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异端的勇气

┃Personal History

异端的勇气

© 韦政通／文

韦政通（1927～2018）

　　人生困境，如何应答？

　　第一个问题是，当我陷入人生困境，必须做抉择时，我怎么办？这里所谓的人生困境，跟一般的窘境、一般的难题不一样，这些人生的困境，都非常难做抉择，因为它对人生的未来，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下面要谈生命中三次大的人生困境，都是在我三、四十岁以前发生的。
　　第一个大的困境，是离家出走，我是二十二岁那年一个人跑到台湾来的，家里没人知道。第二个大的困境，是我在台湾曾当新闻记者，后来实在觉得自己不能这样过一辈子，我必须要离开这个工作，就辞去工作跑到山区去隐居，住在一间茅屋里面，像古代隐士一样过了三年半。第三个大困境，是决定脱离师门，离开了对我恩重如山的老师。
　　你看我这三个问题都是很困难的抉择，假如当时遇到这三个问题，我做了另外一种选择，我的人生就会完全改观。
　　面对第一个难题时，如果我不离开家乡，下场会是怎样？我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从上海出发，当我们这支军队的船四月二十三日到达基隆的时候，就得到消息，共产党的军队前一天已经渡过长江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那班船是最后一班。你看人生就是这么的偶然，假如搭不上那最后一班船，就是另外一种人生了。我家里是地主，在文化大革命时算标准的黑五类，黑五类子弟的命运，你们都知道，连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
　　面对第二个难题时，如果我继续留在新闻的岗位上，当然又是跟今天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了。
　　面对第三个难题时，如果当时不脱离我的老师，走自己的路，那我也不是今天这个韦政通。所以每一个决定都是非常关键的，都是非常困难的，是有可能把人搞得活不下去的这种难度。

　　离家出走，追求崭新的人生

　　我现在开始谈第一个困境，我为什么会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表面上的理由，好像是父子不和。从我小时候，我们父子之间就不和，因为我父亲是个商人，我有两个哥哥，我是最小的儿子。父亲希望我们三兄弟都继承他的事业，但我从小对我父亲的这个行业，就一点兴趣都没有。说到父子不和，我们也从来没有严重的冲突过，但是我从小就感觉跟这个家庭格格不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后来我想其中原因，第一个可能，就是有一种潜在的求知欲。我出生在一个什么家庭呢？你们可能很难想像，我这一辈子认识的朋友，许多是出身书香世家，而我呢，是出生在一个连一本书都没有的家庭。我们家里只有黄历，查风水用的黄历。现在不是都强调人生起跑点吗？那我这个起跑点是等于零。我想我天生有一种潜在的求知欲，跟这样的商人家庭就自然会格格不入。我是这样解释的，也不一定对，但有些现象你总要尝试去解释。
　　第二个可能，就是有一种窒息感。我上过四个私塾，过去私塾的教育，现代青年人是完全无法想像的。一天亮就到学校，很晚才放学。在私塾干什么？先背昨天教的书，再讲几行书，然后写一张字。你想，老师教我背书，我几分钟就背会了，老师给我讲书也不过就是半小时，剩下这么长的时间，你说在私塾里要干什么？一天的时间很长，还不能看闲书，非常无聊。一个孩子在那样的教育环境，简直是被残害！所以我就常常逃学，宁可挨父亲的打，也受不了这样的教育。
　　我想就是这两个环境，家庭的环境和私塾的环境，都使我格格不入。我的家庭没有一本书，我家好多代里面没有一个读书人。我生活的那个地方，方圆十几里，也没出过一个重要的读书人。出生在这样一个背景的我，却一辈子爱好知识的追求，使我相信一个道理，就是人是有天生倾向的，这个天生的倾向如果很强烈，却又与所处环境格格不入，自然就会引起反抗。
　　我讲几个具体的经验。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在我十三岁那年，父亲请一位中医来家里，我还记得他姓杨，这个中医像是我们的家庭医师，我们家的病都是他看的。这个中医的国学程度不错，父亲就请他出个题目让我做。这个杨医师就出了个“我的自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写自述。医师看了我的文章，就跟我父亲讲：“这个孩子你大概养不住了。”因为我在〈我的自述〉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说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父亲当然很不高兴，心里就有了嘀咕，觉得这个孩子怎么会这么野、怎么会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呢？
　　我父亲从来没有问过我“你想做什么”。像我的教育方式，我一定问孩子“你想做什么”，你真心想做，我就帮助你达到你的目的，这是我们做父母、做老师应该要有的责任。我父亲从来没有，我父亲就是那种标准的知识水平不高、很威权的老式家长。他们做生意，挣了钱，生活便过得自在，用我家乡镇江人的说法是“早晨皮泡水，晚上水泡皮”，意思是指早晨喝早茶，叫做“皮泡水”；晚上到浴室里面泡个澡，躺着享受一下，让人家揉揉脚、按按摩什么的，就是“水泡皮”。这是江南那一带的风俗，有一点钱的人都是这样享受，然后朋友之间见面，就是抽大烟。我小时候看到的就是这种景象。
　　第二点要讲的是儿时被父亲责罚的具体经验。一般常见的小责罚当然有很多，像是拿鸡毛掸子打呀什么的，每逃学一次他一定会打一次。此外，他还喜欢扭耳朵，即使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我还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他把我的耳朵用力扭，扭到撕破流血，祖母就骂我父亲，说你怎么这样野蛮。另一种常用的责罚就是罚跪，叫你去罚跪，不准吃饭。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逃学，就被罚跪在小镇的商店柜台里面，店里面还有几个店员，我那时候已经十多岁，这就完全让人感觉是种羞辱了。
　　这两次责罚对我来说非常严重，终身难忘。所以我这一辈子在台湾几十年了，脑子里很少有我父亲的影像，因为我必须把我父亲的影像给忘掉，才能减少一点痛苦的记忆。你们很年轻，将来会结婚生子，我想劝告各位，不当的责罚孩子，孩子是会记仇的。有的孩子会原谅你，有的孩子会永远记得，所以责罚的时候，要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不能用暴力、羞辱的方法来责罚。这两次责罚我一直都在脑子里记得。平常我很少谈人生的往事，你看像我年纪这么大的老年人来谈这些问题，心中还是多么难受的呀！谈这些问题可能有点无趣，但讲到个人的人生经验，它就很重要了。我离家出走，什么原因？这就是原因的一部分。

