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意 | 书评：荒漠绝响，无问西东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是为纪念、庆祝“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八十周年而出版。全书图文并茂，既有专业性极强的研究论文，也有通俗易懂的科普性文章，对“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产生背景、组团过程、重要成就及其在中国科技发展史和中外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配合其他阅读和了解，笔者对于书中所收录的对于考古、勘探等考察纪实印象深刻，因而在总结考察所遇磨难的基础上，从古物学、自然史、浪漫主义这三大角度对民国时期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历程进行一定的探讨。
1927年5月9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The Scientific Mission to North-Western China）正式从北京出发前往包头，开启近代西北考古的大门，标志着近现代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中国和欧洲学者共同组成的平等合作的学术考察团体成立，亦奠定了我国边疆考古的基石。考查团的成立是“敦煌之殇”后的产物，是对当时西方列强肆虐我国西北的见证，亦折射出民国时期混乱复杂的国情。考查团的成立既是维护我国权益的重要表现，也是对文物遗迹保护的关键。基于国情，考查团在以考古为重心的同时，更加注重地理调查。在基础条件极度缺乏、政局派系林立的西北，考查团步履维艰，但依然凭着常人无法想像的浪漫主义情怀坚持了非一般的八年。近年来，考查团的研究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后终于被重视起来，这对于全面掌握西北科学考查团乃至近代中国西北考古内容有重要意义。
一、磨难——评述考查团途中常遇问题
如若说晚清的中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体系，那么民国初年的中国则处在被列强暴力打开国门后支离破碎的局面。于此时进入西北的考查团，更是面临一系列复杂多样的问题。
首先，西北考查路程之艰苦难以想像。
缺少食物和饮水，饱受病痛折磨是常见之事。单单因为严重脱水，陈宗器的牙齿脱落。除了要穿山岭、越沙漠、风沙蔽日。为了躲避土匪抢劫和地方官兵的抓夫派差，团员不得不深夜疾行。行至罗布泊时，陈宗器不禁感叹“碱块之锋又甚锐利，行一日后，余皆感足痛，骆驼柔软之足跟在碱滩上血迹斑斑矣！……帐篷不宜支起，因碱滩过硬，铁钉不宜击入，并不得平放铺盖处。”[1]1931年1月1日抵达罗布泊后，又经过14天无水的艰苦行程，他们才来到孔雀河的入湖口。在奇台发掘时，正直寒冬，气温在零下，还经常有五六级大风夹着沙土袭来。袁复礼等为了保持骨骼不被掘坏，便把积雪煮成开水浇化冻地然后刮去骨骼上的泥砂，为此冻伤了脚[2]。宁夏结节绘龙的发掘亦是如此。而从考查团马叶谦和贝克自杀的悲剧中，能看出在陌生艰难的环境下，恐惧、不安和紧张等心理问题对长期在野外工作的考察人员造成的伤害。
其次，中国政局混乱、社会不稳定。当时，西北形成各派势力格局，兵匪出没，意外屡出。
当时学术不受重视，政局与学界不统一。比如斯文·赫定一开始进入中国是直接获得了张作霖的批准，后来是学术界主动抗议才有后来的学术团体。这样的波折早已折射出学界与政府的矛盾。金树仁上台后，考查团更是步履维艰。1929年，第一阶段的考察工作结束，待召开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后，赫定与徐炳昶前往南京，拜访了监督院兼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教育部长蒋梦麟等政府要员，并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对西北科学考查团颇为关注，决定支持他们的活动，并宣布考查团将受政府保护。可是，西北距离南京实在太遥远。混乱的当局无法控制边疆地区。1929年，考查团决定让新增的六名团员从塔城入境。外交部随后两次致电了金树仁告知了这一情况[3]，但是金树仁坚持“国府既无允许继续之明文，新省自未便准其工作之时间”[4]，便电令塔城行政长官黎如海拒绝考查团成员进入。由于金树仁上台后一直极力阻挠西北科学考查团，贝格曼（Folke Bergman）的考察颇不顺利。在得知贝格曼等人准备前往罗布泊后，他便以罗布泊地区是战区为由，要求他们立即返回乌鲁木齐。贝格曼等人只得停止考察，动身返回乌鲁木齐。西北考查团的多次工作因为新疆当局的挡驾以及交涉无果而只能该表计划。哪怕是1931年的有南京国民政府全力支持的绥新公路考察，陈宗器等人依旧在哈密、库尔勒受到干扰，一度成为马仲英的俘虏和被盛世才软禁。
