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研讨 | 06 叶淑玲 南京机票延误险案

编者按

《刑事法学研究》以关注中国问题为导向，立足我国国情和刑事法治建设需要，着力打造精品栏目——“疑难案例研讨”，本栏目宗旨为“通过个案阐释法律基本法理，捍卫法律基本原则”。

专栏第三期研讨，于6月13日上午9点至13点准时上线，围绕近日热议的“南京机票延误险案”进行了学术分析。

参加研讨的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赵天红、研究员孙道萃；华东政法大学民法学教授曾大鹏，经济学院副院长、保险法教授孙宏涛；山东省泰安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香港城市大学法学博士袁超；北京京门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明勇；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王亚林；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宇鹏；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顾问、前检委会委员、两届“北京市十佳公诉人”董晓华；山东段和段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前中院资深法官顾广义；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刑辩分所合伙人、前资深法官高正纲；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刑辩中心副主任谢玉方；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淑玲。

南开大学法学院朱桐辉副教授主持了研讨，南开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王玉晴、赵嘉丽、秦泽文、徐浩文做会议记录和文字稿初步整理，各位嘉宾均对整理稿予以了认真修订和完善。

研讨中，各位嘉宾结合现有公开的案件情况，遵循法律规定与基本法理，展开了热烈而理性的学术讨论，以期为观察该案提供学术上的参考。

本期先行推送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王亚林、北京京门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明勇、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顾问董晓华、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宇鹏、山东段和段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顾广义、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淑玲、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刑辩分所合伙人高正纲的学术观点。

300万航空延误骗保案背后的道德与法治

叶淑玲 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感谢朱老师的邀请，我刚结束一场会见，还能来得及参加本次讨论，感到十分欣喜和幸运。前面发言的有法学教授、优秀法官、公诉人、知名律师，分别从民法、商法、刑法、刑诉法等多角度评价李某恶意利用保险漏洞索赔行为的法律定性，刑民观点交织，思维火花四溅，大家的发言很精彩，我的收获很多，深受启发。大师面前不敢班门弄斧，我就简单谈谈自己分析。

01

《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对保险诈骗罪的客观行为，有明确具体的规定的，列举了五种情形，与本案相近的是第一和第三种，(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分析李某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在于分析李某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是否实施了故意虚构保险标的、捏造保险事故的客观行为。根据南京警方早前公布的案件信息来看，我认为李某不构成保险诈骗罪。

第一，李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占有目的”本身并不违法，只有采取了非法的行为实现了占有，在法律上才被评价为犯罪，因此评价时，应当重点分析占有行为的非法性，而不在于占有目的本身。毫无疑问，李某的确想占有保险公司的保险金，但并未通过“非法”手段，而是通过采用真实的身份信息、在公开渠道购买延误险，实际支付保险对价，航班延误后索赔等一系列合法手段获取财产。当然，南京警方刚刚发布通告，李某具有伪造材料的行为，如果这一消息真实，李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则需要继续分析。

第二，李某没有虚构保险标的。我特意查了保险规定，航班延误险归类为财险的范畴。保险标的亦称“保险对象”，在财产保险中是投保人的财产以及与财产有关的利益。航空延误险保险标的是以航班延误造成的被保险人损失为保险标的。李某利用亲友身份证购买航空延误险，投保人是明确的，否则也无法购买。至于我购票是否真是为了坐飞机去旅游、出差，还是为了其他目的，在所不问。只要我成功购买机票，在法律上就应当视为乘机人。如果认为目的不是坐飞机就构成犯罪，那我没猜中那些投保损失以及机票钱谁来支付?

第三，李某没有虚构保险事故。航班延误是客观事实，延误原因多种多样，极端天气、航空管制、机件故障等都可能造成延误，而且这是不可归责于李某的原因而发生。

保险制度本身存在的漏洞，不能归责于李某，李某利用保险公司制度的漏洞获利，只能说李某的行为方式不道德，不能评价为违法犯罪，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李某的犯罪行为并不符合保险诈骗罪的犯罪要件。

02

同时，我也想谈谈航空保险（非延误险）早期的现象，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甚至也经历过。

我们知道航空保险（非延误险）大多情况下与机票捆绑销售，因为单独销售很可能根本买不出去。早期网络平台在销售机票时，很多时候是没有告知消费者票价含航空保险、或者仅在平台极其不显眼的位置用很小文字提示，假如保险公司恶意利用平台合作，不告知客户，利用客户不细看的行为特点，不较真小钱的心理状态，达到了销售航空保险的目的。不排除有相当多的客户仅需要机票，却因为信息被隐藏、隐瞒而错误地处分了财产，而且他们往往感到被欺骗。那么，保险公司的行为该如何评价？

显然，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保险公司的行为被定性为诈骗，甚至连被处罚、批评也极少。同样的，李某的行为固然不道德，是否构成诈骗罪则是值得商榷的。尤其是对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价时，航空事故与航空延误的概率孰大孰小，不言而喻，航空公司的获利与李某的获利，更是天差地别，保险公司的非法获利、受害人数都是个天文数字，恐怕比李某的行为更严重。

03

带来的思考是:保险公司的行为不会被定性为诈骗，采取修正方式是行业监管、市场竞争、修改规则等经济运行规则。相反，假如李某根本不存在造假的行为，仅仅利用了保险制度漏洞牟利，却被评价为诈骗罪与保险诈骗罪，则会造成法律对行为评价的失衡。

李某自2015年利用近900次航班延误获利近300万元。那么，我的疑问是：在长达5年900多次理赔中，保险公司的核保理赔人员都去干嘛去了？保险公司是否采取过任何行动，例如封号、黑名单、警告、起诉等途径，查缺补漏，减少挽回损失？若保险公司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作为懒作为，依赖司法权生硬处罚，则会维持甚至加剧市场主体的懒惰、低效和无能，对市场主体并无益处。

刑法具有谦抑性，用其他法律手段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因此，我十分认同华东政法大学曾大鹏教授的观点，鼓励平等民事主体的交易行为通过行业规则、行政手段、民事赔偿等手段和途径解决类似现象。

我的发言到此，欢迎各位大家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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