　　接管家业的压力

　　到了十六岁，父亲把我送到上海一家钱庄里当学徒。我父亲的目的是，你学了这个本事，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到上海去开钱庄。在他的价值观里，就是满脑子都是挣钱。我的大哥比我大十岁，也是在上海永安公司当学徒，当时上海南京路上有四大公司，第一大的就是永安公司，这公司到现在还有，只是所在地现在叫南京东路。
　　到了上海，世面大了，我看什么书都没有人管了。当时张爱玲才刚开始写作，上海最有名的女作家是苏青；电影明星李丽华那时才出道，我也曾是追星族。在上海刺激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做学徒做了一年，在我长兄的支持下，把我送去读中学。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已经是十七岁，在现在已经是高中毕业的年纪了。
　　本来我想念上海一间很好的中学，叫做圣约翰中学，但上海在那个年代，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英文的，我没有念过英文所以它不收。后来我到私立大同中学，因为是放假，我就直接找到教务主任，我告诉他，我想读书。我们谈了以后，他知道我没有念过英文、没有学过数学，于是他叫我写一篇东西，又是“我的自述”，这是第二次写我的自述了。我写了以后，他看过就说，你可以来念，因为我那个时候的国文程度已经不错了，那不是一般的初中生可以比的。可是他说，我们有个约定，口头的约定，在一年之内，你如果不能跟上英文，不能跟上数学，你就自动退学。
　　于是我开始进中学读书，后来父亲知道这个事实，他没有理由反对，但也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书读完了必须回来管店。父亲的意思，这个店是要小儿子来管的，大哥二哥到外面去闯，你要到家里来管店。这也是逼得我非走不可的原因。
　　后来在我哥哥的支持下，我找了圣约翰大学的一个女生来教我英文，半年我就赶上了。数学困难一点，一年后也没有问题。然后我就跳级，中学我一共读了四年，然后用同等学历考大学。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学，那时候叫光华大学，就是现在的华东师大。我一九八八年到华东师大去讲学时，那地区面貌已经完全变得不同了。

