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沃尔夫冈·J.

作者：徐贲，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转自：南方周末（ID：southernweekly）犬儒主义的特点之一是玩世不恭、语带嘲讽、轻蔑鄙视。它经常是某些个人的“性情”特征——性格、习性、思想习惯、情绪心情、说话腔调。习惯性犬儒主义之所以有害，不在于“看穿”，而在于“看穿一切”。文｜徐贲原标题｜“用脚后跟想”的犬儒主义常有人说，“用脚后跟想”就知道某件事是对的或错的，可能的或不可能的，等等。这是一个有不同语义的说法。有的是拿它当一个俏皮的比喻，意思是不需要专业知识，只凭常识就能知道；有的是挖苦讽刺，意思是根本没用脑子，瞎想；还有的则是鄙夷不屑、武断、自大、根本不在乎的拒绝，意思是，明摆着的事，不用想也知道。传媒学教授亚乃特（Ronald

世纪中后期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予以弥补。托克维尔则提供了一个基于短时段的政治分析框架，注重经验事实，对事件的发生往往能够作出准确的预知。但对于历史该向何处去，他则不甚关心或者说是刻意逃避。

文/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道德溃败似乎已经成为常见现象。尽管有人试图论证这仅是特例，但更多人通过自己的耳濡目染来判断真实的道德状况。在凤凰网组织的一项超过10万人参与的调查中，竟然有87.7%的网民不同意中国“主流呈现出良好道德风貌”，认为中国“道德滑坡状况确实存在”。而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溃败”说，易中天教授的“道德沙尘暴”说，郑永年教授的“道德解体”说，以及凤凰卫视举办的关于“道德崩溃”的讨论访谈节目，都反映出学界和媒体对中国道德前景的重大担忧。01

上观新闻德国海德堡山顶墓地里埋葬着一个人。他的墓志铭是其妻从《浮士德》中挑选的一句话：尘世一切皆寓言，自此吾辈再无君。这个人就是德国学者马克斯

Kaneko）曾经提出过一个模型，行为人中一方以为自己在进行“性别战”博弈，另一方则将该博弈理解为“囚徒困境”，最终双方仍然能达成唯一的纳什均衡；金子守称其为“归纳博弈论”（inductive

除非你执著于世上不可能之事，否则即使可能的事情也无法做到。——马克斯·韦伯

作者：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南都观察特约作者转自：南都观察家（ID：naradainsights）根据犬儒人士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演戏……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真正追求真理，那些异议人士，很可能就是一些撒谎的骗子。每个社会都有规范，也会有破坏规范的事情发生，当这种事情发生时，该不该干涉？干涉要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事情与你无关，干涉有损个人利益，你还要不要干涉呢？这种干涉是不是“多管闲事”或“吃饱了撑的”？这样的问题都会涉及利己和利他的问题。社会学家在合作理论中所说的“第二方惩罚”和“第三方惩罚”就是关于这些问题的。社会中的群体规范要得以维持，必须具有人们普遍期待的制约作用，即违反规范的行为会受指责和惩罚。这是一种民间的，而非国家法律的制裁。现代国家垄断了暴力惩罚的权力，因此，群体中对违反规范行为的“惩罚”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与法律运用暴力的惩罚是不同的。▌第三方惩罚”是社会规范的必要机制因素社会规范的核心就是制约过度的利己，尽可能倡导和实现合作。制约利己包含着要求利他，因此，利己或利他必然成为遵守或违反规范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违反规范的行为，起制约作用的可能是“第二方”（第二方惩罚），第二方的利益直接受到了违反规范者（第一方）的侵犯，就会寻求对第一方的惩罚。例如买卖双方有约，但一方使诈欺骗，损害了另一方的利益，如顾客挨宰或受骗，要向店主讨个说法，或将其告上法庭。被骗的一方就是“第二方”。利己经常作为两个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而放在“囚徒困境”中讨论。单次发生的囚徒困境，和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结果会不同。单次囚徒困境的第二方惩罚是在博弈关系之外的（诉诸法律或自行暴力报复）。但是，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复地进行。因而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去“惩罚”另一个参与者前一回合的不合作行为。▲

除非你执著于世上不可能之事，否则即使可能的事情也无法做到。——马克斯·韦伯

除非你执著地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否则即使可能的事情也无法做到。——马克斯·韦伯

11）。考虑到霍布斯的思想中深刻的神学背景，这就不仅仅是理论和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也是意志和理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恰恰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参见Natural

加尔文认为，介入信徒的经济及社会生活型态，不仅是教会的权利也是义务。他认为金钱既是上帝实现神圣救赎计画的媒介之一，教会就有必要对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立基于信仰的立场，对全体社会的福祉发挥正面的影响力。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韦伯这一重要见解如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在塑造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再次申明，我的解释和分析都是非常简略的。可以视为我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计划的纲要，而不是充分的论证。

除非你执著地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否则即使可能的事情也无法做到。——马克斯·韦伯

到此为止，韦伯论述中展示出的逻辑可以这样来概括：预定论教义→信徒的心理焦虑→回到“因信称义”→信仰的见证→自然法信念→选民状态可辨→信徒的比较和努力。根据这一概括可以对上文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现状的深刻认识和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严重不满，亨廷顿在其著名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开篇第一句话就讲道：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统治的形式”(the

191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租地经营或以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业主为368003户，所有者农业业主为67389户，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同时租佃部分土地的农业业主为20327户。

