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⑩天｜新晋诺奖得主阿尔特，生活不止有科研，还有诗和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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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WLF）召开还有10天。从今天起，WLF将每天推送重点参会科学家，介绍他们的研究和趣事，敬请期待。
率先登场的是2020年新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病毒学家哈维·阿尔特（Harvey J. Alter）。
阿尔特将参加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领衔病毒之战——世界顶尖科学家病毒峰会。他也将以顶尖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世界顶尖科学家青年论坛，给后辈科学家提供指导与经验。
哈维·阿尔特曾经是个文学青年，喜欢读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美国桂冠诗人）的诗，担任过罗切斯特大学的校报总编。进入医学研究领域后，阿尔特仍时不时写诗自娱——尤其是在研究遭遇挫折的时候。他发现了非甲非乙的肝炎病毒（即丙肝病毒），但始终无法将其分离，于是赋诗一首，祈祷肝神保佑，病毒分离成功。
然而，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ughton）在阿尔特之前发现了分离丙肝病毒的方法。得知消息的阿尔特再次赋诗，感叹自己可能与诺贝尔奖无缘了——他曾与1976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得主巴鲁克·塞缪尔·布隆伯格（Baruch Samuel Blumberg）共事，发现澳大利亚抗原（现名乙肝表面抗原），但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肝神最终还是眷顾了哈维·阿尔特。他与迈克尔·霍顿以及查尔斯·莱斯（Charles M. Rice），因对发现丙型肝炎病毒做出的贡献，共同获得了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因年龄原因逐步退出研究一线之后，哈维·阿尔特以诙谐幽默的笔调撰写了自传《未选择的路，以及我是如何爱上肝脏的》（《未选择的路》是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名篇——编者注），在2013年发表。
在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倒计时10天之际，我们编译此文，以便公众对这位新科诺奖得主有更深入的了解。因原文较长，将分几天推送；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内容有所精简。
01
诺奖得主初长成
我出生在纽约曼哈顿，是一对犹太夫妇的独子。从我在医院出生开始，我就感觉呆在医院里挺舒服的，大概命中注定我要成为一名医生。
我的父亲是犹太移民家庭九个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他非常想成为一名医生，但由于经济原因未能如愿。尽管如此，他仍然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并在学校里表现优异。他最终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从未对医学失去兴趣。他读科学文摘和其他的医学书籍，而不是看报纸的体育版；而我则正好相反。
不管怎样，父亲对我的医学之路有很大的影响。尽管我想，即使没有他的鼓励，我也会选择这条路。对我来说，生物科学比任何其他学科都更有趣——除了棒球。如果我能成为布鲁克林道奇队的球员，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医学扔到九霄云外。
遗憾的是，我的棒球打的非常烂。因此，我“升华”了我的梦想，成为一名医生。尽管如此，和父亲一起去埃贝特球场看球赛是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但是，在我狂热迷恋道奇队的时候，他们搬去了洛杉矶……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剧之一，耻辱程度仅次于珍珠港遭遇偷袭。
我母亲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她有街头历练出来的智慧，也是我父亲过激行为的平衡器。多年来，他们几乎没有在什么事情上达成过一致，但都具备正直和慷慨的品质。他们相伴近60年，直到80多岁去世。
我母亲很焦虑，使我也充满了神经质倾向。我母亲是一个高超的厨师，奇怪的是，我和妹妹却瘦得一塌糊涂。结果上小学时，我不得不和“正常”的孩子们分开，去一个“健康提高班”上课。
这个班由体弱、肥胖、轻度弱智和其他各色人等组成。学校以无限的智慧，认为只做室内教学、一杯牛奶和一段午休时间，就能让他们受益匪浅。在这里，我学会了在下午上课时打瞌睡；不久之后，我也掌握了在上午的课上打瞌睡的技巧。
分到这样的班级，对我脆弱的自尊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继失去心爱的道奇队之后，我生命中的第二大悲剧。尽管如此，我还是能苦中作乐、以祸为福——这个主题会贯穿我的整个人生——因为我是这个低成就群体中最聪明的一个。所以我提早了一年，在13岁的时候小学毕业了。
跳级的缺点是影响我的社交。我的中学生活与那些每个人都在跳舞、唱歌和约会的青春电影毫无相似之处。直到进入大学，我才学会了和女孩子调情（此处略去八百字，原注）。中学时的我是一个社交弃儿；但在学业上，我是“中等偏上”的人——并不聪明，但是个好学生。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评价自己。
02
从校报总编到医学生
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幻想。在参观了几所学校后，我选择了罗切斯特大学，因为那里有一所医学院。我没有申请哈佛或耶鲁，我想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我，他们会打电话来。不知怎么的，反正他们没给我电话。多年以后，当吉姆·博伊尔（James Boyer，耶鲁大学肝脏研究中心主任）邀请我去耶鲁大学做讲座时，我洋洋自得，在行政大楼大声嚷嚷：“你早就该打电话来了！”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发奋图强，却眼睁睁看着上医学院的希望化为泡影。尤其让我痛苦的是，我以为我英文很强，结果第一篇作文拿了“D”。老师说我太啰嗦了，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文章一样。
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到大四的时候，我的导师称赞说，我做得比他们预想的要好得多。
我当上了校报的总编辑，写些幽默小品，甚至写严肃的社论。这给我带来了意外收获——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院长伦·芬宁格（Len Fenninger）是我的读者。有次我去医学院采访，和他交流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才知道，芬宁格博士是个令人生畏的面试官，简直能把面试的学生给吃了。但我却和他一拍即合，于是我被只招70名学生的医学院录取了。
值得一提的是，那天我的第二个采访对象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老先生，他名叫乔治·霍伊特·惠普尔（George Hoyt Whipple，193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后来我才知道，他因为开创性地发现维生素B12与恶性贫血的关系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此后我每次诊疗巨幼细胞性贫血的病人，就会想起他和那次采访。
我喜欢医学院，甚至解剖学。我们上了整整一年的解剖课，我和尸体都成老朋友了，满身都是福尔马林的味道，一、两年都散不掉。前两年我最喜欢的课程是病理学，因为由罗威尔·奥比松（Lowell Orbison，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领导的教员团队非常出色，而且课程开始涉及临床问题。我报名参加为期一年的病理学研究，但在最后一刻，我拒绝了，因为我失去了对尸体的兴趣。
尽管学术生活挺吸引我，但当时我对做医学研究不感兴趣。关于临床诊疗和医学研究之间的心理斗争一直困扰着我，花了差不多10年时间才得到解决。医学院的所有课程和学科我都挺喜欢，我依次学了病理学、眼科、儿科，最后到内科，特别是血液学。虽然那时我还没特别留意肝脏病学，但我现在发现血液学和肝病学有相似之处。
我的高光时刻出现在四年级的时候，我率先对一名卡车司机的急性肾功能衰竭做出诊断。他的病情令人困惑，基于他的职业和偶然在《读者文摘》杂志上读到的文章，我推断他是四氯化碳中毒；我发现吸入四氯化碳是肾毒性，而不是肝毒性。我去他的卡车做实地考察，发现了一个空的四氯化碳灭火器，尽管从未使用过。
因为解决了这个案例，我声名鹊起。我以四年级学生的身份，不仅作了案例演示，还参加了大会诊研讨。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今年（2013年），我将以罗切斯特大学杰出校友奖得主的身份，在同一个礼堂里做惠普尔冠名的演讲。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循环往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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