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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器时代到歌唱中的学校
文/ Monsieur WC
1、档案
中世纪的大学生主要由未婚年轻男性构成，他们相对于教士表现出更多松散的特点：无视禁欲的道德法则、倾向于诉诸暴力（“许多大学学人——不论老师和学生都一样——有暴力行为”【勒高夫，《试论另一个中世纪》】）。这是大学最狂野的时刻之一：参与斗殴、夜间喧哗、赌博、嫖娼、沉迷酒馆。大学学人的生活（至少相当一部分如此）与城市社会统治阶层的道德是冲突的。
“自从书写发明以来，许多文明（古代的或者西欧以外的）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创造了一种高等教育。[...]如果人们同意给予大学这个词以‘教师与学生（或多或少）被统一起来，以便保证确定数量学科的高水平教育的共同体’这样相对精确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机构似乎就是一种西方文明的特殊创造（不含不妥当的欧洲中心主义）——诞生于十三世纪初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Jacques Verger, Christophe Charle, L’histoire de l’université】大学向来是社会之内的一个斗争的场域：同宗教、同封建王国、同城市资产阶级、同学校内的各种制度的斗争。大学首先就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于社会的至高者，它也无法完全被所谓“高等教育”的说法所掩盖。自从“五月风暴”以来，大学的面貌正在全所未有地改变：法国、日本、美国、墨西哥、德国、意大利、在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波兰、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某些挣脱了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在美国之前，在许多不同的南美国家的一些大学生运动从1950年代末起已经开始了。它们既抗议大学体制的保守，又抗议他们自己国家寡头式的社会政治结构：从1958年到1968年，这些抗议发生在了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贝隆政府被推翻之前）、哥伦比亚、秘鲁、乌拉圭、巴西、智利。在这些国家中，政府都有十分激烈的反应，而最活跃的部分运动人员则受到了古巴革命模式的启发（其中某些干部领导人来自于大学生圈子），而朝向了恐怖主义或者是游击战。”【Jacques Verger, Christophe Charle, L’histoire de l’université】美国的大学：民权运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反对冷战的运动、反越战。日本的大学：同反越战（它同时使得抗议美国战后在日本的支配权得以可能）的国际环境相关，也同严厉的大学体制（精英的、不平等的、专制的、对于诸多家庭与大学生来说越来越昂贵的）相关。（最终导向了一种彻底的运动：赤军派）德国的大学：麻烦的起点同外部事件有关——伊朗国王1967年6月2日到访柏林，这被极左翼大学生揭露为美帝国主义的同盟。法国的大学：“我们在此处承认的同全世界大学生运动的团结——这个运动在爆炸性的数小时中突然动摇了在法语世界中完美呈现的福利社会——首先是对谎言的回应，所有的学校【institutions尤其指私立学校，但亦可指建制、机构、机关、团体，此处意在表明一种社会建制化的东西——译注】、所有的政治组织（有一些例外）、所有的传媒机构（几乎无一例外）数月之前就在借助这些谎言来寻求对这次运动的警告，它们试图歪曲运动，或者让它变得可笑。”【Blanchot，Le Mouvement du Mai】英国：反越战运动、对受邀到某些大学中的右派报告人的抗议、揭露南非种族主义制度方面的顺从、学校中大学生权力的问题。东欧：抗议涉及专制主义和智识自由的缺失，此二者统治着学院，但也在更大程度上统治着社会，因为国家服从于一D专zheng。
2、歌唱与原始部落
莫斯对祈祷这一行为的规定和他之前的研究一样，都具有明显的社会学维度。图腾部落的口头仪式通常会是舞蹈+音乐。音乐也意味着喊叫（cri）。总而言之，为了超越日常语言，音乐才有其合理性（声嘶力竭地叫喊、歌唱）。【莫斯，《全集第一卷》，“祈祷与口头仪式”】这是原始人的总体戏剧，这是热带雨林里的瓦格纳（瓦格纳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去毒性的，才是尼采能够接受的）。在某些时候，歌唱因而成为了一种激烈的集体行为——“集体的沸腾”。【巴塔耶，《全集第十一卷》】一个人唱歌：在浴室、在自己的房间、在KTV。这无疑将歌唱封闭了起来：关在一个抽象的、空洞的社会空间之中，其满足的是个体或小群体的愉悦。但是，当歌唱成为集体行为的时候，它就是具体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是石器时代的狂欢一样，它成为一个节日。其重点在于展示体力的耗费、能量的传染，这是一个无作品的行动，因此在政治层面上构成了一次扰动——无法被定义、无法得到最终的有形的产品、但同时又不同于不可见的奴隶的劳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极力追求在录音室里生产黑胶唱片的格伦·古尔德是反动且保守的）。如今，我们“偶然地相遇了”，在广场，在草坪，在食堂（FDU,2019.12.18.）。校歌本身并不重要，而在于公开地、集体地歌唱这个集体的行为，以及它所带来的能量的传染：歌唱本身就足以构成对日常语言（乃至日常世界）的质疑。对于这一行动的回应，评论、分析、言说是不够的，唯一能回应它的只能是无尽的运动（mouvement）、无尽的谈话、无尽的书写。
