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新型国际一流期刊？来听听当下中国学者们的意见

随着中国近年不断取得世界瞩目性的科技进展，国内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也不断提高，而我国高影响力期刊在全球占比仍较低。中国近年来从国家层面推出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以支持中国期刊发展，并向国际化迈进。

我国创办国际期刊，能争取更多高水平成果的首发权、增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提升优质论文的地域多元化。拥有一批国际一流的科技期刊是科技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

而一本获得世界认可的一流期刊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积累。在如今以数据共享、开放科学为重要标志的新型学术传播背景下，期刊要如何定义，又该如何走向国际一流？

由此，继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WLF）与世界知名期刊出版集团Wiley携手打造首场《WLF议题大会——科学共享新生态》，邀请诺奖科学家在内的国际嘉宾开放畅谈后，WLF与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合作，推出该话题的国内场，听听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如何看待科学共享新生态。会议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徐华强、《细胞研究》与《细胞发现》编辑部主任程磊、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林伟、Wiley中国区生命与社会科学编辑总监吴燕参与讨论，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LA）副秘书长杨展涛担任主持。嘉宾们围绕上述问题，各抒己见，出谋划策。

什么样的期刊才能被称作世界一流？

光有优质稿源并不够

质量把关：绕不开的同行评审

上月刚刚在Nature上发表了论文的研究员徐华强提出，一流期刊需具备多样性、开放性、专业性，这能为国内科研学者的优质研究成果提供更多更有影响力的推广渠道。

而专业性上的质量把关绕不开同行评审工作。徐华强认为，科研工作允许出错——哪怕涉及撤稿，但不允许造假。由此，期刊需要加强同行评审工作，而对于专业度高的国际编委工作忙、难邀请等现况，他认为，这依旧是一个积累过程，当期刊影响力提升后，邀请难度也会逐渐变小。

参会嘉宾，左起：杨展涛、程磊、徐华强、林伟、吴燕  

图｜WLA独家

以国内知名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为例，该刊于1990年创立，2019年影响因子达20.507，学科在世界排名第七。该刊的编辑部主任程磊表示，以“发表最优秀的科研成果、推动科学进步”为使命，《细胞研究》实际上花费了不止20年、确切为30年的时间，长期点滴积累优质稿源和口碑，坚持做到卓越，才打造出了如今的国际品牌效应。

由于评审工作常由全职的专业科学编辑以及时间宝贵的一线科学家担任。在关注度颇高的同行评审回报上，程磊认为，期刊以论文作者付费的模式来承担相关费用是合理的，同时国家也有多种类型的科学基金，以支持作者们在开放获取的刊物上付费发表论文。同时，这也是开放科学的必要措施。

涉及范围：专业期刊与交叉期刊并不相同

数学、计算机、生物交叉领域的杰出代表、亚太地区最大出版机构世界科学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旗下期刊IJBC的编委林伟教授认为，一流期刊分专业性与综合性，两者打造的方法并不相同。当今科学前沿内容往往聚焦在交叉领域，顺应时代性，一流期刊的稿件需来源领域广、可持续强，这在打造上会更加困难，任重而道远。

来自Wiley、参与了多本国际期刊的创办工作的编辑总监吴燕提到，一流综合期刊的建立需要配套基础设施、技术支持，如各个领域的内容管理、相关链接等，也就是常提到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知识图谱。

引导潮流：大众视线，以及研究方向的引领

期刊最大的价值之一，是对科研成果进行筛选和把控。程磊认为，期刊需要保证自己内容的高度准确性，这样才能为大众带来正向影响，引领大众关注科学。同时，徐华强指出，一流期刊甚至可以引领学界的研究潮流，例如有意识地选择某个领域的文章进行大量发表，影响科研的发展方向。

有时学界为了避免竞争会延迟公布数据，而这可能会影响科学领域的整体进展。对于这个问题，以一流期刊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也能起到一些正向倡导和鼓励作用，林伟表示。

如何打造？

更开放、更联动，还要加强专利保护

科学开放：建立管理共享数据库，政策支持也不能少

在如今更加开放的新型学术传播体系下，程磊提到，他们紧跟潮流，在10年前就采取了论文及数据选择性开放获取模式。期刊由订阅模式转向开放模式是当下巨大趋势，不仅能提升传播效应，还能激发更多人对科研的兴趣。

