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勇和他的昆明往事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平民孩子逆袭为副省级领导的杨崇勇，江湖里还有他的传说，后来的仇和也是站在他的肩上，才得于出尽风头。
杨崇勇，前半生与昆明结下不解之缘，在春城一步步走向权力高峰，离开春城以后，他却迷失了，踩中了权力的“地雷”，走到了人生的另一面。
但无论怎样，现在的昆明，发展雏形就是在杨崇勇的手里奠定了方向和模式，只要一寻根，似乎处处都还刻着他的足迹。
▲杨崇勇 资料图
2017年4月1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崇勇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审查。一天之后，便有昆明媒体刊文，称杨崇勇“在三千公里外落马，消息引爆昆滇朋友圈”。
杨崇勇与昆明的确渊源颇深，这里不仅是他的故乡，更是他仕途飞黄腾达之地。从一名工人到副省级高官，杨崇勇的经历被众多家乡父老视为传奇。他主政昆明4年，从行政区划调整到新区开发，如今昆明的城市发展格局几乎就在他手中奠定。在昆明，有杨崇勇的爱人与贵人，他在这里收获过爱情，更有多名领导对他拔擢有加，可如今，贵人远去，爱人更是反目成仇。
■ 爱情的力量
生于1955年的杨崇勇来自昆明一个平民家庭，16岁时，他进入昆明市药材公司釆购批发站当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后，药材公司有的工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校园。杨崇勇虽羡慕，却并未拾起课本，而是继续在仓库搬运药材。
直到爱情出现，一切才发生改变。1979年，杨崇勇有了女朋友。与平民出身的杨崇勇不同，对方来自干部家庭。这名女孩的父亲是一名级别不高的南下干部。
女孩爱上了工人身份的杨崇勇。随后，女孩家人也认可了他。不过，女孩父亲却提出，两人若要结婚，杨崇勇应该努力争取考大学与入党。
已工作8年的杨崇勇重新拿起课本，在女友的陪伴下发奋苦读。1980年8月，杨崇勇收到云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并于同月入党。
4年大学生活结束后，杨崇勇与女友结婚。当时的杨崇勇十分渴望留在昆明市区，与新婚妻子长相厮守。不过岳父却告诉他，男儿志在四方，希望杨崇勇进入选调生队伍，到基层去。
杨崇勇再一次听从岳父的意见，来到云南省宜良县成为乡镇干部。基层需要杨崇勇这样年轻、有文化的干部，组织上对他更是悉心栽培。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浪潮中，仅在宜良县工作2年的杨崇勇便被破格提拔为县委副书记。1987年，32岁的杨崇勇出任宜良县委书记。
从上大学到下基层，岳父用自己的人生阅历一次次帮助了杨崇勇。当上县委书记后，杨崇勇的第二个贵人出现了。杨崇勇也借此登州过府，用9年时间完成从正处到正厅的跨越。
■ 最年轻的省委常委
杨崇勇在宜良担任县委书记期间，获得了一名时任云南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赏识。这名领导亲自点将，将杨崇勇调至省政府任副秘书长。此后，杨崇勇便经常陪伴这名领导出现在各种场合，被外界称为“大秘”。1996年，杨崇勇再上层楼，出任省政府秘书长。
1998年，就在这名领导退休之前，杨崇勇外放至玉溪任地委书记。一名熟悉云南政情的人士介绍，当年甚至有呼声，杨崇勇将由省政府秘书长直升副省长，但有人质疑，认为杨崇勇提拔太快，又没有主政一个地区的经验。将杨崇勇派到玉溪，既是一种历练，更是弥补他的短板。
多名云南官场人士介绍，当年提拔杨崇勇的省领导在云南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一生清正廉明。他栽培杨崇勇，主要还是看中了杨的才干。而且在省政府工作期间，并没有听说多少有关杨崇勇的负面消息。
在玉溪工作3年后，杨崇勇重返昆明，出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那一年，杨崇勇46岁，是省委常委班子中最年轻的一员。
杨崇勇在省委“大管家”的岗位上工作半年后，白恩培入滇，成为新一任云南省委书记。主政云南之初，白恩培曾遭遇过严峻挑战。在一连串风波中，杨崇勇展现出政治手腕，成为白恩培的得力干将。
2003年1月，在云南省人大会议上，有人散发署名“云南省倒白委员会”的举报信。举报信主要反映白恩培的政治、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举报信激怒了白恩培，他将此定性为一起有组织、有领导的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的政治事件，下令限期破案，并成立了高规格的专案组。
