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驻地生活家 | 孟常：如何构建一种自己的良好生活
媒体人
在曾经全球化最高潮的时代里，人们渴望联结，渴望生活在一种类似美国化的世界里，似乎普遍地忽略了在地性。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由于疫情以来的全球化势衰，大家开始重新关注在地，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期待线下的见面。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做今天的分享。
01
我过去十年的全球居住观察
大家对全球化都有所了解，当然围绕它也有很多批评，但批评在全球化光景好的时候大多被遮蔽了。然而过去的5-10年，我们似乎在为全球化付出一个沉重的代价，无论是美国川普还是英国脱欧，都是对全球化的一个反扑，是对他者的重新理解。
我们应该反思：全球化“实际是谁的全球化”，是否只是一些有优势和特权的精英人群的全球化？那些真实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中，不曾频繁移动的普通人能否从中获益？他们是被包容在全球化过程中，还是被踢出去了？这是贯穿我们对于一个单一标准的全球化的考量。
我想分享一些我曾经居住过的城市生活，因为我看这些案例的同时，也可以思考我们该如何构建属于自己的良好生活。
（1）阿姆斯特丹：如何打造一个属于自行车的城市
大家都知道阿姆斯丹是一个自行车城市，可能在外者看来，自行车是一种好看又有意思的生活方式，大家可以悠闲地在运河边溜达，看风景，它是一种lifestyle（生活方式）。但自行车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就是生活本身，是真的靠它来连接日常生活通勤，和大家挤地铁公交一样。
阿姆斯特丹街头
阿姆斯特丹38%的出行是由自行车构成的，如果自行车不能抵达，也可以把自行车放上轻轨地铁。我之前工作的地方在阿姆斯特丹郊区，很多朋友要先抬自行车上火车，到站后再骑10分钟到办公室。这种连接很方便，它的重点在于公交工具是否允许你把自行车放上去。在很多地方，非折叠自行车是没办法进入公共交通体系的。
然而，阿姆斯特丹这样一座自行车友好城市，其实是通过抗争获得的。
60年代的阿姆斯特丹市中心
荷兰是个平地国家，这是它天然的优势，所以荷兰本身就有很强的自行车出行文化。但在上世纪60年代，荷兰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就是汽车，因此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开始大修机动车道，让骑车出行变得困难。
在修马路前，很多小孩习惯在街上跑来跑去；修路之后，大家没能习惯突然闯入的汽车生活。1971年，荷兰发生了3300例的交通事故死亡，其中很多是儿童。于是人们用很多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们把自行车抬到街上堵住马路，在家门口的街道上举办抗议排队，使汽车无法通行。
这是他们的路权抗争，路权就是指谁拥有街道。我在北京的骑自行车的感受是，虽然这个城市铺设了很多自行车道，但骑自行车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生活。随时随刻都会有机动车闯入自行车道，因为机动车道是城市道路的主体。
所以当我们默认行驶在道路上的主体是机动车时，方便人和自行车出行的道路就变少了。因此荷兰市民的道路权利，是市民一寸寸争回来的。现在在阿姆斯特丹，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骑自行车10分钟就到，开车可能40分钟都不止，因为没有地方停车。
通过规划和政策本身让机动车在城市里变得困难，这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学习的，但它是大家想象自己居住生活，以及是否能有自下而上的参与程度的一种体现。
（2）香港：资本的城市，市民的空间
我在香港住了两年半，非常喜欢“西环码头”。它没有中环漂亮精致，甚至有点脏乱差，但大家可以坐着聊天，跑步遛狗，看夕阳西下，是一个市民休闲的重要公共空间。
西环鸟瞰图：延伸出去那条就是西环码头
但自2010年起，区议会就想把它改造成有管制的精致场所，我们知道这是在毁掉它。有一群人建立了一个叫做“西环变幻史”的线上社交群租，他们现在或曾经住在西环，很关注西环的发展。大家每天讨论西环有哪些老店正在面临问题，做了很多活动想维护西环码头的现状，让它保持这样一种即使不那么漂亮，但可以让市民日常感受和使用到的公共空间。然而2020年，西环已经部分限制进入了，往中环去的那条路修了一条海滨长廊，它原始的面貌被改变了。
这就是“西环士绅化”，大家可能对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因为它也在大理，甚至在喜洲当下就发生着。很多人认为士绅化推动了城市发展，但我认为士绅化的过程也是摧毁和迁移社区的过程。它会带来一个地方的单一化，只有一类人居住，到处都是可以照出人影的精致橱窗。
（3）北京：拆墙打洞，留白增绿
