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 林叶 | 私摄影的私与公 02
林叶
艺评人、译者。主要从事视觉文化的研究与摄影理论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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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摄影不是只关注个人生活的封闭式的创作，而是对具体的公共社会问题的反映和批判。
在很多时候，私摄影因其之“私”而被认为是一种缺乏公共性的摄影创作。我们往往认为，私摄影只不过是关心自己身边半径两米范围内发生的“小”事、“私”事，是某种自怨自艾式的喃喃细语，拍摄者曝露自己私生活，这种行为可能只是哗众取宠的一种手段，是封闭的、对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参考意义的事情。换言之，只有关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战争、贫穷等宏大命题的作品，才是值得重视的、是有意义的。而个人的“小”事、“私”事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
另一方面，在讨论私摄影的时候，我们又往往只是从摄影内部的发展逻辑去进行考察，似乎这只是摄影家在探索摄影风格、表现手法或者创作题材的过程中形成的某种自足自明之物。倘若追溯历史，将私摄影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中去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私摄影与其他摄影类型一样，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相联动的，是社会现实、思想变化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展变化的一种产物。它非但不是只关注个人生活的封闭式的创作，反而是对具体的公共社会问题的反映和批判。
那么，要把握私摄影的公共性，我们就必须重新回到私摄影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
1950年开始一直出于战败阴影下的日本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获得转机，经济飞速发展，进入了长达20年左右的“高度成长期”。从1950年到1973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经济上的繁荣也对摄影带来了重大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相机产业的迅猛发展。1950年理光双反相机III型以低于市面相机的价格面世，让相机进入普通家庭成为可能。1950年代前半期，日本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相机销售高潮。
在这之前，摄影基本上依然属于极少数专业人士的工作和富豪阶层的奢侈爱好。摄影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就是在特殊日子里让摄影师拍肖像照或全家福。以此作为一种象征性仪式，来见证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存在。
（奥林巴斯pen）
随着照相机产业的蓬勃发展，价格低廉的小型化相机成为了相机市场的主流。尤其是以1959年上市的“奥林巴斯pen”为代表的的半幅相机，以低廉的价格于1960年代前半期在日本社会刮起了一股半幅相机的热潮。这也让摄影成为了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所有的日常生活场景都可以随时随地轻松地抓拍，让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都能够被记录下来。到了1970年代，日本拥有相机的家庭达到了八成以上，迎来了“家家都有照相机”的时代。而照相机电子技术的发展，让相机的操作系统日益自动化、简易化，摄影技术上的门槛大大降低，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摄影的队伍中来，人们开始积极地用摄影来记录自己的生活，进行自我表达。
这就导致了摄影意义的转变——从原本的作为某种特定意义的证据转变成为日常生活每一个瞬间赋予意义的手段。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变，那么估计也不会有后来的私摄影。以深濑昌久、荒木经惟、牛肠茂雄等人为代表的私摄影创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上的。可以说，私摄影并不是一群专业的摄影家自己琢磨出来的一种创作方式，摄影家并不是私摄影的发明者、创造者，他们的创作正是日本社会中出现的大众摄影现象的一种体现，也是对这种摄影现象的纯化。
这种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哺，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1990年代初期开始在日本兴起的女子摄影。1986年，全自动相机的普及在日本达到巅峰，市场上出现了带镜头的一次性“胶卷相机”。这种相机一部仅需1380日元，而且几乎所有的观光地、车站小卖部、超市、便利店等店铺都能买到，这也让所有人随时随随都能拍出精美照片成为可能。
（HIromix）
（蜷川实花第一本摄影集17 9’97）
1990年代前半期，以日本高中女生为中心的女性成为了当时相机市场的主要消费者。这些高中女生用一次性相机随手抓拍身边的日常事物，通过拍摄行为与同伴们交流，建立群体间的伙伴关系。在那个时期，自拍和遥控装置成为全自动相机必备功能，这让自拍肖像照成为了家常便饭。她们利用各种轻巧、便捷的摄影手段来拍摄日常生活的细节和自己的生活状态，拍照从一种记录行为转变成了娱乐行为，她们可以在镜头前装扮自己，进行表演，确立并表现自己的个性，也与其他人交换照片，互相欣赏，成为人际交流的一种手段。而以Hiromix、长岛有里枝、蜷川实花为代表的女子摄影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她们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来自于摄影领域，甚至她们中的一些人在有意识地进行创作之前，并没有看过那些摄影家创作的私摄影作品，而更多只是受到同伴之间互相影响的结果。
从这一点上看，私摄影本身就不应该被局限在一个专业化、神圣化的“摄影作品”范畴里，一旦还原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现象，私摄影的出现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公共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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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摄影又具有一种“与公相对”的性质。
回到摄影领域，将私摄影作为摄影家的摄影表现——以摄影为媒介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记录、思考和批判——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私摄影又具有一种“与公相对”的性质。
