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人，困在等待上市的日子里｜深氪
一个人到底为什么工作？在不能如期实现财务自由的日子里，这个最基础的问题被反复拷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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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高利贷年利率高达45%，但蚂蚁集团高阶管理员工陈方还是借了500万元，为了在杭州近郊购置一套价格上千万的别墅。
陈方觉得风险完全可控。当时正值蚂蚁上市前夕，半年后，陈方就能解锁价值不菲的期权——按照蚂蚁IPO时高达3000亿美元的估值，在蚂蚁已经工作了十多年的陈方所持有的期权价值至少在1亿元以上——还上500万贷款完全没有问题。
陈方还打算公司上市后要休息个一年半载，要再买一套别墅，要去自驾旅行……相交十年的好兄弟发来问候，“恭喜你，终于熬出头了！”陈方兴奋地开玩笑，“需要借钱你随便给个数字，来杭州的话最好的会所你随便挑！”
但事与愿违。在距离 IPO 只有两天时，上交所、港交所相继宣布暂缓蚂蚁集团上市的决定。据招股书显示，蚂蚁金服有近40%员工持股——上万名蚂蚁员工从即将一夜致富的狂喜中跌落。
暂停IPO两周后的一个晚上，蚂蚁安排分散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员工在线下会议室观看了一个简短的高管会议视频，视频中，蚂蚁金服时任CEO胡晓明、董事长井贤栋等高管召开会议并向员工传达了公司暂停IPO之后的安排，首先公司会尊重国家的决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同时安抚员工不要担心，管理层会认真对待上不了市的情况。
但蚂蚁员工依然感到焦虑，“会不会回购员工手里的期权？金融业务怎么剥离？部门会不会裁员？公司会不会有风险？这些我们关心的问题都没回答。”
蚂蚁IPO被叫停并非孤例，接下来的半年时间，更加剧烈的风暴向中国互联网公司席卷而来。
紧随其后，业务与蚂蚁集团高度相似、估值一度超2000亿元的超级独角兽京东数科从科创板撤回其IPO申请材料，暂停了上市计划。几乎同一时间，刚刚迎来公司创立8年以来首位CFO的字节跳动对外表示：无限期搁置IPO计划。
接下来的几个月，更多原本计划赴美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暂停了IPO流程。就在原定计划的上市日期前一天，社交平台Soul突发通知暂停了赴美IPO的定价流程。随后，健身应用Keep和音频平台喜马拉雅宣布取消赴美IPO计划，内容社区小红书、货运平台货拉拉也传出暂缓赴美IPO计划的消息。
这些公司的员工们还能怀抱希望继续等待。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们已经确定不能上市了——在今年7月底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 “双减” 意见）中，国家明令禁止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上市资本化运作。受此影响，不能上市的名单多了作业帮、猿辅导、火花思维、VIPKID等一连串教育机构的名字。
如今看来，蚂蚁IPO被监管部门临时叫停成了一个转折点，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陈方敢于借高利贷买房的勇气来源于他对蚂蚁上市的笃信，“在蚂蚁之前，中国的互联网大公司是没有上市失败这一说的，那个时候我身边所有人都认为上市才是必然。”
以2000年新浪首次通过VIE架构成功赴美上市为起点，中国互联网公司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赴美、港两地上市浪潮。
在这期间，第一批互联网巨头公司如阿里、腾讯、百度，新贵如美团、快手，都曾创造财富神话。2005年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后，一度造就8位亿万富翁、50位千万富翁和240位百万富翁，而百度当时的总员工数才750人。2014年，阿里巴巴赴美上市，“批量生产”了上万名千万富翁，创下历史上造富速度的世界之最。