因为举报信是用省委办公厅的信笺写的，省委办公厅立刻成为重点怀疑对象。时任省委秘书长的杨崇勇，正分管办公厅工作。但事情的发展证明，杨崇勇并未遭受怀疑，反而成为专案组的副组长。据悉，杨崇勇在调查进程中颇为卖力，省委办公厅上上下下被清查了一遍，许多处长的电脑被调查人员直接搬走。
“倒白事件”的内幕至今扑朔迷离，但多名官场人士证实，一名时任省委领导被白恩培视为事件的后台，两人爆发激烈冲突。杨崇勇与白恩培的关系却越走越近，成为白倚重的本土干部。
■ 主政昆明
2003年5月，杨崇勇离开云南省委大院，以省委常委身份兼任昆明市委书记。主政昆明的4年，被视为杨崇勇仕途中最耀眼的一段。
从杨崇勇开始，仇、张、高相继主政昆明，最终又接连落马。对于这四任市委书记有一种说法——杨崇勇造出预算，仇使劲花钱，张惨淡经营，为两名前任还债，高劲松初来乍到，还没把账本瞧明白，自己就落马了。
在许多昆明人看来，这四任市委书记中，张田欣、高劲松只能算匆匆过客，真正带给这座城市巨变的，是杨崇勇与仇和。相比于声名鹊起、大刀阔斧的仇和，杨崇勇对这座城市的影响更大。一名昆明学者介绍：“杨崇勇任上，昆明完成行政区划调整，五华、盘龙、西山、官渡，昆明主城四区的格局一举奠定。
呈贡新区建设启动，为昆明城市发展明确了方向。不妨这样说，如果没有行政区划调整与呈贡新区建设，仇和后来激烈的造城运动很可能会无处用力。”
行政区划调整前，官渡、西山两区的面积分别为1025、1058平方公里，而五华、盘龙两区的面积只有15.96、15.1平方公里，两个区加起来还没有西山一个区的零头大。官渡从东、南、北三面围绕市中心，西山区则阻于市区西面。五华、盘龙两个城区“蜷缩”于市区中心。这种区划结构紧紧地将城市的中心区“锁”在了内部。
不合理的行政区划早就为人诟病，调整的呼声不断，却始终未见具体动作。当地人士说，凡是区划调整，不仅涉及到税收、国民生产总值的划分，更事关干部的政治前途，面临的阻力很大。杨崇勇拿出的办法是“肥瘦肉搭配”，以盘龙江和金碧路为界重新划分，尽量让四个区都尝到甜头。
对于干部问题，杨崇勇采取的手段是“先提拔，再调整”。将四个区的区委书记同时提拔为市委常委并继续兼任书记，直到区划调整完成，市委再对四名同志重新安排分工。对于杨崇勇的做法，当时有人告到北京，说他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党员领导干部对组织应当无条件服从，岂能见了好处才办事？
白恩培倒是给予了杨崇勇一定程度的支持，他把一些人叫去办公室，训斥说：“用你这些漂亮话，可推不动区划调整。”
呈贡新区的建设也是在杨崇勇任上启动，将昆明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大楼迁往新区，也是杨崇勇的决策。仇和主政后，改变了许多杨崇勇之前的城市规划，但对于发展呈贡新区以及搬迁市委、市政府，却并未做出调整。至今，呈贡新区已成为整个昆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杨崇勇坐公交上下班的新闻，也引发过热议。据介绍，杨崇勇曾要求，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头每周乘坐至少两次公交车或步行上下班。多名昆明的公务员介绍，杨崇勇的确带头坐公交，开始时每周坐四五次，后来也坚持每周坐两次，一直到他离开昆明。
不过也正是在主政昆明期间，杨崇勇与地产商关系亲密，插手旧城改造的传闻开始出现。他的家庭生活也面临危机，外界盛传，杨崇勇与一名事业单位的女干部关系亲密，他的爱人为此大闹过几次。
2007年，杨崇勇离开昆明，出任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就在那一年初，曾对杨崇勇有知遇之恩的老领导去世。老领导在北京治疗期间，杨崇勇多次赴京探望，在昆明举行的追悼会上，他更是泪洒现场。
杨崇勇调任河北后，爱人起初并未随行，一个人留在了昆明。后来，爱人才去了石家庄，但两人依旧吵闹不断，最终离婚。杨崇勇落马后，有媒体披露，杨崇勇的前妻举报了他的违纪违法线索。
▲杨崇勇一审被判无期
【延伸阅读】
落马副省长杨崇勇躲过了白恩培，却没躲过周本顺
日前，天津、江苏、重庆检察机关依法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杨崇勇、保监会原主席项俊波、甘肃省原副省长虞海燕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杨崇勇、项俊波、虞海燕三人分别于去年上半年“落马”；一年之后，他们又同期被提起公诉。对比他们的腐败情节可以发现，三人有不少共同点。
