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现实冷硬粗糙，有什么温暖可以传递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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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这个敏感的地方，是贵州有名的贫穷落后市。这里有很多留守儿童，很多让人心疼不已的孩子，他们了解不到外面的世界，等待他们的是同父辈一样的命运。
现在童行计划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小伙伴们联手，发起了“山村教师赋能计划”的项目，尝试使用优质内容+远程辅导的方式，助力当地老师，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真正地帮助山村的留守儿童提高认知能力，缩小与城市孩子的差距，打破紧箍在他们身上的命运代际循环，让这一代的孩子，真正的通过共享教育，来共享未来。（文末有本次活动的招募，如果你也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欢迎扫描文末的二维码，期待你的加入）
中国的万里山川，是我们未来坚定的路。
——童行公益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身兼童行计划发起人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双重身份。上上周三、周四，我和童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小伙伴们一起去了贵州省毕节市调研。我们去了七星关区下面的几家山村幼儿园，探索下一步做教育试验项目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中，我会讲一下毕节的现状、留守儿童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计划。文章的最后，我会招募愿意为公益贡献力量的同行者。所有照片都来自本次调研。
文章很长，能看到最后的都是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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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是个很敏感的地方，在过去几年里，我们至少听见过两起轰动全国的儿童悲剧。
可能很多人都只从新闻里听到过这个悲剧性的地名，从来没有到过，也从来没有了解过毕节的细节。我们也是带着内心诸多疑问踏上了这片土壤。
现在的毕节什么样？
毕节是一个人口大市。作为贵州最穷的一个市，全市竟然有900多万人，人口已经超过奥地利、以色列等国。仅仅七星关区一个辖区，就有超过160万人口。160万是什么概念？一个区的人口就已经超过了毛里求斯等小国的总和。
为什么这里人口这么多？同行的武志平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项目官员，负责各地的山村幼儿园已经多年。面对初来乍到的我们，她介绍说：毕节这个地方是典型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她去家访时发现，一个家有四五个孩子很正常，甚至曾经见到过四十出头的夫妻有十一个孩子。这是2016年的事。
那么当地人怎么养活自己？我们问同行的当地人，毕节本地的经济除了种地还有什么？什么是主要的经济支柱？当地人说：最主要的经济支柱有两个，一个是打工经济，一个是政府的扶贫款，这就是当地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打工+扶贫款，构成了一个超越奥地利人口的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
超生+贫穷，由此想来，毕节的悲剧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因为穷，而且多生，毕节的孩子特别多，没有人照料的穷孩子也特别多。发生悲剧后，政府要求所有学校的老师每人盯几个，确保孩子的生命安全，但是这只是保底线，却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我们去了三家山村幼儿园和小学走访。很多人会问：山村的现状怎么样？贫困地区现在是不是也不穷了？现在发展得怎么样？只能说，从我们的目力所及：吃饭问题是改善多了，但其他方面一切照旧。
山村幼儿园都建在小学里，当我们去山村幼儿园走访时，顺便也看到了现在的乡村小学，我们发现：大多数学校的现状和30年前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进。除了每个班里都有政府配备的智能电视系统，上课和教室都还是延续着最古旧的面貌。有的学校还没有自来水和饮用水，当我们拿出矿泉水给孩子，孩子们传着喝，一分钟就都喝光了。
毕节市七星关区一所村小的一年级教室
