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力钧：我的八十年代.上篇

┃Personal History

我的八十年代
上篇

© 方力钧／文

1986年，邯郸籍艺术院校学生联展
前排左一为方力钧

　　1977年，小学升初中。哥哥托了他的同学刘立忠，刘立忠找了美术老师王永生：我终于走后门进入了美术组。
　　在小学的五年半时间里，做梦都想进入美术组，尽管美术组里招收了几十个孩子，我自己的画也入选了市儿童画展，自己还兴奋地跑到展览现场：在著名的武灵丛台展厅里看到自己的画作，虽然显得拥挤，却堂堂正正地挂在展墙上。自己还是每学期都落选了，有时趁着放学后学校没人，偷偷从窗户里羨慕地张望美术教室，画架、画板、颜料、铅笔、素描纸、水彩纸、几何石膏……
　　小学毕业后，也许家人预估不能进入美术组对我心理的影响，或者只是对可能的在社会上闲混的后果的恐惧，经过家人的努力，刘立忠的推荐，及初中后申请美术组学生人数骤减，我得到了参加考试的机会。
　　那天参加考试的只有我和柴海燕，柴海燕是全校同学的偶像。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的板报宣传栏上，就为他举办了学雷锋个人画展；每到课间休息，里三层外三层的学生们把板报栏围得水泄不通，导致了所有孩子都梦想加入美术组，可能间接导致了我始终没有被接纳。
　　中学美术组的教室更大，画架、画板、坐具、素描纸、6H至6B全套铅笔、铅笔刀、橡皮，尤其是整套的工农兵人像选素描范画印刷品，对于我来说更是前所未见。王永生老师给我们发了纸，铅笔，整套用具，又给了每人一张画片，考试：让我们临摹。第一次走进美术组教室，见到专业的素描画片，拿到从6H到6B全套的铅笔——我不知该如何做，只好磨蹭时间，偷眼按着海燕的动作来——他用图钉把素描纸钉在画板中间，把画片钉在素描纸的旁边，在窗边用铅笔刀把毎只铅笔削尖；他坐下来，不时地看下画片，在素描纸的顶端画了条横线，在下边画了条横线——一会儿工夫上下共画了五条横线，又在左右各画了一条长的竖线，又在横线上画了若干短的竖线—我始终装作胸有成竹，有条不紊，只比海燕略慢一些地模仿着做了。
　　接着，海燕把他所画的那些线条相互连了起来，一下子构成了他的画片上的形象。而我自己起初根本不知那些线条的作用，当然也无法凑成自己画片上的模样，此时才恍然大悟，只好把所有线条擦干净，重新开始。
　　虽然王永生老师基本上不再看我画画，但我还是被录取了。
　　我是美术组里成绩最差的一个，差到根本不敢跟美术组的同学们一起画画，躲避老师、师兄、柴海燕、郑亚林等每一个人，除非因为发放画画材料或办板报，搞宣传栏缺人手，王老师点名必须到场。
　　学校里男生们分成了两个水火不容的团伙，不停地打架斗殴。严重时，两派同时开辟若干战场，在学校里开战，导致没有一个班级可以正常上课。
　　美术组的郑亚林长得文雅、白净，素描绝不输给海燕，线条风格却又完全不同：每一笔都像是一道道钢铁刻痕。正像他的素描，他不属于任何团伙，却是每个团伙畏惧的对象。
　　同学老闷儿是帮派里的核心干将，正像他的名字，长相威武，长期斗殴的满脸疤痕，正好和亚林的小白脸儿形成对比。
　　亚林和他起了争执，老闷儿漫不经心地煽了亚林几个耳光，面对一张像小姑娘一样的白嫩脸，老闷儿出手的力度最多算是象征性轻微的教训。亚林不还手，不还嘴，甚至没有正眼直视老闷儿。当老闷儿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转身离去，身后郑亚林悄然无声地抄起大半个砖头，瞬间从背后砸得老闷儿头破血流。
　　头上缠了绷带，拿着菜刀的老闷儿在亚林家门口守了近一个星期。亚林的妈妈搬了椅子堵在门口，生怕混蛋儿子出去拼命。
　　之后的事情发生在课堂上，亚林在老师讲课时，突然抓起早已藏在课桌里的铅饼——那种运动会比赛用的铅饼，在满满45个同学的课堂上，挥臂抡向老闷儿。他的同桌，也是他平时斗殴的战友早有察觉，用胳膊略架了一下，铅饼从同学和老闷儿头上飞过，直接砸断了木质窗框，几乎同时，心理崩溃了的老闷儿箭般从窗户逃窜出去，如同被宰杀的猪般号叫着在空旷的操场上奔跑求饶。
