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说说阮义忠摄影人文奖：拿年龄身份说事是可笑的

摄影圈周刊（5.27——6.02）

《乡村娱乐》，张晓武摄

文 | 柴柴

每次，国内有点影响力的摄影奖获奖名单一公布，随之而来的就是或赞或弹的声音，争论不止。有争论是好事，说明对这个奖有关注、有期待，事理也是愈辩愈明。

阮义忠摄影人文奖（以下简称阮奖）也不例外！本周（5.27—6.02），柴柴就肤浅简单地说说阮奖。

上周，第二届阮义忠摄影人文奖揭晓，15组作品获奖。3天前，徐淳刚撰文“阮义忠摄影人文奖，一个混乱不堪的摄影奖”（以下简称徐文）。从标题可知，他发的是批评的声音。柴柴通篇读下来，是越读越糊涂，完全不明就里。批评谁都会，关键是你要批到点子上啊。枉然朋友圈还有那么多人转发！

徐文一上来就对获奖摄影师的年龄和身份发难。“本届阮义忠摄影人文奖因为这位‘80后’（83岁摄影师卢承德）的入围获奖，也便显得其乐无穷了。”（真有那么可笑可乐吗）“姜振庆，王争平，这两位地方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金像奖’及国展金银铜奖的获得者，他们的作品也获奖了。摄影奖可以不考虑摄影师的资历、身份、地位，但从这两位老前辈，从‘获奖无数的获奖者获奖了’来看，这奖确实太搞笑了。”（前后也太矛盾了，摄影师的身份到底考虑还是不考虑，你自己理清了吗？！）

还是 @刘会选 说的好，“过去只听说过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今天涨姿势了，还有一个年龄歧视。”应该还加一个身份歧视。

对此，柴柴只想问一个问题，阮奖有年龄、身份限制吗？年龄限制是没有的，阮奖征稿要求里明确写的：不限年龄，符合当地法律规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均可投稿。身份限制呢？只有一条：阮义忠摄影人文奖终审评委、初审评委及组委会人员的直系亲属谢绝参赛。请问这些获奖摄影师是评委和组委会人员的直系亲属吗？！

既然阮奖没有年龄和身份限制，还拿年龄和身份来说事，就显得有些可笑了 。在阮奖这里，能不能获奖，跟年龄无关，跟身份无关，只跟作品有关。只要作品过硬，符合奖项设立初衷，就是有90岁了，是国家领导人，就能拿奖。

柴柴知道，徐文就年龄和身份说事的真正用意在于，想给摄影界的后进者更多机会，但需要明白的是，发现新人，激励后进，不是阮奖设立的初衷，这你不能强求别人吧。再说，国内的新锐摄影奖还少吗！

徐文对阮奖除了拿年龄、身份说事外，还有就是对人文的理解了。这关乎阮奖设立的初衷。柴柴看来看去，也没弄清徐淳刚先生对人文是作何理解的，很可能是本人才疏学浅。

2016年，止止撰文“阮义忠摄影人文奖：是‘人文奖’？还是‘阮式温情奖’？”（以下简称止文）文章中，止止称：“从阮奖最终的大奖（《微尘圣像》）来看，依然停留在阮式‘温情主义’和‘阮义忠讲爱’的层面，与其奖项名头所示的‘人文奖’相去甚远。”而第一届阮奖三名入围的作品中，止止认为，钱海峰的《绿皮火车》是最具人文主义特征的。因为《绿皮火车》的核心在于对底层生活持续长久的跟进关注、深入体验、记录和呈现，以期人们能更加客观、全面的看待自己所处的社会。《绿皮火车》是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人类关怀意识，典型的人文主义摄影作品。

对于阮义忠的“温情主义”摄影及其“滥情”文化的批评，止止引述了台湾学者郭力昕的文章《告别不了的“滥情”文化——从阮义忠的摄影谈起》来说明。下面柴柴也同样节选几段该文章核心论述：

台湾社会向来习于将具有崇高与深刻意涵的人道主义，表现成一种「温情」的层次。但是，正如人权工作者黄文雄所言（《中国时报》，1999.10.31），如果我们缺乏监督国家机器与发展公民社会的意愿，无法使责任与道德做有效的分工，却只会无限上纲「爱心」，将无法处理现代社会的问题或危机。

温情是人道主义的一种通俗而廉价的认知和实践形式，它因而易于被庸俗化或商品化为一种滥情主义的层次，从而剥削了人道主义与爱。这类浮滥而轻易的「爱心、关怀」论述，充斥在政府与民间、反复于艺文工作者与阅听大众之间。检视近二、三十年来台湾的艺文创作者，这样的思考模式与精神面貌比比皆是：不仅摄影创作圈所生产的滥情文化十分严重，其他领域如舞蹈、通俗音乐、文字创作、评论生产、纪录片作品……，都不乏这类例子。 

