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DeepSeek:一个更极致的中国技术理想主义故事
做贡献者,而非搭便车者。 |
封面来源|IC photo
中国的7家大模型创业公司中,DeepSeek(深度求索)最不声不响,但它又总能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被人记住。一年前,这种出其不意源自它背后的量化私募巨头幻方,是大厂外唯一一家储备万张A100芯片的公司,一年后,则来自它才是引发中国大模型价格战的源头。在被AI连续轰炸的5月,DeepSeek一跃成名。起因是他们发布的一款名为DeepSeek V2的开源模型,提供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性价比:推理成本被降到每百万token仅 1块钱,约等于Llama3 70B的七分之一,GPT-4 Turbo的七十分之一。DeepSeek被迅速冠以“AI界拼多多”之称的同时,字节、腾讯、百度、阿里等大厂也按耐不住,纷纷降价。中国大模型价格战由此一触即发。弥漫的硝烟其实掩盖了一个事实:与很多大厂烧钱补贴不同,DeepSeek是有利润的。这背后,是DeepSeek对模型架构进行了全方位创新。它提出的一种崭新的MLA(一种新的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架构,把显存占用降到了过去最常用的MHA架构的5%-13%,同时,它独创的DeepSeekMoESparse结构,也把计算量降到极致,所有这些最终促成了成本的下降。在硅谷,DeepSeek被称作“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SemiAnalysis首席分析师认为,DeepSeek V2论文“可能是今年最好的一篇”。OpenAI前员工Andrew Carr认为论文“充满惊人智慧”,并将其训练设置应用于自己的模型。而OpenAI前政策主管、Anthropic联合创始人Jack Clark认为,DeepSeek“雇佣了一批高深莫测的奇才”,还认为中国制造的大模型,“将和无人机、电动汽车一样,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在基本由硅谷牵动故事进展的AI浪潮里,这是罕有的情形。多位行业人士告诉我们,这种强烈的反响源自架构层面的创新,是国产大模型公司乃至全球开源基座大模型都很罕见的尝试。一位AI研究者表示,Attention架构提出多年来,几乎未被成功改过,更遑论大规模验证。“这甚至是一个做决策时就会被掐断的念头,因为大部分人都缺乏信心。”而另一方面,国产大模型之前很少涉足架构层面的创新,也是因为很少有人主动去击破那样一种成见:美国更擅长从0-1的技术创新,而中国更擅长从1-10的应用创新。何况这种行为非常不划算——新一代模型,过几个月自然有人做出来,中国公司只要跟随、做好应用即可。对模型结构进行创新,意味着没有路径可依,要经历很多失败,时间、经济成本都耗费巨大。DeepSeek显然是逆行者。在一片认为大模型技术必然趋同,follow是更聪明捷径的喧哗声中,DeepSeek看重“弯路”中积累的价值,并认为中国的大模型创业者除应用创新外,也可以加入到全球技术创新的洪流中。DeepSeek的很多抉择都与众不同。截至目前,7家中国大模型创业公司中,它是唯一一家放弃“既要又要”路线,至今专注在研究和技术,未做toC应用的公司,也是唯一一家未全面考虑商业化,坚定选择开源路线甚至都没融过资的公司。这些使得它经常被遗忘在牌桌之外,但在另一端,它又经常在社区被用户“自来水”式传播。DeepSeek究竟是如何炼成的?我们为此访谈了甚少露面的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这位从幻方时代,就在幕后潜心研究技术的80后创始人,在DeepSeek时代,依旧延续着他的低调作风,和所有研究员一样,每天“看论文,写代码,参与小组讨论”。和很多量化基金创始人都有过海外对冲基金履历,多出身物理、数学等专业不同的是,梁文锋一直是本土背景,早年就读的也是浙江大学电子工程系人工智能方向。多位行业人士和DeepSeek研究员告诉我们,梁文锋是当下中国AI界非常罕见的“兼具强大的infra工程能力和模型研究能力,又能调动资源”、“既可以从高处做精准判断,又可以在细节上强过一线研究员”的人,他拥有“令人恐怖的学习能力”,同时又“完全不像一个老板,而更像一个极客”。这是一次尤为难得的访谈。访谈里,这位技术理想主义者,提供了目前中国科技界特别稀缺的一种声音:他是少有的把“是非观”置于“利害观”之前,并提醒我们看到时代惯性,把“原创式创新”提上日程的人。一年前,DeepSeek刚下场时,我们初次访谈了梁文锋 :《疯狂的幻方:一家隐形AI巨头的大模型之路》 。如果说当时那句“务必要疯狂地怀抱雄心,且还要疯狂地真诚”还是一句美丽的口号,一年过去,它已经在成为一种行动。以下为对话部分梁文锋:非常意外。没想到价格让大家这么敏感。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步调来做事,然后核算成本定价。我们的原则是不贴钱,也不赚取暴利。这个价格也是在成本之上稍微有点利润。
「暗涌」:5天后智谱AI就跟进了,之后是字节、阿里、百度、腾讯等大厂。
梁文锋:智谱AI降的是一个入门级产品,和我们同级别的模型仍然收费很贵。字节是真正第一个跟进的。旗舰模型降到和我们一样的价格,然后触发了其它大厂纷纷降价。因为大厂的模型成本比我们高很多,所以我们没想到会有人亏钱做这件事,最后就变成了互联网时代的烧钱补贴的逻辑。
「暗涌」:外部看来,降价很像在抢用户,互联网时代的价格战通常如此。
梁文锋:抢用户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降价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探索下一代模型的结构中,成本先降下来了,另一方面也觉得无论API,还是AI,都应该是普惠的、人人可以用得起的东西。
「暗涌」:在这之前,大部分中国公司都会直接copy这一代的 Llama结构去做应用,为什么你们会从模型结构切入?
