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涛涛
来源：《内蒙古大学学报》
转自：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
1848 年的欧洲社会，革命不断上演。有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置身其中: 马克思与托克维尔。没有证据显示，托克维尔知晓或认识马克思，抑或是阅读过其著作。“至于马克思的著作，我不认为托克维尔也熟悉。”但托克维尔很可能“读过有关马克思的二手文献”。而马克思知晓托克维尔，阅读并在写作中引用过其著作，“马克思在其编辑出版的《德法年鉴》中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其中的关键论证正面引述了托克维尔 1835 年发表的《论美国的民主》中关于宗教和国家关系的观点”。1848 年法国革命的爆发，让两人的思想产生了联系。“尽管没有证据支持，但在 1848 年二月革命之际，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很有可能在巴黎的街头擦肩而过，那时的托克维尔正处于革命的中心，而马克思在他从布鲁塞尔去往德国的旅途中正短暂停留于巴黎。”
1848 年法国革命，历经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最后结果却是波拿巴独裁统治的建立。可以说是“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在革命爆发之际，马克思与托克维尔就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革命后，他们更是对革命进行了系统性思考。作为革命亲历者的托克维尔，在革命结束后不久便撰写《回忆录》，详细记述了革命全过程，为后世提供了珍贵史料。马克思撰写的系列文章，更是成为分析 1848 年法国革命的经典之作。比较二人对 1848 年法国革命的认识，对我们深入研究他们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革命原因的认知差异
马克思与托克维尔均认为，1848 年革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究竟哪些因素发挥了作用，他们对此有着不同的认知。马克思认为，经济因素归根结底起决定性作用。托克维尔也认识到革命背后的经济因素，但他更关注政治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背后的民情因素。
马克思认为，在诱发 1848 年革命的多种因素中，经济因素归根结底起决定性作用。这是马克思理论的显著特点，即“对政治提供了经济解释”或“探求革命的经济原因”。马克思认为，革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848 年的法国，资本主义普遍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开始寻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 “迫切要求以改革的形式来彻底改变现存的政治秩序和其他一切上层建筑” 。但七月王朝已经沦为一个封闭性政权，代表着资产阶级上层集团的利益，而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 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政权封闭性使得内部改革无望，只能通过外在冲突实现政治变革，而经济危机成为导火索。“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愤怒发展成了起义。”经济危机导致大量的法国小业主和小商人破产，直接诱发了革命。“从 1845 年开始，全法国破产总数不断增加。破产情况:1845 年是 3447 家，1846 年是 3795 家，1847 年是 4762 家，1848 年是 3541 家。破产给城市小资产阶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正是这些破产的小业主和大量失业工人，构成了 1848 年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一方面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危机的直接结果。 而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危机便是马克思语境中的经济因素。
民情居于核心位置在对革命原因的分析中，托克维尔也关注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大量工人、农民聚集巴黎，为革命准备了力量。但托克维尔更加关注革命背后的政治因素: 一方面，法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巴黎得以成为革命中心，牵一发而动全身; 另一方面，七月王朝缺乏公共政治生活，阶级对抗异常尖锐。“一切政治活动都由一个阶级的成员把持，按照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处理，所以不能出现由几个大政党参战的战场。” 托克维尔认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没有内在联系。托克维尔对革命的分析是一种政治视角，其对于“托克维尔的意义就如同生产方式对马克思的意义一样，它主要代表一种分析的出发点，是起到指导全局的作用”。但光有政治因素还不够，真正引发革命的是民情因素，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在革命中体现为社会共识。革命前，各种经济、政治学说，即托克维尔眼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舆论: 底层民众开始认识到，贫困是法律造成的后果，只有改变社会结构才能予以消除。“这场革命根本不是因为工人阶级的苦难引发的……引起这场大动荡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观念。”
《1848》
二人对革命原因的认知差异，源于各自理论方法的差异。革命前，马克思便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方法———唯物史观，注重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产力出发去探寻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而托克维尔在考察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过程中建构起了一种新的政治科学———民情构成社会的基础。民情在社会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民主( 社会) 存在于风俗、法律以及多数人的观念中”。
对革命性质的认定差异
马克思与托克维尔均认为，共和国是革命的主要成果，决定了革命性质。但他们对革命性质的认定存在差异。马克思认为，共和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共和国，1848 年革命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托克维尔认为，共和国确立了议会制和选举制，废除了资产阶级特权，1848 年革命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特权的政治革命。