滥情主义的虚矫作品，固不值一谈；好的、严肃认真的创作，如果仍只是将力气放在「感动论述」的堆砌营造上，不断将「感动」的效果强烈而立即地压在阅听者头上，使读者或观众只能沈浸在一种类似宗教聚会所的气氛里，却不能再有空间做其他的思考，或者辨别作品中究竟有多少可资思考、或因为真正深刻所以感人的材料，那么，「感动论述」的盛行，反映的恐怕正好是创作语汇与思考能力的贫困。这样的作品，鼓励并强化了台湾温情文化的持续再生与扩大。加上媒体总是只能够以派对、节庆的心情，跟着创作者的节拍起舞，簇拥着这样的文化艺术生产，而毫无评断能力，则创作者、民众与社会都只好原地打转，难以出现跨越性的进步。 

台湾主流艺文创作界之创作语汇的贫乏，主因之一是由于目前成为明星级的、或拥有充沛资源的创作者，其创作语汇与思考方式，大体上仍传承自1970年代。若回到阮义忠的例子，虽然他的作品尚不至于代表七〇年代起那一批最精采的创作者及其作品，但阮确实很努力的想在其摄影作品中，与台湾七〇年代的精神面貌挂钩。七〇年代的理想气质与纯洁情怀固然可敬，但死守着那个相对地说属于「纯真年代」里的语言与思惟，除了情操上的自我证明，只怕很难对付九〇年代以至于新世纪已然转换了的社会情境。如果明知这种语汇的无力，而懒得在语言 / 思惟上反省、突破，以跟上或响应时代变迁，只是将逐渐无效的语言操作为一种美学标准或创作概念上的垄断，并且觉得可以理直气壮的进行这样的垄断，则只是反映了台湾需要更多严格的批评。 

温情感性文化的盛行不辍，说明了台湾无论怎么自我吹嘘，仍未脱某种「前现代社会」的内在体质。如果阮义忠的作品讯息，在台湾继续有「市场」的话（至于他在国外也有市场甚至口碑，则有着另一套文化逻辑，于此暂不讨论），则可能表示了不仅是创作者，而且是做为阅听者的我们，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告别不了二十世纪。我们既无能力，亦无意愿。我们的身体与欲望行走在消费文化里，心态与思考则停顿在农业社会中。在这种身心分裂的混乱状态里，我们连老老实实地面对、并承认自己无能处理的勇气都没有。西方文化历史脉络下循序发展的理性、反省与深刻之自我批评的那个二十世纪，我们还没有真正经验过，最多不过刚刚起步。那么，我们凭什么能够「告别」？

其实，郭力昕论述的滥情主义，不光在台湾泛滥，大陆也随处可见。只想提醒大家，作为一个有着思辨能力的现代公民，以后见到这类，先不要忙着去感动，多留个“心眼”吧。

对于人文主义，本次阮奖的七位评委分享了他们的看法，柴柴最认同的还是刘立宏的说法，“真正的人文是有内涵的，有思考的，在社会学、人类学的支撑下带来的。”按照柴柴粗浅理解，真正的人文主义，是对人本身，以及与人有关的一切的真正关切关怀，这种关切是有深度的，有思考的，有反省的，是求真的（最大的善和美，就是求真）。而阮式的“温情主义”，只是一层裹着糖衣的，迷人的廉价的人文主义，是没有多少深度价值的。

比照这个理解，第二届阮奖前三名柴柴会选《乡村娱乐》、《月亮的孩子CICI》以及《狗徒》，具体的理由就不讲了。前三名的公布时间是在6月8号，到时看看，柴柴是打脸呢，还是预测对了。就当一乐。

对阮奖的批评，除了徐文以及去年的止文，柴柴还看了一篇——“阮义忠人文奖？这回可有点‘小’……”。相比徐文，这篇说的几点柴柴还是很认同的。

一说这届阮奖15组作品之间有点趋同。“第二届作品是不是乡愁多了一点？是不是温情脉脉多了一点？甚至于，是不是黑白多了一点？”

不光是15组作品之间趋同，跟以往比也跑不了。看看《高天厚土》《我的西海固》《乡村· 彝人·印记》就知道了。

二说作为一个比赛，形成价值观趋同这一局面，不是评委的有意引导，就是投稿人摸准了奖项的‘脉’。这两个原因严格说起来又是一回事，就是奖项的性格不够开放。“在本届阮奖当中，作品往往长于感受短于提炼，感性有余思辨不足，温情之下少了那么几分力度。”有些作品明明可以深入下去，创作者却选择了点到为止。

这两点的原因说白了，就是阮奖先天不足，看看上面就明白了。

写到这，柴柴想说一说同为获奖作品的《蚀》（上图）。《蚀》一看不难明白，作者关注的是工伤。本来是很好的一主题，能很好地切入现代社会，关涉经济阶级社会家庭等等，做到以小见大。可惜，作者没有。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写到：“摄影的美学化倾向是如此严重，使得传递痛苦的媒介最终把痛苦抵消。相机把经验萎缩化，把历史变成奇观。照片创造同情不亚于照片减少同情和疏远感情。”

《蚀》就是典型如此。

以上说的都是批评，柴柴想，这都是善意的批评，是因为对阮奖的看重期待，希望能一年比一年好，发掘更多好作品。至于对阮奖的褒奖言论，柴柴就不说了。

好了，本周就聊到这，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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