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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20多岁的王勇，在政治认知能力上已经非常老练，他深知自己下一步应该去哪，也深知把握机遇的重要性远比自身能力要高的多。
▲王勇 资料图
山东人爱当官，这几乎是社会共识了，以至于山东籍法学家王人博曾感慨道“山东人的性格不同，但有一点可能是同的：湖南人造反是自己想当皇帝，而山东人造反是想招安。山东人的优点是认同合法性，有忠诚之心，其缺点那就太多了。”
其实，王人博教授的家乡青岛莱西并不是高官的高产地，除了国务委员赵克志外乏善可陈。这在几乎每个县都有几个可以称道的部级干部的山东，一点都不算亮眼。
距青岛千里之遥的鲁西小县阳谷，虽然和沿海的国家百强县莱西比要落后不少，但是阳谷人在政界却颇有名气。据一个不算精准的统计，出自阳谷县的在职的副部级以上领导竟有五人。
不过，更让人惊讶的是，不到三年的时间，竟然有三名阳谷籍副部级干部落马。就算是把武松放到今天的阳谷，恐怕也难在景阳冈打三只老虎了吧！
相比“五假干部”卢恩光（原司法部政治部主任）、“书法家”老虎魏传忠（原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王勇可谓是这三只老虎里面最低调的。
▲王勇 资料图
现今“50后”“60后”官员，多是当年的寒门士子，靠着总设计师恢复高考的春风走上了政治舞台。比如刚从农村招工到岳阳工艺美术厂的蒋超良，信丰县赣江边小村庄长大的王晓东，粤东海边贫穷渔村走出的郑雁雄。扬州中学教师家庭出身的胡问鸣已经算是成长条件优渥了。王勇与他们不同，他的父亲一直是阳谷县的领导，并曾担任过阳谷的县长、县委书记。这在那个神州一片赤贫的六十七年代，简直是让万人仰慕的家庭条件，可以说是县城最靓的仔。1973年元旦过后，初中毕业半年有余的王勇，和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城市青年一样下乡当了知青，来到了老家阳谷县张秋镇。此刻，正在张秋镇一个小学里读书的王衍诗，还想不到几十年后，他会和这个现在还不相识的老乡大哥，一同在岭南之地晋升副部级。时值十年动乱，很多人无意求学，也无处上学。但是王勇的家庭却有眼光有能力让王勇继续学业。当了不到一年知青后，王勇重返课堂，在阳谷一中完成了高中学业。高中毕业又当了一年多知青后，王勇被安排到聊城电机厂当工人。在那个知青返城的高潮，几乎所有知青都在为争取一份在城市的职业而发愁，王勇却轻而易举的跨过了县城，在地区一级的大型企业谋到了职位。几个月后，工人王勇又成了政工干事王勇。这一步，他从让人羡慕的城市工人，转变成了更让人羡慕的干部。
1977年，总设计师一声令下，已经中止了十年的高考得以恢复。就在这一年，无数被文革耽误的莘莘学子开始走向考场，走进大学。王勇如同很多青年人一样，也梦想着走进大学校园。1978年，21岁的王勇走进了聊城地区的高考考场。也在同一天，21岁的蒋超良也走进了岳阳的高考考场。王勇的成绩并不算优秀，他与本科无缘，只好选择了山东北镇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滨州学院。与他老乡的魏传忠是山东农业大学专科毕业，王衍诗则在两年后考取了阳谷师范专科学校。要知道，与他们同龄的省部级大员中，多数都是当年的名校本科学生，专科生寥寥无几。两年大学时光匆匆而过。与绝大部分师专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各地中学当老师不同，王勇很幸运，他被直接分到了惠民地委组织部，就是今天的滨州市委组织部。那时候地区组织部的干部，要比刚摆脱“臭老九”身份的教师强太多了。一年后，王勇又成为北镇团委副书记。但北镇只是惠民地区下面的一个乡镇，团委副书记连科员级都不是。这太难满足王勇的政治抱负了。阳谷，对，要想跨越式提拔，必须回到阳谷，通过阳谷这个跳板。当镇团委副书记一年后，王勇被调任阳谷县团委副书记，成为副科级干部，这一年他25岁。从惠民地区一个乡镇普通干部，到聊城地区的一个县团委副书记，这种跨地区调动本身就难度很大，更何谈还要破格提拔跨地区调动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极为困难的一步，但对于王勇这只能算是他仕途的一小步，因为他还需要更风骚的操作，毕竟阳谷只是个县，干到头也就是成为他父亲那样的正处级县委书记。