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2021》：在时代的裹挟下，好声音应当何去何从？
在国内综艺的发展历程上，《中国好声音》绝不只是一档真人秀节目如此简单。作为首次亿级的大成本制作，《中国好声音》点燃了那个夏天所有守在电视机前观众的热情与期待，同时，它制播分离的流程、独到的节目模式也在之后的几年中频频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可以说，十年前，《中国好声音》的出现，对观众乃至整个综艺市场而言，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
然而，当十年飞速而过，音综已然成为综艺市场的中坚力量，从流行到原创再到垂直类小众音乐，各类综艺层出不穷，曾经的顶流《中国好声音》却渐渐淡出了观众视线。7月30日，《中国好声音2021》在浙江卫视正式上线，节目虽依然保持了头部综艺的收视水准，但在社交平台的讨论度及视频网站的播放量方面，第十季的《中国好声音》早已无法复刻曾经的辉煌。
从2021回望2012，十季的《中国好声音》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一段路程。深挖节目本质，跳出综艺市场的框架，我们是时候停下来，里里外外对节目进行一次重新的审视了。
核心吸引力边际效应递减，改动形式化治标不治本
提起《中国好声音》，人们很难不联想起节目标志性的“红转椅”。是偶然也是必然，《中国好声音》每一季的命运转变也恰恰和“红转椅”联系在了一起。
2016年，受版权影响，《中国好声音》被迫改名为《中国新歌声》，此前的“红转椅”也改为了“滑滑梯”的模式。可惜这样的变动并没能被观众认可，影响力与收视率呈明显下滑趋势，2017年，《中国新歌声2》整季的最高收视率都未能突破3%。更令人遗憾的是，当版权纠纷解决，“红转椅”回归，《中国好声音》依然没能回到此前的巅峰状态，甚至在收官的巅峰之夜中，也仅仅取得了1.7%的收视。
为了进一步挽救收视，而后的《中国好声音》开始频繁地在“红转椅”上下功夫，例如座椅背后实时展现导师状态的大屏、导师间可以互相禁言的按钮和新一季八个转椅、四位小导师的设定。然而，这样的改动并未让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在增添节目戏剧性效果上的作用也微乎其微。
选手是否能通过导师的拍灯而成功晋级，是《中国好声音》一直以来最大的悬念点。然而，这样一个悬念点的营造应当是作用于观众，而非选手。对于观众而言，导师在拍灯前的犹豫不决是节目激发好奇心与紧张感屡试不爽的制胜法宝。但对于选手而言，面对大屏上导师们的实时状态，过多的关注只会影响到自己的演出状态，还容易让观众认为其演唱不够投入，太过功利。
并且，转椅的设计明明是要建立选手与导师之间的屏障，让观众拥有站在上帝视角上观看选手表现的快感。面对选手的大屏不仅没能为悬念感的呈现添砖加瓦，反倒削弱了屏障的意味，更像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形式主义的画蛇添足。
新一季的备受关注的“4+4”设置也呈现出了类似问题。节目为四位导师分别匹配了各自的小导师，而小导师则可依据自己的判断提前转身，若演唱完毕后大导师仍未转身，小导师则拥有30s的说服时间来左右大导师的最终选择。可在实际呈现的第一期中，小导师30s的说服时间远不足以充分给到导师甚至观众一个专业且令人信服的理由。节目缺乏合理的模式设置及实际效果推演，让小导师完美嵌套在盲选阶段中将其功效发挥到极致。
从转椅到滑梯，从大屏到按钮，再从4人到8人，《中国好声音》中的“红转椅”从曾经节目最受瞩目的标志，一步步地沦为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桎梏。或许节目组早已或多或少地意识到“红转椅”的设定已无法满足当下的审美需求，但由于很多观众仍会下意识地将“红转椅”与《中国好声音》等同，导致《中国好声音》被彻底局限在了“红转椅”当中，无法进行过多调整。
但实际上，“红转椅”从来不是《中国好声音》最大的特色，更不是其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好声音》引进之前，国内的综艺市场正在被《超级女声》等选秀节目牢牢占据，在依靠全民投票，没有标准定义的选秀中，对外表的过分关注和炒作的日益盛行，开始引发观众反感，使选秀走向了过度娱乐化的死局。《中国好声音》的腾空出世如同一股清流，瞬时间将选秀拉回了专业的领域，剥离开浮躁的表象，专注于声音本身的魅力。
因此，《中国好声音》之所以能一炮而红，极大程度上是当下的市场环境所致，节目通过“声音的优质”实现了差异化的竞争，而“盲选”是辅助其达到这一目标的机制，禁锢住节目组思路与观众情感的“红转椅”只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装置。