日本战败之后，社会原有的信任感被颠覆，价值观崩塌，整个日本社会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过去那个建立在军国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被摧毁了，留给他们的是来自美国的统治。旧世界的崩塌让年轻一代人开始不再相信日本政府所宣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样的不信任意味着既有的超验存在的终结，前人所构筑起来的世界已经不是牢固而不容置疑的基础，从而陷入了某种绝对孤独的状态。
（东松照明摄影作品）
在经历过战争、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摄影家东松照明看来，战争期间日本人人都在讲战争必胜，称美国人英国人是“鬼畜”。可是战败了之后，占领军一到，又都纷纷对美国人英国人说“Give me”，向他们要巧克力、泡泡糖，这就是莫大的讽刺。他不再相信上一代人传播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政府单方面输出的意识形态。他说，“以战败作为一个分界线的话，孰明孰暗就会看得很清楚，这其中，价值观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单方面萌生对大人的不信任感，而且这种感觉逐日增长。这个过程的同时，新时代也开始了。我在这个时代里，渡过了自己最为敏感的这段年龄，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时代体验，可以说，这种体验就像是一块滤镜，通过这个滤镜，能够看到我的一生。所以，现在我称之为原光景，不管做什么，都要在这里反馈一遍”。
那么，他们就必须主动地去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来维持自己作为人的权利。这样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让他们这一代摄影家开始重视个人视角在摄影创作中的重要性。于是，以东松照明、细江英公、奈良原一高等人为代表的年轻摄影家便不约而同地背离了对他们影响至深的上一代摄影家，独立地去发现日本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倡导“主观纪实”“个人纪实”，形成自主的认知并积极地发出自己的观点，积极探求个人与社会的联结。这也就导致了摄影从公共视角向个人视角的转变。
虽然东松照明等人的摄影作品并不能纳入私摄影的范畴，但是他们这种强调个人视角的创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之后私摄影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随着日本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期的到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开始在日本出现，这就是傅高义所说的“新中产阶级”模式。也就是说，在大公司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工薪阶层开始取代独立小业主和地主群体，成为社会新秩序中的主流。而日本政府所代表的当权者与大企业所代表的的资本方则通力合作，积极地把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打造成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制定各种各样的计划，通过电视、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介将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纳入到设计好的生活形态之中，于是就出现了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的定型化。在这个过程中，文本与影像则全面沦为权力与资本的管控工具。
（为什么，是植物图鉴）
中平卓马在《连续不断的视觉掠夺》一文中写道：“资产阶级从其阶级利益出发，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以国民的形式，向他们的那些被国家统合的被掠夺者鼓吹大家一样都是国民这种幻影，这顶多是将资产阶级这一支配阶级的道德伦理提高到人类普遍的道德伦理，连我们的意识都要掠夺，不过我总觉得，这种情况与我们认为是问题的那种情况——拍摄在影像中的现实全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让我们相信这就是真实的那种信息产业的巧妙骗术——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奇妙的平行关系。或者，这种被集聚起来的表现也应该可以说就体现在以电视为首的大众媒体上。资产阶级道德伦理被升华、被影像化为人类普遍的道德伦理这种现实，可以被偷换为普遍性的现实。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只有支配者一方的那种装扮成普遍性的、巧妙地对人民大众进行的操控。”
（中平卓马 作品）
因此，中平卓马的摄影创作始终都是建立在对来自于权力与资本的影像控制的反思与批判之上的。他通过自身的摄影实践，探索摄影的本质，并彻底反思自身的摄影行为，极力避免“通过情绪化的方式把世界变成自己的私人物品”。之所以他的摄影创作被视为私摄影，就是因为他将摄影与自己完全融合在了一起，让摄影成为“自我生活的即时记录”。他对摄影的思考与批判，也是对他自身以及他的生活的思考与批判，同时，他也通过对“自我生活的即时记录”向世人提供了一种区别于由权力和资本主导的新中产阶级式生活方式的案例。
（长岛有里枝 家族）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私摄影创作者身上。例如，荒木经惟在他的私摄影宣言——《感伤之旅》中，以“简单平淡”的、真实的日常生活，对“时尚摄影泛滥成灾的时代”、对影像中“出现的脸、裸体、私生活以及风景全部都是谎言”的时代提出质疑与批判。而前文提到的1990年代引领女子摄影风潮的那些女性摄影家，她们走上摄影舞台的时期正是女性主义在日本开始兴起的时期，因此，她们的私摄影作品中就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性别意识。例如其中的代表性人物长岛有里枝，她就有意识地去表现与温柔娴淑这种既定标准相悖的女性形象, 以挑衅、邪恶、戏谑、叛逆的各种坏女孩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去挑战人们心目中“理应如此”的刻板印象，对男权社会中强加在女性身上的那种畸形的生活方式提出尖锐的批判，对社会上宣传、塑造的那种性别形象与性别观念提出质疑。
私摄影关注的就是个体的存在与生活。创作者就是以摄影的方式，通过重新凝视、反思自己的生活，接受并认同自我的存在与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私摄影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让权力与资本主导的僵化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裂痕，瓦解了单方面灌输在人们意识之中的价值标准和生活观念。对私人生活的关注与表现，无疑就是在僵化的公共价值观念之外，提供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标准，是对权力与资本主导的“理想的生活方式”的挑衅与批判，也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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