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活动实力巨献 | 闫慧：2019年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研究热点回顾

2019年度

“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

彩蛋来啦！

新年伊始，由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社会编辑部策划，复印报刊资料图情档学界联合图情档39青年学者沙龙共同组织的“2019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落下帷幕，备受学界和业界瞩目的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新鲜出炉。

活动中，我们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王世伟研究员就“数据驱动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热点进行深度解析、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闫慧副院长对评选出的十大热点进行回顾和总结、并邀请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周文杰副院长对图情档学科的理论创新、学科转型和教育变革的趋向进行预判。

三篇实力佳作分别在《情报资料工作》2020年第1、2期发表，为2019年度图情档学界十大热点评选活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让我们共同期待2020年十大热点活动的开启！

闫  慧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中国背景下数字贫困消减行动研究”、“中国农民数字化贫困实证研究：现象、根源与对策”等。公开发表成果集中在数字化贫困和学科教育主题。

研究兴趣长期聚焦在数字化贫困、社群信息学、信息行为、学科教育。

专家视角

回顾2019年一级学科范畴内的学术热点，我们发现如下脉络：以国家战略维度的新中国70年历史、公共文化服务、总体国家安全观、机构改革为大背景，本领域学者瞄准国际前沿维度上的数字人文和数据科学，延续学科传统维度内的经典命题——阅读推广、大情报理念服务体系和档案管理体制，聚焦从用户维度出发的智慧图书馆理念与技术、情报需求智能化感知、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与档案数据化服务，产出横贯事业、理论、方法、技术、行为和教育的重要研究成果，推进一级学科更加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更加关注国际前沿学术领域、融合本领域对数据与信息的核心知识、管理经验和最佳实践，在形成更加紧密的信息管理学术共同体道路上坚定前行。

2019年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

研究热点回顾

闫慧
闫慧. 2019年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研究热点回顾[J]. 情报资料工作, 2020, 42(2): 5-19.

2020年1月，由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社会编辑部策划的2019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评选结果如下：

（1）新中国70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发展：经验、创新与未来；

（2）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视野下的数字人文；

（3）数据驱动的图书馆学情报学；

（4）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图书馆智慧服务；

（5）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新理论；

（6）情报服务的场景构建与情境感知；

（7）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8）从用户行为到画像的用户数据分析；

（9）档案管理体制改革；

（10）走向单轨制的电子文件管理。

本文写作目的是系统深入地综述十大学术热点，为学界观察与理解2019年中国重要学术进展提供窗口，为未来本领域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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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热点提名分析

热点征集阶段收到来自58位学者、期刊主编和编辑的提名213条。在参与提名的学者中，4人来自图书馆学、10人来自情报学、13人来自档案学。在参与提名的期刊主编和编辑中，图书馆学期刊主编和编辑7人，情报学期刊主编和编辑7人，图书情报期刊主编和编辑5人，档案学期刊主编和编辑9人，信息资源管理等相关期刊的编辑3人。

将相似或相同主题归类后，按照被提名频次多少排列出现的主题关键词（从多到少），如图1所示。

图1 被提名热点标签云

总体来看，频繁被提到的关键词有：信息、知识、数据、智慧、智能、人文、开放、健康、改革、治理、融合、管理、事业、分析、识别、预见、服务、理论、研究、思想等。这些关键词也构成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的热点议题，有些关键词如信息、知识、数据、事业、理论、研究和思想等属于该领域多年来永恒的议题。学科研究在延续经典基础上不断地结合新技术、新趋势衍生出新的学术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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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学术热点回顾

2019年，在有关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关系发展前景预测的研究^[1-2]、新兴领域对一级学科影响研究^[3]、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为研究对象的计量分析^[4-]等研究成果。2019年一级学科层面举办了很多重要的学术会议，如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术期刊高峰论坛、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论坛、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论坛、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沙龙等。2019年一级学科层面的学科发展现状与趋势、教育现状研究、一级学科主体作为研究对象的信息行为研究、一级学科文献作为对象的计量分析、一级学科层面青年学者和学术期刊同行的融合学术交流成为本领域的热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层面的主流群体——学界领袖、期刊编辑、青年学者、研究生在前所未有的统一平台上开展学术交流，催生了诸如十大学术热点的评选活动]、青年学者阅读书单以及青年学者学科发展专辑论文，形成2019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界的标志现象。

2.1新中国70年学科发展经验研究

201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第一个100年的最后一年。一级学科内的各个二级学科纷纷回顾七十年发展历史，总结发展经验并预测未来发展道路。代表性的研究聚焦在以下方面：

2.1.1  教育经验总结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起源于1920年的文华图专，在新中国建国后经历了1949-1966 年缓慢而曲折的发展阶段、1966-1977 年停滞与倒退的阶段、1978-1989 年重建与迅速发展阶段、1990-1999 年调整与改革的阶段、2000 年以后转型与创新的阶段后，取得七个成绩：建立和完善了图书馆学教育制度、科学合理地确立了图书馆学专业与学科的定位、形成了层次与类型齐全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学科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构建了与时俱进的图书馆学教育内容体系、图书馆学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为图书馆和其他信息行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6]。中国图书馆学积累了丰富的制度、模式、课程的本土化经验，如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图书馆学的成人教育制度^[7]、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制度、从专才到通才的转型、本科大类招生和专业分流模式、中西合璧的课程体系、中国色彩的教学内容等。中国档案学教育体系建立于1952—1955年，依托苏联专家和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教学科研人员的合作，以中国档案学史、机关工作史等中国档案学的研究为主，结合课程教学与实验实习、档案学学科研究与全国档案工作^[8]；经过70年的积累，中国特色的档案学话语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档案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思想已初步形成统一^[9]；目前的档案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面临数字化转型，在培养目标、培养方向、知识结构和培养方式上均正在实现数字化^[10]。中国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教育学科点截止到2019年1月11拥有共81个（含学术型博士、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其中一级博士点13 个，一级硕士点51个，二级学术型硕士点17 个，图书情报专硕49个，规模总体不大，但已成为必不可少的特色学科。新中国的图书馆情报学与档案学的教育均经历了质的变化，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版图的组成部分。

