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历史惊人相似，人类是否能吸取大流行病的教训？
编者按：
本文系独立国际季度科学评论期刊Inference最新季刊《新型冠状病毒和新冠肺炎》特别专题报道系列中的文章。原文标题：History and Risk，作者Vacalv Smil。
Inference 创立于2014年，编委会成员聚集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各国科学院院士、皇家学会会员，来自MIT、哈佛、斯坦福等顶尖院校等专家学者。并广泛邀约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文章。不同于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Inference更致力于发表理性、有见地和有洞察力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该杂志从人类学到动物学等各个领域中思想的真实多样性。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成员、1979年物理学奖得主、美国理论物学家Sheldon Lee Glashow担任Inference 的编委和自由编辑，他本人也是广受欢迎的美剧《生活大爆炸》里“谢耳朵”的原型；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成员、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引力波研究”先驱Barry Barish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跨学科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同为该刊编委。
经授权，出于学术交流和传播思想洞见的目的，我们对这一组特别报道进行了编译（其他文章请查阅今天的同步推送），也欢迎读者朋友们在后台踊跃给我们留言，我们将汇总其中的精彩留言和洞见反馈给Sheldon Lee Glashow教授，也许下一个被“谢耳朵”点名的就是你！
太多人对COVID-19的持续时间和影响进行建模了。我无意增加这种失控的类型数量。现在是2020年4月的第一周，就第一波大流行而言，做出任何可靠的判断还为时过早。它可能在中国濒临灭亡，而在韩国则开始喷溅，但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却风靡一时，它只是在美国进入了早期指数阶段。一旦第一波消退，我们仍然不会确保下一波何时到达。因此，我将仅提供一些重要的历史观点和风险比较评估，并列举一些已经非常明确的教训。
01 / 追 溯
对于某些原因，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并不是最佳参考。如果我们能确定它的全球影响以及我们能计算出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可靠死亡率，那我们仍然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就无关紧要了。可是，这两点上我们都不行。最普遍引用的全球总死亡估计数在2000万至4000万之间。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高达4000万人”，而另一项研究数据显示高达5,000万人。即使是较低的估计值也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军事和平民死亡人数，如果总数达到5,000万人几乎可以肯定地高于1347–1351世界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
图片：1918-1920西班牙大流感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人被感染，但是在1918-1919年的全球大流行中，全球18亿人口中有2000万到4000万的死亡病例，那么平均死亡率达到了千分之11至22。全国死亡率不是很准确，但是美国最有可能的死亡人数是55万人。该数字高于该国军人在整个20世纪战争中所造成的全部死亡，并且特定于流行病的死亡率为5.3‰。
北美和欧洲的数据都清楚地显示了连续三波流行。英国的死亡率在1918年7月达到最高峰，每千人中只有5人，最高峰是1918年10月的五倍，并且在1900年2月下旬出现了中间波动，略高于每千人中有10人。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大城市的流行病学数据，包括纽约、多伦多和蒙特利尔。
在1918年2月至1920年4月之间，纽约经历了四波流行，伴随着一次高峰，死亡人群从第一波流行时的青少年转变为年轻人，死亡年龄段峰值在28岁。同样的年龄峰值于1918年10月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发现。
Alain Gagnon等人认为，这种高死亡率可以用1889–1890年的俄罗斯大流感中的早期暴露案例来解释。早期免疫记忆的发展可能会对生命后期遇到的新毒株的免疫反应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增加死亡风险。
我们知道造成1918-1919年大流行的流感病毒的完整基因组和毒力；但我们也知道大多数1918-1919年的大流行死亡是由于细菌性肺炎引起的。从保存的肺组织样本中提取的培养物中约80％含有引起继发性肺部感染的细菌。在抗生素被开发前，尚无治疗方法。Andrew Noymer 和 Michel Garenne 发现，结核病患者比其他人更容易死于流感；这有助于解释该流行病的不同寻常的中年死亡率以及其在男性中的发病率更高，这与两性之间结核病的发病率相吻合。