林伟认为，数据与算法原始代码的共享，将极大助力于前沿交叉学科的推动与发展，能让相关研究者更加高效地开展新研究。尤其涉及到生命科学领域的数据研究方向时，能让实验的可重复性被更快验证。

数据的分享和开放，更需要是“FAIR”的，吴燕说，也就是“可被找到（Findable）、可获取（Accessible）、可交互（Interoperable）、可再利用（Reusable）”这样的开放数据才是有效的，和高效的。

尽管科学开放、国际合作是大方向，但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数据库也能让我国更多科学工作不再被动。徐华强补充道，特别是关键领域的数据库，能随时访问，保障研究的进度。

而科研领域竞争激烈，共享氛围的形成离不开强力的专利保护政策。毕竟，在申请专利的过程中，实际上也需要对科研成果进行细致的描述。林伟指出，一方面国家可以从顶层设计上加强对专利政策的管理，另一方面，科研工作者也要增加自身的专利保护意识。此外，在共享数据的应用层面，也需要相应政策的建立和完善，以提前规避安全性、伦理性等问题。

此外，嘉宾们还提到，除了大家都积极共享的阳性研究结果（Positive Results）之外，那些按照正确的科研方式（如足够大的样本和周密的计划）并通过严格的统计学考量后获得阴性结果（Negative Results）的研究*也有不少宝贵的借鉴意义，可避免大量的资源浪费，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可以建立相关数据库，并通过一些鼓励措施、政策，让更多研究者参与和分析。

【*注：阴性结果，一般指以正确的科研方式并通过严格统计学考量后，研究结果明显表明没有效果，或研究没有达到期望的结果甚至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阳性结果则相反，即获得了有效果的或期望的结果。】

专业期刊要有鼓励创新的担当，交叉期刊则有丰富联动的义务

程磊分享了一些支持原始创新研究的案例，认为期刊应该有这样的担当，去鼓励科学家自己开拓新领域，而不仅仅只是“跟随性研究”。

对于交叉领域期刊，林伟认为，应该及时配备相应的管理系统，编辑团队需要更多地走入科学家队伍与之互动，并创造一些平台让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进行交流。

在学术交流环节中，期刊和出版商对前沿的把握也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助力一些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吴燕说，Wiley已经在做相关尝试，例如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同台交流想法，或联合生命科学与地球科学的教授们一起思维碰撞等等，给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带来灵感和挑战。

科学的二次传播：惠及的不仅是大众

不仅在期刊中设置进一步的点评内容，程磊说，他的团队还与国内知名公众号进行合作，邀请专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专业科学文章，助力科学二次传播，减少大众对科学的误解。

徐华强还指出，科学相关政策的解读同样重要，例如医保4+7等政策，能让相关人员和大众对期刊、对科学界有更多关注，从而提高我国国民的整体科学素养以及科研水平。

同时，吴燕认为，期刊等信息和知识服务还可以尝试将不同领域的基础知识与前沿研究内容信息整合，进行定制化的科学二次传播，此举能惠及众多科研人员甚至是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

程磊主任会后小采访：

如何看待“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

【附：会议嘉宾名单】

徐华强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靶标结构与功能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受体结构与功能重点实验室主任。

林伟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智能复杂体系实验室主任，上海市非线性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国际物理与控制学会理事，国际期刊IJBC编委。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IEEE高级会员。

程磊

《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与《细胞发现》（Cell Discovery）编辑部主任，科学编辑。

吴燕

现任Wiley中国区生命与社会科学编辑总监，负责Wiley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管理，支持Wiley在中国的开放科学活动，以及建立和管理特刊组稿编辑团队等。吴燕从事学术出版工作10年，对于期刊管理发展、开放科学、期刊组稿、期刊创办、出版流程、产品管理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此外，她还参与了多项支持学术发展和交流的计划，包括研究无国界计划，前往非洲支持非洲学术期刊的发展。

杨展涛

会议主持人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秘书长

瑞典哥德堡大学（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访问学者，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高级研究员，杭州医学院教授。

曾作为最年轻的主要编写人员，参加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研究成果多次发表在国际著名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包括Science《科学》、Cell《细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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