2.1.2 事业发展回顾

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依赖的传统实践领域由中国图书馆事业、科技情报事业、社科情报事业、国防情报事业和档案事业等构成。中国图书馆事业历经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5）、“文革”时期（1966-1976）、改革开放初期（1977-1989）、深化变革时期（1990-1999）和新世纪时期（2000至今）五个阶段，在理念、体制机制、人事分配制度、技术、图书馆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变^[12]，主要依托图书馆发展起来的国家书目事业在国家书目控制、书目文献生产与评价、书目工作组织、书目工作者培养、书目政策等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13]。以上海为代表的地方图书馆事业在过去70年形成了公共、高校、科研、工会等系统图书馆全面发展的局面，创造了世界级图书馆体系^[1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科技情报事业围绕物理世界提出战略选择和发展方向决策建议，各行各业的公共政策部门建立了成规模、成体系的科技情报服务机构，正在逐步转型并适应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并存的时代，以“情报智能化、智能工具化、工具业务化、业务自动化”四化为手段，正聚焦在创新情报、跨界竞争、去中心化^[15]。中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历经初建期（1957-1976）、再生期（1977-1985）、发展期（1986-2010）、转型期（2011至今，以智库化转型为特征），社科情报事业的对象从初期的物理态客观世界的社科文献资料发展到现在的客观态知识世界的社会科学全信息链，正在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如大数据、智库、国家安全等领域中实现转型^[16]。

档案事业历经70年的发展，在档案馆、档案管理行政机构、档案指令性文件与规范性文件、正规档案高等教育、档案工作期刊、档案全民化、档案范畴、档案管理技术、档案开发与利用方式、数字档案馆、法治环境、档案从业人员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变^[17]。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事业70年的成绩有相似之处，图书馆、情报机构和档案馆从建国后的初创期，历经改革开放前的艰难和挫折进入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发展规模和质量达到历史空前水平，管理对象均从传统物理态的信息资源（纸质图书、科技和社科文献和档案）转变到各种载体的信息资源（数据、客观知识、网络信息等），行政主管机构的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相关政策法规也越来越多，国家层面对于图书馆、情报与档案事业的战略需求也趋于旺盛，机构的多样化、主体和手段的智能化、客体的复杂化、支持要素和系统的不断完善、发展环境的优化等创造着新的事业高峰。

2.1.3  研究进展梳理

2019年出现了特定学术领域的研究进展梳理，如70年用户信息行为进展综述发现，从一开始集中在对图书文献存储、检索与利用情况研究转向以用户为中心，更关注主体、行为类型、环境、范围、研究方法等^[18]；70年图书情报技术的发展阶段被划分为跟跑探索（1949-1986）、发展起步（1987-1993）、应用推广（1994-2003）、普及与创新（2004至今），系统梳理了信息采集与存储、信息组织、情报分析、信息检索、信息服务等领域的技术成就^[19]。70年档案学领域研究的特点是告别了启蒙阶段、完成了开拓和建构、进入了新时代，建构了具有新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队伍，发展充满活力的新中国档案学研究，档案教育研究、档案学术共同体、档案理论原创性、档案学学科体系、档案保护、档案史、社会记忆、社交媒体、社群档案等领域成为主流领域，档案学研究已形成人文、管理和技术三个研究取向^[20]，同时面临着档案学缺乏优质生源的危机、研究方法缺乏鲜明范式的危机、缺少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危机^[21]。2019年出现的上述研究成果为理解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特定领域七十年的总体进展提供了观察的样本，这一年度档案学在历史性和反思性上明显多过图书馆学和情报学。

教育、实践（事业）和研究构成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相关职业的核心。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界在重要历史节点对这三个领域的回顾、梳理、分析与反思，是试图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努力，是推动学术与实践共赢和交融的力量。

2.2 一级学科视野中的数字人文

以“数字人文为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中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核心期刊论文，从2012-2013年的1篇增加到2019年的73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2019年论文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关键词分别是：数字人文（70篇），图书馆（11篇），高校图书馆（7篇），人文视域（5篇），数据库、可视化、知识图谱、元数据、数据库建设（4篇），档案馆、数字学术、社会网络分析、人文计算（3篇）。

观察2019年的数字人文研究论文，数字人文案例主题论文中有26篇来自图书馆学、1篇来自档案学、1篇来自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数字人文技术论文中，分别有4篇、1篇和2篇来自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在传统研究中应用了数字人文理念的思辨型论文中，图书馆学7篇，档案学10篇；在纯粹数字人文研究进展和思辨型论文中，图书馆学5篇，情报学9篇，档案学1篇，其中情报学中的数字人文研究论文为文献计量研究、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情报学中有1篇为纯思辨型论文。总体来说，图书馆学领域的数字人文研究偏重案例研究；情报学领域的数字人文研究偏重定量研究；档案学的数字人文研究偏重思辨型和理念研究。

图2 数字人文研究与三个二级学科关系图

2019年数字人文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主题领域：

2.2.1  数字人文理念探究与研究进展

“大数据视域下数字人文研究”入选“2018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在2019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延续了此前高关注度的特征，结合本领域信息资源收集、整理、组织、分析与利用等优势，不仅再把数字人文理念当做辅助人文研究的工具与方法，而是引入主流学术问题，借助资源与服务优势，近距离倾听研究者需求，深入探究不同领域典型的应用场景，拓展其应用边界，完善其评价体系，做好人文领域的数字化支撑与服务^[22]。数字人文作为比人文计算更容易有歧义的术语，本质是在数据基础上面向人文科学的知识生产、知识发现过程，遵循五阶段范式：问题定义、数据集建构、技术实现（含算法实现）、问题求解、结果评价与呈现^[23]。

