教育者”这个称呼。他们不仅教会了我如何积极求索，更教会我如何将自己的研究乃至自己的身份放在历史进程中，放在全人类知识这个视角中，从而使我从一个认同DKU理念的学生，真正成为了这些理念的参与、实践和贡献者。

在Superdeep系列研讨会上做演讲参加杜克2022年暑假Story+研究项目

刚入校时，我所体会到的是轻盈的自由，是博雅通识，锐意进取。后来体会到的却是另一种沉重的自由，是天地宽广，永远谦卑。

DKU给予我们选择的自由。而过去四年间的经历渐渐让我明白，允许自己决定课程、专业、时间安排、发展道路，是要使我们从中领悟：只索求自由的福利，而不担其责任，不是“先锋”的态度，而是需要避免的幼稚；要学会对自己的决定、行动，乃至于幸福感、意义感负责——这些要成人便无可避免的课题。

DKU不吝啬于给予机会和平台，不吝啬于投资技能训练，不吝啬于鼓励和支持自我探索。我们获得的种种Privilege(特权)，不是要让我们凭此而高人一等，养成知识上的骄矜，少劳动多获酬，而是想让我们了解，倘若拥有知识/智识上的优势，便更应因此养成谦卑的习惯。DKU鼓励要有所承担、有所突破、有所贡献的“英雄主义”——去做坚定的开拓者，面前的天地也将被开阔。

从入校开始，“自由探索，挖掘禀赋，以此有所为，敢为天下先”，积极地对人生价值和意义进行反思和构建，同时尽力对人类群体和精神有所贡献，便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看起来挺不错”的选项，而是一项不容推却的责任。这既是对自己，也是对给了我们一份“天使投资”的父母、学校乃至于社会的责任。

正因为DKU有着这样的理念，承载了如此的使命，我才更自豪于她是我的母校，并将永远成为我精神归属的一部分。

申请研究生时，我所体会到的莫大焦虑既是出于身份认同危机，也是对“没有完成自己的期待”的恐慌。真正毕业了，我却尤为意识到除了“我们正在走着”，没什么是更加真实的。是的，我们正在走着，而道路正在延伸。正如何菀滢学姐在毕业典礼上所说，我们想玩的是Infinite Game (无限游戏)，目的是让游戏继续下去，并无胜负可分，并无终点需要到达，所开辟的、所允许其自然涌现的是可能性。

应对这些可能性的是开放的心态。它是谦卑和好奇所自然呈现出的精神状态，建立在真诚坦率与求知上。我们不需要各自躲起来藏着掖着内卷。独学无友、党同伐异便是作茧自缚；积极交流、碰撞新知、共享资源才是一条坦荡明路。

在DKU实践开放的心态会收获真诚的分享，有益有爱的联结，和渐行渐宽广的道路——正如我所有幸体验到的。我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多支持与视角，被引领着走向跨学科的道路，一大半功劳要归结于我的小嗜好：找教授们聊天，真诚地好奇着他们的所思所感。私以为，选择专业并不决定之后何以谋生，而是选择一种思维方式；上一门课，也不是仅仅去学习知识，而是尽量去理解为什么信息被以这种方式整合起来，传授者们自己又为什么对此感兴趣、为之而激动。

最后，我真诚地建议学弟学妹们尽可能参与DKU的“建设”。若我们所做的努力使他人收益，成为这所大学的一部分，便是“可以毕业，却永不会真正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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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陶珺怡

编辑：Carol/Jas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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