今天，互联网公司的上市造富故事的钟摆正在摆向另一端。中美关系充满变数，监管重新审视互联网企业，对于暂停上市的公司而言，遵守监管新政、适应双边博弈成了新的必修课；对于身处旋涡中的互联网人来说，在不能上市的日子里，职业与人生路径都面临重新选择。职业价值？使命与初心？甚至一个人到底为什么工作？在不能如期实现财务自由的日子里，这些最基础的问题被反复拷问。
创业近十年，一家超级独角兽公司终于迎来属于它的狂欢时刻。
招股书公布的那天晚上，沸腾的气息在公司内弥漫，长期加班、几乎把生活全部时间奉献给公司的员工们在此时迎来一阵难得的狂欢。
在场员工张宇告诉36氪，当时他和周围的同事都激动得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在一个500人的互联网产品经理群里，那些未能如此幸运跟随公司获得财富自由机会的、其他公司的同行们开始祝福、起哄，他和几个同事开始发红包，分享公司上市后自己也能靠着期权变现小赚一笔的喜悦。
“这是我工作几年以来最开心的时刻。”张宇刚毕业时便加入这家独角兽公司，经历了公司发展最快的几年，参与过最苦最累的打仗项目，“没有白干！”
然而意外来得就跟惊喜一样快。
蚂蚁集团暂停IPO的消息落地，陈方当时已经付完房子首付、无路可退，一想到手里还有500万的高利贷等着他还，陈方只觉得两眼一黑，当晚就跟上级提了休假。
京东数科面临的煎熬更加绵长。去年9月，京东数科提交招股书，以超过2000亿元估值在科创板上市。但在冲击上市的关键时间点，接二连三的黑天鹅事件却不断发生：先是同样以互联网金融为主营业务的蚂蚁金服在上市前夜被叫停IPO，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口径趋严，紧接着，京东金融因为触碰社会道德底线的短视频广告陷入舆论风波，陈生强也在去年12月底卸任京东数科CEO。
经过7个月的漫长等待，IPO终止的消息终于落地。从陈生强离开开始，京东数科陷入持续人事震荡，今年3月，数字金融群总裁、京东白条“掌舵人”许凌也调任至京东集团战略部。据36氪了解，除京东数科两大核心业务京东白条、金条外，其他业务线大都遭遇过投入削减和人员精简。
技术员工王伟对监管口径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那个时候已经对公司能否顺利上市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了。”王伟原本打算等公司上市之后修整一年再找工作，现在他不得不提前换工作的计划：立刻、马上，开始求职。
那天他正在求职的公司面试，面试快结束时他打开手机，公司停止IPO的消息不断从手机屏幕里弹出。即使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仍然觉得这些消息十分刺眼。
此前，王伟在堪称“海淀最强学区”中关村三小所在的万柳地段，已经把他认为合适的房子看了个遍——100平以上的大两居，要够一家人住。
即使在远离市中心的北四环到北五环之间，万柳仍然以每平米超15万的均价领跑北京房市。按照王伟的要求，拿下一套满意的房子，他需要花费千万元以上的首付，但他并不担心自己付不起这个价格：自己工作十多年攒下的数百万元积蓄，加上公司上市后回购自己手里期权所能获得的回报，千万首付的学区房并不会给他带来巨大压力。
王伟在这家独角兽公司工作超过四年，见证自己手里的期权价格从入职时一路飞涨了十几倍，四年分批兑现的期权，本来能为他带来超过千万元的回报。
看着手机里跳出来、公司停止IPO的消息，王伟“第一反应是买房的计划得变了，还有要尽快找到合适的新工作。”
IPO暂停那天，群里曾经一起热闹起哄的互联网同行们，变得缄口不言，事情热度过去之后，大家又开始在群里兴致勃勃地讨论起其他互联网八卦。“聊业务聊合作聊健身聊感情聊猫，就是不聊上市，”张宇形容“那种感觉很诡异，就好像这件事从没发生过一样”。
近在咫尺的财富梦想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化为泡影。
中国互联网20年，上市期权变股票的造富故事，堪称这个行业人人加班、玩命工作的发动机。一旦无法上市，发动机就熄火了吗？
去年公司传出上市消息之际，陈方收到老同事的聚会邀约，被问及公司上市后的打算，陈方说到时候一定会休息半年。今年开工后，陈方如约和老同事一聚，只不过这一聚，是诉不尽的苦楚。