据老师讲，班上还是有很多留守儿童。我们在一个幼儿园观摩课程，坐在教室后面两排的孩子很沉默，任凭温柔的女老师一个一个关怀，拉起手，他们还是不跟着拍手、学歌谣。他们长时间坐着，不动、面无表情。老师悄悄跟我说：坐在最后这两排的，多半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性格什么都和前排父母带大的小孩不一样。
放大到全国，毕节的情况是贫困地区的缩影。
给大家分享几个数据：
2016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增长1.5%，增速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7563万人，比上年增加185万人，增长2.5%。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人口超过2亿，儿童超过4000万，约占贫困地区人口的20%左右。
据国家统计的数据，目前仍有留守儿童902万人，集中在中西部。（这还是大大严格了统计口径之后的结果，单亲在家、父母在附近打工都未被纳入统计，放宽口径或许数据会翻倍）
是的，接近1000万孩子在孤独中长大，这是整个捷克的人口。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d13284ue3hp&width=500&height=375&auto=0
山村幼儿园拍摄实录，老师很温柔。
这些留守儿童的未来会怎样？
我们曾问过贵州不止一地的乡村小学，老师们都反映：有不少孩子，可能小学三四年级之后就已经跟不上课业了，也没有学习动力、没有人督促，在班里逐渐掉队，什么都不做，逐渐混到小学毕业升初中，因为小学课程已经掉队，初中很容易坚持不下来。
为什么如此？因为家里没有人关心过问他们的学习，或者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努力学习。就那么混日子，也总能混到升学。现在我们国家取消了留级制度，小学升初中也保证连锅端，于是老师也不在意这些掉队的孩子。就在漠然的忽略中，他们滑向打工的老路。
我问毕节大银镇中心幼儿园的老师：咱们这边初中毕业有没有直接出去打工的？她说：多得很，前几年可能2/3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上高中和上中专加起来也不多，这两年有可能稍微好一点了，但还是有很多初中就去打工。
那么出去打工前景会如何？留守儿童最终步了父母的后尘，代际命运终究难以突破。他们继续在城市里干体力活，再把他们的孩子送回老家做二代留守儿童。
另一所村小，孩子们从前在学校喝自来水，近期因为修路切断了自来水，学校也没有饮用水，孩子们口渴，一瓶矿泉水所有人传着喝。
而他们内心怎么想？
说实话我不了解。我没有和那些孩子有过深入接触，只看到过一些研究评估，有研究反应：
50%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
超过10%的留守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忧郁情绪；
在14-16岁留守儿童中，这种忧郁情绪会转化为自杀倾向。
贫困地区孩子资源太少，从小大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留守儿童因为缺少早年关爱，内心的安全依恋难以建立，长大之后容易缺少自信、缺少探索精神和对他人的信任。父母关爱的缺失也让他们遇到学业困境就轻易放弃。
我在湖北一个县调研的时候听说，当地警察很忧愁留守儿童、青少年，因为其中有不少惹事生非、道德观念淡漠、反社会情绪强烈。可以说他们很容易对社会有敌意，而我们不能责备他们，因为是我们首先亏欠了他们。
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是金钱的慈善捐赠吗？是更多扶贫款吗？是有识之士在网上愤慨地发发议论、骂骂世道人心吗？当然都不是。
根本的解决之道，一定是让父母能够带着孩子进入城市，一直在身边长大和上学；父母进入大城市打工，孩子也就能在大城市打开视野、接受教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下一代命运跳脱出上一代的低水平循环。只有持续的城市化才能带来持续脱贫。
很多工程思维的人会觉得，好，既然我们看得到症结，也看得到解决之道，那就结了。直接按照根本解决之道去做就是了。还做什么公益，治标不治本。
那现在为什么不解决呢？既然看得明白解决之道，现实又卡在哪里呢？
我做政策研究的时候，也一直呼吁大城市给流动儿童提供更多机会，因而我知道现实的种种困难。
为什么问题很难解决？
原因之一：城市人口规模
在国内，现在仍然存在大城市人口疏解与人口严格管控战略。国家从顶层战略上，希望能将超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控制住，让中小城市得以发展。这样的发展战略有它的道理，最主要的出发点是自然资源有限，不能支持人口无限扩张，大城市的城市病严重，城市污染也需要控制。于是低端打工者不允许融入城市，子女融入更受到排斥。