3、歌唱的学校还是学校的歌唱？
还有一点，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歌唱最终通往了何处？能量的传播被谁截停？又被谁所积累？我们无法否认，甚至会承认，在歌唱的时刻，一种运动产生了，它像电流一样贯穿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借助书写（而非各种各样的分析），它还会不断蔓延，直至形成一个神圣恐怖的神话。但是，在瞬间的爆发之后，我们如何与之相处？这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我们要的是歌唱的学校还是学校的歌唱。这某种程度上和马克思或列宁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要不要郭嘉？这个问题直接将我们分成两拨人：一方面是接受郭嘉的合理性，并百般为它辩护的人；另一拨是批判、质疑郭嘉的人。而后者的立场显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也是运动中的列宁主义的。“国家的走狗和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是两种很不同的人。我们中间的很多人，知识分子中的绉大多数，在现存国家体制里游刃有余，很适应，认为现存国家的社会框架很适合他们，像他们现在这样进入体制，反而会更有利于他们去改变当前这个国家。他们看上去是识事务的行动之人、政客，有时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有时就很机会主义，总想在人前扮得很温和，很批判，但也很接受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切，愿意忍受这一接受所带来的后果，将它当成必要的恶。”【陆兴华，“最后的殊死斗争，是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与郭嘉的走狗之间展开！”，douban】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是要郭嘉的。他要把自己安排到这个空间内，利用它的力量来改造它。他首先预设的就是作为思考之前提的郭嘉。列宁不要郭嘉，但他要无产阶级先锋队。后来他不要先锋队，他试图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里弄到无产阶级自发的革命意识。学校的问题在这意义上也是检验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学校？如果我们歌唱了校歌，我们的立场是怎样的？布尔迪厄认为我们身处一个恶的资本主义的宇宙：作为资本的一切，依靠计算的理性，在各种社会场域里兑换、投资、收益——不是为了个体的利益，就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学校作为为国家精英颁发许可证的地方，国家精英也必然反过来为学校论证其合理性，更残酷的是，精英们掌握着高深的文化工具。【布尔迪厄，《区分》】这使得，身处大学场域的我们似乎很难再去歌唱。斯科特（James Scott）认为，还存在一种农民的斗争：东南亚的农民会最具斗争思想地采用最佳的策略——开小差、偷懒、赌博甚至废弃文字、游牧【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斗争，就是首先把自己摆到“弱者”的位置，摆到“边缘”的位置。这是歌唱的起点、书写的起点、神话的起点。只有这样，歌唱才能像核弹在广岛爆炸一样，在食堂、草坪、广场、学校爆发。我们回不到原始社会的总体戏剧，但我们已经形成了新的戏剧，以及上演它的剧场。问题在于，上演它不是为了终结它。这个无限运动的过程，如同一次次在原始部落中上演的献祭（sacrifice），必然最终要是暴力的、恐怖的、危险的、毁灭的。歌唱，首先只是对语言的毁灭，对日常信息交流的否定，最终它是一个旧集体的毁灭，同时，也是一个新集体的诞生：一锅没有故乡与家园的沸水，而是不断满溢的运动。它注定是“没有遗产的共产主义”【Blanchot，Le Mouvement du Mai】。
2019年12月19日
写 / 作 / 系 / 列 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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