处在当时政治混乱、内战不断、兵练祸结，社会封建流毒弥漫，荒淫无耻的反动势力猖獗，公众生活动荡不安，每况愈下，边疆兵匪横行，外蒙宣布独立的形势下[5]，远足到偏僻的西北边疆考察，路途荆棘丛生，环境之恶劣非常人所能堪，没有足够的勇气，很难做到这一点。
第三，政府失尽民心、民不聊生，民众的古物保护意识薄弱以致遗存危在旦夕。
晚清之际，满汉冲突，甚至到了外国侵略者攻击政府军队和公共建筑时当地百姓处于冷漠状态。其百姓“其人曰仆且导”，最终“举二百年之结构，付之一朝之灰烬”“中国人极端缺乏对国家的情感和自豪感”。这样的情绪在西北得到了无限的放大，延伸至民国时期。1928年7月底，在且末期间，许多当地人将来自考纳沙尔（且末古城）的文物送至贝格曼处贩卖，其中有佛珠、青铜器、點土罐。此外，他发掘了几座古墓，但只找到一些人类骨骼，随葬品已经被当地人挖走，衣物也被损毁。1928年7月，袁复礼到了唐代北庭都护府遗址，进行测量和记录。至于搜集品，袁复礼记载：由于周边农户将遗址中的土挖掘作肥田之用，存留的古物己经非常少 ，最终只找到一些泥盆瓦罐、一枚开元年间的铜币和一个石灰岩雕成的高两尺半的佛头。可见当时新疆当地的管理形同虚设、民不聊生。
第四，西行初期，外国团员对于中国人的轻视、侮辱性言辞与刁难。
中华民族经历丧权辱国、受歧视长达半个多世纪。当时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地理的权威、斯文·赫定在柏林大学的老师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1877年出版的描述中国地质的著作《中国》的序言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迟钝的，对快速发展的社会是持续的阻碍……步行在他们的眼里是低贱的，地质学家的工作更有损于人类的尊严。”故而，签订的十九条协议在外国人眼中并不具有限制力。开始西行的时候，外国团员处处看不起中国人，时不时用有侮辱性的刺痛中国团员的心，认为中国人不具备西部探险、考古的精神和毅力。斯文·赫定在笔记中写道“野外艰苦严酷的生活将自动证实谁是真正的主人”。更有欧洲人大放厥词：“中国人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将来走出包头不远就会全体转回北京。”不久，赫定很快便发现他们对中国团员认知的错误并向世界宣告：“实际上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考查团的队伍，所有人都跟我走进了沙漠。认为中国人害怕沙漠的欧洲人自己，从未迈出那苍白的文明世界一步。”同样，气象主任郝德（Waldemar Haude）是典型的德国人，严于律己也严格待人。一开始的挖苦、嘲笑讽刺最终都变为称赞和欣赏。丹麦副队长哈士纶（Henning Haslund-Christensen）更是大小事都找中国人商量“我们常疏忽、粗心，中国人仔细。”
徐旭生作为中方团长其实引起西方团员不小的争议。斯文·赫定开始对中方派一位哲学、历史学家担任中方团长很不理解，后来他却发现“作为一个普通人或一位人道主义学者，他（指徐）都是一位你所能遇到的最和善和最令人愉快的旅行伴侣”，“在我们（指徐）的全部合作期内，总有着一种最完美的和谐。”[6]
第五，中西方考古基础差距较大，国内考古学具有脆弱性。
考古是斯文·赫定中国西北科学考察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双方争议和谈判最重要的方面。在考察团中，考古方面的成员所占比重也是最大的，瑞典方面为贝格曼，中国方面为黄文弼，还有在考古方面有着多年实践经验的地质学家袁复礼。事实上，从中国方面而言，无论是从财力、人力和物力哪方面讲，都迫切需要外方的支持，尤其是考古方面。
虽然在十九条协议中，斯文赫定名义上被降至从属地位，但是整个考察还是基本上按照他与汉莎航空公司签订的协议进行。其缘由主要有两方面：第一，考察资金由汉莎航空公司提供，考察活动必然要按照斯文赫定与汉莎航空公司签订的协议进行；第二，当时的中国学者对西北地区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除袁复礼之外的其他中国团员均缺少田野调查训练与实践经验。从考查团初期的情况管中窥豹，可知当时中国考古事业相当稚嫩，中方团员训练不够。黄文弼在额济纳地区的主要目的就是探寻居延城位置，但是仅凭眼睛观测和史籍记载的推断，黄文弼错将额济纳河终端湖索古淖尔和嘎顺淖尔当作古居延泽，最终未能找到居延城的位置[7]。这就不得不谈到当时中国学科建设的情况。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科学逐渐成长的时代，也是一批学者充满激情地干事业的时候，是一个充满艰辛和痛苦的时代，同时又充满活力和希望。不可否认，当时国内科学基础十分薄弱：中央地质调查所1913成立，古生物学在1920、30年代起步；气象学力量弱；天文学于1922年设立；近代考古学建立较晚，于1924成立考古学会，但是负责人马衡不知道如何科学考古调查和发掘，只有李济等少数海归人士接受过专业训练；至于地理系则在西北考察3年之后才出现。除西北科学考查团外我国学术界与外国也开展了两次非常重要的科学合作：一是地质调查所与协和医院合作发掘周口店猿人遗址；一是中研院史语所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发掘安阳殷墟。在混乱、动荡的年代，在被西方普遍歧视的年代，中方学者用其坚忍的意志和静默的态度用事实证明了中国学者的坚毅与能力，与西方学者的合作则充分体现了徐炳昶所言的“知识、科学是国际的、无国界的”。