此时的中国政界，共青团干部锋芒初露，在可预知的未来，这个看似没有实权的部门，将成为政坛新贵的大本营。20多岁的王勇，在政治认知能力上已经非常老练，他深知自己下一步应该去哪，也深知把握机遇的重要性远比自身能力要高的多。接天线、搭天梯，27岁的王勇再次脚踏祥云，从阳谷团委副书记直接调任山东省团委组织部。这一次离开阳谷，王勇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也不想回来，因为他的仕途之路上再也不需要阳谷这个小县城了。而此时的卢恩光，还只是阳谷县一个乡中学的民办教师。没有家庭荣光的他，决心靠自己的特殊手段来开辟仕途之路。
魏传忠还是聊城地区乡镇企业局的副科长，一年后，他将担任聊城地委领导的秘书，仕途方才有起色。
彼时的山东省团委，拥有着山东省团委历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领导班子。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名字吧副书记吴爱英，后任司法部部长。就是她，让一路造假的卢恩光成为了副部级干部。吴爱英没想到，卢恩光最终竟让她奋斗一生才得来的正部级待遇毁于一旦。说来有趣，此时团委常委中有一个叫袁义法的，此人在厅局级职务上干了接近二十年没进步。但却是他让卢恩光从阳谷县政协副主席调到了（也可以说买到了）山东省政协科技开发服务中心担任主任。组织部副科级干事王勇就是在这样的省团委中开启了仕途崭新的一页。在省团委，王勇显然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三年多后，也就是1987年，他成为了团委组织部副部长。是的，王勇深深的明白，所谓英雄，不过是风云际会、时势使然罢了。那么想成为英雄，就得找这样的风、这样的云，让自己处于这种时势之中。
1988年4月13日，海南建省。当时国家计划将海南岛建设为最大的经济特区，经济管理体制也可以更为灵活。消息一经公布，立刻在海内外引起巨大轰动。昔日被称为“穷荒绝岛”、“天涯海角”的孤悬之地，一时之间，万众瞩目。海南变成了无数青年的寻梦之“城”，一时有十万人才下海南之说。为了建设如此宏大的梦想，海南不仅需要淘金客，还需要建设一流的政府。由此，全岛各个机关纷纷发榜求贤，海南省开启了长达几年的面向全国的干部引进。王勇发现了机会，他决心冒险一试，因为他知道在官场，只有动起来，才能升起来。1991年，34岁的王勇向组织申请调往海南。为了能在海南获得更高的职位，他现在团委谋到了一个正处级虚职——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然后几个月后便得以以正处级身份调往海南。1991年8月，走出海口机场的王勇，摇身一变，已经是海南省机械工业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他从一个省直机关部门副职，一下子成为了省直机关领导班子成员。35岁副厅级，王勇何其风光啊。此时的魏传忠，还只是聊城商检局的副局长，老领导的退休让他进退维谷。而卢恩光还在造他的玻璃水杯，科级对他来说都还遥远着呢。可王勇没想到，失去了地缘优势的他，单靠个人能力在海南发展并不简单，毕竟下海南的干部都是有追求的人才，竞争哪有那么简单。从机械工业总公司到社会保障局，再到澄迈县委书记，直到2005年升任海南省交通厅厅长，王勇干了十四年的副厅级。这对他来说太漫长了。聊城商检局局长魏传忠，被聊城老乡、时任国家商检局局长田润之发掘，被迅速调往北京担任国家商检局办公室主任，后来在商检系统（就是今天的质检系统）一帆风顺。发现了权钱交易这个秘诀的卢恩光，已经买到了华夏时报社社长位置，并挂职担任四川省遂宁市委副书记。