　　离家的勇气

　　我离家出走的背景，还有一个刺激的因素。有一个经常到我家来送药的护士，是个山东小姐，我还记得她是山东莱芜人。因常常到我家来送药，跟我家人很熟，我非常喜欢她。她后来到台湾去，留了一封信给我。她是跟着军队去的，在军队里当护士。她说她到了台湾，会驻扎在什么地方，那个军队是什么番号，都告诉我了。这给我好大的刺激，我想一个女孩子都有这么大的勇气，只身跟着军队去闯天下，我是个男人，为什么不可以？她的勇气给我很大的刺激，所以在我的自传第二次出版的时候，我曾提到，我说这个女孩子是我生命中的“女神”。她是我的女神，把我引出原本的世界，没有她，我是不是能做这样的决定？实未可知。
　　那个时候的上海，正在招青年军。蒋介石到台湾去的时候，很多老兵他都不要了，因为这些老兵都腐败得很，也常常吃败仗，所以他征了很多新兵到台湾去。当时青年军二○七师在上海的“大世界”，挂了很大一个广告写说要招新兵。限制是要大学生，我刚考上大学，恰好勉强够资格，所以我就去报名。因为那个时候，正遇逃难潮，你有钱也买不到船票，更不要说飞机了。
　　我就是这样跟着军队到台湾的。到了台湾，我在二○七师驻扎的湖口住了一个月。连长跟我讲：“你不是当兵的材料，假如你有勇气离开的话，我可以帮你。因为你头发剃掉了，我可以帮你买顶帽子、买套老百姓装，我送你出去，但以后的命运你自己负责，你敢不敢？”我当然敢，有什么不敢的。
　　那个连长真是帮了我大忙，后来我们做了很好的朋友。当我工作挣了钱，那个连长恋爱的时候，会到我这里来拿恋爱费。我们好到什么程度，我记得他结婚后，我和他以及他新婚的妻子，我们三个可以睡在同一间榻榻米上。那时候从军队里当逃兵是非常冒险的，因为前几天还捉到两个逃兵，逃兵一被捉到，立刻枪毙。当时这个连长叫他的勤务兵出来买菜的时候，我充当伙夫跟着出军营，然后让我换装，把我送上火车。

记者时期的青年韦政通

　　接着下面讲第二个困境，为什么我会年纪轻轻就毅然选择辞去工作，过着山居生活。
　　我当新闻记者后，除了当记者，还进到中国广播公司底下的“自由中国之声”（后来中央广播电台的前身）写广播稿。写什么稿子呢？写反共的稿子，在广播里播出。一个星期写两篇广播稿，每篇大约是一千字。广播公司会提供资料，让你去选题目，被指定写的内容就是骂共产党。这段新闻工作的生活不值得多说了，因为每天就吃喝玩乐，对我来讲，一点人生的意义都没有，一点人生的远景都没有。
　　台湾苗栗有一个佛教圣地，叫狮头山，上面有很多寺庙，我在担任新闻记者的最后半年，突然对这种糜烂的生活深感厌恶而自责，好多次一个人跑到那山上去，住在庙里，郑重地思考未来的问题。想着：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可以接受我的一生就这样过？
　　回想这一年，我在〈王贯之先生与我〉一文中，曾形容“是我生命中一次起大波澜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外在的原因，才帮助我走出了波澜。第一个原因，是我在这正焦虑不安的时候，认识了劳思光先生，他当时靠着写稿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文章涉及范围很广，东西文化思想、民主政治、逻辑实证论、近代中西思潮等，无所不谈。劳先生不修边幅的外表、爽朗的谈笑，以及他渊博的学识和高效率的工作，都很令人心仪。藉由劳先生，使我生平初次接触如此新奇的世界，并深深地被吸引。
　　第二个原因，我在书报摊上看到香港出版的《人生》杂志，读了以后很有启发。这本杂志是最早宣扬当代新儒家的一个重镇，当年钱穆、牟宗三、唐君毅他们的文章，比较理论性的都发表在《民主评论》上，比较通俗的文章都发表在《人生》杂志上，所以《人生》杂志蛮受当时青年人欢迎。我看了这个杂志几期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杂志的负责人，他叫王贯之。他很快就给我回信，然后我们就开始通信，我就把我心里的苦闷告诉他。他支持我，他说：“你应该朝你自己的理想去奋斗。”他鼓励我，他说：“我不能帮助你太多，但是凡是你给我的稿子，我就给你登。”《人生》是一个私人的杂志，所以稿费不高。王贯之先生赞成我改变生活，至于该怎么改变？当然人家不知道。