本领域学者从宏观上梳理发现数字人文热点领域有：（1）基础理论研究，如核心概念、发展历史、语料库语言学等；（2）关键技术，如地理信息系统、文本挖掘、可视化技术、机器学习等数据分析技术，数据库、数据保管等数据管理技术，本体、关联数据、语义网、虚拟现实等人工智能技术；（3）应用研究，如社交媒体在图书馆、档案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历史（数字史学）、文学、政治、教育学、语言学、艺术学等领域中的探索与应用；（4）基础设施建设，如档案文件、资料库、数据库等；（5）教育与服务研究，如跨学科合作、数字人文高等教育等。数字人文的国外研究者学科背景多元化，如文学、历史、管理学、理学、工学；国内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则更加集中，主要是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24]。本领域学者认为数字人文研究中应该加强跨学科合作、跨机构合作、全球合作^[25]，应该坚持人文为中心，平衡数字与非数字，融合问题意识与数据意识，兼容开放型、可验证性^[26]。

除较宏观的研究现状梳理外，本领域学者做了针对人文学者和数字人文项目的微观研究，发现人文学者在数字能力的基本信息能力、技术运用能力和交流共享能力方面的差异^[27]；人文学者参与数字人文项目的动机分为主动动机和被动动机，前者包括机会主义和内源性，后者包括社会影响和科研遵从；他们在数字人文项目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与行为特征，参与数字人文的行为路径有三种：阶段性假性参与、自动调节型参与、外界干预式参与^[28]。除人文学者这类参与主体的行为研究之外，针对数字人文众包项目自愿参与者的研究发现，任务复杂度、参与者的领域知识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均会对任务绩效产生影响^[29]。上述微观层面的研究均为规范的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是2019年值得关注的数字人文重点领域和进展。

2.2.2  数字人文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的关系研究

数字人文强调应用数字化思维与技术挖掘人文资源，从而支持人文领域的研究，而信息资源的搜集、组织与挖掘正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所具备的优势，图书馆学情报学可以在资源整合、推进与人文学者的交流、嵌入用户生活方面发挥特长^[30]，成为数字人文的主力军。档案学也可以成为连接数字人文中数字与人文两个端点的桥梁，发挥馆藏开发、档案馆藏内容活化、项目培育、资源与用户间的供需匹配等方面的优势^[31]，推动文件档案管理领域如档案馆与数字人文领域之间、不同社会记忆机构之间的跨界融合^[32-33]，以数字记忆为突破点^[34-35]，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档案资源整理开发多元化，扩展档案资源范畴^[36]，提升档案学的时代价值。

除去探究上述关系之外，2019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学者将传统的核心知识如信息采集、信息组织、元数据等，以及核心技术方法如知识图谱、语义描述、语义组织、本体论、社会网络抽取等应用到数字人文的理念与项目中。如，人文类信息资源的语义描述与组织^[37]、特藏历史资源的主题标引^[38]、特定人文资源如方志的元数据整合^[39]；知识图谱在特定数字人文项目中的应用方法，如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的关联数据平台^[40]、在线百科大规模人物社会网络^[41]、唐诗知识图谱^[42]。这些实际方法与技术的深度应用为扩大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对数字人文实践领域的影响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2.2.3  数字人文的国内外案例分析

2019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界分析的数字人文重点案例分为三类：第一类，以人为中心的案例，出现的典型案例研究有人物专题数据库“树人者”^[43]、家谱文献如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湖北麻城”迁入迁出史^[44]、家谱档案资源如河南省数字档案馆的家谱档案特色资源库^[45]、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46]。

第二类，以文为中心的案例，即特色文献，如中文古籍文字的文字识别实践^[47]、民国时期文献目录数据平台^[48]、北京大学图书馆长期保存系统^[49]、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英国历史在线^[50]等。

第三类，以图书馆的数字服务和数据为中心的案例，主要集中在国内外图书馆的数字人文实践，如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微信小程序inBooks^[51]，国外26所iSchools高校的数字学术服务项目^[52]，耶鲁大学图书馆数字人文实验室^[53]，19所国外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空间案例^[54]，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的数字人文与数字文化遗产工作组案例^[55]。

一级学科在数字人文理念的影响下，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的核心知识、技术和方法均对数字人文理论、方法与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催生了大量的典型案例，不仅丰富了数字人文的学术话语，也为数字人文和一级学科的有机融合发展拓展了实践空间。

2.3数据驱动下的一级学科

相比数字人文而言，数据的有关研究成果规模更大，堪称学术热点中的热点。以“数据”为关键词检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数据一直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学术话语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以数据为主题的论文最早在1992年就已出现。从2011年开始，伴随着大数据技术成为热点议题，关于数据的研究论文也呈现直线上升趋势，2016年达到截止到目前为止的峰值488篇，2017-2019年数据主题的研究热度处于震荡阶段。2019年是470篇，研究中出现频次最多的主题有：大数据（88篇）、图书馆（48篇）、高校图书馆（39篇）、科学数据（32篇）、大数据时代（31篇）、元数据（23篇）、关联数据（19篇）、大数据环境（18篇）、数据服务（18篇）、数据驱动（17篇）、知识图谱（16篇）、科研数据管理（15篇）、数据分析（14篇）、数据管理（14篇）等。

图3 数据驱动研究与三个二级学科关系图

笔者重点选取《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情报资料工作》《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通讯》6本代表性的学术期刊，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各两种期刊，分别作为二级学科领域内2019年研究成果样本来源。用“数据”作为关键词，六个刊物分别发表了5篇、6篇、5篇、7篇、7篇、6篇相关论文，规模相当、学术含金量高、且有可比性。以此36篇研究型论文作为样本来观察一级学科范畴中的数据研究主题，将2019年核心主题分为信息组织的数据化与语义化，科研数据管理，政府开放数据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馆服务的数据化四个领域。

