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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摄影人杨文彬 | 愚蠢不是问题，但不要整天把它放在嘴上
摄影人杨文彬
杨文彬，摄影人，1996年12月出生于山东济宁，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展览：
2016年《欢愉之镜》，连州摄影年展，连州市粮仓展区J2展厅
2016年《浮光多重奏》，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北京＆厦门巡展
2016年《大盛世》，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厦门肉食公司”-青策计划
2015年《大盛世》， 丽水国际摄影文化节，策展人舒阳
2015年《大盛世》，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策展人王庆松
2015年《大盛世》，平遥国际摄影节，策展人林路
发表和获奖：
2017年《大学社会》映·纪实影像奖摄影师大奖
2015年《大盛世》第五届丽水摄影节新人资助奖
2016年《浮光多重奏》入围第八届三影堂摄影奖
2013年 全国新人新作摄影大赛二等奖
2015年《大盛世》入围四月风青年影像扶持计划
2016年《大盛世》发表于第二期《中国摄影家》杂志
2016年《欢愉之镜》全三期发表于网易看客栏目
2015年《我的姥姥娘》发表于腾讯网门首、腾讯悦图频道
2015年《我走过爆炸中的天津港》发表于新闻视野、网易新闻、搜狐传媒等媒体
柴：柴承伟 杨：杨文彬
柴：现阶段关于你的争议是非很多，你关注在乎这些吗？支持或反对，你如何看待？
杨：愚蠢不是问题，但不要整天把它放在嘴上。作者在做作品时，肯定期待它能有所回应。所以我还是会看这些反馈的。
柴：你的意思是反对者中不乏愚蠢？
杨：这个好。反对本身没问题，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在发表不认同意见时，还在小心翼翼避开审查的雷区——这种行为本身是愚蠢的，也是在证伪他们的反对意见自身。
柴：还有呢？能具体举例说明吗？
杨：举什么例子，反对意见的？不能吧，我对它们心生倦意，它们还没有迈过我文字的门槛。
柴：你是如何看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评论之间的关系的？
杨：我想想。作者不去迎合读者，但是会惴惴不安地期待精神上的回应；作者同样也在寻找好的读者，而相遇是一种互补。好的评论则是从作品中行走出来的新的生命。
柴：你曾说过，当《大学社会》推向公众的时候，你没有太大的落差感，会预料到这些，也会做好准备。现如此这样的局面，还是你预料到的吗？你有压力吗？
杨：当然啊，有预料到，而且还有一部分是我推动的，事件传播毕竟需要负面公关。要说压力，有，主要是来自于对自我一部分表示厌恶而产生的压力——自身厌恶自我，没有激情，很容易厌倦。
柴：现在这样的传播讨论达到当初的预想目的了吗？
杨：达到了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柴：你是怎么看待纪实摄影这个概念的？
杨：内容为非虚构的影像。
柴：你曾说过，你拍摄的时候是带着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拍摄的，在你看来观点想法或许比所见的表象更真实。但很多人对《大学社会》批评的正是这种先入为主、片面主观的观看。你现在还坚持这种观点吗？
杨：我依然坚持我先入为主的观点进行拍摄，而且不认为这是错误，因为他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本身也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是错的”这个观点来先入为主地看待的——这是他们的二律背反。
柴：你在多个场合强调真实的可贵，摄影应该着重于真实的东西。但恰恰很多人认为你拍的《大学社会》断章取义，不真实。对此，你认为的真实与大众所理解的真实有何区别？你怎么看大众对纪实摄影真实性的要求？
杨：我强调的是“活在真实中，说真话”，不是表象现实。大众是怎么理解真实的？我感受不出来人群对纪实摄影真实性有何要求，人群更多地觉得这不是他们想看到的，于是选择埋头不看。
柴：你强调的真实与上面所说的先入为主的观看不矛盾吗？
杨：不矛盾，真实从来不是能被观点遮蔽的，观点只会被真实改变。
柴：很多人说你的片烂，没有审美，没有技术，构图不行，闪光不对等等。你认为说这些的是些什么人？
杨：没有读图能力的人，准确的说，更多的是被流行美的范式规训过的人，且意识不到自己的思维是不自由的。
照片就是照片，它们没有规定任何伦理，如果说有伦理的话，那唯一的伦理就是任何一种美学——无论是唯美的还是凄惨的——都不会要求观众去为了论述一种美学形式的合理性而去攻击另外一种。因为美学是伦理学之母，而美学多样性存在的现实就规定了宽容的伦理，若伦理中缺少宽容，那么相应的回报就是美学的多样性受到伤害。
柴：很多人认为微信截图不算摄影，你的回答是？