除非你执著地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否则即使可能的事情也无法做到。——马克斯·韦伯

尽管18世纪英国政坛领袖在究竟采取哪种趋向的问题上经常争执不休，相互攻讦，但他们各自采取的具体政策却经常有相似之处。第四任英国首相纽卡斯特勋爵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LordNewcastle,

圣德太子还制定了“冠位12阶”。用中国儒家学说的“德、仁、礼、信、义、智”来分别称呼各个位阶，每种称呼又分为大、小两个等级，如“德”又分为“大德”、“小德”，“礼”又分为“大礼”、“小礼”等等。

在第一本书中，奥卡姆总结道，不仅仅对教皇权力的本质和范围，而且也对教皇的个别行为作出公共的审查和判断是允许的和有用的，如果教皇的这些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是恶意的。（第十一章）。但是，尽管他偶尔也（in

在这种“过剩产品输出”论的基础上，19世纪英国著名的殖民问题研究者E.G.威克菲尔（E.G.Wakefield）于1849年在他所写的《论殖民化的手段》（《A

可以看出，在韦伯前期的思想中，已经开始注意到了经济伦理问题，只是对经济伦理问题的把握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思路，也没有把经济伦理作?

事实上，正是这种良知治理的观念，构成了普通法治理的内在核心，特别是普通法有关“合理”（reason）的观念。在普通法中，所谓“合理”，用柯克爵士的话说，就意味着合乎“衡平与好的良知”（equity

过多或者不足，也可能是因为以往的先例难以理解，范围不清，甚至由于时代久远等原因而失灵。[237]不过总之，疑难案件就意味着法庭难以象例行案件一样，借助类推，找到一种简便易行的处理案件特殊事实的方式。

但随着韦伯通过支配社会学的研究将他一直关注的政治问题纳入社会理论的问题域中，新教教派的伦理理性化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理性化之间的基本思路却面临了与韦伯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悲观预言”的诊断类似的困境。

代社会之根芽。随着时间的推移，领主附庸关系中的身份性特征El益衰减，而其契约特征发芽生长，领主附庸关系也随之衰弱直至湮灭。

天命论的论旨,就正当性的问题而言,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天命是统治者的正当性的基础。天命使得统治正当化,同样,正当性的丧失也是由于天命的终止或抛弃。我们只需引用几段文字,就可以明显地印证这种讲法:

韦伯对于权力所下的定义使得统治的关系可以在不同性质的组织中出现,例如,市场、教会、课堂等。而权力的来源也可以不同。他指出两种权力的来源。首先,权力可能是由利益状况(constellation

「形式不理性」的法律在现代普通法体制仍然存在。例如，法官应就当事人提出之请求及证据判决；依据当事人进行主义，当事人未为主张之请求，法官应视为不存在；证据未显示的事实，亦视为不存在。Weber,

jurisprudence)，依照判决先例以发现法律的实证法律阶段。第三阶段是由世俗权力或神权政治力所创设的法律。最后阶段则是由受到形式逻辑法律训练的法律人所创设的体系性、专业化的法律体制。[83]

最后，韦伯在其中扮演了一种突出的、甚至是主导性作用的另一场广为人知的斗争(Schumpeter1991:221)，是价值斗争或价值判断。在这场斗争中，韦伯据说“也是同样接近于奥地利学派的立场”

关于价值理论和一般经济学两者跟心理学的关系，韦伯的观点看上去很独特。首先，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价值理论）曾经是——并且应该是以心理学为基础。例如，Wicksteed

battalion）这个一直用到今天的术语来表示穆兄会的管理核心；这就是为什么目前的包括特工在内的兄弟会领导层都亲自参与暴力圣战和恐怖活动，如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福图赫(AbdelMoneim

terrorism)的政客一般，亨廷顿批判了美国领导人如比尔•克林顿——他曾说过，西方与伊斯兰之间没有争执，而只与暴力极端主义者之间存在冲突。亨廷顿说，“1400年的历史表明，事实恰恰相反。”

其实，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传统与理性也不像韦伯所说得那样对立、那样不共戴天。就以民主这个被认为是现代性的关键要素来说，西方几个最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话说回来，从文化国家论出发，民族主义首先旨在维系本民族的独特人格理想。因此，在一个大国实力角逐而竞争激烈的世界上，德国民族主义追求大国地位，其起码的消极意义在于维系德国独特的文化、独特的理想人格。

尽管从20、30年代的洛维特起，西方学者就已开始研究这两位伟大思想家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始终是一个言人人殊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找到马克思与韦伯的显著不同：

韦伯的"政治"概念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古典的。然而古典"实践"或"行动"概念在近代有了巨大变化。许多学者指出，韦伯是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的后裔，后者明确将行动主体从古典的公民转向近代的国家。

尽管其他种族和文化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参与了美洲的发现和开创，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看来，这仍然是由欧洲人主导和控制的一项欧洲事业，而欧洲人则把他们的语言、宗教和大部分生活方式赋予了这项事业。

production）角度进行的分析别无二致。简而言之，这就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了因果链条的另一面，对其意义的深刻认识，要求我们修正对韦伯资本主义分析的普遍认知。

turns)。一种可能的猜测是：无论在字面意义还是在讽刺意义上，韦伯的概念运用都遵循着一种最初从清教主义发展而来的框架；毕竟，“理性行为的产生”[33]，正是以清教徒的天职观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