　　山居岁月

　　我第一次接到贯之先生的来信，是一九五四年的二月十七日。同年三月，我不顾一切地辞去记者工作，在台北郊区大屯山山麓租了一间小茅屋住下，决心做个卖稿维生的文人。这个《人生》杂志，是我面临第二次困境时，能够下决定离开新闻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辞职后我可以继续写稿子维生，不至于饿肚子。
　　廿世纪心理分析学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爱的艺术》一书中，对友爱的描述是：“对任何另外的一个人有一种责任、关怀、尊重和认识的感觉，并且希望促进他的生活。”就我亲身所感受的，贯之先生对我的友爱，每一点都做到了。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这一千多个日子，除了微薄的稿费收入，我没有做其他工作，稿费收入大部分来自《人生》。《人生》是个穷杂志，有时连印费都付不出，可是我的稿费却很少拖欠，我就靠着这点若断若续的稿费苟延着生命，住在茅屋里专注苦读。
　　那时候写什么稿子呢？写小说。我在入山以前写过一些小说，当时还没能力写理论性的文章，所以初期发表的，仍以小说为主。我在《人生》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叫《长夜之光》，漫漫长夜中的光芒，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本宣传儒家思想的现代小说，王贯之先生好喜欢，因为它弘扬儒家嘛！唐君毅先生也喜欢，他说在新文学里从没有人把儒家理想写到小说里面去的。我就写过这样的小说，这是典型的“文以载道”，是我后来最反对的文学观。接下来的四、五年当中，我在《人生》发表了十多万字，文章不论好坏，贯之先生从没有退过我的稿，甚至连我给他的信他都在杂志上发表，然后算点稿费给我。
　　当时除了《人生》以外，我试着向《民主评论》投稿。《民主评论》是由徐复观先生主编，最初是蒋介石拿钱办的。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总统下野以后，住到溪口他的老家去，徐复观曾是他的机要祕书。当时蒋介石就说，将来在大陆失败的话我们到台湾去，你到台湾或香港办一本宣扬中国文化的杂志。《民主评论》于一九四九年在香港出版，主要销售台湾，在当时是台湾最好的思想性杂志，也是稿费最高的杂志。
　　我们长辈这代的人，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学得到的，开始的时候徐先生直接把稿子退给我，后来他知道我的生活情况，知道这年轻人有决心向学，所以后来的稿子他就给我改，改了以后给我发表，然后把稿费给我。那个年代有这样的长辈，知道你既然有志于向学的话，我就帮你。
　　由于当时我写小说，也偷偷地看过一些三○年代的小说（当时在台湾是禁书），什么巴金呀、矛盾呀，这些小说我年轻时也看过，所以对五四以后的新文艺、新文学我有一点了解。我最早投给《民主评论》的文章是〈中国三十年来文艺的回顾与前瞻〉，结果徐先生给我改了两次，才勉强发表。我记得我在里面称赞鲁迅，但徐复观先生很不欣赏鲁迅，他就给我改掉。徐复观先生的文章是一流的，从梁启超以后，并不多见。他除了学术上的成就以外，有五本大政论，他一辈子写了很多政论，写得非常好，文章有见解、有才气。蒋介石跟毛泽东一样，用的一些秘书都是很有文采的人。
　　后来我还因为在《民主潮》投稿、发表文章，而认识了劳思光，因为《民主潮》是青年党办的，而劳思光的爸爸就是青年党。那时的劳思光也卖文为生，每个月写一万字，稿费是一千块（这在五○年代算很优厚，我后来开始教中学，每月薪水才三百多元）。我在《民主潮》投稿认识劳思光，在《人生》投稿认识王贯之，在《民主评论》投稿而跟徐复观有往来，都是文字的因缘。