2.3.1  信息组织的数据化与语义化

信息组织是一级学科公认的首要核心知识]，其研究成果在大数据技术和思维的影响下于2019年也出现了实质性的数据化变革趋势。编目作为图书馆情报学和档案学的传统话语和竞争优势，正从数字化进入到数据化阶段，编目的对象从文献或档案记录逐渐转变为数据^[56]及数据网络，由此信息组织工具相应地从传统的分类表和主题词表为核心的受控词表扩展到语义网络和本体等知识组织系统，在资源层、元数据记录层、词表层分别出现了语义层级的变化，如资源层的URI，元数据记录层的RDA、DCMI抽象模型、DACS、CCO，词表层级的RDF词汇表、简单知识组织系统SKOS、OWL语言等^[57]。作为知识组织系统之语义网的简单表现形式，关联数据的发布标准从四星模型升级到芬兰阿尔托大学的七星模型^[58]；关联数据也被探索性地应用到学位论文中，并将元数据转成学位论文关联数据^[59]，档案数据转为关联数据也在这一年成为研究对象，通过语义匹配模型和本体构建路径来实现这种转换^[60]。机构名称规范数据语义模型成为特定领域语义网的成功应用研究实例^[61]，同时数据态档案的语义表达作为研究议题在档案学领域刚被提出来^[62]。

信息组织转向知识组织从而实现知识服务的关键是建立大规模的知识单元元数据和关联化元数据，因而需要建立元数据集成管理框架，该框架包含：统一元数据标准规范、元数据资产认定与注册机制、元数据配置与质量审计规则、元数据集成整合方法和元数据应用环境与服务模式^[63]。此外，2019年出现了元数据在古道文化遗产^[64]、档案社会化媒体^[65]、电子文件管理^[66]、科研数据元数据^[67]等中的典型应用案例。除了上述编目数据化、关联数据、数据语义、元数据的集成管理与典型应用案例之外，档案的数据化管理也成为一种趋势，表现在电子文件的数据化管理^[68]和数据连续体保障^[69]，需要通过关联数据、数据溯源和语义网来分别实现电子文件的可关联性、可溯源性和可理解性。

数据思维和实践改变了信息组织的对象，数据化的文献、数据化的档案与电子文件等数据及其数据网络成为主流的编目对象；改变了知识组织的实现方式，关联数据、数据语义模型、元数据的集成与应用等成为实现语义层级的知识组织的关键。

2.3.2  科研和政府开放数据的管理及行为

关于科研数据管理，2019年出现的典型研究成果是梳理国外案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研数据管理计划^[70]、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数据管理团队提出的科研数据管理框架^[71]。在特定领域的科研数据如社会科学数据领域，档案学学者^[72]提出在国家层面建立社会科学数据档案馆，认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有社会科学数据的所有权和许可证、社会科学数据的机密性、社会科学数据的元数据、社会科学数据的再利用等。

作为科研数据的使用者，高校科研用户会产生科研数据需求，在管理其科研数据需求过程中受到用户的个人特质、个性化服务和任务情境的直接影响，受到用户感知、知识服务、移动信息情境、技术应用、技术匹配的影响^[73]。科研人员数据复用行为是科研人员为了新的研究目的二次使用科研数据的行为，其可复用科研数据源的偏好根据学科领域有差异，数据可复用性评估、数据质量评估、数据可信任性评估和数据文档质量评估的依据在不同学科之间有一定差异；科研人员科研数据复用行为的态度、意愿和行为受到个人因素、机构/技术因素、学科/社会环境因素等的影响^[74]。

在政府开放数据管理的相关研究中，主要涉及政府数据开放研究的计量分析、政府数据开放参与主体图书馆的实践、特定政府数据的开放如国家档案数据开放制度和传染病监测数据等方面。国外政府数据开放的实践中，图书馆承担数据创建与采集、元数据标准、数据组织与发布、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创建、数据素养教育等^[75]。英美法系国家在档案数据开放实践中已形成档案数据收集、整理、保管、检索、提供利用等方面较完善的法律与政策体系^[76]。传染病数据开放基础上形成的危机探测决策支持服务体系包含数据集成与整合、信息组织与分析、危机识别与判断，并以2004-2017中国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的病毒性肝炎开放数据验证了该服务体系的合理性^[77]。这些研究对于发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在国家重大战略领域、重大公共危机中的数据管理优势和用户研究特长具有示范意义。

2.3.3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服务的数据化

对于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来说，数据可以在采购预算分配、服务质量评价、综合绩效分析以及发展趋势预测等图书馆业务分析，在读者需求、偏好、兴趣、忠诚度、行为特征与心理特征等读者分析中产生重大影响，可以为实现个性化的精准服务、用户群体分类和用户画像^[78]提供决策依据。图书馆还可以根据产生零数据的业务和服务中发现并解决问题，如阅读推广中的零借阅图书和零借阅读者、图书馆营销中的潜在用户、资源建设中的零借阅图书和零访问数据库、引文分析中的零被引和零下载资源等^[79]。数据正在全面改造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为实现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能。

在相对激进的情报学及情报服务中，大数据改变了情报学学科定位、学科目标、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情报生产管理体系，情报学的核心使命转变为控制数据流并将其转化为面向决策支持服务的知识和情报的准学科，也为情报学研究和应用提出新要求^[80]。在情报学的应用领域，数据思维和技术被用在了微博信息推荐、微博情感挖掘、公共信息服务、金融安全情报分析等主要领域中。传统情报学中固有的数据分析思维让包含教育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在内的情报职业迎来大发展。

有关数据如何融入相对保守的档案学研究，2019年也出现积极的学术探索。从主数据角度探索企业档案数据资产管理问题的研究发现，从档案数据资产中识别出包含公文、物资、项目、人事、财务和设备中的主数据和非主数据，并构建了治理域、业务域、技术域、管理域和价值域为一体的企业档案主数据治理框架^[81]。档案数据化也是数据思维对档案产生的重要影响领域，档案数据保全^[82]是数据化过程的一个环节。在必要性认识基础上，档案数据管理的对象、主体、保管场所、介入时机和管理路径^[83]被相对主观地构建出来，尚未得到实践验证。