二、进程——从古物学、自然史角度分析考察工作
众所周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果斐然，其中更是囊括了近代三大考古发现。不难发现，古物学和自然地质对考古发掘的重要影响。换而言之，西北考查团是古物学和自然史在考古学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要见证。
西北科学考查团虽然是以考古为中心任务的，但是从人员分配以及工作等方面会发现其在搜集古物的同时，对自然地质的考察占据了工作的大部分。袁复礼回忆到：“我们前去新疆的目的极为单纯，就是因为它地处于亚洲中心，为我国的西陲，其中山脉纵横，盆地辽阔，民族众多，丰富的矿产尚待开发，复杂的地质情况也待调查，有待于我们深入进行地质考察。我们还以地质人员去得太少，工作不能遍及全区而自憾叹。[8]”同时，从中方团员构成分析，除了徐旭生、黄文弼为文史哲出身，其他成员都为理工科出身，其中物理系占据了绝大多数。
其实，斯文·赫定与汉莎航空公司签订的考察协议之初，并没有安排专门的考古学者，考古调查只是作为附带的考察项目。但是在其与长期任职于中国的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就考察事宜进行了商讨之后，便发生了一定的变动。在详细了解了斯文赫定的考察计划之后，安特生欣喜地发现，斯文赫定将要考察的新疆地区，“位于远东和近东之间的连接线上，地理位置尤其关键：是他验证其史前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重要考古调査区域。而“内蒙古的考古，则完全没有人提及”[9]。即便是安德鲁斯的中亚探险队在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但是整个内蒙古的史前史是否跟他们的研究结论一致，也尚属未知[10]。于是，安特生建议斯文赫定在考察团中加入一名瑞典考古学家，对内蒙古、新疆地区诸多尚未进行考察的史前遗物和历史遗迹进行调査，寻找中西史前文化传播交流的证据，贝格曼就是在此时加入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团员黄文弼本是北大哲学门，后来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1924年，他协助沈兼士创立了古物陈列室，参加了中国最早的考古研究机构之一——北大考古学会。古物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西北之时，考查团的工作也是以搜集遗物为主，日复一日地发掘、整理。简而言之，对于田野工作者来说，无文物，不考古。
三、坚守——从浪漫主义角度探究考古素养
西北并不是想像中的艺术乐园，而是一个被遗忘了多年的经历了劫掠的文化伤心地。一如敦煌的守护者常书鸿所言“大漠并不浪漫，这是无期徒刑”，边疆的风雨不是诗人文字下的豪情万丈，而是一种身心的折磨。可想而知，民国初期，那些在荒无人迹的沙尘中寻找历史过往的考查团团员们所面临的是怎样的境遇。
孤寂、危险的大漠本身并不浪漫，所谓西北考古的浪漫主义，并不是类似欧洲考古对于神秘未知的奇妙幻想，而是一种自我信条的表现[11]，是一种乐观主义，基调是对生活和工作的热爱，是他们的才能和他们的浪漫主义热情。之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浪漫主义一方面体现在其因主观热情陶醉于各种事物；一方面则体现具有怀疑精神。
浪漫主义放于西北，首先是于寂寥中的自我开解。
杨督军请中国团员午餐，诵念古诗“塞外九月即飞雪”，表示多年在新疆感受的寂寞情绪[12]。1931年，袁复礼考察结束准备东归，奇台县县长孝昌[13]一句“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让其记忆犹新。斯文·赫定的旅行游记很多。不难发现，赫定的写作风格非常独特。在秉持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的同时，保持文字的形象生动，流露出兴奋、愉悦之情。风趣、起伏的叙述带来极强的感染力，读者似乎可以感受到他的呼吸和脉搏，与之共情。无法想像，这是赫定在坎坷的条件下进行观后感。“苦乐从来任心造，宴安鸩毒岂是宝。男儿生当东西南北游，安能株守田园老。”这是徐旭生在大戈壁中断粮缺水的最困难时期所写的一首长诗。如若没有执著精神与无畏气概，一位哲学出身的文人何得离开妻儿深入大漠呢？此种自我开解的精神又是何等的气魄而不悔。
一方面，考查团所诠释的浪漫主义是出于对西北文物、考古的热爱。