　　根据亚林的一贯表现，学校为亚林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唯一的为一个学生的批判会。一千四百多学生的中学，每个班被要求写关于郑亚林的批判稿，一千四百人，所有教职员工都到现场，王永生老师羞愧地躲在阴暗处，学生、班级老师代表轮流朗诵批判稿。
　　初中二年级下半学期，在1978年底，1979年年初，市文化宫开办了业余美术学习班。我和柴海燕报名缴费去市文化宫学画，我们第一次结识了一大批校外画友，第一次见到了从美术学院毕业的科班教师。
　　铁路中学位处铁路西边，被火车站，十来条铁道线及建筑段、工务段、机务段、列检和待编组、待检修的许多列车隔离开。柴海燕家住道东，每天以爬、跳、钻等各种方式穿越铁路和列车上学或画画。因为要到市里学画，现在我也得每天穿越铁路线了。画画结束后的半夜，我们经常坐在铁路道边，或者安静等待或者目送着远去的火车，立志努力，畅想未来。
　　1979年夏天，郑今东和张义春在群艺馆办了美术学习班。郑今东老师的生活速写是那个时代的艺术楷模。但他看重的始终不是画画本身，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探索和认知上面，人性、社会、历史……每一次上课，他就像施了魔法，每一个学生像吸了鸦片亢奋痴迷地跑到长途汽车站、火车站候车室画速写。他对我们另一个巨大影响是不断地帮我们开阔眼界，给我们介绍南来北往的大画家们。很多艺术家到太行山写生路过这里，像史国良、李津、周思聪、王怀骐等等，郑老师总会安排他们给学生们办讲座、见面、展示作品。
　　郑老师是老右派，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活；当国家逐个为右派平反时，负责人翻遍了档案卷宗：“你不是右派，你只是被误做右派了。”
　　1980年，唐山的河北轻工业学校和保定的工艺美术学校在邯郸联合招生。考试之前，刘杰在我们家画模特，我爸问他，我有没有可能考上，他回答说我的成绩可能排第七，但是两个学校在这个城市只招三个学生。
　　考场上，我变得很冷静。那些平时画得很好的伙伴们，无一例外地显得紧张、僵硬，甚至拿着笔的手不断颤抖，大汗淋漓。我想冷静清醒是使我考上的唯一的可能！在这样的想法支配下，我每画十分钟，就腾出十分钟来，看自己的画，看全场考生的画，问监考老师的意见。刘景森老师三十出头，长头发、瘦、小眯缝眼，手里拿着一把黑折扇。可能是被我的不合时宜搞得无奈，我执着地再问时，他用扇子敲了一下我肩膀：“留这么长头发干啥？”
　　上午的考试结束了，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效果不可能更好了。
　　午饭午休回家，我刚拿起饭碗，突然想起来，“我要去剃头”，于是把长发剪成了短发。
　　下午考试，我如法炮制，几次请教刘景森老师，他心不在焉，言语冷漠，直到考试快结束，突然有重大发现一样，用扇子拍了下我的肩膀：“我说咋找不到你人了！把头剃了……”眼神晃过我刚剃过的青皮脑壳。
　　第二天上午，刘老师问：“想好报考哪个学校没有？”我答：“还没有。”他说：“那就报轻工业学校吧！”
　　一大群考生，我的画友们找到群艺馆，围住张义春老师，质疑考试成绩不公：“方力钧怎么可能考上？”“是啊，方力钧怎么突然画好了呢？”张老师答。
　　1980年9月入学，此时距唐山地震已经五年多了。我们学校四层的教学楼是整个唐山最高的建筑。而城市中心，最高的建筑物是铁路过街天桥，从天桥上放眼望去，周边是一望无际黑乎乎、脏兮兮凌乱的油毡，上面压着或整或碎的砖头，满世界的防震棚；因为修路或其他原因，许多防震棚已经深陷地下，进出的门刚好供人缩身而入。无数灾民在这种防震棚里住了七年、八年、十年。在各处工地上，经常挖出当时草草掩埋了的尸骨，也许他们就是我们同学的叔叔、长兄，那年因为毕业分别的留恋，滞留在校的许多师哥赶上了那场地震。现在，学校尽可能招收死难者的弟侄们，补上无法弥补的亏欠。
　　告别了仿佛发生在昨天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一只绣花鞋》、《少女的心》，书店里陆续上架了《忏悔录》、《亲爱的提奥》、《凡·高日记》、《九三年》、《人间喜剧》、《巴黎圣母院》、《果戈理》、《邓肯自传》、《牛虻》、《美学》、《美的历程》、《莱蒙托夫》、《徐悲鸿》、《呼啸山庄》。