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代表性期刊2019年刊发的数据主题相关的论文来观察，数据思维已经与该领域的信息采集和获取、组织、保管、服务等核心议题研究产生碰撞，催生数据层面新的研究领域，如数据驱动、数据主导、数据计算、数据服务和数据素养^[84]上出现的学术亮点。数据对于图书馆学领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信息组织系统尤其是编目的重大转型、图书馆业务决策与用户服务的精细化和科学化趋势、各类重点数据领域（科研数据、政府数据）中图书馆价值的重新认知，图书馆学的数据主题研究偏重于工具研究和案例研究。数据对于情报学领域的影响体现在知识组织技术的原创性研究，尤其是语义网、关联数据、元数据的研究，特定主流应用领域（如社交媒体、公共卫生、安全情报等）中的情报分析与预测研究；情报学领域的数据主题研究特点是定量研究与语义技术探索研究。数据对于档案学的影响催生了档案数据化的微观和宏观管理、数据档案馆、电子文件管理中的语义化趋势；档案学的数据主题研究更加具有思辨性，理念领先于实践。三个二级学科在数据思维的黏合下增加了共同语言，学术共同体在数据驱动下更加浓厚，一级学科信息组织、信息分析与信息保管的传统优势在数据时代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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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科研究热点

3.1  图书馆学学术热点综述

2019年图书馆学学术热点包括下面两个。

3.1.1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图书馆智慧服务

智慧图书馆在过去十年间的研究热度逐年上升，尤其是2019年研究论文的数量出现更大幅度的增加。2019年智慧图书馆主题论文中关键词的词频分布如下：智慧服务（61篇），高校图书馆（48篇）、物联网（28篇）、大数据（28篇）、智慧化（27篇）、人工智能（24篇）、智慧馆员（19篇）、知识服务（14篇）等。2019年智慧图书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知识服务或智慧服务场景、用户画像与个性化服务、智慧馆员、核心技术（APP、5G、区块链、人工智能）、智能化馆藏管理、数据获取与管理、建设理念与对策等。

（1）智慧图书馆场景化服务。这是2019年相关研究文献中出现频次最多的话题。智慧图书馆的智慧服务场景有：进馆智能识别和智能安防、智能咨询和导航导览、文献智能检索导读、智能传递、智能触屏、无感借阅、智能桌面、智慧数据和网络平台、智能服务项目、超清影视、智慧书房、智慧场馆、智能服务空间、云课堂、精准推送、机器人服务、区域服务等^[85-86]。这些场景式服务需要情景感知模块、资源整合模块、中间件模块、场景式服务模块构成的服务架构来提供^[87]，其中情景感知中结合用户情景、物理情景和知识情景来得到读者画像^[88]，匹配相应的资源与技术，从而实现虚拟场景、实体场景、混合场景、信息搜索场景、个性化阅读场景、多元协同场景、互动场景和自定义场景的各种服务。智慧服务具备融合物理与虚拟空间特征、主题图书馆与品牌化服务的形态特征、提供基于用户感知的个性化服务特征^[89]。2019年的相关研究调查了39所国内重点大学图书馆智慧服务的现状^[90]，发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智慧服务形成相对更全面的体系。

（2）智慧图书馆的智能保障体系。第一类保障是智慧平台与系统。智慧图书馆系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感知、分析和整合图书馆资源、用户、服务与管理等数据，对用户多元个性化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实现更高效、更便捷的图书馆运作模式^[91]。FOLIO是实现上述智慧服务的开源平台之一，此平台具备用户需求牵引、整合用户可获取资源、支持多机构云服务、统一标准与接口规范、开放互操作、支持智能统计与可视化分析、支持向下兼容的优势^[92]。第二类保障是数据保障，如读者行为产生的用户数据、馆藏资源数据、物理空间数据、平台或系统运行数据等交互性和非交互性数据。第三类是人力保障。智慧图书馆需要智慧馆员，即具备智慧工匠精神、创造力、思考力和审美能力的馆员^[93]，传统简单劳动的馆员将被人工智能替代。

3.1.2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阅读推广在过去十五年间毫无争议地被公认为是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实践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从2006年开始到2010年之间不温不火，2011年之后研究论文规模出现大幅度递增，短短九年间翻了至少六倍。早期的阅读推广研究以推介和分析国内外图书馆最佳实践为主，进度到快速增长阶段后，才出现了大量的学理研究；到2019年，阅读推广研究主题多元化，方法也从案例分析和思辨研究扩展到更多，如实证研究、内容分析、聚类分析、历史研究等。2019年相关研究中关键词出现频次如下：阅读推广活动（59篇）、图书馆（44篇）、高校图书馆（38篇）、公共图书馆（28篇）、全民阅读（9篇）、经典阅读（8篇）、数字阅读（8篇）、阅读行为（7篇）、阅读推广理论（7篇）等。

2019年阅读推广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分布在儿童与青少年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数据驱动的阅读行为研究、阅读推广新实践、阅读推广理论。

（1）儿童与青少年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面向儿童（0～18岁，《儿童权利公约》）和青少年（15～34岁，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阅读推广实践活动一般都要经过理论的指导，如美国婴幼儿阅读推广活动中的读写说唱和互动等不同形式的设计理论依据源于多元智能理论、情绪智力与社会智力理论、孩子必备的七种生活技能、“脚手架”理论、认知发展论模式、主动学习教育法、有目的的玩儿、科学实验理论及聆听-喜欢-学习法等^[94]。阅读推广活动除了需要理论指导之外，还需要敏感察觉到在实践中不断变化的青少年阅读行为，如青少年的复合阅读行为已成为主流行为，是将不同媒介、行为和价值复合起来的行为，表现为高参与复合阅读、标准复合阅读、被动复合阅读三类行为^[95]，可根据这三类主流的复合阅读行为开展针对性更强的阅读推广活动。此外，2019年本领域引介国外儿童阅读推广活动案例，如澳大利亚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目标、对象与类型^[96]。除了从空间维度寻找阅读推广实践外，还有学者从时间维度寻找经验，如民国时期的儿童巡回文库为穷苦儿童等弱势群体提供阅读服务^[97]。儿童与青少年阅读推广中的理论依据、实践变化和最佳实践构成2019年学术界的特色研究。

