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发 l 事件与日常——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张力和思考（上）（笔谈·中国近现代史教与学的新思考之二）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笔谈·中国近现代史教与学的新思考

主持人语（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建立伊始，中国近代史即是其研究、教学的重点方向和深耕领域，影响不止在高校学界，更及于中小学师生。改革开放后，历史学系着力建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并与中小学师生密切互动。2019年中国近代史课程入选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项目，这次的4篇文章就是此轮建设过程中的教学论文成果。其中邓军依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思考如何以思政来带领学科，进而实现专业课的“课程思政”。文章对历史公共课与专业课的相合与互补做了深入讨论。蔡炯昊则试图引入中国近代史课程讲授的跨学科思考与视野，强调近代科技因素对时人感官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冲击，进而以此为中心反思了中国近代史中“常与变”这一重要话题。张晓川从中国近代史专业课程内容的“去熟悉化”入手，探讨现行课程中通用章节的利与弊，其中作者对甲申到甲午十年间的史事与其讲授思考尤深，充分展示了教研如何互补的方法和路径。李文杰着眼本科通史基础课的衔接贯通问题，以其擅长的清史和近代史为抓手，提出增加衔接部分的课时量，配合精选史料阅读，穿插小专题等改进措施。为通史课如何真正做到“贯通”这一大问题提供了可参考的方案。

事件与日常

——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张力和思考（上）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蔡炯昊

2020年秋季学期是我第三次讲授历史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中国近代史，作为这门课程的主讲者，相比各位师友，我算是个新手。这三年来结合教学和研究，持续阅读相关研究论著和史料，也积累了一些这门课程教学方面的心得和反思，不揣冒昧，在这里野人献曝，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对“事件”的反思

“中国近代史”课程是历史学本科专业必修课中国通史的近代部分，与中国古代史部分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少自身的特点。以下将结合教学实践来谈一谈我的体会。

根据四川大学的培养计划，“中国近代史”在本科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每周四个学时，课程所涵盖的时间段是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辛亥革命。

一般而言，早期的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一样，皆依循这段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展开，事件如同海面上的波涛，波波相续而连绵不绝。事实上，“事件”的边界和重要性并非清晰而不言自明的。历史上的“事件”皆经过了时人和后人的筛选，对其重要性也有所别择。进而言之，时人与后人一样，在历史发生的当下或不久之后，即依据一套“事件生产机制”，“通过衡量与中心的远近区分轻重，编制成重要程度不等的层级”并组织编纂相关史料，以备查询。

早期各种中国近代史领域的通史性著作及教材，章节名称内容或有所不同，其所依据的研究范式也有所不同，如“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等等，但大抵皆以重大事件为线索铺陈史实。毫无疑问，中国近现代史上变乱频仍，在相对不算特别长的时段内，大的事件一桩接着一桩。在大事件之下，又有若干中小事件，伴随着这些事件的是持续而全面的变革。

美国汉学家沙培德（Peter Zarrow）在给本国学生编纂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时，即以“战争与革命”作为主标题，尽管他开篇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其中有些是暴烈的，另有许多则缓慢而不引人注目。”缓慢的变革可能影响深远，但毫无疑问不如“战争与革命”那样吸引学者和学生的眼球。

罗志田教授曾指出：“过渡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总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中。首先是既存秩序不再显得‘恒常’，同时过去相对易得的‘稳定’，也被频繁而剧烈的动荡所取代。”

因此，学生在学习中国近代史时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种类似于“看电影”的体验，一幕一幕播放过去，学生很容易被充满丰富“情节”的事件所吸引，而忽视了其他。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事件都有其发生的时空脉络。仍以电影为例，电影拍摄过程中，会积累较多的素材，而通过剪辑最终呈现给观众的，如同冰山的水面部分，其水面之下，仍有庞大的基底。

以事件史为中心的教学和研究，特别是中学和大学本科的教学，会在不经意间形塑学生的历史认知框架。

举一个例子，前些天我看到有网友发言说：“乾隆1799年死的，41年后鸦片战争爆发。印象中以为乾隆在的时候，清朝如日中天，离清末很远，实际上很近很近。”

可知在发言者的心目中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性事件鸦片战争已经发生在“清末”。这种认知显然是有偏差的，鸦片战争发生的时刻，距离辛亥革命清代覆亡尚有70年时间。“人生七十古来稀”，70年的时间跨度，已经超过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不少。