面对大资产阶级统治，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建立以选举制和议会制为基础的共和国，而底层民众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共和国成为他们的共同目标。在各阶级的共同努力下，二月革命完成了这一任务。革命主体是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对象是大资产阶级主导的君主制，革命任务是建立共和国，由此决定了二月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对于共和国本身，各阶级表现出不同的期待。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有产者，希望共和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而无产阶级则希望建立以生产资料社会化为基础的共和国。受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共和国只能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二月共和国事实上不过是，而且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的要求超越了生产力水平，也背离了其他阶级的经济基础，导致双方矛盾升级。“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最终，无产阶级发动六月起义，但很快便被镇压下去。六月起义只是革命进程中的短暂插曲，并没有改变革命的资产阶级属性。
托克维尔也关注到七月王朝的封闭性，只不过他认为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排斥其他阶级。“一切政治权力、一切豁免好处、一切特权、政府的一切管理权，统统落在这个资产阶级的狭小的圈子里，在那里堆积如山。”最初，社会各阶级要求进行选举和议会改革。但政权当局盲目乐观，顽固拒绝各阶级的改革要求。即便革命一触即发，国王路易·菲力浦仍向身边大臣说: “一切都会消失在烟雾中。” 自知无法通过合法程序推动议会和选举改革的王朝反对派，鼓动底层民众反对政权当局，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宴会运动，最终导致二月革命的爆发。在托克维尔看来，二月革命的主体是王朝反对派和底层民众；二月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的特权统治；二月革命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特权；二月革命的结果是共和国的建立。由此可知，二月革命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特权的政治革命。
《竞逐权力》
托克维尔认为，1848 年革命与社会主义理论密切相关。二月革命后，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大量涌现，无产者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反对特权，而是要求推翻特权的社会基础，即财产所有制。而王朝反对派、小资产者和农民都无法接受如此激进的政治主张。六月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这不是一场骚乱，而是所有内战中最可怕的一次，是阶级反对阶级、一无所有者反对有产者的战争。———这不再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是牵涉到财产，家庭，文明，一句话，涉及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事物”。革命主体是无产者，而革命对象已经变成共和国，这使得起义本身表现出社会主义属性。但起义很快就被镇压，并没有动摇 1848 年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特权的属性。可是，托克维尔始终将社会主义视为法国的威胁，因为其威胁到个人自由，“社会主义反对个人自由，蔑视个人理性，以及不尊重个体。他们试图从各个方面消灭、剥削和限制个人自由”。两者对革命性质的认定，均和资产阶级密切相关，只不过马克思将之界定为革命主体，而托克维尔将之界定为革命对象，这种差异源于他们对阶级的不同认识。马克思语境中的资产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与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密切相关。托克维尔认为，资产阶级是个政治概念，与其政治地位相连。但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而是一个从中等阶级中分离出来的团体，成为社会中掌握特权的上层阶级，两者没有明确界限，中等阶级成员也能成为资产阶级。 托克维尔对阶级的认识，深深打上了等级制社会的烙印。
对革命结果的认识差异
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均对革命后的政治局势有所期待。马克思相信，六月起义的失败，本身就孕育着新的社会主义革命; 而托克维尔希望依靠共和国重拾自由和荣誉。但局势的发展使马克思的乐观信念和托克维尔的殷切期望无从实现。波拿巴当选总统后，他们更是确信，独裁统治必将建立。即便得出同一结论，他们也是遵循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马克思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而托克维尔立足于法国政治传统。
在马克思看来，波拿巴当选是法国社会各阶级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对工人阶级来说，原本呼声相对较高的卡芬雅克和赖德律·洛兰均被排除在外，因为前者是镇压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刽子手，后者要求政权当局应对六月起义予以更强力的镇压。无产阶级大多投票支持波拿巴，主要因为他反对卡芬雅克。在工人阶级看来，击败卡芬雅克，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宣布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和“六月胜利”的无效。农民阶级普遍支持波拿巴，因为波拿巴作为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迎合了农民阶级的“拿破仑观念”。所谓“拿破仑观念”，实质上反映出农民阶级对拿破仑时代的怀念。路易·波拿巴也充分利用农民阶级怀念拿破仑时代的心理，在竞选时便以拿破仑继承人的面目出现，向农民作出废除苛捐杂税等承诺。而且，此时农民约占法国总人数的 2/3 以上，直接决定选举结果。另外，拿破仑对于 1848 年的法国社会其他阶级而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军队均能从拿破仑所代表的社会秩序中找到存在感。对于大资产阶级而言，拿破仑代表君主制; 对于小资产阶级而言，拿破仑代表债务的取消、小产权的保护; 对于军队而言，拿破仑代表荣誉、战争。