（2）数据驱动的阅读行为研究。传统的阅读行为研究以观察、个案、调查和思辨研究为主。在数据思维影响下，阅读行为的最新研究依托用户阅读数据描述和解释。第一类，阅读推广机构传统数据，如图书馆产生的读者日志数据，即图书馆联机公共查询目录系统中采集用户特征属性、用户阅读行为、用户兴趣偏好等数据来进行用户维度和图书维度的读者画像^[98]。第二类，图书馆新型平台日志数据，如从浙江省12个高校图书馆的朗读亭用户日志数据发现其阅读偏好及其影响因素^[99]；从重庆大学图书馆的京东阅读平台数据描述大学生阅读特征^[100]。第三类，经过学者设计的阅读研究数据，如通过数字期刊阅读实验，发现数字读物选择行为中关键感知点（如标题、摘要、研究设计、结论等）受到个人特质、阅读需求、信息量的影响^[101]。这三类数据源之外的其他阅读行为研究数据来源也大量存在于现实中。

（3）阅读推广新实践。阅读推广的新实践体现在：第一，阅读推广政策变化，如针对北美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政策文件的定量分析发现政策的四个主要领域^[102]；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标准体系应由目标人群、责任主体、服务形式和项目控制组成^[103]。第二，传统阅读推广机构的新案例，如高校图书馆新媒体阅读推广实践^[104]、学业支持型、学生主导型、阅读疗法型、创新创意型不同的阅读推广类型^[105]，以及台湾公共图书馆面向儿童、老人和视障人士的阅读推广案例^[106]。第三，新兴阅读推广机构，如读书公园^[107]、酒店图书馆^[108]、阅读推广NGO^[109]。第四，阅读推广新方式，如盲选图书^[110]、分级阅读推广方法^[110-111]、不推荐书目^[112]这些类针对图书的新方式。第五，阅读推广新理念，如图书馆设置阅读推广人^[113]、葡英美澳的以评估促推广理念^[114]、国际图联推出“姐妹图书馆”和“图画书中的世界”所体现的合作、共享和学习理念^[115]。这些相对较新的阅读推广实践活动拓宽了图书馆学研究阅读推广的理论视野和事业范畴，为未来学术进步提供多样化的可能性。

（4）阅读推广理论新进展。2019年出现的阅读推广重要理论研究成果有：结合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的复合阅读行为研究框架融合环境、行为和读者三要素，识别出形成机理、行为过程、社会情境、效应研究和推广对策主要研究命题^[116]；同样从社会认知理论出发构建了类似的情境、个人和行为三要素交互模型，引入自我效能理论，将个人的自我效能通过阅读认知、阅读动机、阅读情感、阅读选择这四个过程与阅读行为关联起来^[117]。上述两项研究将阅读推广框架化和要素化，是阅读推广理论逐渐成型的必经之路。另有学者系统梳理阅读推广理论，将其分为使命类使命说、实践类活动说、休闲类休闲说、学科类阅读学说、学科类传播学说等流派^[118]。理论生成的结果是研究框架和理论流派，理论生成的工具则是阅读推广研究方法，阅读推广中主流的研究方法包括思辨研究法、理论移植法、案例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法、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119]。

阅读推广学术研究在2019年继续获得主流的关注，在理论上有突破，在研究方法上更丰富更多元，行为研究更精细化更定量化，针对重点推广人群的理论与实践融合程度更高，推广活动的广泛引介和深度分析更多，新实践活动的挖掘力度更大。

3.2 情报学学术热点综述

2019年情报学学术热点主要是下面两个。

3.2.1  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新理论

服务国家重点安全领域的情报学研究由来已久。采用关键词“情报”与“应急”“公安”“安全”“反恐”“军民”组配检索发现，从CNKI有记录的公开发表论文数据来看，1986年出现公开发表兵工情报事业主题的论文，一直到2007年的25年间，论文发表规模基本在10篇以下，这期间最多是2003年的12篇。1998年之前基本上都是公安情报主题的研究，1998年之后增加经济安全情报、科技安全情报相关主题的研究，2004年之后出现反恐情报研究。2008年出现小幅上涨，达到15篇。2010年回到2007年之前水平，之后的研究热度便一直持续增长到现在，2011年出现了应急情报主题的研究论文，之后也出现国家安全情报研究，2014年应急情报和反恐情报研究论文开始超过公安情报主题的论文规模，2015年国家安全情报成为当年的学术热点。受到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影响，2017-2019年三年间出现迅速增长，大情报观的研究论文成为热点。总体看来，此类主题的论文规模与中国重大突发事件或情报政策重大政策直接相关。

2019年相关研究论文中关键词排序分别为：情报信息（22篇），情报工作（19篇），大数据（12篇），情报学（11篇），突发事件、安全情报系统、情报体系（8篇），情报机构、国家安全（7篇），情报感知、学科建设、应急决策、总体国家安全（6篇），国家安全情报、反恐情报、应急管理（5篇）等。2019年的安全领域情报研究论文中，应急情报体系、安全情报体系、情报学新学科体系成为研究焦点。

（1）应急情报体系

2019年应急情报体系研究的成果丰硕，代表性的议题按照工作流程先后顺序分为：应急情报资源保障与系统服务、应急情报感知与介入、应急情报联动、应急决策的情报支持等。

第一，应急情报资源保障与系统服务。智慧应急的情报资源保障需要四种能力：情报资源基础储备能力、情报资源深度开发能力、情报资源协同共享能力、情报资源持续发展能力^[120]。应急情报系统服务需要三种能力：服务建构能力（信息提供能力、事务支持能力、参与支持能力）、服务提供能力、服务迭代能力^[121]。在资源保障与系统服务基础上整合而成的应急管理情报系统由情报资源保障、技术创新、专家智慧开发构成^[122]。

第二，应急情报感知与介入。在事前阶段，从舆情大数据等渠道中提前感知风险，为预测、预警和预防重大突发事件做好情报介入的准备。在突发事件中，利用情报进行干预，如过程控制和事后止损环节的情报支持与协同^[123]；应急情报感知在特定情境下如危险化学品事故中需要重点关注三个领域的信息与数据：致灾、救灾和承灾^[124]。

