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各自的地位与作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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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各自的地位与作用（上）

武国友   董莹

作者简介：武国友，董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北京（100080）。

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5期。

注释从略，可参见原文。

摘要：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融合了不同民族、阶级、政治派别的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入侵。抗战期间，国民党、共产党作为中国国内两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有战略、有计划地组织武装部队对日本侵略者作行之有效的抵抗，为击溃日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两党的阶级属性、政治地位截然不同，抵抗思路和斗争策略也存在差异，这导致两党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有较大区别。本文结合两者在抗战期间的政治军事表现，试对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抗战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的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不同战场作分析评价。

关键词：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

一、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党的应战态度

“七七事变”后，中国国内对于抗日问题并未迅速形成统一意见，国共两党在事变过后都有政治表态，较快作出反应的是中国共产党。

（一）中国共产党首先发出全民族抗战的号召

从时间上看，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立即以极高的抗日积极性和坚决的抵抗意志呼吁全民族抗战。

“七七事变”次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倡导“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在日寇发动对平津进攻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敏锐地认清日军全面侵华的意图，第一时间发出抵抗号召，呼吁积极应战，更强调实现全中国、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仅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面前对形势判断准确、表态迅速、主张正确，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最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革命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通电不是空洞的口号，除了迅速发出实行全民族抗战的号召，中国共产党还为实现全民族抗战急切地迈出了行动步伐。7月9日，红军全体指战员向国民政府发出请命通电，称红军“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在积极向当局请命出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党内发出抗战指示，要求：“加强我党宣传工作，组织各种抗日团体领导人民，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活动，必要时按义勇军组织章程组织义勇军，直接和日本作战，鼓舞全国人民的救亡感情，以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党内外表现出的强硬抗战意志，日本将中国共产党看作侵华战场上更加难以对付的政治对手。经过一个月的交战和对政情、民心的考察，日军华北方面军于1937年9月30日制定出一份《关于收拾事变策略的意见》，当中分析中国政治形势认为：即使打败当前的蒋介石政权，继之“最坏的情况”，“很可能是以苏联势力为靠山的具有浓厚的共产色彩的势力掌握政权”，这样的中国将是“比过去更加厉害的排日的中国”。

10月9日，日本外务省就“七七事变”作对外声明时诡辩称：“日本的行动是自卫措施，相反的倒是中国被赤色势力所操纵，顽固地实行恶性的排日政策，企图用武力排除本国内的日本的权益，违背了非战公约。”日方这一荒诞无稽的声明企图将中国问题的矛盾引向共产党身上，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的坚定政治态度已经引起日本方面的高度重视，并酝酿了针对性策略。

（二）国民党经过谨慎考量，表态牺牲到底

“七七事变”后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谈有关“最后关头”的问题。他认为“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以此作为过去几年中不惜“委曲忍痛”以求和平的理由。但他指出，“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强调“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他坚定地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他还解释“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在谈话里，蒋介石既有毫不妥协的坚定，也有被动应战的无奈，流露出矛盾的情绪。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最后关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是否就已到了“最后关头”？蒋介石坦言国民党政府应对事件须“特别谨慎”、“严肃沉着”。他在谈话中指出：“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由此看出，此时蒋介石决定是否对日开战的关键还在于看日本政府的态度和日军的行动。蒋介石是国民党中央的核心人物，他的观点虽不等于每位国民党官员的意见集合，但终究代表了国民党中央的意志和决策。因此可以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并不是“七七事变”一爆发就表现出坚决抗战的强硬立场。

当然，相较而言，蒋介石已经算是国民政府中的抵抗派，国民党内外从抗战一开始就有浓重的悲观情绪以及各类主和的思想对他的决策构成影响。蒋介石在事变后的国防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到：“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面对这一类支持划疆而治、局部解决的主和观点，蒋介石首先表示：“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

但他随即指出，这一方法最立不住脚之处在于：“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因此他针对局部解决的主张明确表态：“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是把抗战的意义定位在民族性和正义性上的，他强调：“我们现在同日本打仗，不是强的国家同强的国家打仗，也不是弱的国家同弱的国家打仗，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抗战。”而“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争取民族独立和坚持正义，这才应当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坚决抵抗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

由于抵抗不力，平津失陷加速了平津和华北地区形势的恶化，也加速了“最后关头”的到来。8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出席“中央军校扩大纪念周”时的讲话指出，“上周我们国家遭受了非常之大的耻辱，我们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遂宣布：“今后我们只有全国一致，发动整个应战的计划，拼全民族的力量，来争取最后的胜利，以保障国家民族的生存。”此后在“八一三事变”等日本侵略行径的刺激和逼迫下，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抵抗意志更加坚定起来。

作为主导政府当局的执政党，国民党宣布全国应战虽然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迟疑，但一旦决定抗战，其对全国产生的动员效力在当时是其他政治力量无可替代的。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加紧军事紧急部署，一方面召集各党派团体代表、学者名流谈话，共商抗日大计，讨论抗战方针。此外，包括抗战初期开放党禁、颁布进步法令等做法，使中国政治为应对抗战局势出现明显进步。因此可以说，通过国民党的政治作用，中国拉开了全国应战状态的序幕。

二、防御阶段国共的抗日方针

抗战第一期即防御阶段的军事作战以大规模长时间会战为主要形式。这一阶段，在共产党的积极配合下，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大规模作战发挥了打开战局、坚守阵地的主要作用。