陈方回想起自己曾经的付出，悔不当初，“以前的我就是个傻X！我卷出了什么呢？我已经比很多同事强了，我不需要那么努力也能拿好绩效，最终结果其实也没有变化，还把其他同事卷得不行，我觉得很难受，大家还都讨厌我，我身体还更不好了。”
“杭州小卷王”是同事给陈方起的绰号。因为工作极为拼命、成绩极为出色，工作没几年，他从一名应届毕业的基层技术员工成长为副总监，带领十几人的小团队。
陈方回忆说，这是他工作最拼命的几年，因为项目要赶进度，他从未休过一个周六周日，“任何一个假期，五一、十一我也没休过，过年家人在看春晚，我在刷钉钉。”
接下来的日子也并不轻松，因为业绩好、升得快，同时“认同公司文化，热爱奋斗”，再过了几年，陈方就晋升为总监级别管理者，手下有好几十人的团队，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让团队发展更好，写PPT向老板画饼、抢资源、盯进度，除了过年，他重复着十年如一日的全年无休、随时待命。
2020年，陈方因为心脏房颤被送进ICU抢救。
一个熟睡的夏季午夜，陈方突然感觉喘不上来气，很快两眼一黑晕倒在床上。当时正在怀孕期间的老婆心急如焚，在拨通120紧急救助的电话后，她很快联系了陈方在杭州、上海一带的两三个好兄弟。
“一边哭一边说话，完全语无伦次，也没听清嫂子在讲什么，”电话另一头的朋友听到也着急，说被拉走了，以为人已经没了，赶紧通知兄弟们有个心理准备，“拨回去确认才知道是去医院了，”朋友舒了一口气。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疾病。轻度房颤，人会感到心慌、乏力、头晕、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重则心力衰竭、心脏跳停，最终导致猝死。陈方距离猝死仅有一步之遥，所幸被抢救过来，才从死神手里捡回了一条命。
医院也没检查出具体原因，陈方认为这是平常工作上巨大压力积攒下来的结果，他反复告诉36氪，“关于猝死有一点我一定要纠正，千万不要觉得你工作时间不长不熬夜就不会猝死，你听说过清洁工猝死吗？听说过工地上搬砖的猝死吗？猝死的都是那些天天坐在办公室的，日夜颠倒赶飞机的人。巨大的压力对人心理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对身体各方面机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超过体力劳动。”
但即便如此，陈方过去从未怀疑过公司所推崇的奋斗文化，“996是福报这句话是有前后语境的，老板的原意是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大家都说阶级固化，互联网热潮的出现，本质上是为我们这种普通人提供了一个阶层跨越的机会，这个通道对我打开过，我觉得这番言论很触动我。”
2019年夏季，公司的一场大型团建活动上，在高管提问环节中，有员工问CTO、CEO一行人公司什么时候上市，高管回答得很官方“该上的时候就会上了。”
显然这个回答没有让所有员工满意，随后又有高管反问，“公司哪方面福利少了一点，你们出去了天天抱怨，期权涨到200多，没听到什么抱怨。”
陈方在下面看着没有说话，但他那时打心里认同高管的发言：员工不应该总是因为在业务上吃一点苦而抱怨公司，因为业务做好、公司壮大了，自己的期权、工资也涨了，大家都是受益者。
他从大学毕业加入公司，到如今已迈向四十岁，人生的黄金十年奉献给了这里，一如创始人曾经宣称的那样，他本可以通过这十年的拼命付出收获价值不菲的财富，实现一代人的阶级跃升。
他却在攀上狭窄上升通道的最后一步跌下去了。陈方陷入了抑郁。他对自己原本坚信不疑的信念也产生了深深怀疑，比如，“996真的是福报吗？”
公司确认暂停上市后，陈方休假和朋友出门自驾。这也是他工作十多年来唯一一次休假。
如果说陈方是“后悔派”的代表，其实“不后悔派”也有很多。
通常来说，年轻一代似乎没那么失落。聊到自己那无法变现的两三百万期权，28岁的张宇很淡然，“反正我也不曾真正拥有过”——他认为期权是一种激励工具，但首先是一种管理工具，它对公司的管理性价值大于对个人的回报价值。
张宇甚至认为，通过大公司上市实现财务自由的想法本身就是错的。他曾招过一个阿里P7技术员工，公司上市前拥有的期权价值不过十几万元，当晚依然有很多人过来恭喜他“财务自由了”。他觉得很讽刺，“光明的通道从来都只向极少数人打开。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外面有太多人在做梦了。”