于是目前政策的方向倾向于打开小城市和县城的门，期望更多人口流入。可是人口流动是最不听行政指挥的，人口只跟着经济机会走，在中国，经济机会又往往跟着政府资源走，于是，再受排斥人口也会聚集到大城市。大城市也更需要他们的服务。于是数以千百万计的大城市底层打工者，把孩子扔在家，独自在城市苦苦挣扎。
是不是城市大了一定有问题呢？规模上限是多少？实际上，从著名学者陆铭的研究看，目前的城市还远没有到上限，只要有更良好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城市能容纳更多居民。而且在现有大城市周围发展一系列大城市，形成大城市群，对环境、民生和经济都有长远好处。哪怕人口集中的东南沿海，也有很大地理空间继续发展大城市。只是这样的观念要让政策制定者接受很困难，需要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的转变。
原因之二：劳务用工成本
第二个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的劳动用工成本。中国从八十年代起一直是世界工厂，以高效率和低廉的用工成本，成为全世界的供应商，这是中国的重要经济红利。
可是我们这种经济红利是从哪儿来的？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留守儿童。因为中国农民工情况非常特殊，可以只身出来打工，把家人都放在老家，因此无需在城市支付养家的成本。
我在贫困地区调研的时候，每每见到留守儿童，就问为什么孩子的爸爸妈妈不把孩子带在身边。得到的答案多半是城里打工的工资也太少了，养不起孩子。这样的答案对他们来说是习以为常的，可是他们不懂经济学原理，不知道工资的决定机制。如果所有工人都是携家带口定居，那么工资也必然水涨船高。那样中国的用工成本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这么低。
直到2016年，全国农民工中，只有35%是签署了正式劳动合同的，也就是受法律保障、有几险一金、能申请城市各种公共服务资格。余下的65%都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出卖体力，将自己的一切成本压低，为全球资本家和全国人民积累财富。
如果现在让农民工都带孩子到城市，定居养家，那么中国的用工成本会上涨多少？低价建立起来的国际竞争力会下降多少？如果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地位，还会有多少人支持劳动者的利益？经济阻力与政策阻力一样大。
由于没有食堂，孩子们中午端着碗坐在校园里的地上吃饭。
原因之三：中国土地制度
那么中国农民工为什么能把劳动成本压到这么低？原因也很简单：老家有宅基地，总有寄托家庭的地方。给所有农民土地，这是中国建国时的立国之本。
农民有宅基地是好事，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最初的城市福利制度，是给没有宅基地的城市居民准备的。城市退休金制度、医保社保、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都是按城市和乡村分开设计的。因为城市居民没有立身之本的土地，才有额外的补贴和福利。一直到今天，城市里学校数量、教师编制等等，都还是按照城市户籍人口规划的。
为什么现在户籍改革这么难？除了城市对外来人的拒斥，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农村土地。法律默认农村土地就已经是福利来源，城市公共资源就并无配备。城市边缘的拆迁村集体转户口还好，但是这些偏远农村去外省打工，申请当地的户籍，老家的土地如何处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试验已经开展了几年，但是真正大规模推行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有很多人说：农村出来打工的，老了都还想叶落归根，他们挣钱就想回家盖房，不用给他们城市户口。可是真的去村子里看看，但凡出来打工的，有多少回去定居的？确实有人花钱装修了房子外墙，但里面还是空空如也，只有老人小孩守在其中，年轻一辈人也不回去。人去楼空的村子还束缚着人的脚步，而土地改革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
原因之四：中国财政制度
也有人说，不需要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只要给进城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就好了。哪怕没有户口，只要是居民，孩子也可以上学和就医，不就行了吗？
只是中国目前的公共服务编制还是按照户籍人口规划的，这里面就涉及到另一个相冲突的政策：为了控制政府赤字，近几年要求吃财政饭的编制人数不增加。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城市没有额外的教师编制给流动人口。
我们前年曾经去外来人口集中的东莞调研，政府官员告诉我们，东莞有150万户籍人口，650万外来人口，而公立学校数量、占地、教师编制都是按150万人口规划的，编制成为提供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的瓶颈。