（一）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层层固守，正面战场是防御阶段的抗日主战场

针对日军速战速决的作战企图，国民党也很早意识到要采取持久消耗的应战方针，并围绕这一方针提出了多项战术。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落实持久战方针的一个思路是通过严防死守来消耗敌人实力，争取最后胜利。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关于《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的演讲，他特别强调抗日胜利的“唯一要诀”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其意首先是鼓舞前线将士“屹立不动，抗战到底”，同时提出要“切实注意纵深的配备，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以“使倭寇不敢深入我地带之内，他的武器不能发生效果”。

他的预期是通过“镇静固守”，一天一天消灭敌军的气势和力量，同时一天一天增强我方的心志和精神。在他手拟的十二条战术中，前两条分别强调构筑工事和持久不退，并强调前者是“抗倭胜利之最要战术”，后者要求“每到一个阵地，一定要坚持固守”，虽然蒋介石关于阻碍日方武器发挥效能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实际上考虑到中日之间军事硬实力的显著悬殊，单纯强调严防死守、修筑工事、打阵地战，难以实现阻挡、消耗日军并最终获胜的战略目标。

“八一三事变”成为一个契机，国民党借势扩大上海战事牵制日军，淞沪会战改变了日军从华北南下的入侵方向，在战略上成功实现了国民党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标，体现了持久战战略的要求。但在具体作战指挥上，国民党军队的战术仍然主要强调固守阵地，缺少了机动灵活性。1937年10月28日，蒋介石在苏州淞沪前线召集第三战区师长以上官长讲话，继续指示要“处处设防，步步抵抗，有一个据点，就要出死力固守，有一点工事，就要尽全力守住”。当然，抛开战术不够灵活变化的弊病不谈，蒋为了鼓舞士气，强调勇于坚守、勇于牺牲，“未奉命令，至死不退”的精神主张是值得肯定的。

在部署徐州会战时，国民党已经开始注重刚柔相济的作战方法，在作战指挥中强调灵活处理。1938年1月初，蒋介石亲临抗战前线召集第一、五战区团长以上官长训话，他指示：为了达到“固守”的目的，“尤应发挥我军主动攻击精神，配合各种有效战术，攻守自如，陷敌人于被动”。13日，他又对第五战区将士训话强调“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硬性表现为“务在交通要线上，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止战斗”，柔性则在于“以军队联合有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以牵制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当然，灵活的作战思想在运用上不一定能得到完全落实。蒋介石在保卫武汉作战前曾提到守南京和守徐州的战斗，他指出，那时作战是“敌人来了我抵抗一下，抵抗不了就只好后退”。可见，在实际作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战法还是相对被动和僵硬的。

因此，关于持久战，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在实际作战中坚持更多的是一种持久不退、节节抵抗的战术，将其定义为“消耗战”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这种“消耗”着力于抗击敌军，展现出勇于牺牲、勇于坚守的反抗精神，但同时也忽视了对我方有生力量的灵活保存和对战局主动性的争取。

防御阶段的多次大规模会战都遭遇了失败结局，但在此过程中，国民党的抗战思路由严防固守、持久消耗转变为强调多战术运用、刚柔并济，该阶段的抵抗实际上为造成持久战略态势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中总结第一期作战时肯定了该阶段作战的效果，认为七七事变、平津失陷后，国民党及其军队完成了一种战略布置，即并不在华北与敌人争一城一地得失，而是“将我们主力部队，作机动的使用，节节抵抗，逐步消耗敌人，一定先要引诱他到长江流域来”，“诱敌深入到有利于我军决战的阵地”，以此势力来达成第二期抗战的任务。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出师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为配合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红军主力和华中游击队分别于1937年8月22日和10月12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不久开始出师抗日前线，参与配合友军的作战行动。以八路军为例，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分别开赴华北前线：8月22日，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从陕西三原地区作为先遣部队率先出发；9月10日前，一一五师师直部队及三四四旅等进至晋东北代县地区；9月3日，一二〇师主力从陕西省富平县里庄镇地区出发，17日到达山西省榆次；9月6日，八路军总部从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出发，21日到达太原；9月16日，一二九师移驻陕西省富平县，作为第二批出动部队于9月30日开赴前线。

在太原会战中，八路军前线部队配合国民党军包围太原积极作战，从侧翼和后方灵活打击敌人，取得平型关战斗胜利等部分战果。直至太原失守时，八路军与日军“共作战100余次，歼灭日军逾万人，毁伤敌机20余架、汽车数百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多次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收复县城10余座”，对国民党军的太原保卫战提供了直接支援。

在领导武装力量出师作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开展和坚持游击作战的指示。毛泽东和党中央认清形势，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此，要“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分散兵力”，强调这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毛泽东在该指示中特别同意了彭德怀关于“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的观点。彭的这一观点讲出了游击战略目标的精髓所在，在此后的抗日作战中，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坚持采用的游击战术确实达到了这般困扰敌军的效果。

1937年11月，在国民党军于太原会战前线大溃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继续做出关于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指示，认为在“山西各军大溃”之时，“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因此，八路军要“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

对于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38年4月致电前线，强调“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的方式”。可见，中国共产党较早地提出游击作战战略，并在一系列实际作战指示中表现出很大程度的贯彻坚持和灵活运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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