一些人不后悔的原因是，多年大厂经历往往给自己带来了技能的提升、职场中的身价、不菲的收入、同辈人的羡慕、扎根一线大城市买车买房的安定感以及普通公司更难获得的“参与改变世界的机会”。而这些，不会因为是否暴富而改变——因为这些已经发生了，就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依然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也依然是时代红利的幸运儿。而这，足以让很多人觉得“努力了，不后悔”。
越接近高层管理者的员工似乎越“正能量”。一位同样卡在IPO关口的准上市公司高管告诉36氪，他非常反感“公司不能如期IPO价值观就崩了”的说法。“还不说很多公司IPO只是推迟，以后还有机会，就算真的不上市了，你说以前自己信仰的为之努力的东西就错了吗？”“别总说被人洗脑了，反正我没被洗脑，我是为自己去努力的”，他反问“你不觉得‘拿到一大笔钱就公司价值观万岁，没拿到就是我被PUA了’这样很low吗？”
任何一家公司的管理者都不希望无限期搁置上市时间。但针对互联网行业的政策新规必须遵守，在等待上市的日子里，管理者需要在业务合规、公司转型与团队稳定之间做出艰难的平衡取舍。
期权回购，是公司尽力能给员工的一点“温柔”。
在宣布无上市计划后的5月份，字节很快开启一轮期权回购，以126美元/股、100.8美元/股价格分别回购员工与前员工手里的部分期权。而这是字节少见的大范围期权回购行为。
2019年初，字跳期权的换购价格还是44美元/股，这意味着如果在今年5月出手给公司，一年多时间已经能净赚186%的回报。
但要不要把期权换成钱，这是个信心问题。据36氪了解，由于当时员工对上市预期普遍乐观，少有人选择回购。
字跳员工李东东过去连续两年坚定地选择将年终奖全部兑换成字跳期权，如今回想起这个决定，李东东觉得血亏，“想当初，all in现金炒美股基金的话，早就赚翻了，你能想到，全球估值最高独角兽的期权还不如炒基金赚钱？”
李东东觉得既不能卖老股，也不能离职。“我去年120美元/股换购的，如果离职的话，我一份期权还亏了20美元，你品一品，”李东东粗略算过一笔账，“如果上市的话，扣掉行权税之后，要在换购价格的基础上翻倍才算赚到。”和李东东一样，他周围的大多数同事都选择了不参与回购。
李东东还是决定押宝在字节能够上市上，“快手都涨到过400一股，更何况字节。”——今年2月，快手盘中曾创出417.8港元/股的高点，相比发行价翻了将近四倍。
一字节跳动第三方招聘人士告诉36氪，现在和人选谈字节的期权，其实大部分还是信的，虽然现在受到波折，但波折终究会过去。“人选担心的不是不能上市，是现在的期权估值太高，现在进去的节点不好，三四年下去，在股票上没有收益。”
蚂蚁集团一侧，也在今年4月下发内部邮件，表示决定以195元/股价格回购在职员工今年所得成熟期权的75%，这也是蚂蚁近些年第一次回购员工手里的期权。对于拥有价值千万甚至上亿期权的老员工来说，回购所能换得的现金不算多，却让仍然坚守在公司的员工们获得了一点慰藉。
此外，不同于阿里不给低绩效员工发放年终奖的做法，蚂蚁今年采取了给低绩效员工也发放1-3个月年终奖的激励措施，也露出了这家巨头的温情一面。
但期权回购需要强大的现金储备，蚂蚁金服和字节跳动已经是最顶级、实力最雄厚的互联网公司，但大多数公司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撑这份体面。
今年4月 ，教育行业迎来监管警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高途、学而思、新东方在线、高思四家教育企业处以 50 万元的顶格处罚。有在线教育独角兽也暂停了正在进行的融资。
一位教育独角兽公司的前HR告诉36氪，公司当时做了两个厚道的决定：一个是，今年5月底招聘时该公司已经在按新一轮融资后500美元/股的价格和候选人沟通薪资方案，但是融资暂停后，期权不仅调回了上一轮融资370美元/股的价格，对已经按新融资价格沟通好的配期权候选人，一律补偿差价；另一个是，通知员工，公司可以回购期权。
但随着7月底“双减”政策落地，教培公司上市彻底宣告无望。原本员工在等管理层解释期权回购和业务转型等问题，但最近，hr们收到通知，“老板不会给回应了。”一位参与回购的员工表示他的钱至今尚未到账，“到底给不给没人知道，可能管理层想给也拿不出钱了吧。”