王勇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一个热衷追逐权力的人，一旦在仕途赛道上减速了，他便会开始在其他地方施展“才能”。交通厅长王勇便这样，他开始将海南的公路交通工程看作是自己实现财富积累的手段。他的操作模式，如同任何已经落马的各省交通厅长一样，简单粗暴、直截了当。级别进步缓慢的王勇，发财的运气却格外好。三年后，离开肥缺交通厅长位置，等待他的是更为肥缺的三亚市长。与大部分省份不同，海南省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比重相对较高，资本流动性也更高，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也比较高。长期以来海南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很大，无论投资还是税收都占到50%左右。2008年，三亚地产市场随同全国地产市场开始增长。201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紧跟着海南楼市迅速升温，国内众多开发商涌向海南，房价上涨、新房抢购现象屡见不鲜，热度一直维持到2015年海南对房地产提出暂停批地、暂停批建。而2008年都2014年，便是王勇担任市长的时间。王勇的任期，正好和三亚地产市场的黄金时代重合。王勇一下子爱上了房地产。这种盖房子就能发财致富的产业，于公可以带动三亚的发展，于私可以让自己腰包鼓起来。王市长是开发商的好公仆。他不仅可以协调土地资源，帮助开发商拿地，摆平各种手续、证照、许可，还可以帮助寻找融资，甚至连房子的销售他也冲锋陷阵。王市长针对房地产销售提出了“政府主导、协会组织、企业参与”的工作方针。这种将政府摆在地产销售一线主导地位的做法可谓罕见，王市长真是用心良苦。这还不够，王勇亲自率领几十家三亚房地产企业前往上海、北京、太原、成都等各大城市搭台设展。在地产推介会上，王勇戴着一副墨镜、穿着一件印有椰海风韵图案的花哨短袖衬衫，亲自上阵推销三亚房产。在房地产飞速发展的同时，王勇也获得了可观的回报。虽然在被问到如此之高的房价，三亚市民能否承受的时候，王勇很“谦虚”的回应：“靠普通工资收入，我也买不起商品房，只能买‘双限房’一种政府有条件供应的中低价房)。”这一点，和他老乡卢恩光大有不同之处。这期间已是司法部政治部副主任（正厅级）、一级警监的卢恩光，从没有收过钱，也从不和商人勾肩搭背，只是一味的往外送钱。以至于最后他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只犯有行贿罪的落马老虎。魏传忠的人生则是后来居上。此刻，他是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官居副部级。更让王勇羡慕的是，魏传忠这个居然可以在权钱两不误的基础上，混成了著名书法家。难以接任三亚市委书记的王勇，最终在2014年去了海南省委统战部，成了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出来当老虎，迟早是要被打的。出生在景阳冈往西三十公里的卢恩光是第一个被打的老虎。年龄造假、学历造假、入党材料造假、工作经历造假、家庭情况造假的“五假干部”，这是他最为人熟知的简介。生长在景阳冈向东十七公里的魏传忠是第二个被打的老虎。这位自称出自书香门第，常常临池悟道的高官书法家，在高墙之内，是否会想起当年为了赚钱维持家用，经常拉着一辆破架子车到五六里以外的地方拉大石头的父亲呢？来自景阳冈东南五公里之地的王勇成了第三个被打的老虎。今年63岁的他，按照正常程序，应该马上退休了。其实除了这三只老虎，景阳冈东北20公里的聊城东阿县堤口村还有一只老虎，他的履历更为光彩，他的仕途更为平顺，他的官职位置更为耀眼，他就是福建原省长苏树林。
笔者并不完全知道这个方圆几十里的地方为什么出这么多老虎，只是很感慨能走出如此之多高官的地方，经济发展却没多少建树。曾见过《阳谷走出去的大人物》一文，所列尽是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阳谷籍干部。上到部级，下至科级，罗列之全，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学界、商界等其他各行各业人物却不见其中。是阳谷在机关部队之外没出过大人物，还是因为这些行业在一些家乡人眼中不能出大人物呢？如果答案是前者，我认为这个地方谈不上人杰地灵。如果答案是后者，我认为他们该去学习下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关于“摒弃官本位思想 扑下身子抓发展”的讲话。— — ov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