第一阶段的考察结束后，回国短暂休整后，贝格曼便携家人返回北平，同刘半农、马衡一起对额济纳地区搜集品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目。贝格曼第二次在额济纳地区的考古，标志着他的考古活动从史前考古转向历史考古，并成为主要内容。因为居延汉简的发现，使得他的考古活动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备受瞩目，俨然被视作西北科学考査团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古人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勉励青年，而我们又恰恰生在如此不幸的一个中国，更不容有半点安闲自在、偷生于世！……我希望能像一个穿老布衣服的乡下人，胼手胝足，辛苦一生……我愿脚踏实地一生做我的实地工作。我愿永远保持这样的态度！”回忆起西北考查团的经历，陈宗器如是说。
另一方面，考查团所诠释的浪漫主义体现着怀疑精神和多样性的表达。
1930年，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了居延汉简。此外，贝格曼考察遗址后发现，斯坦因《亚洲腹地》一书中额济纳三角洲的地形图与他实地调查的结果“完全不相符，几乎没有一个地名是正确的”[14]。在黄纪苏看来，对于祖父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立功立德立言比其他一切更为重要，“他们写文字，都是‘中国之学术，端赖我辈’这种字眼，自我期许很高，都是在各自的领域要干出点什么来，能留下一些超越有限生命的、不朽的东西。所以戈壁荒滩苦不堪言，但在他们眼里，都是学问，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他们希望能加入冥冥之中古往今来那支高贵的队伍，那所有这些苦难就都不是畏途，而是有收获的长征了。”
犹记得电影《无问西东》中的一段台词：“世俗这样强大，强大到生不出改变它们的念头来。可是无论外界的社会如何跌宕起伏，都对自己真诚，坚守原则。内心没有了杂念和疑问，才能勇往直前。” 考查团那些始终坚持着的团员们守着“在一起”的态度，作为孤独的个体怀着那份热爱聚在一起。《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对于西北考查团而言，此为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开启了考古的一个时代，对国家的发展以及考古的进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高尚者的墓志铭
近现代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国人对西北考查团的误解与无知。先辈在荒荒大漠开拓的一条宝贵的考古之路在不久的政局倾向中被强制掩埋，而其投身的无畏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也被曲解。新中国建立后，中科院接收原西北科学考査团理事会的工作，理事会宣告解散，西北科学考查团被官方定性为“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产物。再加上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大量搜集品流散、毁坏和遗失，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国内研究著作不多。原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意见，继续之前的工作，整理和研究考古搜集品，成果丰富。但没有有关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文章问世。
当年冯骥才回想敦煌之殇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历史去的太久，以致听不到回声。”对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呢？
近代的中国学术尤重资料扩展和方法创新，中国西北考古在这两方面贡献极大。系统梳理西北科学考査团考古地域、内容和搜集品，整理考察文字记录、照片、地图、素描图等考察记录，对全面掌握西北科学考查团乃至近代中国西北考古内容有重要意义。
地质大学的王鸿祯教授在纪念袁复礼教授的《师道长存，功勋永在》一文中指出：“我们实在应该及时努力，搜集这些科学史上有意义的事迹和经历，使其不致沉没无闻。”考查团留下的宝贵学术资料和精神财富，是后人必须整理和总结的。
“这些年，我们习惯了昼夜兼程，生怕慢下来，习惯了兴冲冲地往前看，不太往后看。到今天，尘埃落定，我们终于到了要把历史翻出来摸一摸、细细琢磨的时候。”黄文弼之孙、学者黄纪苏说。“回顾20世纪初的西北科学考查，是在传统学术和现代科学的结合中一次极有意义与成就的实践。但1949年后，在反侵略、反帝的话语体系里却陷入了尴尬。今天来看这段历史，其实正是一部民国前后的外交史，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的成长史。”