《中国好声音》点燃了音综市场，也为自己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随后的几年中，以业内最高水平竞演为招牌的《我是歌手》杀出重围，曾经浮躁的选秀节目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赛道与受众，对《中国好声音》在专业与真人秀的层面都造成了难以忽视的压制。
时至今日，选秀和专业竞演更是已经各占据了音综市场的半边天，“盲选”不再新颖，“优质”不再特别，反倒是只剩下“红转椅” 还承载着观众十年的情怀与记忆。或许，在情感价值层面，能和“红转椅”所媲美的节目装置少之又少，但如果一档节目历经了十季，依然被困在一个情感的载体上，这样的制作模式未免太过幼稚。
音乐市场进入变局，“草根逆袭”幻象破灭
《中国好声音》是一档少有的受众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上，且男性观众远超过女性观众的综艺节目。受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档节目的圈层定位，可很显然，《中国好声音》并不满足于目前的圈层，一直试图用各种方式进行突破。
从《中国好声音2020》开始，选手年龄层趋向年轻化，95后的年轻歌手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乐队等多元的音乐形式开始出现，为此，《中国好声音》还特意设置了原创赛道。今年《中国好声音2021》的第一期中所有选手平均年龄只有24岁，最大的选手也不过27岁，完全与基础受众形成了断层。
可实际上，《中国好声音》所追求的年轻化并没能为其赢来足够的年轻观众，嘻哈、乐队等垂直类主题的节目已经瓜分了大量的年轻群体，还留给《中国好声音》的年轻受众几乎寥寥无几。反倒是曾经25-39岁的受众群体，无法再从节目中找到能让自己为之共情的选手。
其实，这样的转变不仅体现在《中国好声音》的节目中，而是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向整个音乐行业蔓延。此前，《中国好声音》的选曲，例如第一季《春天里》、《为爱痴狂》、《High歌》都是曾经时代的经典或当下最流行的单曲，各年龄层的观众都可以一同欣赏与传唱。
当下的音乐市场在算法的驱动下，越来越被圈层所固化，音乐以风格为单位开始有了明确的标签，各大垂直领域的音乐类型百花齐放，原创曲目层出不穷。而主流的音乐却在其中失去了曾经的统治能力，甚至我们当前已经很难再定义，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音乐应当是什么样子了。
《中国好声音》一直尝试在赛制与装置上变换花样有所突破，而实际上，作为节目支撑根基的“高质量曲库”已无法承载市场变局所带来的颠簸。依据目前的市场现状，试图满足多年龄段审美需求，重新打造合家欢的音乐舞台，远远超过了《中国好声音》作为一档综艺节目的能力范畴。
除此之外，随着人们对造星模式了解的不断深入和市场上超饱和的选秀明星，《中国好声音》所承载的“草根逆袭”的希望也逐渐沦为泡影。
第一季中，汪峰的“你有梦想吗？”和杨坤的“我今年有32场演唱会”之所以能一度成为最火热的流行语，正是因为其印证了当时人们对实现梦想、凭借实力走向更大舞台的渴望。可几季过后，人们发现，在节目的昙花一现后，能真正通过音乐改变人生的幸运儿少之又少，并且在逐年缩水。纵观《中国好声音2020》整季，仿佛只有冠军单依纯获得了些许观众与行业的关注。
《中国好声音》为人们打造了梦想的起点，却也仅仅止步在了起点。面对如此优质的选手资源库，《中国好声音》没能在第一时间建立完备的造星体系，给予选手们合适的舞台资源与良性的职业发展规划，不仅导致了优质选手大量流失，也让“梦想”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失去了意义。
其实在制作方面，《中国好声音》从没有一季令人失望，一直保持着合格的行业水准。曾经被一度诟病的过度作秀，也在后续的节目中也得到了重视与调整。可残酷的是，截止目前，还不存在任何一档综N代可以只专注于节目，不被时代的转向所左右。
相信曾经成就于时代的《中国好声音》，依旧有能力再缔造下一个传奇。在十年之际，是时候寻找另一个的风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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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慕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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