对很多人来说，似乎还有赶在财富窗口关闭前溜进去的最后机会。
一年之内，京东数科员工吴歌连升两级。自从陈生强离开，公司自上而下陷入动荡，京东数科原数字金融业务负责人许凌离开后，吴歌所在团队的领导接替了这个位置，吴歌也顺理成章跟着升了上去。离职仿佛是有传染性的，吴歌所在的团队每周都会有两到三个人离职。由于主动或被动离开的同事太多，因为没有找到合适外部机会而一直留在公司的吴歌，反而成了中流砥柱。
但连续升职原本该有的美妙滋味似乎有了一点折扣，“更多还是因为原来做事的人走了，得找到人顶上。”现在，吴歌依然在看诸如字节跳动和快手这类支付业务正处在起步发展阶段的大公司职位，“好的坑少一个就没一个。”
8月一个雷雨交加的傍晚，一位互联网大厂战略岗员工从西二旗骑摩托车赶到朝阳，向36氪倾诉职业上的苦恼，“你知道我们多焦虑吗？尤其是战略的同学，相比业务，我们平时接触的内外部信息更多，做的事情却更务虚，我看不到在这个行业还有多大的增长，我个人在这里还能获得多大的成长。”说完他反问，“除了消费品，你觉得有哪些有意思的创业方向和创业公司？”
大厂员工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怀疑这个行业的未来，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度思考工作的真正意义，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些思考当然十年前就应该做了，但现在做也好过没有思考。
跳槽的人依旧络绎不绝，但跳槽能带来的涨薪和职业发展机会都更少了。一位互联网业资深猎头告诉36氪，就他熟悉的技术类岗位来说，相比行情更好的三五年前，之前市场是薪资涨幅30%左右，现在很多公司给的涨幅越来越低，好一点的公司甚至平薪或者降薪。
两个月前，某一线互联网大厂高管主动发简历给该猎头，该高管的职级相当于阿里P10，年薪+股票接近千万，希望他能帮忙在发展潜力的创业公司里找合适机会，接受降薪。该猎头感慨，“以前创业公司、独角兽多，需要很多种高阶的人，现在创业公司都活不下去了，你年薪就是公司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为啥还要花那么多钱找这些人？”
一些人选择改变自己的心理预期。
四十而知天命，陈方转岗到了集团业务更加成熟稳定、工作内容对他来说更为轻松的部门。现在他最大的兴趣爱好是骑摩托车旅行，每到周末，他便会约上两三摩友，或者带上小孩去跑山，过上了工作以来从未有过的朝九晚五生活。
时隔大半年，杭州迎来了气候舒适的夏天，当初因为心脏房颤来医院探视的兄弟来到陈方的别墅看望他。此时陈方已经通过工资、向亲朋好友筹款各种方法凑齐了500万高利贷的还款，在新岗位的工作渐入正轨。
就在陈方住院后不久，他的这位兄弟也因为心脏出问题而一度面临生命危险，装上了心脏支架，这次聚会，二人不再像年轻时一样讨论激情地讨论工作，所有话题都围绕着两人的身体健康，小孩的教育，“蝶泳的姿势要怎么打？怎么准备小孩的小学入学？”
“我心脏都这样了，我还能怎么折腾？”他改换了对“拿命换钱”的态度——之前他的年薪在300万-400万区间，但新工作的薪酬是100万，比之前打了巨大的折扣，可好处是轻松、有时间品尝一下之前几乎陌生了的“生活”。
何况期权也还是值些钱的。据咨询机构Sanford C. Bernstein今年6月披露的一份报告显示，相比去年IPO时高达3,200亿美元的估值，蚂蚁集团目前的估值降低了60%——不过相比一度跌至10%的最低点，估值已经明显回升。
以及，即使“财务自由”之梦破灭，就意味着过去十多年、他和同事们为改进普通人金融服务体验的努力，全数白费了吗？对陈方来说，这种“意义感”很重要，比过去十多年的任何时间都更重要。
一场过山车之后，生活还要继续。
思考再三，王伟决定将积攒多年的积蓄用来购置一套面积不到50平的“老破小”学区房，放弃原本购入100平米大平层的计划。
原本，过完年后王伟跳槽到了字节跳动——这家估值全球第一的独角兽公司这完全符合他选工作的标准：公司要处在快速上升期，有赚钱、上升的机会，但又不至于让自己承受过大风险——如果字节跳动能尽快上市，那么王伟买学区房的计划或许就不用改变。奈何今年4月以来，字节跳动多次强调自己暂无上市计划。
王伟父母是高校教育工作者，他从小成绩优异，一路就读某高校附小、附中，考入清华大学热门的计算机相关专业，深知好的成长环境对小孩的重要性，是他倾尽毕生积蓄也要购买学区房的原因，“奋斗了半辈子，至少要让小孩有得选择，是我对自己最起码的一个要求。”