　　理想的火焰

　　我的运气不差，我一辈子的贵人不少，牟宗三先生是劳思光带着去见的（一九五四年），同一年我就跟着劳思光，一起参加牟宗三先生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前身）自己办的一个讲座，叫“人文友会”。人文友会的记录曾在香港的《人生》杂志发表过，后来在台湾也出版成书了。我记得那次，我跟劳思光是以来宾身分参加的，此后随着持续参加人文友会，开始接触、亲近牟先生。
　　同时我到台湾大学哲学系去听方东美先生的课，他是唐君毅的老师，以前在南京中央大学，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校址。我听方东美的“人生哲学”一年，听他的“印度哲学”一年。还有陈康教授，他是中国的希腊文专家，我听他的“希腊哲学史”一年。
　　唐君毅先生很尊敬方东美，一直很称赞他。牟先生不喜欢方东美，我跟牟先生亲近以后，他知道我在听方东美的课，就有点不以为然。方先生口才非常之好，但你要是想在他的课堂里学到东西不容易，因为他的学问很博，胡天盖地的、古今中外的纠结在一起，比较没什么条理，但是内容很丰富，语言很美。你听他的课很过瘾，可听完了，不容易得到具体东西。他讲“人生哲学”，第一堂课就在黑板上写四个大字，叫“天人旷照”，你们懂这意思吗？具体的内容就是柏拉图和歌德。那个时候台大的研究生跟本科生的三、四年级是一起上课的，当时刘述先是哲学所一年级，我们坐在一个桌子听课，所以那个时候就认识了。
　　就在这个时期，生活慢慢的困难，有时我没钱坐车，必须从火车站走到台大和师院听课，大概要走半小时；人文友会是在夜间举行，回到山麓的茅屋已是深夜。
　　我在那个茅屋里住三年半，最苦的时候，就是买一个馒头分三次吃，然后拿开水把肚子灌饱。夏季院子里面有木瓜，就摘木瓜下来充饥。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勉强维持生命，叫你不至死亡，艰难到了这个地步。

一九五八年牟宗三先生（前排右四）五十大寿时，于东海大学寓所前与弟子合影。作者位于前排右二。

　　下面讲三个困境，谈的是关于我决定脱离师门的原因和心情。

　　牟宗三先生对我的影响

　　我从一九五四年认识牟宗三先生，然后一直交往六年多。最后的三年，因为他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我在台中第一中学，差不多每个星期六我们都在一起。牟先生很少朋友，也很少跟同事往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他是五十岁才结的婚。每次我去他家里吃饭，在他家里睡一夜，交谈得非常密集。
　　牟先生到东海大学后，也办了一个私人的讲座，他有讲学的热情。为什么要办私人讲座呢？那是因为平常教学，教室里面的学生不是他能选择的，你缴学费我上课，是交换的行为，不容易教到真心想要学的学生，所以他自己在学校开私人的讲座，愿意来的学生，都是后来容易跟他发生私人情谊的。东海大学当时夜间教室不开放，讲座是在学校餐厅举行，这也是牟先生人生第一次讲康德、讲黑格尔，当时是由我做记录。我记录得很辛苦，每次讲座结束以后我就把记录整理出来，然后每个星期一次到老师家里，由老师再用红笔稍加删改，他说我记得不错。我听牟先生一年的“中国哲学史”，我也有课堂记录，至今仍保存。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磨练，训练我如何做哲学思考，并将这些思考有层次、有条理地表达出来。
　　牟宗三先生是把我带上学术道路的决定性力量，尽管有人在前面启发了，但都不是决定性的力量。他也改变了我的治学方向，原来我在教中学的时候，我自发的兴趣是中国文学，想搞中国文学史。因为中学的那个图书馆这方面的书相当丰富，我就把有关美学的书和文学理论的书读了很多，并把好的给摘录下来，我摘录了十多万字，现在那些稿子还留着。原来也想研究中国的美学，我对美学有兴趣，当时有一篇美学的文章，是发表在《民主评论》上面的。
　　当时我的小说，王贯之先生很称赞，唐君毅先生也很喜欢，但后来牟宗三先生看了就是铁口直断说：“你写小说没有前途，因为你的笔调不对。”后来我了解了，牟先生要的文学笔调，就是要有艺术性。牟先生把我自发的兴趣给打掉了，在他的诱导下，我就慢慢进入了儒家的道路。我跟随牟先生时，最早的文章发表在《人生》杂志上。当时《人生》杂志弄了两期专号，让牟先生最早在台湾的五个学生各写一篇文章。我记得牟先生还为了我们的专号写了个序，序文里面有一句话“一叶知秋”，似乎表示这些年轻人都这么向往儒家，大概儒家将来可以复兴了，我想是这个意思吧。在专号里我写的文章都跟道德有关系，这些文章都是牟先生审核过，然后寄到香港发表的。