　　乔文科老师给我们上静物色彩写生课，讲构图、光影、对比色、色相、反光、原色、补色、暖色、冷色等等，敞开的窗户外在公审游街，万人空巷，这是那个时代春节之外最吸引人的盛事。人群随着高音喇叭军用卡车向北边而去，不久，不远处响起清脆的枪声。课间休息，我们几个男生向那个方向跑去，在河边师生晨练的那条小路上，课余时间我们因为发现这个新土包而好奇，还写生了它。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是公审之后的行刑现场。此时还有一帮闲着无事儿的围观者，散在河边土包的血迹四周议论刚才的情景。
　　假期回到邯郸，同王志平两人骑车到中华大街，正遇到公审游街。军用卡车带着高音喇叭行进得非常缓慢，周边人山人海，过了闹市，汽车的速度快了起来。我们跟随着想看个究竟，汽车到了射击场。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地方。先是养蚕到处找桑叶，于是发现了这里可以挖弹头，有时在战士们练习射击的时候捡烫手的步枪、半自动步枪、机关枪、手枪的弹壳，有一次甚至幸运地被允许藏身在靶子下方的掩体里。跟到射击场的闲人并不多。将被执行的犯人一字排开跪在地上，执法者举枪近距离指着脑后。口令响了，枪声响了，所有的人栽在地下死了；包括那个我最关心的，穿着蓝碎花棉袄的俊俏的小媳妇。当执法人员验证情况时，我们发现许多人并无血迹，很快，我们又看出，很多死去的人根本没挨枪子。慢慢地，包括穿小蓝棉袄的在内的许多人又活了，只是他们瘫软得不能移动，惨白的脸色更像死人。事后我们才知道，这叫陪刑。
　　从邯郸到唐山，必须在北京或天津换车。这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拜访敬仰的老师们，参观神圣的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徐悲鸿纪念馆、王府井新华书店。
　　那时的中央美院，我们鲁莽地去敲正在上课的教室门，说明我们从地方来，想看美院是如何上课的，几乎鲜有碰到拒绝，除非老师满怀歉意地解释正在上人体课。
　　因为李乃宙老师在美院进修的关系，我得以见到陈丹青还躺在画室墙根的《西藏组画》，青年美展上罗中立的《父亲》，以及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和陆续出现的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
　　在天津，我与已经留校亦师亦友的李津来往得越来越频繁，常往来的还有阎炳慧、吕培桓、吕云锁、边炳贵、何家英、颜铁良等等。
　　邯郸的许多上下届同学被抓被判刑，甚至被判死刑。
　　人类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应该是中国的1962和1963两年了。原因可追溯到1958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口下降比较快，换来了1962到1963年的生育高峰。我们上一届，一个年级十个班，每个班四十五个人左右：我们这届八个班，下届则是六个班。
　　上一届，简直是无法无天。他们互相群殴打架，欺辱弱小（为了管理这群人，各学校紧急招募还没毕业的本校高中生集训成为教师），我们这届，大多只因为出生于九月之后，不得不晚一年入学；打架斗不过上届，同学间却也互不示弱。
　　当时我们初步形成了商业头脑，在铁路系统范围内遍地是宝的环境下捡拾，有时偷盗各种可以变卖的物品。
　　我们路过铁路的时候，常会发现更换到一半的刹车锡被散乱地搁置在现场，而工人们却在午休；我们知道一斤锡的价格是两块多，我们也知道一个技工的月工资是三十二块个学徒工的月工资是十八块，随便捡点就是不菲的收入。
　　我们在内燃机车上玩耍，发现了为机车添加润滑油的螺旋加油壶的妙用。如果清理干净，把火药放在壶里，油嘴连上药捻拧紧点燃，爆炸能把压在上面的整个砖头炸起两三层楼高，油壶则像响哨一样飞跃九霄。