“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 月 10 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 顶着拿破仑光环的路易·波拿巴，自然得到了这些阶级成员的拥护。而波拿巴专制独裁统治的建立，同样是各阶级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只不过此时的法国阶级斗争主要在波拿巴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农民阶级将波拿巴扶上台后便被后者抛弃。“波拿巴当选总统后的第 7 天，即 1848 年 12 月 27 日，他的内阁就提出恢复盐税，以最辛辣的方式嘲弄了自己的选民。”而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后便日益消沉。波拿巴本人，自记事起就以恢复拿破仑帝国统治及重新确立波拿巴家族在法国的统治地位为己任。波拿巴先是联合保守派共同对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随后又同保守派展开斗争，充分利用其掌握的行政权优势，逐步争取地方民众和军队的支持，打压激进民主派，孤立保守派，一步一步地走向独裁统治。
托克维尔也关注到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法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变化，但他主要关注温和共和派。温和共和派是法国社会中等阶级的代表，肩负捍卫政治自由和共和制度的使命。在 1849 年 5 月的立法议会选举中，温和共和派成为议会少数派，托克维尔开始意识到: 共和国已经岌岌可危。相比于马克思从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寻找依据，托克维尔回顾历史，在法国政治传统中探寻共和国的历史宿命。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波拿巴仿效拿破仑一世，再次将帝国强加给法兰西民族。“这时隔半个世纪的两次政变的一个共同之处是: 革命后的共和国迫不及待地走向专制。”两次政变源于同样的政治传统，即“政治活动都由一个阶级的成员把持，按照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处理，所以不能出现由几个大政党参战的战场”。社会矛盾无法在政治秩序下消解，法国民众往往诉诸革命手段。革命之后，法国民众因政治生活的缺失而不具备政治经验和政治激情，难以适应政治秩序的重建。“排斥政治和政治自由，导致人民发动革命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而革命又进一步导致社会对政治和政治自由的恐惧从而为专制奠定基础。”大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如此，1848 年革命后的法国社会亦如此。1789 年大革命前的法国，特权阶级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为了争取自由和平等，第三等级发起大革命，摧毁了封建特权。但长期缺乏政治生活的法国民众无法适应大革命后的政治重建，尤其是在经历雅阁宾派的恐怖专政后，更是厌倦了依靠流血和牺牲争取来的政治自由，于是甘愿放弃自由，以换取中央权力对自身财富和安全的保障。七月王朝依然延续了法国政治传统，资产阶级成为特权阶级，而中产阶级醉心于物质利益而无心参与政治生活。法国民众依然无法适应 1848 年革命后的政治秩序重建，只得委身于中央权力。马克思与托克维尔对 1848 年法国革命的看法差异，折射出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马克思表现出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结构是雇佣劳动制，社会结构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也表现为两者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加剧无产阶级的贫困，激化阶级矛盾，从而引发革命，其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逻辑是其所发现的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马克思通过生产力和经济危机解释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程度，通过阶级斗争解释革命的走向和发展前景。但无产阶级革命迟迟未见现身也促使马克思进一步完善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逻辑，这本身就是唯物史观一般原则的应用。革命条件不成熟的根源依然在于经济因素，马克思“显然是过高地估计了当时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过低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扩展能力及其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能力”。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两个决不会”理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托克维尔表现出的是对民主社会的分析逻辑：19 世纪的欧洲处于由贵族制社会向民主制社会的转变时期，驱动这一过程的是民众对自由激情和平等激情的追求。但在趋向民主社会的过程中，民众对平等的欲求往往更加强烈，而这植根于民族的整体道德即民情之中。托克维尔对 1848 年革命的看法便是在该逻辑中展开的：一方面，托克维尔从横向视角出发，对比同时期英国、美国所经历的由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转变。与法国具有同样贵族制传统的英国，其政治转型较为成功，政治自由得以保障。而美国因其得天独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无须经历漫长的转型而直接进入成熟的民主制社会。英美两国的成功转型让托克维尔看到了希望。另一方面，托克维尔从纵向视角出发，从历史中追寻法国的宿命。大革命以来缺乏政治生活的传统使得法国社会所经历的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转变，实际上陷入了“革命—专制政权建立———再革命———专制政权再次建立”的历史怪圈。1848 年法国革命便是这一历史怪圈的环节之一，这让托克维尔深感悲观。相较而言，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提供了一个基于长时段的社会分析框架，具有极强的容纳力和解释力。但此时马克思还停留在笼统的分析和直观的描述层面，缺乏经验事实的论证，而这有待于马克思在 19 世纪中后期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予以弥补。托克维尔则提供了一个基于短时段的政治分析框架，注重经验事实，对事件的发生往往能够作出准确的预知。但对于历史该向何处去，他则不甚关心或者说是刻意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