　　脱离师门，找到自己的声音

　　我跟着牟先生的经过，后面再详细谈，现在我只谈为什么当时我会选择脱离对我有恩惠的老师。我脱离师门，有外在的原因，有内在的原因，也还有一个催化剂。
　　外在的原因就是一九六○年，牟先生离开东海大学到香港大学去了。当时的东海大学还没有成立哲学系，徐复观先生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在大陆时期，徐先生曾参与国民党高层机要，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来台后，他一向是对国民党公开批评最多的知识分子之一。牟先生离开东海大学，实际上是因为跟徐复观先生处得不好，他不喜欢徐先生常惹是非。牟先生的离开，给我的感觉就像早年离开我父亲时一样，浑身有一种舒适感，因为当时他让我感受到庞大压力。他离开了，管不到我了，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感觉，成为我脱离师门的外在原因。
　　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就是我跟着他最后的几年，我开始想儒家的缺点。这也是我一种自发的兴趣，我想：“你们把儒家讲这么好，难道儒家就没有缺点吗？”我就把五四以后批评儒家的文章看了不少。一九六二年间开始中西文化论战，当时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在《文星》杂志发表后，徐复观先生曾约我们以《民主评论》和《人生》做地盘写文章反击。在此之前我没有看过《文星》，就找了前几期来看，结果李敖的文章带给我很大的冲击和鼓舞，最后不但没有参加徐先生的论战，反而让我从《文星》的读者变成《文星》的作者。我对儒家的缺点发现得很多，后来我对儒家的批判在《文星》杂志发表，殷海光看了文章以后就说：“你超过了过去陈独秀他们对儒家的批判，你是真正深入过的，入乎其内然后出乎其外。”我在《文星》上发表的文章，后来收在《儒家与现代化》里面，那些文章，在我现在看来是有些太情绪化的。
　　除了外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催化剂。所谓催化剂，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恋爱了。恋爱的对象是台中一中的同事，她教初中三年级，我教高中三年级。因为当时社会很保守，徐复观先生知道我跟一个有夫之妇在谈恋爱，其实人家早就在闹离婚，只是没离成。徐复观先生说这种事情他不管，却写信告诉牟先生。牟先生知道后就给我一封很严厉的信，命令式地说：“赶快、立刻断掉，太不像样了。”他说我生活刚刚安定下来就作怪，把我痛骂一顿。他的话是没那样讲，但意思明显得很，就是假如你不听的话，我们的师生关系就拉倒。你看这个给我的压力多大呀！这个女同事是我人生中所遇到真正了解我的对象，也是我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喜欢的对象，但师恩如山的老师给你开出条件来，你该怎么选择？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回想起我这一生啊，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我想要的，我不惜代价”，我就是有这个冒险的勇气。
　　我离开牟先生二十多年以后，本来有一个可能和好的机会，就是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召开朱子学会议的时候，陈荣捷也请了牟宗三先生。那时傅伟勋也了解我跟牟先生的关系，后来傅伟勋就告诉他的老师陈荣捷。他们就出了个主意，说等牟先生来开会时，他们出面给我们和解。在外国教书的人认为，这事很平常，这个不算什么嘛，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恩怨，何况你这个学生离开老师以后，这几十年，已开创了自己的人生。可惜后来这个会，牟先生可能是因为身体受不了坐长途的飞机，所以最后他是推荐蔡仁厚参加。