　　下一届的学生闷不作响，却把我们的游戏当小儿科，他们不满足于拆下油壶，而是拆下火车上所有能卖钱的东西。于是有火车不能走了，或在行驶过程中抛锚了，于是他们被审问，被抓捕，要判刑时，法院发现他们年龄太小，只能够劳教。
　　那时一个家庭的概念：父母通常只有一个工作岗位，赡养他们的四个长辈，他们的儿女通常少则三四个，多则六七个，有一个孩子能够接替这唯一的工作岗位，叫作接班。
　　接班的结果是铁路系统内，上下界同学充斥了各个部门：司机、调度、列检、公安、检票等等。
　　车上有什么，什么时间到，停多久，等编车要多久，从偶然偶发局部零星地窃取一点儿生活或好玩儿的物品，到久而久之盗窃电视、摩托车等一切物品，逐渐变成大型的盗窃团伙，性质也就不再是调皮的游戏了。
　　学校组织去看电影，后面走的女同学突然捂脸大哭起来，原来是小流氓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溜达无聊，在女孩脸上随意摸了一把。那些十几二十岁的孩子，穿着不合体的脏兮兮的褂子，袒露着胸，衣服上的破洞随意用胶带贴上，裤兜里装着白酒瓶，喝得醉醺醺的，在电影院门口、闹市区找茬闹事儿，最严重的时候，一帮坏蛋在市区的公共汽车上当众强奸妇女。
　　当时很多人家用钢筋焊一个笼子，把黑白电视机锁在里面。有的家里有电视机，干脆就把窗户打开，朝着外面播放，左邻右舍一起观看。
　　每个人都爱听邓丽君的歌，这在那时是非法的。
　　学校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老师们几乎一色的天津美院出身，开设的课程有传统中国山水、花鸟、图案课、美术史课、素描静物、素描人物、色彩静物、色彩人物、白描花卉、白描人物、工笔、器型、花纸、手绘、雕塑、临摹、写生、创作等等。所谓久旱遇甘泉也不过如此吧！
　　一个防震棚里面住18个男生，到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破门还关不上。晚上睡觉时老鼠在被子上、人脸上爬来窜去，成群地跑。伙食配比是75%的粗粮，25%的细粮。农村的孩子舍不得吃细粮，就把细粮换成分量多些的粗粮。食堂的卖饭口有一米多高的大缸，里面是咸盐腌白菜帮子，免费，很受欢迎，但快吃到缸底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一个带毛的大死耗子躺在里面。
　　新校长是从部队转业的团长，希望用部队的纪律来管理学校，规定只有星期六和星期天学生才可以出校门。出门需要班主任的请假条，可班主任住在学校外面。开始，学校厕所临街的墙出现勉强可供人钻进钻出的洞，慢慢地，洞越来越大，成了周末之外其他时间的学校正门。
　　另外一项改革是如何吃饭。学生被每十个人编成一组，必须在同一时间，同一张桌子，派代表去取饭；再按照定量粗细粮比例均到每一餐。理论上讲，这是个高效率的计划，无奈孩子们有心情，有胃口感受，有个人习惯，一开始大家还比较小心，把咽不下的窝头掰成小块儿扔着玩，我扔你们桌上，你扔我们桌上，很快越来越过分，窝头满校飞，操场遍地窝窝头。终于有一天，我们班把窝头堆到校长办公室门口，然后轮流在上面大小便，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结冻了的大小便整体是金黄色，窝头也是金黃色，但又各有质感。第二天清理的时候，拿着榔头和锤子都砸不开。
　　校长喜欢打麻将，每天晚上校医、体育老师和女儿都要陪他玩到很晚，学校里的人全都知道，师生们议论纷纷。有一次上体育课，这个体育老师从旁边经过，我低声喊了声“秃子”。课后有人告诉他学生骂他“秃子”，有校长撑腰的体育老师开始调查。全班同学找出一个不受欢迎的学生，让他去坦白，一帮人威胁他：或者你去坦白，或者全班同学告发你。最后，在广大同学的耐心说服下，他去承认了自己的“行为”。