杨：艺术家就是应该用他的视觉手段来表现当下的生活啊，截图在当下生活已经成了获取影像的重要手段，那将它和摄影媒介的扩展联系在一起有何不可。任何一个优秀的作者都会对媒介保持充分敏感，而我不想在陈词滥调中循环，因此也预料到了庸众对微信截图这一手段的反应。
柴：你陪朋友去参加招新会，有人讲，进学生会就要服从师哥师姐命令，不服从就出去。当时你朋友就出去了。这件事对你拍摄《大学社会》有何影响？
杨：没多少影响。当时不服从的人很多，我最初的关注点其实不在他们身上，而是在那些施加权力的主体上。
柴：这种所谓的权力对学生会、社团里面的成员有什么样的塑造？
杨：致力于塑造成一个整齐划一的人，一个螺丝钉，一个非人性的“现代人”。
柴：你认为这种权力产生的真正源头在哪？
杨：这种权力它不是自上而下的，它可以自己生产自己，恰恰，它们是去中心化的，微小、细节、流动在人与人之间的“力”。
柴：刚你谈到了整齐划一，螺丝钉。可以说这些就是大学的学生会、社团成员的身份定位、群体特征吗？
杨：只是一个对表征的比喻。要总结的话永远总结不了，毕竟它们是过渡阶段，社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的身份定位、群体特征便是社会的影子。
柴：你曾说过，作者应该是一个重视整个结构、审视整个系统的人，而不仅仅是做抒情表达。能谈谈你在建构《大学社会》时的结构吗？
杨：一方面是分析组织内部的微观权力，另一方面是学生组织所受到的社会各种关系的影响。这是内容上的结构思路。
柴：对现在社会上泛滥的抒情表达，你是什么态度？
杨：我反感那些浅薄的滥情，其实那是一种深刻的自怜。市场上的抒情产品无非就是让大家揽镜自照，和美图秀秀没啥区别。
柴：你在文章《超级选拔秀及“批评”的批评》写到：无休止的欲望和贪得无厌是这场生意（摄影奖）的起点，而不是你们的艺术。对于一家门户网站的商业企图而言，设立奖项—开办节目的成功与否，重要不在于奖项颁布—剧情结局本身，而是它能否吸引到足够的流量及关注度—收视率。颁布结果—剧情结局引来的争议，本身可以与这一奖项互相证明，主办方至少能在流量—收视率上有所收益；另一方面，批评者夹带私货地参与讨论，也能够顺便推广自己的“产品”——批评本身也成了能够推广自己的“失败者沙龙”。
对于映·纪实是不是也有这方面？
杨：映•纪实影像奖和2016年摄影新锐奖从主办方性质、组织方式都是两码事，当年对新锐奖生态整体上的批评，和现在的映奖我实在是对不上号。
柴：但是你前面提到了事件传播、负面公关。这些都跟映·纪实无关吗？
杨：那是为我的展览，炒作本身不是问题，只是一个公关手段。
柴：这是映纪实主导的还是你个人行为？
杨：我个人行为。卧薪尝胆了一年，总得出来小试打狗棒吧。当时那日松老师还劝我，说跟他们接触是拉低你的智慧。但是面对流氓只能用更流氓的方式去打败他，而且必要性也在于一种为展览预热。
跟流氓讲道理是没用的。但如果你避让的话，他们又会当成理屈词穷一样去追咬。
那天晚上正好看到了柴静写崔永元的这段话：“从悲观的内心世界发出欢乐而恶毒的笑声，因为有勇气，有野心，有尊严，有人格的力量，有幽默感和独立性。”
柴：现在对你的批评者中，是不是也有夹带私货，推广自己的“产品”的？
杨：挺多的，但我刚才说了，这个“产品”不一定就是他们生产的什么具体的东西，可能是对他们有价值的，比如流量，都算是私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流行的观念是：“流量即价值”。
柴：你曾说阮奖和2016 年的新锐奖难以服众的原因显而易见：一个是获奖者与评委本人是师徒关系，另外一个是更显而易见的制作人-作者的关系。有很多人对你获奖，提出了一样的质疑，你的解释是？
杨：什么质疑？尽管山东人喜欢把“老师”作为尊称，我和评委没有一个人是师徒关系，《大学社会》和映·画廊更不是制作人-作者关系。
柴：你在文章《超级选拔秀及“批评”的批评》还写到：对于这两个奖项（阮奖和新锐奖）而言，其实最好的抵御方式就是不参与。对于愈发娱乐的选秀模式，对于任何可能过度的灯光刺激，任何心存严肃者最好的抵御方式就是沉默。因为不提及加速了它们的灭亡。他们都是在言语中产生，言语是事实的最后壁垒。倘若言语开始坍塌，形而上的一方便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那你当初为什么参加了映·纪实？还是认为映·纪实与其他奖项不同？
杨：参加的考虑，首先它是一个纪实性的资助奖，其次我认可映画廊在业界的口碑，它不那么市场主义，有自己的坚守和判断。
柴：作为一个摄影人你认为什么素养最重要？
杨：我认为职业素养是个伪命题。
柴：我发现你写诗,喜欢阅读。在你阅读过的书里面，你会推荐？
杨：没有哪本具体的书。给人推荐书单总是太家长式的行为，我不合适，即使合适的话，今晚不总结。
柴：现在回头看自己以前的作品，最满意的地方在哪，不满意的地方在哪？
杨：仔细想了想，还真没有，可能会调整，但是理念脉络基本上是延续的。现在还没到回首总结的时候。
柴：你曾经说过，困惑在哪，你的作品就在哪。现阶段有困惑吗，困惑是？
杨：困惑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目前还有其他项目在推进，今年会在集美阿尔勒展览上展出，是欢愉之镜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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