　　走自己的路

　　我后来开始出书，现在看到我的著作目录是从一九六五年开始，也就是在我思想改变重新出发以后写的。我后来的文集都没有收录在牟先生门下那个阶段的文章，之前的几十万字也都让它埋葬了，没有让它流传。
　　讲到这里，各位心里可能会问：“你脱离师门，内心有负疚吗？”坦白说，有的。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如此出格的行径，在德行上是很严重的问题，这问题困扰着我，使我很长时间内心难安。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才使我比较坦然，原来这中间纠葛着中西哲学传统里一个核心问题。
　　当我蕴育脱离当代新儒家氛围的过程中，希腊哲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话，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当时并未理解到，受希腊影响的西方哲学传统与中国思想传统之间，在方法上、心态上、价值取向上都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中国思想传统以“传道”为第一优先，“授业”、“解惑”这类知识层面的事，只是为传道服务的，在知识真理探索上，根本没有发展出如西方哲学的独立性。西方哲学则很早就摆脱了道德价值的纠葛，为了追求无限可能的真理，抱持着批判的态度，甚至冒险、叛逆的勇气，成为追求真理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以传道为优先的中国思想传统里，成德的工夫和道德人格的塑造（成圣成贤），成为终极价值的追求，因此，人格的典范，后人只能企慕追循，冒险叛逆当然被视为罪恶。
　　至此，我终于了解传统孔家庙的设计，以及后世大儒不像西方哲学家个个都想独建庙堂的道理。可惜百年来的哲学界，包括当代新儒家，并未把这个时代性的大谜题加以厘清。我脱离的当代新儒家，虽以复兴儒家为职志，他们一生的贡献毕竟是在建立新的学统，早已偏离了儒家原来的轨迹。
　　刚才讲的离家出走、更换跑道、脱离师门三次人生困境的抉择，经过半个多世纪再来反思，离家出走难免是由于少不更事的冲动所驱使，缺乏人生多艰的风险观念；更换跑道、脱离师门似乎也有不得不尔的苦衷。生活的实际境况，往往是很复杂的，如今再想理清已不可能。
　　从我的经验可知，人生的道路有不同的可能性，根据我读传记的经验，凡是天赋很高和有多元才能的人，往往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可能性。人生在困境中的抉择，是人生最大的难题，问题是人若非经由不断的抉择，又如何赋予生命意义呢？
　　回想前尘，我为走出困境所遭遇的种种苦难，都是我生命或心理成长所付的代价。在此过程中，既有失落的彷徨，也有重生的欢欣。当我过了八十岁，生活上仍能独立自主，和年轻时的这段历练，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就知识分子的角色而言，就是争取做为异端的权利的历史。在专制独裁统治下的漫长岁月中，杰出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扮演异端的角色。基于这种理解，使我十年来，对历史上迫害异端的事件，以及当代异端知识分子受难的命运，保持高度的关注。
　　写杂文、写时论，有的是有感而发，有的是临时起意，当然非计划之作，但把这些文章集中在一起，会发现某些文章仍有其关怀的焦点，此不仅与自己的专业专长密切相关，也与平常选择性所关注的问题是分不开的。因此，从异端问题的思考，而关怀到现实生活中的异端知识分子，不过是问题的延伸和扩大而已。
　　殷海光、徐复观、雷震三人的专业完全不同，但在五○年代的台湾，扮演异端知识分子的角色则相同。

　　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殷海光

　　一九六九年殷海光去世后，我写〈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一文悼念他，内容包括“第一印象”、“他这个人”、“影响他的几个人物”、“海光与新儒家”、“海光与中国文化”、“未了的心愿”、“自我批评”等七个项目。在那年代，这样的文章很难找到地方发表，我送到改组前的《大学杂志》，开始编者也很犹豫，后来几经磋商，改了一些文字之后，才勉强刊出。
　　一九八七年，桂冠图书公司为《殷海光书信集》出台湾版，要我写序，我写了一篇相当感性的〈寄天堂〉代序，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你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几年，面临了与斯宾诺莎被教会除名相似的处境，多年的老友不敢探望你，有的甚至当面都不肯相认，我与你，就在那至少对知识分子而言，是相当黑暗的年代，不但心灵相通，且建立起难忘的友谊。”那段友谊，真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少数经常和他往来的年轻人，行动都被监视，我就是从那年代开始，逐渐习惯了被孤立和孤独的生活。
　　一九八九年，自立报系主办“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写〈殷海光先生的志业与悲剧〉一文，在开会当天《自立早报》发表。另一篇〈“自由”和“存在”的对决──略论殷海光先生悲剧的形成〉是会议的论文，论文内容包括四部分：（1）自由的捍卫者。（2）白色恐怖年代的个人遭遇。（3）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4）“内在力量”的来源。其中比较具有新义的，是对“内在力量”来源的探讨和分析。
　　我认为殷海光能扮演异端知识分子的杰出角色，其力量主要的来源，除了“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此语出自林毓生〈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与心仪的几位自由主义大师如罗素、海耶克、卡尔·波普之外，另一位对他有“感召力”的历史人物，是先秦儒家中的孟子，这一点似乎被大家所忽略。在一般的印象中，海光先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攻击不遗余力，一向采取否定的态度。如注意到他对孟子的景仰，今后这方面的论定，应有所鉴别：以传统文化中的儒家而言，他所攻击和否定的，是儒学中某些特定的思想，如孝道，大部分是与专制结合后的儒家或儒学，他对当代新儒家所表现的心态，也特别讨厌。但对历史上真正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如孟子者，他不但心向往之而有精神上的契合，他实已把他心目中的这位“道德英雄”内化为一己人格的特质。