　　晚自习时，这个同学把冰糕棍扔到我的桌子上，我小题大做，骂他。一帮调皮同学过来帮腔，又推又搡，这个同学被欺负走了。可是过了会儿，他带了学生科科长来了，说我欺负他，我怎么解释也没用，老师一定让我写检查，而且要求在全美术专业念。没有办法，只好把心中的所有不满发泄在检査里，我把在现场没有机会骂的脏话，自己能知道的脏话全都写在里面，说不应该骂他爷爷是畜生，不该说他奶奶是……美术专业各年级听我读检查，第一遍我念得有点儿快，同学们闹成一片，说这样不行，念得太快，太糊弄了，必须得慢慢清楚地再念一遍。等我再念一遍之后，大家鼓掌起哄。老师郑重地问那个同学：“这样行不行？还要不要重念或重写？”为了显得正式与公正，老师安排告状的同学始终站在我一旁，他说不用了，很满意了。
　　学校给女同学们做福利，运来一卡车两大卷直径有两三米的粉红色的卫生纸。那种卫生纸质量太差，特糟，每个人分到后抱着一大团，穿过操场往宿舍里狂奔，过程中散的纸头纸屑纸条飞得墙角树头，满世界都是。
　　除了钱，买车票住旅店要介绍信，吃饭要粮票，出地方需要省粮票，出省要全国粮票。我们下乡写生的介绍信通常是从群艺馆开的。春节期间去太行山区写生，村主任指派到农民家里吃住。女主人拿油糕给我们吃，我和海燕饿得正慌，一口一个，转眼每人吃了好几个，女主人恭敬默然地端着笼屉侍立在一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从外面回来，看得直流口水，“我也要吃炸糕”的糕字还没喊出来，女主人一巴掌狠狠掴在自己孩子脸上，顿时几个红红的手指印从孩子脸上长出来，我们才知，这几个炸糕对主人来讲有多珍贵！
　　我们盲目地背着小包从西达公社往山里走，搭拖拉机，爬山。黄昏的时候，进村了，队长把我们派到人家，小媳妇给煮了一人一大碗面条，放了把咸盐在面里，道了无数个对不起，说没有菜，你们就凑合着吃吧。正吃不下去的时候，男人回来了，一看场面顿时跳了起来：“怎么又派到咱们家来了？”又冲着我们俩歉疚地说：“跟你们没关系，我找队长说理去！你们好好吃吧。”拽着媳妇气冲冲地找队长打架去了。
　　本来想在田头画速写，却被一个农民缠耗了大半天的时间描述他们的队长有多坏，如何欺负百姓等等，让我们回去向市领导反应，而这只因为我们冒带了市文化局的介绍信。
　　张家头在河北、山西、河南的交界处，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乡长在开会。乡长三十岁的模样，正在讲台上对着个老农拍着桌子破口大骂，屋子里围了很多木然的村民，骂着骂着突然间停下来，当着全体农民的面，吩咐下面的人：先带客人回去安排好了。很快，招待我们的白面馒头、猪肉炖粉条就端上来了。这一切，就是因为有介绍信。
　　一次，大半夜跑到一个山村里，队长安排我们到村外的庙里住，庙又高又大又空，简陋的木床很高。原本就是预作接待的，早已经铺好的被子长期没人盖，用手往被子上一拍，尘土呛得人直咳嗽。从窗户看过去，外面树很高，下着大雨，刮着大风，没有月亮，但外面的光很强，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吓得我们两人把两张很重的床连搬带挪地并在一起才敢躺下。
　　下乡派饭到农民家里，农民无奈，却有应对的方法。把玉米的皮打掉，剩下里面的白芯，然后蒸成玉米饭，像蒸汽爆米花，里面大部分是气和水分，一碗下肚就很饱——因为饭里有气，当你再吃第二碗时，几乎撑得吃不进去了，半小时之后，肚里的气没有了，比没吃还饿。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史书中屡屡提到的驿站制度的现实版，还慢慢了解刘邦、徐霞客、李自成都得益于这种制度。
　　我和石庙子的房东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写信问我能不能帮他搞到全国粮票，我把家里寄来的30多斤全国粮票都给寄他了。我们在地方有地方粮票，省里有省粮票，出门需要全国粮票；还有肉票，邮票，布票——出门买票住店要单位介绍信，那时没有身份证。
　　学校旁边有一家工厂的废水管，污水每天哗哗地流，我对着画写生，为了表现水流，用白色甩得乱七八糟。上课时，老师问：“这是什么？”我说是大海。老师想了想，不经意地说：“应该安排去海边写生。”对于几乎都没见过大海的孩子们，这是个巨大的诱惑。到了夏天，当发现老师无意安排海边写生时，全班同学不干了，罢课！我们居然贏了！带上行李，锅碗瓢勺，面粉与厨师，坐着货车直奔北戴河，远远听到大海的涛声，一起喊：大——海——