王伟从工作十余年的外企跳槽，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机会、一种可能性，说起期权被套牢，他有一种深深的无奈，“谁能想到这些互联网公司都上不了市，期权就像是买彩票，这种大公司已经是中奖率最高的了。”年近四十，王伟已经明白，工作晋升、赚钱都是七分靠运气。
“再奋斗十年，把小孩送上大学我就可以退休了。”虽然王伟在聊天中也不停追问36氪，“你了解我所在的部门的OKR和KPI考核标准吗？字节哪些业务需要用到我做的技术？哪些技术和哪些业务是他们接下来要重点发展的？”但他也反复强调自己不焦虑、不失望。相比上份工作末尾无事可做的状态，字跳虽然更累，但是他却更开心，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做的技术是有用的”。
最近，王伟在字节主导的一个项目上线了，这是他辛苦了几个月的成果，根据公司的数据统计工具估算，能帮公司某款产品性能提升0.5%。对0.5%的提升，王伟已经很欣慰：0.5%加乘到字跳产品的巨大流量上，就有很大的价值。
回望中国互联网二十年，尽享了技术进步、人口红利带来的时代机遇，就像是全行业中了一张头彩，身处其间的人享受了远高于多数行业的平均薪资、乃至造富机会。但中彩票并不是一种常态。
关于彩票的研究依然能给人启发。
一项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中，研究者们访谈了22名中了大额彩票的幸运者、29名因事故瘫痪的不幸者和普通人对照组，研究他们在事件发生前，以及未来一两年中幸福感的评估。最终结论是：一段时间后，中彩票的幸运儿会习惯这种幸运，幸福感也会回落到一般水平。受访的普通人往往认为，获得一大笔钱会让他们很快乐，但中奖者们却认为，健康或密切的社会关系等，比飞来横财更令人开心。
积极心理学家塞里格曼则认为，人的幸福感，除了由基因决定的部分外——有的人天生较容易快乐，有的人天生更忧郁——人可以自控的部分是“满足感”，即完成一件喜欢做的事的感觉。期间不一定有愉悦，甚至会有痛苦，可结束后，比起吃一个冰淇淋这种感官愉悦，快感能持续较久。表现在工作中，幸福感按照挣钱糊口的工作（jobs）、彰显成就的职业（career）和使命召唤的事业（calling）三个层次依次递增。
还有人选择了更艰难的道路继续出发。
认识到公司上市无望后，张宇早早辞职，转而加入了一家高速发展的创业公司做联合创始人。聊到创业，张宇则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创业让张宇的压力更大了，他需要担心融资进度，担心养活团队，但也更开心。在与36氪的交谈中，张宇谈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对得起自己”，相比在大公司时，张宇认为现在终于能做一款服务更多客户、发挥更大商业价值的产品了，这是比大公司的百万年薪期权更持久的快乐。
如果说过去十年“加入巨头公司，走上人生巅峰”是数百万互联网精英几乎一致的选择，现在选择似乎变得更多了。过去是100万精英选择10家超级公司，今天也许就是100万精英加盟（或创立）500家创业公司，这对中国的创业创新生态显然是件好事。
说回到职场人的心理学——如果把等待上市、无法兑现预期财富视作一种不幸，那么类比那些因事故瘫痪的人，在一段时间的显著痛苦期后，会恢复到昔日的幸福感水平。研究者D Coates认为，痛苦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元素，“痛苦降低了你的基准，让你愿意接受原本不愿接受的替代选择。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建立新的关系，寻找新的意义和目标。”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参考文献：《彩票赢家和事故受害者：幸福是相对的吗？》（Lottery Winners and Accident Victims: Is Happiness Relative?）。作者：P Brickman, D Coates, R Janoff-Bul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