更直观地说，一个鸦片战争时出生的婴儿，如果有幸度活到辛亥革命，清代覆亡，已经是一个垂垂老者。之所以让网友产生鸦片战争已经是“清末”的认知，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事件为中心的教科书和近代史教学，在鸦片战争之后隔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数个事件之后，便是导致清朝灭亡的辛亥革命。这些事件在教科书上紧密排列，似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不经意间影响了学生认知中国近代史的时间感。

法国年鉴学派巨擘布罗代尔提倡“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将历史分成三个层次，分别是结构、局势、事件。布罗代尔重视历史中的长时段因素：地理、气候、物质文化等等属于变化缓慢的结构，而事件层面的历史如同海面上转瞬即逝的浪花，无足轻重。在此基础上，他提醒历史学应注意“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我们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地遵守的习惯或者例行公事，即不下决心、不加思考就到处风行和自动完成的成千个动作。我相信人类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泡在日常生活中。”

然而，具体到中国近代史的时段，这数十年中变乱相寻，海内多故，决非承平无事之世。即便通常会被视为变化缓慢的“日常生活”层面，在此一时段亦急剧变化。故以重要事件为中心，研究和叙述此段历史，从一开始便是通行的做法，这一做法也自然而然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的教学。

钱穆先生在比较中西史学的差异时，曾经敏锐地注意到：“西洋史学重事，中国史学重人。”中国传统史学注重表彰“无表现”的人物，所以司马迁撰写《史记》，以伯夷叔齐居列传之首，重精神而不重表现。固“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

中国历代正史以纪传体为中心，其中人物传记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故梁启超曾批评其如同杂乱堆叠的“墓志铭”。与之对照，新史学的体例，更接近传统所谓“纪事本末”之体，叙事固然清晰，有利于厘清一事件的过程和前因后果。然后事背后的人及其完整履历，无法归入事件之中的那些体验和细节，则变得模糊了。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层面显得尤其突出。

近年来，清华大学的侯旭东教授开始反思以“事件史”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关注“日常统治史”。他曾以鸦片战争这一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为个案，试图展示一手史料在经过时人和后人编纂形成二、三手史料的过程中，事件是如何从丰富而杂乱喧嚣的背景中变得清晰可辨的：

所谓的“鸦片战争”，不过是将鸦片贸易、销烟、东南沿海发生的多次战事，以及此前朝廷中关于弛禁与严禁的讨论，战后双方议和、达成协议，并具体落实，等等，从按照时序发生的无数事件、事物中抽取出来，聚拢在一个名为“鸦片战争”的巨伞之下，并进一步从后代历史演进中发现（“发明”）其意义，探究与此相关的方方面面，构成近代史叙述链条的重要一环。

侯旭东进而指出后来的资料编纂，规约了研究者和近代史教学时的方向和框架，使得不在框架之中的异质信息不能传递：

毋庸讳言，当我们的目光仅仅停留在《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以及《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主题集中于这场战争的各种著作或中外史料集，思考的焦点自然不会脱离战争的前因后果与过程，无论关注的是多么具体而微的问题，无论如何跳出善恶忠奸的道德评价。因为自入手处便已被决定了，被这个概念以及概念指导下选取、编辑的资料划定的范围所限定了。

反思至此，似乎还可向前追问，以“事件”或者“叙事”为中心来认知过去，是否根植于人类认知框架之中，只不过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易言之，放弃事件的框架，是否意味着过去会变成杂乱无章的信息碎片？

与事件的过程相比，关键性事件发生后所产生的长时段或中时段的变化，也许是更值得在教学中予以重点讲授的。但课程的容量总归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时间中尽可能多地将历史的全貌呈现出来，无疑对于教学的方法提出了挑战。

我个人的体会是，教学的节奏变得很重要。课堂教学是一种历时性过程，学生听课与阅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阅读常常是可以重复的，但听课则是一次性的。著名导演侯孝贤回顾他的职业生涯时曾经提到，在拍摄了最初的几部故事片之后，他一度陷入迷茫，不知道如何用镜头语言讲好一个故事，能够在主要情节之外，尽可能地呈现生活中的常态。直到作家朱天文给了他一本《从文自传》，他一读之后大为叹服，从中领悟到电影镜头要“远一点，冷一点”。

这个案例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其实有所启发，我们聚焦于快速变化纷繁复杂的事件时，是否应该将“镜头”拉远一点，看看事件发生的场景，那些变化相对缓慢甚至不怎么变的因素。

（未完待续）

注：

①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5期

②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历史教学问题”微信公众号，保留公号二维码

③注释从略，可参见原文

历史教学问题

推进史学研究创新

深化历史教育改革

培养公众历史意识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点亮在看，共赏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