　　柳忠福老师在邯郸市群艺馆主办美术作品展，我把一幅静物素描送去参展，结果在展厅里画被人偷了。柳老师问我：“你的画丢了怎么办？要赔吧？”我说不用赔。旁边同学说：“不要赔偿，老师会认为是你自己偷走的。”
　　后来我试着用水粉和丙烯画长期静物，水粉习作《铜壶、梨》在参加“河北省水粉、水彩画展”的现场又丢了。
　　中专二年级时，我开始尝试着刻木刻。回邯郸时，郑今东老师介绍我认识当时在《美术》杂志工作的栗宪庭老师。栗老师看了我的木刻习作说：“你已经懂得艺术了。”并说要把那些木刻作品发表在《美术》杂志上面。我回答说：“现在这些刻得不好，等再刻一些寄过去。”但没等我再刻一批新的木刻，栗老师就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迫离开了《美术》杂志。
　　1982年，顺着缸窑路从城里回学校，在电影院广场前许多人立定抬头观望路东的楼房，并不时指点，顺着那个方向，我们发现在四楼阳台上，挂着一具雪白的人体，那是具饱满、匀称、性感的女人体，丰润的肌肤，涨鼓的乳房，富于弹性和优美曲线的臀部、双腿，在阳光照耀下，闪耀着晶莹……顺着身体向上望去，雪白的脖颈勒在绳套里，嘴巴里吐出长长的、毫无生气的舌头。
　　马上要毕业了，我们说服老师，组织了班级毕业展。没有经验，每个人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挂在教室的墙上，一张接着一张，像是集贸市场。然而这是我自己，也是学校第一次自发组织的展览。
　　1983年中专毕业，我分配到邯郸广告公司工作。中专毕业的待遇是第24级国家干部，月薪41.5元。广告公司在那时是一个新生事物，人是从各个部门——报社、文化宫、工厂工会等调来凑在一起，大家经常一起讨论自己属于事业单位还是企业，讨论一时得不出结论，这期间单位定期给我们发创作材料，定期去写生，搞创作。如果能入选参加展览，还给我们报销路费和参观费。
　　业务是非常原始的，就是在铁皮的路牌上手绘24平方米、48平方米的两种尺寸的广告牌子；从到工厂谈业务，到在纸上设计草图，再到在铁皮上放大稿子，直到上街安装上架，每一块广告几乎都是一个人负责到底。
　　有一次我搭车去泰山，回程路过临清的一个村子。中午，车停在村子里午休，同行的两个小伙子带着白色的旅游太阳帽进到村里商店，村里的小伙子一把把旅游太阳帽抢下来，说：“你把这个帽子给我吧。”你争我抢到街上动手打起来。村民全跑出来了，很自觉地保证两三个村民对付一个外地人。村民们在旁边围着，拿着棍子、铁锨，甚至工字钢。长期在街头惹事的年轻人很快识破每多一人上阵就马上会有两三个农民围攻的局，只好由妇幼上前劝阻，但鲁莽的村民居然拿着工字钢往孕妇的肚子上捅，孕妇就势躺在地上，这些城里人陆续但迅速地一个个倒在地上，每个人肯定不同程度地挨了打，但是否至于倒地不起谁也搞不清楚，村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也没人敢轻易做主。眼瞅着日落时分，双方商议先到镇卫生院检査伤情，我把旁边躺倒的人背起来往卫生院走，那人偷偷跟我说：“我没事儿，我什么事儿没有，我装的。”这下我放了心，因为这人是我们群体里受攻击最重的一个。到卫生院折腾了很久，几个打架的人执意把事情搞大而装作伤势严重，留在这个地方。回去后很快知道，我背的那人的叔叔是当地公安系统的现职高级干部。
　　罗城头的住房成为我最初的工作室，也慢慢成为一大帮朋友的活动中心。一天半夜突然有人狠狠地砸门，说是派出所的，进门后突然拿出一寸大小模模糊糊的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女人体：“你知道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儿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知道这个照片在哪儿拍的？”警察看一眼屋里的毛毯：“你认出来了吗？”我说跟那床毛毯一样。警察又给我看另外几张，其中有一个我认识，一起画画的女孩。警察说：“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我到了派出所里录口供，按了手印，签字。我被气势汹汹的警察吓坏了！但奇怪的是，再也没有复查之类的事情。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知，当时惹事的孩子的父亲，动用了大量的关系平息了这件要命的是非。