九十多年前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曲折而生活、艰难而行的经历，从一个被以往政治史所忽视的角度，切实、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近代历史命运走向。九十多年前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是作为伸张国权、抵制“外人”对中国抢劫式考察的存在。秉持着为民族复兴文化学术的信念，考察团深入绝地、屡险犯难，在地质、气象、考古等多个领域“开疆拓土。“八十年后，当我们站在世纪的高点回首来时路的时候，发现这一组行走在古月流沙中的身影已经成为大地山河的一部分，成为当代中国人血液、呼吸、奔走和自信的一部分了。”那些用青春乃至生命写下西北考古之路的先辈是不可被历史湮没的一代。他们无问西东，在荒漠发出震世之响，直传今日。
[1]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编委会：《“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北京：气象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2]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编委会：《“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第27页。
[3]新疆档案局：《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新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年，第51、52页。
[4]新疆档案局：《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第55页。
[5]蒋梦麟：《蒋梦麟自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6]斯文·赫定：《长征记》，李述礼译，西北科学考查团，1931年，第196页。
[7]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页。
[8]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编委会：《“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第18页。
[9]Folke Bergman.Travels and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in Mongolia and Sinliang: a diary of the years 1927-1934.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isa 1927-1935. Part IV. Stockholm: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1945. p.4.
[10]Folke Bergman.Travels and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in Mongolia and Sinliang: a diary of the years 1927-1934. p.4.
[11]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修订版），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2年，第224页。
[12]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编委会：《“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第19页。
[13]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编委会：《“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第31页。
[14]Folke Bergman.Travels and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in Mongolia and Sinliang: a diary of the years 1927-1934. p.118.
文案 | 文物与博物馆学 2016级 孙逊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张新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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