　　社会的良心，历史的见证──徐复观

　　徐复观先生于一九八二年逝世，和殷海光一样，他们都是在寂寞含恨中离开人间。在生前徐氏曾主持《民主评论》杂志，殷氏曾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主将，两人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看法虽然对立，在追求自由民主这一点上，并无二致。去世前一月，党外康（宁祥）系杂志《暖流》，以徐复观为封面人物，我写〈社会的良心，历史的见证──徐复观教授〉一文配合刊出。他除了在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方面，成就斐然之外，政论文章更是包罗万象，古今中外，理想现实，表现机智与卓见，言人所不能言，道人所不敢道，鼓舞着一代的心灵，扮演着社会良心的角色。
　　在大陆时期，徐先生曾参与国民党高层机要，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幕历史性的悲剧，目击党内的纷争与腐化，他有资格为这一段历史做见证。来台以后，他一向是对国民党公开批评最多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指出国民党竟以绝对优势而一败涂地，是因国民党在大陆虽统治着地面，共产党早已统治了头脑。一九五六年，《自由中国》为庆祝蒋中正总统七十寿诞出祝寿专号，他“站在一个国民来检讨国家兴亡成败的立场上”，写〈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轰传一时，被学者称为具“大儒的风骨”，但也使他一时陷入险境。
　　一九八六年，《中国论坛》主办“知识分子与台湾发展”研讨会，十二篇论文中包括四位人物，他们是胡适、殷海光、徐复观、陶百川。我写〈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徐复观先生的志业〉，指出他工作进行的方式，是以“道（理）尊于势”的观念为基准，一方面凭藉儒家的“道”，批判历史传统中的“势”（专制政治）；一方面是根据现代的“道”（自由民主），批判现代中国的“势”（海峡两岸的政治）；他的感愤之心，他的不畏权势，他的深邃的洞察力，就在这双重而又目标一致的批判中，获得充分的展现。
　　徐先生对《自由中国》反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一向不以为然，但当《自由中国》因祝寿专号而引起一场围剿风波时，他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为自由主义辩护。他说，“当你们假借‘毒素思想’之名反对自由主义时，这实际是在反对人权，是在反对宪法，是在反对政府在艰难中所凭藉的合理合法的基础。”又说，“现在政府也感到有增加团结的必要了，假定连自由主义也在反对之列，政府还想向谁团结！”

　　死而后已的民主斗士──雷震

　　被徐复观称之为“死而后已的民主斗士”的雷震先生，是一九七九年去世的，十一年后（一九九○），自立报系与澄社合办“台湾民主自由的曲折历程”研讨会纪念雷先生，我应邀在开幕典礼上致词，题目是：〈雷震在台湾民主运动史上的地位〉。他与殷、徐二人不同，他不止于撰文，他是位行动型的人物。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雷震与胡适、王世杰等人发起以自由主义为号召的“自由中国运动”，希望藉以从事长期反共救国的工作。运动尚在酝酿之际，大陆已解放，后来这个运动唯一落实的工作，是由雷震于同年十一月在台湾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
　　《自由中国》的内容，其重点除了思想启蒙和以民主宪政为主导的政论之外，最令人瞩目的要算“反对党问题”的讨论。中国近百年来，从没有一份报刊，像《自由中国》那样重视反对党问题的。一九五○年四月，雷氏就发表了〈反对党之自由及其如何确保〉一文。一九五七年四月起，在三年五个月中，共刊载七篇朱伴耘讨论反对党的文章。同年八月起，一连七个月以社论讨论“今日问题”，最后一篇即归结为〈反对党问题〉。到一九六○年五月，雷氏发表〈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专文，终于揭开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序幕，不久即因领导组党而发生震惊中外的“雷案”而坐牢十年。
　　以上在台湾扮演异端知识分子角色的三位先生，在国民党中都曾是拥护领袖的忠贞之士，到台湾后竟被当局视为叛徒，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转变？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转变？他们在台湾战后追求自由民主的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选自《異端的勇氣》，韋政通／著，水牛出版社，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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