第三，应急情报联动（协同）。应急情报协同是在应急事件的治理主体协作中信息的交换共享，有助于建立共识，避免信息不对称在协同过程中造成的信任下降、不完全参与等问题；应急情报协同包括跨主体协同和应急周期情报协同^[125]；应急情报联动的实例之一是南宁城市应急联动情报支持系统^[126]。

第四，应急决策的情报支持。支持应急决策的情报工程需要从需求层、工作层、运行层以及服务层来构建^[127]；情报对应急决策的支持具体体现在事前即危机监测与预警阶段提供事件预警报告，在事中的危机判别、应急响应设计、选择、确定与实施阶段提供应急响应报告，在事后的应急响应评估中提供善后处理报告^[128]。

应急情报资源保障、系统建设、感知与介入、联动和决策支持环节均需要情报学发挥自身的资源、分析与支持决策的优势。

（2）安全情报体系

安全情报是指所有影响系统安全行为的安全信息^[129]。安全情报体系研究在2019年出现的热点议题有国家安全与战略情报、科技安全情报。国家安全与战略情报包括体系构建、需求识别、情报源获取、情报分析、特定领域安全情报服务。安全情报服务体系首推国家安全情报工作体系，由总体国家安全观（道）、核心技术突破（天）、一体化协同融合（地，含军民情报融合^[130]）、全方位人才培养（将）和多维制度综合治理（法）构成^[131]。安全情报需求识别是将情报任务、情报源与处理、情报服务和情报工作描述出来^[132]。安全情报分析方法中较新的有深度学习、聚类等。特定领域的国家安全与战略情报中，反恐情报服务、军事侦察情报、公安情报，2019年这些特定领域均有新方法和新思路的研究。科技安全情报研究在2019年主要集中在金融安全情报、智库网络安全情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情报等安全领域以及科技安全情报感知的要件和路径。安全情报体系的最新研究更加全面，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统一。

（3）情报学新学科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直接催生了学术界对情报学新学科体系的讨论。情报学中的传统情报范式将各种安全情报领域整合到大安全情报学中^[133-134]，相对较新的信息范式将与发展和社会大众有关的信息应用领域融合到发展情报学学科体系中，如为科技发展而存在的科技情报工作及学科体系^[135]。两大范式可以被包容到情报学之中^[136]，但不是融为一体，而是“情报归情报、信息归信息”的学科间并拢^[137]。情报学建立新学科体系的理念基础可能是大情报观，即强调以引领决策为最终目的，采取融合过程、方法和内容的情报工作模式^[138]。情报学新学科体系中的新是内容、方法、工具、技术、机制和模式的创新，而不能改变其学科内核和功能定位，即以情报为导向，以信息和数据为来源，通过现代技术和情报人员智能、智力和智慧的分析，再经过综合研究，将分析后的数据和信息转化为有价值的情报，服务于决策和战略^[139]。情报学的研究范围（即坐标轴的长度）可以延展，但不能随便移动学科的“原点”。

3.2.2  情报服务的场景构建与情境感知

情报服务的场景构建与情景感知研究在中国情报学界出现时间不长。采用“情报”或“信息”与“情景”“场景”或“情境”组配起来查找CNKI数据库发现，数据库中相对贴切此主题的研究论文最早出现在2005年。2011年之后，该主题研究热度进入持续增长阶段，一直到2019年仍在增长，达到前所未有的热度。过去这些年该领域的关键词词频分布为：情报工作（34篇）、信息检索（30篇）、情境感知（19篇）、信息行为（16篇）、竞争情报（14篇）、情报学（14篇）、任务情境（12篇）、情景分析（10篇）、学习情境（10篇）等。

情报服务的场景与情景出现在2019年研究成果中的主题主要是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支持研究和个体日常生活的信息行为研究。情报服务的场景构建既要在面向宏观层面上国家和地区决策者时需要感知其情报需求，又要针对微观层面个体决策时从用户画像发现感知用户所处情景。前者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第一，突发事件中的情景感知，如危险化学品事故情境要素^[124]的提取、危机发展态势的感知^[140]、军事冲突事件情景^[141]的建模，从而识别出突发事件中决策者的应急决策情报需求^[142]，为向其匹配情报资源提供明确方向。第二，情报服务场景的构建。如在危机当中或常规工作情境（如科研情境^[143]）中，从用户画像^[144]出发，建立情景敏感的资源发现系统^[145]，构建情报服务主体（系统、专家等）与个体用户之间的交互情报服务场景^[146]，最终将用户的需求情景、信息行为与情报资源关联^[147]起来，优化用户信息空间，并最终满足其需求。

总体来说，情报学2019年最重要的学术进展集中在应急情报体系、安全情报体系、用户情景感知、情报服务场景构建、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梳理和整合上。严格地说，用户情景感知和情报场景构建是融入到特定领域情报体系如应急情报、安全情报和日常信息服务体系中相对微观的视角。情报工作的宏观变化、用户情景的多元进化与情报学学科体系的重新梳理整合共同塑造着未来的情报学学术生态。

3.3 档案学学术热点综述

档案学2019年的热点话题主要有档案机构改革和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档案机构改革的宏观环境是201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而单轨制的宏观环境同样是国家重大政策：2019年《党政机关电子公文处理工作办法》《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档案法》（修订草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

以“档案机构改革”和“档案管理体制改革”为关键词对CNKI进行主题字段的检索发现，该主题论文最早出现于1982年，在1993-1995年曾经掀起一股研究档案与机构改革关系的热潮，学术研究受到当时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直接影响。2000年出现一个学术成果的小高峰，此后很快变得很少提及这个问题。2008年机构改革重大政策的出台再次掀起档案机构改革的研究热潮，潮涨潮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从2017年的15篇瞬间飙升到2019年的139篇，达到该领域内前所未有的论文公开发表规模。2019年相关研究的主题是：档案工作（29篇），档案局（24篇），机构改革、档案机构（20篇），档案管理工作、档案处置（19篇），档案馆（16篇），综合档案馆（13篇），市档案馆（12篇）、档案管理体制（9篇），档案移交、档案事业（8篇），国家档案局、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档案安全（5篇）等。档案机构改革2019年的代表性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主题：档案管理体制的宏观历时研究、机构改革对领域/地域档案工作的影响研究、机构改革对档案学教育的影响研究。