　　贾向国从大凉山等地写生回来，在邯郸市群艺馆举办“贾向国个展”，正好有日本旅游团来参观，购买了其中二十四幅油画作品。作为酬谢，他另外为团长现场油画写生肖像一幅。画款共计二百四十元人民币兑换券。邯郸市外办要求贾向国立即至市外事办公室，将所得兑换券当场兑换成人民币，此事轰动全市。
　　我们一起学画的一位闫姓好朋友，没有考取学校，就到了印染厂保卫科工作。为了给老师弄画布，利用工作机会偷了一匹布从厂墙扔出去，下班后取布时被当场抓住。于是厂里将最近丢的布都算在他身上，被判劳教三年。
　　放假回家时他来看我，说在劳教所里混得不错，监狱的看守见他会画画，就让他负责板报宣传之类，周末不时需要买些材料。又因为无聊，看守们也喜欢跟他学画画，给他钱派他帮忙采购材料。服刑期快满时，他犹豫着想在里面不出来了，觉得里面挺好的，搞宣传，教画画，没人歧视，但所有的人都反对，只好出来了。他聪明老实又勤快，靠给酒店大厅里画画，或者做装修，日子还算不错。但那些狱友陆续出来后，很快摸清了他的行踪，当他在外边画壁画的时候，现场会坐着五六个人抽烟喝酒打牌等他完工，结算由那些人做主，见者有份儿！这帮狱友发现这是一个不错的买卖，联合起来帮他找活儿干，但凡明白事儿的人知道惹不起，只有把活儿交给他们，闫氏就变成他们的长工了。
　　再往后，听说他悟出了道理，于是死心塌地地跟定一个道上的老大，老大喜欢他，看中他诚实，什么事都交给他办，他又得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终于成为我们那一带“老大”级人物。
　　单位组织我们去采风，看响堂山石刻，涉县的蜗皇宫等。我在蜗皇宫半山上第一次酒醉，想：为什么非得跑到穷乡僻壤来体验人家农民的生活？自己正常的生活就不是生活？第二天一大早，不听同事劝阻，我搭了顺路货车辗转回到了邯郸，开始第一次闭门创作，一张、两张、三张……那些作品并非此次经过的山区景色，而是华北平原向太行山区的过渡地带印象，我们日常生活区域的景色。
　　作品获得了不曾预料的好评，部分老师鼓励我送去评选全国美展。我听老师们的话精心配了画框送到市里，又选送到省里。
　　所有参选的画装在货车上准备运到石家庄，临时找不到押运人员，老师问我能否压车跑一趟。没有任何准备，我穿着拖鞋、裤衩、跨栏背心，到了石家庄。
　　大部分评委同时也是参加评选的画家，时间、历史、同事、同学们之间累积了特别复杂的相互关系。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老师们为了不让对方得逞，宁肯把选票投给我这样的毛孩子，投的结果是我的画被选入了全国美展。我太兴奋了，急于向老师们炫耀我的成绩，但平时哪怕我有一点点进步都会给与赞扬的老师却没有反应。老师自己的画没选上，沉浸在评选不公的愤怒中。
　　我参加的是广州的水粉水彩展，单位本来组织了去南京和上海观看展览，因为参加展览的只有我一个人，我获得了特权单独去广州展区。这是我第一次到江南，到苏州、南京、上海、杭州。
　　我在单位里的处境却越来越糟。我的业务能力很差，基本上不会写美术字，而单位业务却总是离不开写字。更严重的是自己既搞不懂派别之分，更不要说选择正确的派别。加上亲历全国美展评选的全过程，对于之前过于美好的憧憬来说是个严重打击。
　　虽然不知未来的理想是什么样子，但确定目前不是自己的理想，是必须逃离的。这也正好是单位领导的想法，当我提出留职停薪的申请时，领导唯一的补充意见是：一年后必须把工作关系调离广告公司。
　　没有安排退路，没有收入，没有任何具体的想法，家人居然由着我的性子放任我。去做生意吧，正好爸爸管后勤，就从库房里调了好多积压的棉被罩和枕套去卖，卖完之后再把钱还给单位。我召集了一帮朋友到街上去，但谁也不敢吆喝，又不懂得卖，卖着卖着就亏了，最后留下了一堆烂摊子，留给我爸去收拾。