梁文锋:如果目标是做应用,那沿用 Llama结构,短平快上产品也是合理选择。但我们目的地是AGI,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研究新的模型结构,在有限资源下,实现更强的模型能力。这是scale up到更大模型所需要做的基础研究之一。除了模型结构,我们还做了大量其他的研究,包括怎么构造数据,如何让模型更像人类等,这都体现在我们发布的模型里。另外,Llama的结构,在训练效率和推理成本上,和国外先进水平估计也已有两代差距。
「暗涌」:这种代差主要来自哪里?
梁文锋:首先训练效率有差距。我们估计,国内最好的水平和国外最好的相比,模型结构和训练动力学上可能有一倍的差距,光这一点我们要消耗两倍的算力才能达到同样效果。另外数据效率上可能也有一倍差距,也就是我们要消耗两倍的训练数据和算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合起来就要多消耗4倍算力。我们要做的,正是不停地去缩小这些差距。
「暗涌」:大部分中国公司都选择既要模型又要应用,为什么DeepSeek目前选择只做研究探索?
梁文锋:因为我们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参与到全球创新的浪潮里去。过去很多年,中国公司习惯了别人做技术创新,我们拿过来做应用变现,但这并非是一种理所当然。这一波浪潮里,我们的出发点,就不是趁机赚一笔,而是走到技术的前沿,去推动整个生态发展。
「暗涌」: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留给大部分人的惯性认知是,美国擅长搞技术创新,中国更擅长做应用。
梁文锋: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也要逐步成为贡献者,而不是一直搭便车。过去三十多年IT浪潮里,我们基本没有参与到真正的技术创新里。我们已经习惯摩尔定律从天而降,躺在家里18个月就会出来更好的硬件和软件。Scaling Law也在被如此对待。
但其实,这是西方主导的技术社区一代代孜孜不倦创造出来的,只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参与这个过程,以至于忽视了它的存在。
「暗涌」:为什么DeepSeek V2会让硅谷的很多人惊讶?
梁文锋:在美国每天发生的大量创新里,这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他们之所以惊讶,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公司,在以创新贡献者的身份,加入到他们游戏里去。毕竟大部分中国公司习惯follow,而不是创新。
「暗涌」:但这种选择放在中国语境里,也过于奢侈。大模型是一个重投入游戏,不是所有公司都有资本只去研究创新,而不是先考虑商业化。
梁文锋:创新的成本肯定不低,过去那种拿来主义的惯性也和过去的国情有关。但现在,你看无论中国的经济体量,还是字节、腾讯这些大厂的利润,放在全球都不低。我们创新缺的肯定不是资本,而是缺乏信心以及不知道怎么组织高密度的人才实现有效的创新。
「暗涌」:为什么中国公司——包括不缺钱的大厂,这么容易把快速商业化当第一要义?
梁文锋:过去三十年,我们都只强调赚钱,对创新是忽视的。创新不完全是商业驱动的,还需要好奇心和创造欲。我们只是被过去那种惯性束缚了,但它也是阶段性的。
「暗涌」:但你们究竟是一个商业组织,而非一个公益科研机构,选择创新,又通过开源分享出去,那要在哪里形成护城河?像5月这次MLA架构的创新,也会很快被其他家copy吧?
梁文锋:在颠覆性的技术面前,闭源形成的护城河是短暂的。即使OpenAI闭源,也无法阻止被别人赶超。所以我们把价值沉淀在团队上,我们的同事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成长,积累很多know-how,形成可以创新的组织和文化,就是我们的护城河。
开源,发论文,其实并没有失去什么。对于技术人员来说,被follow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其实,开源更像一个文化行为,而非商业行为。给予其实是一种额外的荣誉。一个公司这么做也会有文化的吸引力。
「暗涌」:你怎么看类似朱啸虎的这种市场信仰派观点?
梁文锋:朱啸虎是自洽的,但他的打法更适合快速赚钱的公司,而你看美国最赚钱的公司,都是厚积薄发的高科技公司。
「暗涌」:但做大模型,单纯的技术领先也很难形成绝对优势,你们赌的那个更大的东西是什么?
梁文锋:我们看到的是中国AI不可能永远处在跟随的位置。我们经常说中国AI和美国有一两年差距,但真实的gap是原创和模仿之差。如果这个不改变,中国永远只能是追随者,所以有些探索也是逃不掉的。
英伟达的领先,不只是一个公司的努力,而是整个西方技术社区和产业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能看到下一代的技术趋势,手里有路线图。中国AI的发展,同样需要这样的生态。很多国产芯片发展不起来,也是因为缺乏配套的技术社区,只有第二手消息,所以中国必然需要有人站到技术的前沿。
梁文锋:我经常思考的是,一个东西能不能让社会的运行效率变高,以及你能否在它的产业分工链条上找到擅长的位置。只要终局是让社会效率更高,就是成立的。中间很多都是阶段性的,过度关注必然眼花缭乱。
梁文锋:会有专门公司提供基础模型和基础服务,会有很长链条的专业分工。更多人在之上去满足整个社会多样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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