如果说实际上，有一些死亡与结核病有关联，那么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的过高死亡率似乎就显得并不那么极端了。由于既存的结核病和细菌性肺炎都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发大流行的重要因素，西班牙流感的病毒波序列及其生长方式值得研究，其造成的总体死亡率和特定年龄的死亡率显然是独一无二的。
02 / 风 险 对 比
人们对大流行病（PANDEMICS）感到恐惧，因为它们的死亡率很高，但是在感染蔓延时无法查明这些感染率，即使在感染结束后也很难做到这一点。首选的流行病学方法是计算病死率风险，即死亡与病例的比率。分子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清晰，因为即使在死亡证明上注明了合并症，也常常忽略了合并症。尽管如此，分母的选择仍会导致在风险评估中产生多达两个数量级的差异。
对2009年甲型H1N1流感和COVID-19大流行的研究使用了三种不同的病例定义:实验室确诊病例、疑似确诊病例和估计感染(基于血清学或关于无症状感染程度的假设)。不出所料，实验室确诊病例揭示了最高的死亡风险——差不多是每10万人中，有100到5000例；如果是以疑似确诊案例，那么每10万人中有5至50例；如果是用估计感染的方法评估，那么是每10万人中1到10例。
第一种方法计算的死亡率是最后一种方法的500倍。随着COVID-19大流行的展开，这些考虑是相关的。检测病例的数量每天都有报道，但我们只能估计有多少无症状的人已经或将要被感染，一旦感染波自行消失，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就是依靠大流行后人群血清学研究来估计总数。不同国家的数据对比，也必须建立在数据准确性的基础上。
03 / 明 确 的 教 训
最近的大流行最明显的后果，或许暴露了最近关于人类主宰生活的说法的妄想性质。所有近乎奇迹的进步在大流行面前都显得无关紧要，而人类大胆描绘出的一个神一样无坚不摧的物种命运的概念已经破灭。
我们从奇点得到了什么好处？那些无休止吹捧的、包罗万象的人工智能的力量有多大用处？我们随意设计生物体或通过3D打印快速生产物体的能力是否有助于预防、缓和或管理COVID-19大流行？整个硅谷高科技世界的力量和决定性贡献在哪里？当纽约或米兰的医生需要普通橡胶手套，而他们全球供应量的92%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时，这些技术对他们又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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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靠的希望是开发疫苗。在18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将是历史性的，但到那时，这一流行病可能已经自行消失了。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模仿意大利中世纪城镇的居民:远离他人，在室内待40天。
COVID-19大流行也暴露了美国和其他国家惊人的战略无能。自2001年9月11日造成2977人死亡的袭击以来，美国已经在国内外花费了数万亿美元来防止另一次袭击。但是，尽管近期内肯定会有另一场大流行，美国仍然没有做好以有效和坚决的方式应对类似情况的准备。
手套、面具、护具和防护服短缺令人震惊、令人愤慨、也是可以预见的，因为美国选择将其制造外包给整个亚洲，尤其是中国。尽管采取了这一战略上弄巧成拙的步骤，但它也未能积累足够的国内所需设备库存。
美国市长会议得出的结论是，90%以上的美国城市没有足够的口罩给急救人员和医务人员。这种盲目的、利润驱动的外包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制成品:它包括基本的化学药品、药物成分和普通处方药。这种战略失误怎么可能？每年有超过7000亿美元被随意花在军队上，这是一个在抗击流行病方面毫无用处的机构，而国内不可或缺的医疗保健项目的制造能力仍然被完全忽视。以前的金融、军事或公共卫生失误都没有受到惩罚。
图片来源网络
对于COVID-19大流行，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人都要对此负责。人类很可能会回归到根深蒂固的习惯。在1958-1959年、1968年和2009年的大流行病之后，世界没有采取任何果断的措施。为什么我们要假设这次会不同呢？政府不会为下一次的大流行病做出足够的准备；公司会把利润放在安全之上；人们会重新开始无意识、无休止的飞行和旅游；而且，在美食家对野味的追捧之下，购买者依然会继续食用任何可以想象的野生动物。也因此，很可能越来越快地，其中一种动物病毒将再次跳到人类身上，并开始一场新的大流行。
所谓的智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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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编译稿件仅供参考，原文以英文原文为准；因篇幅原因，英文原文所引用的大量材料不做呈现，具体引文可参考原版。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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