档案管理体制的宏观历时研究中，档案管理体制演变史、档案制度改革史、档案事业发展史与档案机构评估史纵横交错在一起。新中国档案管理体制经历了形成期（1949-1959）、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党政档案统一管理时期（1959-1985）、国务院领导下的党政档案统一管理时期（1985-1993）和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党政档案统一管理、局馆合一时期（1993-2018）和局馆分离时期（2018年至今）的历史演变过程^[148]。档案机构评估历经20世纪80年代的档案管理升级评估、90 年代的档案目标管理评估和21 世纪初期的档案事业综合评估三个阶段^[149]。以档案管理体制为代表的档案制度隶属于并服务于国家治理制度，档案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坚持公共价值取向、多元参与、依法运行、整合制度、责任规制等^[150]，在此背景下档案治理研究也得到更多关注。

档案机构改革对档案工作、档案业务及与其他领域的关系、档案评估、档案机构、档案学研究与教育、档案职业、地方档案、行业档案等产生深刻影响。2019年的研究发现，机构改革后可能出现的积极与负面影响有：档案局对档案馆的业务指导关系强化^[151]，档案机构职能优化，档案职业得以良性发展^[152]；但弱化了行政监督职能，与其他业务部门如数据管理部门^[153]的关系分割，档案干部队伍不稳^[154]，档案机构能力与新型资源、工作愿景冲突与人员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155]。相应地，档案学研究在机构改革后也更关注档案实践、动态法制规制和公众需求^[156]；档案学教育应更侧重于培育管理与决策能力、专业素养和技能和多元化个性化发展能力^[157]。包含档案机构实践人士、档案学研究者和教育专业人员在内的职业联盟档案学会也面临改革学会组织结构关系、拓展学会组织功能范围、深化学会组织交流合作^[158]。档案机构改革对于地域层级的省级档案事业和地市级事业、行业层级的城建档案、水利档案等均有深刻影响。

以“单轨制”和“单套制”为关键词对CNKI进行主题字段的检索发现，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总体规模不大，2017年之前，探索该话题的研究论文凤毛麟角。2017-2019年突然大幅度增加，2017年论文数量为14篇，超过此前所有年份的总篇数，2019年达到前所未有的39篇。该主题的论文关键分布分别是：电子文件（20篇），单轨制（17篇），电子档案（16篇），单套制（13篇），电子文件归档、双套制（5篇），纸质文件、电子档案管理、文件归档（4篇）等。单轨制最早出现在2006年^[159]。单轨制（单套制）电子文件管理在2019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宏观实践与案例、单轨制管理环节和特定行业单轨制。

从宏观上观察，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经历了实践与政策的变化逐步成为现实，学术研究也变得热门起来。单轨制能实现电子文件管理目标、助力信息化效能、降低成本；单轨制需要法律和政策等制度保障、管理与技术的操作性保障^[160]。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珲春法院、电子发票和电子会计档案的试点企业^[161]，还有澳大利亚的国家档案馆、美国联邦政府、英国政府^[162]是实践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思想的成功案例。成功应用源于多元主体的深入参与，需要政府主体、业务主体、管理主体（档案部门）和技术主体形成协同关系^[163]。

从微观的业务流程上观察，单轨制的寿命取决于电子文件管理中的电子签名归档保存方案；电子签名的归档可采用电子签名原始数据和文件；电子签名的保存应该采用“责任分担、分类应对、动态调整”的策略；电子文件的移交及移交后的保存需区分有现行价值和无现行价值的电子文件，采用不同策略，且采用元数据实现电子签名的回溯^[164]。在单轨制下数字文件的移交可采用兼容多种移交情形、增强流程设计的层次性、强化“前端控制”、完善责任分配机制的流程优化策略^[165]。

档案学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学术研究仍集中关注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档案事业的影响，以及档案与文件管理采用双轨制还是单轨制的议题。机构层面和文件管理制度层面的实践变化规律如何与学科发展规律、核心知识与原理的进化规律有效分离、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可能需要进一步探究。

4

研究结论

2019年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界的热点学术议题覆盖了学科发展、数字人文、数据思维、智慧图书馆、阅读推广、应急与安全情报、情报学新理论、用户情景感知、服务场景构建、档案管理体制、单轨制电子文件管理等领域，这些领域横跨一级学科与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馆以及相关信息管理职业的实践、研究与教育三个领域。

图4 2019年学术热点逻辑关系图

上图是2019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学术热点的内部逻辑关系图。一级学科在回顾新中国70年发展史中本领域取得的成绩，主动跟进国际信息管理领域的两大热门方向：数字人文和数据科学，把用户行为作为核心；图书馆学在延续其信息组织与信息获取核心知识基础上在公共文化事业中的经典使命——阅读推广研究中密切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等重大技术进展对图书馆的革命性影响，研究智慧图书馆的理论和实践；擅长信息加工和信息分析的情报学在积极响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前提下将安全情报、应急情报、科技情报、社科情报、新兴信息管理领域等整合为大情报学领域；致力于信息鉴定与信息保管的档案学在其极特殊的档案管理使命和国家机构改革大形势之间寻找更有价值的生存空间，在数字化时代大潮之下力推单轨制的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在政策、实践、技术、研究、教育多元交叉的话语中稳固着历史中形成的地位，探寻着新的学科疆域。学科的今天创造着我们的未来。

（本文为节选版，可依据文中引文编号查询论文原文的完整引文信息，原文请参考《情报资料工作》原刊及官方网站全文版和数据库版。）

引用格式

闫慧. 2019年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研究热点回顾[J]. 情报资料工作, 2020, 42(2):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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