那怎么解决呢？把国家编制和财政分配按流动人口数量重新分配一下不就行了吗？并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东南沿海的编制不足，反映出了贫困地区的编制冗余。
童行在河北支教的两所小学，六个年级总共三四十个学生，有十几个教师编制。那能让贫困地区把编制腾退吗？也不能。很多地方一穷二白，日常运转经费常常还需要从这额外的编制费用里面出。这种事就像《驴得水》里面刻画的，从穷地方再拿走仅有的资源，他们肯定雪上加霜。
除了编制瓶颈，地方政府支出是另一瓶颈。中国的教育经费是区县级政府统筹，而不是省级或中央统筹，因此任何区县外的负担，政府都是不情愿承担的。
可不可能让大城市额外增加公共支出给打工者呢？最大的阻碍是地方政府非常不乐意。他们没拿到这部分经费，就不愿意额外支出。大城市享受了低端劳动力贡献的所有体力，但政府不愿意负担额外的福利。大城市一直呼吁中央对他们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给予补贴，也就是区县竞争自利的体现。
那可不可能提升教育经费的统筹层次呢？改变财政制度也是很漫长的事，上一任财政部长试图将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支出责任收归到中央，但他很快就不在任了。
原因之五：历史路径依赖
阻止农民工在大城市定居，更困难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历史路径导致的，本地居民的特权资源优势。
大城市集中的高等教育资源，是大城市的优势，也是大城市居民感觉自己掌握的私有财产。一旦说要放开更多人争夺同一资源，反对声最强的就是现有居民。北京能把自己的机会向周边城市放开吗？北京居民愿意让所有打工者的孩子一起竞争考学吗？广州近期改革中考，让外来务工子女有权利在广州中考，引起了市民的许多抗议。
政府官员自然也是这样历史路径的既得利益者，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顾虑居民的反应。对底层流动人口同情最少的，是城市里需要打拼的市民群体。
留守儿童问题仍将继续
综上所述，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这两亿多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问题，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真正解决。想要让农民工获得城市里定居和抚养子女的能力，需要经济方式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城市规划改革、居民观念改革。而所有这些谈何容易。
两亿多人，在中国十三亿人口中占比不算小，就这样沉默地被忽略了。
他们被忽略，留在老家的孩子就被忽略。那些孩子们自然不可能懂得这一切的政治经济原理，也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从小被遗落在老家，更不知道长大后出去打工意味着什么。他们就这样一代又一代陷入贫困，再传给下一代。
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改变呢？很多改革都在做，但真的发生实质性改变，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
十年、二十年，又是一代人的时间。工程师期待的根本性方案固然好，但是孩子等不起，十年过去，他们就又要出去打工了。
方案：
公益教育作为过渡必不可少
所以，在贫困留守儿童问题得不到政策解决的时期，公益教育必不可少。我们替代不了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也无法解决所有孩子未来的出路，但可以尽自己一点点努力，争取让他们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让他们的认知发展与城市缩小一点差距，为未来学习打下一点好的基础。
这一次童行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尝试用新的内容和科技方式，给毕节的孩子们带来一点改变。
山村幼儿园是基金会2009年开始做的项目，在毕节从2015年开始筹备，2016年落地。山村幼儿园给偏远山区所有孩子上幼儿园的机会，现在在290个村子里开办，总共355个班，容纳了超过15000个山村孩子。
在此之前，毕节的幼儿园只在县和镇开办，村里没有幼儿园，村里的孩子上小学之前都没接受过启蒙。如果是留守儿童，家里的老人疏于照顾，让孩子长年在野地里自己游荡，不仅危险，而且得不到任何认知和社交启蒙。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建立的山村幼儿园
目前，山村幼儿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贫困村里的孩子，但是山村幼儿园的老师们也只是幼教中专毕业，幼儿园缺少优质课程，老师们也缺乏自己研发课程的理念和能力。