　　后来又商量生产一点工艺品，比如临摹的《蒙娜丽莎》。因为要做画框，晚上一帮人跑到工地找木材，几乎是明目张胆地去抢，值班的人听到外面很多人，吓得不敢开灯也不敢出门，更别提劝阻了。作品卖得很好，工艺品店却赖着不给钱，这个事情又做不下去了。
　　铁路领导支持鼓励我筹建一个铁路广告公司，看起来一切顺利，这时分局打来电话，他们也在筹建铁路广告公司，我们必须停止。
　　于是我到处找活干，什么风景画、牙摊广告、炭笔肖像……
　　有一次跟饭馆老板谈好了装修工程。六七个人到餐馆去商量入场干活，餐馆里坐着两个客人，问：“找谁？”简单介绍过情况，客人说：“老板不在，工程不做了！”我们自然不干。两个客人很不耐烦，当着我们的面商量着应该怎样教训我们，并且很快商定实施武力。于是他们提着柴海燕的脖领子扯到门外，才到台阶上，柴海燕的眼神一闪，身子一低，我们的拳头同时落在那人的眉中脸上，那人一下被打倒在地，又亮又黑的卷发掉了，原来是个秃子。眼镜也掉了，散落在地，那时候刚开始时髦的外销大头皮鞋，稀里哗啦往身上踹。打完架有人出面讲和，对方希望帮他把手表和眼镜修好，柴海燕说不行，要么继续打，要么就认倒霉，这件事居然被他这样吓唬着给摆平了。
　　柴海燕的爸爸负责火车车皮调度，在拥挤等待的人群中，柴叔将从南货场到北货场的一车帆布篷的运输，指派给了我和海燕。两个货场间约有六七公里的距离，要穿过整个城市，我们互相替换着驾辕或助推，臭汗淋漓、干渴难当又不得不吆喝着将堆积得像人一样高的人力车送到北站，然后两人共享25元的高额利润
　　紧接着，柴叔给我们安排了押运棉纱到唐山的美差。海燕早已经是此行高手，而我则不得不采取欺瞒家人的方式进行。海燕带了两人使用的棉被、羊皮大衣等物，在火车货物车厢里搬开棉纱包，腾出够两人蜷缩休息的空间……在气温零下且行进的没有密封的车厢里，经过一个星期的折腾，得到了50元酬劳。再每人买11.5元的车票，经过北京，看展览、买画册，返回邯郸。这在当时也是令人羡慕的美差。
　　后来我走投无路，只好参加高考撞运气，于是进入邯郸市二中补习文化课，准备报考美术学院。
　　报考浙江美院回来，从杭州坐船到无锡，需要17个小时，船是那种混装的木船，窗上面钉一个木头，当地农民提着鸡，带着小猪崽儿和一些农产品。从无锡到南京坐火车，火车的座位下面、行李架上、过道、厕所里也全是人，根本没办法解手，最严重的时候过道上的人一旦站起来，就没有机会再蹲下去了。交通混乱到农民可以用扁担直接把车窗砸坏，从车窗爬进去。我们两个人实在受不了，到南京下车了，下车后才知道是一个失误，因为再也买不到火车票了。
　　后来终于搞到转乘票，上车的时候才发现，是刚卸下牲口，未来得及清理粪便、稻草的闷罐货车。从南京到郑州，人都站着，互不认识的人互相扶着，没有厕所，实在憋不住了，就跑到角落里，形成了大小便区域。可以想象那里面的苍蝇和味道。
　　半夜在郑州火车站下车，两个人到餐厅去吃东西，菜刚上来，要饭的人就坐到桌子对面跟你聊天，一边用脏手指头抠牙、抠鼻屎、甩鼻涕，一边跟我们东一句西一句聊天，我们只好把东西全给他吃了。
　　高考的政治考试我得了76分的高分。那是一个特别混乱的年代，改革开放的理论实际上还没有搞清楚。那时报纸上在讨论，说到底是埋头拉车还是抬头看路？是要政治挂帅，还是实力救国呢？把这些东西直接放到考试题里，其实在当时，判卷子的老师都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和小学同学田建平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全城各家各户都装有的小喇叭不断广播我们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消息。

　　本文选自《八十年代：一个艺术与理想交融的时代》，杨卫，李迪／编，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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