北京的变迁也令人非常伤感，从拆城墙开始，北京就每一天都不再那么北京了。这几年的北京就是“拆墙打洞，留白增绿”。北京有很多城中村，许多人因为租金低住在这里。这些地方可能不太好看，甚至是一个非系统经济的存在。“留白”就是把这些地方都拆掉，把里面的人赶走，从而让整座城市看起来有一些缝隙，更美观。“增绿”则是给这些地方增加绿化。
对于不必住在这些缝隙中的居民来说固然是好的，但被忽略的是住在其中的人该搬去哪儿。
上海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武康路
相较而言，上海似乎成了都市生活的一个样板。比如为了保护它的历史风貌，上海政府规划了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所以大家会说去上海轧小马路，这不是一句玩笑。因为在上海骑行和行走确实都是很舒服的。而我在北京走路的上限是15分钟，因为北京全是大路，过马路可能刚走一半，绿灯就过去了。
它背后的城市逻辑是北京不是一个市民城市，它的城市规划和区域整合首先要满足首都的功能需求，因此北京只有区没有街道。
02
如果不能改变城市，那就在地创造社区
我们看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参与去影响城市景观或样貌，但在北京就相对困难。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方式就是“创造社区”，和一些有共同志趣的伙伴进行连接。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生活方式的认同上，让它成为我们在城市中一个可以喘息的地方。
前段时间我去了成都郊外西莱古镇的麦昆塔社区，参与者大多是以前做社会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年轻人。他们租了一栋楼作为办公室，租了几百亩的田地耕种有机食物。他们与当地村民的距离非常近，帮助村民梳理、包装和销售他们的农作物。还聚集当地劳动力开了一个有机餐厅，里面所有的食物都来自于当地农户，厨师也是当地的村民，给当地带来了就业机会。这和我在喜林苑·沙溪的体验感非常相像。
成都麦昆塔社区
另一个是上海新华路的大鱼营造，我觉得他们是国内社区营造的中心。他们就是一群生活在新华路上的人，从事各行各业，他们希望能让生活的这个街区更有意思、更宜居，同时能和老的居民产生真实的互动。
他们有一个社区活动中心，会举办二手市集、社区节，组织居民做一些表演分享以及手工等。比如有一个阿姨可能手工做的特别好，他们就会鼓励阿姨去社区里摆摊，大家有什么衣服破了就可以拿去缝。通过这种形式让社区居民之间有一种长期的互动，而不是说大家关起门来，谁也不认识谁。
大鱼营造：闲下来合作社
03
在喜林苑，我看到了一个融合的社区
这次我在喜林苑我总共驻地6天。去沙溪店的时候正好赶上每周一次的公益英语角，也客串了一把英语角老师。这个英语角没有那么严肃，而是营造一个语言环境，村里的孩子们随意报名，不限年龄，也没有强制性出席。
上完英语角之后，一些小朋友们就跑到喜林苑的公共空间去做作业了。我相信客人们也不会觉得被打扰，因为这让你感觉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而不是村子里突然空降了一个怪异的建筑。
这是在英语角录的视频，我教了他们一个小时，他们也回报我唱了一首祝酒歌，教了我几句白族话，当然我一个都没记住。
喜林苑沙溪店有15个员工，13个都是石龙村的村民。有些年轻的员工告诉我，不是所有人都能幸运地留在家乡，找到适合自己能力和天赋的工作。现在村广场旁边也在建一个教育中心和博物馆，这样一种有目的性的让当地人来到附近其实是和社区的一个很好的互动，他们的在地融合得非常自然。
我在驻地期间还参与了石龙村漫步，管家带我了解这里的本主文化、白族歌舞和当地食物，可以感受到当地人对文化和传统的敬畏。而我感受最深的是喜林苑和石龙村没有隔离感。所有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包括刚刚提到的士绅化，最糟糕的就是带来区隔，但在这里，我没有这种异化的感受。
孟常在石龙村英语角
05
在附近创造既开放又在地的生活
最后想简单地谈谈我理解的良好生活。
第一是本真性，守住多样性。这可以从守住小店开始，因为当一个地方全部都是同质化的东西，就会很糟。当你走过一条街，如果不消费，就没有办法和这条街产生任何关系，这条街就是很糟糕的。因为你只剩下一个身份，就是消费者。你和生活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割裂，它不是真实的生活。
第二是公共性，我相信每个人会本能地关心公共生活，但很多时候它被遮蔽了。大家忘记了我们需要真正的公共生活，但我们需要对话，需要讨论，需要一些真正的交流。比如我们需要知道家门口的变动，包括前段时间关注广州很多梧桐树被砍掉的消息等等。其实这就是公共生活，它没有那么玄乎，非常日常。我们在每天喝咖啡、喝酒、跟朋友一起聚会的同时，也需要超出自身的思考和关注，共情远方的哭声。
第三是社区联结，我相信大家在大理有很多这样的活动参与：在线下通过跟朋友们社群的连接，做一些让自己日常生活舒服一点的尝试。这也是为什么我关注很多社区，来到喜林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