我们在探访的时候，发现老师们对孩子很温和，也能努力关心孩子的心情，对孩子的态度远好于前几日臭名昭著的某大城市公司托儿所。幼儿园老师会从网上找教学的课程视频，模仿。她们很愿意学习，但是学识和经验有限，课堂内容较单一，素材也少，还有的只是机械模仿小学教学。她们觉得，书籍、材料和课程是目前最急需的。
这次童行要在毕节开展的，是一项社会试验。我们会给山村提供优质课程，尝试为山村幼儿园的教师赋能，看能不能带给幼儿园的孩子认知发展上的帮助。我们会选择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一年的跟踪，通过测试看这样的教育干预是否能帮到孩子。
我们具体会带给老师们：
50本童行书单的优秀童书，我们相信，通过图书打开眼界，本身就是最好的早教；
围绕每本童书，可以给孩子开展的课程，包括知识、互动、游戏等；
给教师进行教学方法的远程培训，传递教学示范视频；
通过线上交流平台，让专业志愿者和山村幼儿园教师定点交流，给予反馈提升。
我们希望用优质内容+远程辅导的方式，帮助山村幼儿园的老师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方法，适合幼儿年龄，又能给孩子打开眼界、锻炼大脑思维。我们希望远程辅导和定点帮扶能给当地的老师良好的学习路径。
我们相信，比起直接给孩子上课，若能给当地老师赋能，帮助他们提升教学能力，就可以帮助一代又一代当地的孩子，是更长久的办法。
这个项目会从2017年12月开始，经过一年的试验期，如果有效，我们会想办法扩大到基金会开办的1800家贫困山村幼儿园，进而扩展到更多更多的村子。
未来：
将技术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这样的试验，十年之前做不了，五年之前做不了，只是到了这两年，手机普及了，移动信号进了村子，山村学校也有了电脑，我们才可能借助技术进行尝试。
科技发展给一切带来了可能性。科技对人世间的改变永远是双刃剑，科技是中性的，原子能可以造原子弹，也可以造核电站。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给精英家庭带来越来越大的优势，从而把弱势群体甩得越来越远，但也可以尝试弥合人群的差距，让弱势群体的孩子也有机会平等地接触知识。这一切都看人怎样应用科技。
童行是一个小小的火种，我们能做的不多，只是希望用科技的方式，把更好的教育内容带给所有孩子。我们希望有更多专家、达人、志愿者加入，通过互联网，与贫困山区幼儿园和小学的老师连接，帮助我们完善课程教研，帮助山村的老师改善教学，看他们成长，为他们赋能。
我至今仍然记得，当初小学去英国，看到很多中国人放弃国内的工作，起早贪黑刷盘子。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后来才懂得，他们只想留在英国这个大城市，以便让孩子在英国接受教育。
而如今，在同一个国度里，那些起早贪黑为我们刷盘子的同胞们，我们却对他们的孩子没有一点宽容和接纳。这合理吗？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很难过。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改变不了整个国家，但还是可以做一点什么。不是吗？
如果你有幼儿教育或儿童心理的背景和经验，有意愿加入童行的“山村教师赋能计划”，并保证在未来一年内的线上沟通时间，欢迎扫描文后的二维码报名加入。
我希望与你一起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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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
第 74 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得主
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天体物理系硕士
作家，经济学家，3岁女儿的妈妈
童行计划发起人
线上幼教志愿者招募
在毕节，有这样一群留守儿童，他们看不到光，触摸不到温暖，找不到前进的方向，甚至不知道积极的意义。
我们想为这些孩子创造另一种可能，为毕节山村幼儿园的教师赋能，用优质内容+远程辅导的方式，帮助老师完善课程教研，提供给孩子更良好的教育。
如果你有意愿献上一份自己的力量，欢迎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加入我们。
【我们需要】
1. 有儿童教育相关行业经验，从事过学前儿童教育工作尤佳；
2. 最好是心理学相关背景，儿童心理学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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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集适合幼儿园使用的教学内容，特别是游戏、动手等材料，丰富山村幼儿园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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