1955年出生的杨崇勇是云南昆明人，他此前的工作经历集中在云南和河北两地：1984年7月，杨崇勇进入昆明市宜良县蓬莱区委工作，此后23年深耕云南政坛；2007年12月，杨崇勇从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任上调任河北，历任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河北行政学院院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17年4月11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杨崇勇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此时，距离杨崇勇调任河北工作，已将近10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杨崇勇工作的云南和河北两地，他与两位落马大老虎白恩培、周本顺均有交集，不过检察机关只起诉他在河北工作时收受贿赂，没有提到他在云南时的情况。可见，杨崇勇躲过了白恩培，却没有躲过周本顺。
周本顺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2015年落马后，杨崇勇担任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不过，继任者杨崇勇并没有吸取“前车之鉴”，反而成了“前腐后继”的典型。经查，杨崇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办理假身份证件，并以此私自出境，长期向组织隐瞒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长期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住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中纪委对他的通报十分严厉，甚至包含“忘记入党初心”“私欲极度膨胀”等措辞。同时，杨被指损害党的事业、污染河北省的政治生态，应予严肃处理。
在杨崇勇“落马”前2天，项俊波也出事了。2017年4月9月，中纪委宣布其接受组织审查。
项俊波是被中纪委通报“搞迷信活动”的原正部级干部的一位。当时，中纪委通报称，项俊波身为中央委员，理想信念丧失，毫无宗旨意识，政绩观扭曲，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
除了受贿、搞迷信活动，项俊波还对抗组织审查，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检察机关对他的指控中提到：项俊波利用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与杨崇勇、项俊波同期被提起公诉的，还有甘肃省原副省长虞海燕。后者2017年1月11日被中纪委拿下。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检察机关对虞海燕的起诉指控中提到，虞海燕在担任酒钢公司炼钢厂厂长期间就开始收钱，当时他只是处级干部。此后他边腐边升，一路官至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在任职天水市、甘肃省的各个职务上都没有收手，成了“带病提拔”的典型。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虞海燕利用其担任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钢厂厂长、酒钢集团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总经理、董事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中共兰州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杨崇勇、项俊波、虞海燕三人为了一己私欲，无视组织原则，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或许可以说，“前腐后继”的背后，是“带病提拔”。而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与惩治腐败同样重要，这也是反腐败的一条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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