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勋：从半步桥到功德林

┃Personal History

从半步桥到功德林

© 杨勋／文

杨勋和弟弟杨炳章

　　一个多月的串联生活，紧张兴奋，劳累疲倦，真想安静下来好好休息一阵了，也很想念北京的母亲、弟弟、丈夫和两个儿子了。为了准备回家，我在成都给小冬买了几个柠檬果，用一个很精致的成都竹篮装好，小心提着上了火车。22日中午时分兴冲冲地回到了佟府甲8号，一心想给小儿子一个惊喜。万万想不到，一进门，就被赵拦住了，说我不能在北大停留，要赶快走，北大正在抓人呐！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坚持不离开北大。小冬正在床上睡觉。我还没让他看看妈妈不远万里从中国大西南带回来的黄澄澄的柠檬果和小花篮，怎么就拔腿逃跑呢？我不相信北大聂元梓一伙人敢抓我。赵对我说：“他们昨天已经把杨炳章抓走了，现在正等着你呐！”他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出家门。我很勉强地跟在他后面，直接去了人民大学红三楼他的那间向阳的教师宿舍。
　　在红三楼，我一头睡下，醒不过来了，直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被北大学生们带走。到人大来抓我的是聂元梓等支持的“红旗兵团”一帮人。
　　他们早就在等待时机整人，1966年底开始的反击“12月黑风”给他们提供了天赐良机，于是迅速行动起来，大打出手。他们扬言，不除掉杨勋永无宁日。但是除掉杨勋必须有过硬的罪名，而杨勋一条像样的辫子都没有，这使他们无从下手。正在这时，杨炳章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据说，12月20日晚在大饭厅批斗中文系学生“虎山行”战斗队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大会即将结束时，收到了一张要为“虎山行”辩护的纸条。主持者打开一看，原来是杨勋弟弟杨炳章传上来的。于是群起而攻，当即把杨炳章当做反对“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当晚关在学生宿舍，第二天又扭送到了北京第一监狱。抓到杨炳章后，他们立即到十九楼杨炳章的住处抄家搜查，抄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胡乱写着一篇“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的文字。于是，他们认定杨炳章反“中央文革”罪证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无疑了。这样，杨勋的包庇反革命罪也就板上钉钉了。他们无所顾忌地利用反击“12月黑风”乱抓人的机会，连夜来抓杨勋，气焰极为嚣张。
　　深夜，这伙人气势汹汹地叫开了人大红一楼我们的宿舍门，不等我穿好衣服就命令我下楼上他们停在楼下的小汽车，并宣布：“你被捕了。”我问他们有何凭据，他们不理我，把我推上车。我看清了他们的绑架行为，就不再问什么，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汽车径直往城里方向开去，车上的几个人谁也不说话，一路鸦雀无声，好像双方都明白，早晚会有这么一场戏。
　　12月下旬，北京天气已经冷了，由于时间急促，我离家时没有换衣服，只穿了一件毛衣和赵的一条咖啡色毛呢裤子。身上披着那一件生了葡萄胎后特制的蓝色棉布大衣。两手空空，一分钱也没有带，脸都没有来得及洗。汽车在城里转来转去，每到一处带头的就下来交涉，好像几处都不肯收我。后来到了天安门东侧的公安部大门，还是不收。最后到了宣武门附近的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的大门口，汽车停下来，他们进去办了手续，就把我留在那里了。
　　半步桥监狱是北京最早的一座监狱，据说是按日本式监狱建造的，太阳辐射型，各楼筒向四处伸展，中间的大厅里坐着看守人员。后来听说，这监狱已多年闲置不关犯人，1966年反击“12月黑风”后刚开始启用。
　　在半步桥，接待我的是一名女预审员。她询问我的一般情况，我并不觉得她把我当犯人对待，但是监狱的气氛很是森严。面对这一切，我心中坦然镇定，并不害怕惊慌，心想：聂元梓们胆敢把我投入监牢，他们就必须承担迫害革命者的罪责。我倒要看看他们怎样收场。一种莫明其妙的英雄幻想在脑中浮起，而且暗笑：“我终于坐上自家政权的监牢了。”甚至天真地想：有机会领教一下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威力也很有意思，难得有一个锻炼革命意志的大好时机！
　　监狱的预审员说话还算和气，一边带我走，一边对我说，这是一座临时看守所，主要是关押群众扭送来的工人和学生，说着就把我带到一条很长的东西向筒子里。那筒子两边是一间连一间的牢房，全是铁门。她在靠中间朝南的一间铁门前停下来，熟练地打开铁门，让我走进去并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号子”。然后将铁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就像顺手关上一个大冰箱一样。这时，我才发现才感觉是真的进了监狱的牢房，心一下子缩紧了，就像被活埋在坟墓里一样。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牢房门口，脸朝着牢房的窗户。那窗户只有上面的三分之一可以见光亮，下面被挡得黑黑的。牢房里有一张半尺高的木板床铺，大概可以睡三四个人。床铺上有厚厚的新棉被。牢房门口右墙角有一只便桶，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面对着这空荡荡的黑牢房，我的心顿时冷了。一种绝望的情绪悠然而生。我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但是却不知要在这死牢里埋葬多久，在这里连时间都无法计算，只能像漂流到孤岛上的鲁滨逊一样往墙上划道计时了。于是，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两脚瘫软在床铺上，一头扑进堆放在床上那些崭新的棉被里，两眼一直盯着天花板上用铁丝罩着的电灯泡，环顾着牢房的墙壁和铁门上的长方框，忍不住呜呜地大哭起来，心中喃喃地对自己说：“我有什么罪，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很快就看不清什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直到大概下午四点钟开晚饭时，看守打开门把我叫醒。后来得知，关在这临时看守所的主要是学生和工人，没有真正的犯人。他们都是因为文革中的问题被扭送来的。不少人是因为两派斗争，被得势的一派送进来的。我就是聂元梓一派人以校文革的名义由“革命群众”扭送来的。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群众专政”。用这种方式关监狱不需要任何逮捕或拘留手续。
　　第二天，看守拿来一张拘留证叫我签字。我问她：“为什么拘留我？”她说不知道。我不签字并对她说：“我没有犯罪，不应该拘留我，拘留我是非法的。”她说：“那就是说你拒绝在拘留证上签字？”我说：“是的，我拒绝签字。”于是她把拘留证拿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提起对我拘留的事。过了几天，预审员正式告诉我：“你的问题是因为两派斗争。你是北大校文革扭送来的，是临时关押。你们这类案子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才能解决。”两天后，我和杨炳章一起被拉回北大批斗。杨炳章在我之前已关押在这里，揪回去批斗时我才知道他也关在这个半步桥监牢里。
　　批斗会在大饭厅进行，是全校规模的。杨炳章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主要罪行是炮打“中央文革”，为“虎山行”辩护并书写了反动文章“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那是写在私人笔记本上的一些文字，杨炳章被抓后，两派人抢着用50张大字报纸把那篇“摘评”抄出来，贴在北大校园里。据说，那是当时被称为最反动最恶毒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他的那篇东西可能是说出了当时人们的心里话，所以很受北大人的称赞。有的教师至今还记着“摘评”的那些内容并能整段地背下来。我因当时不在学校，根本没见到那些文字，只听到后来被人引用批判的部分内容。如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将使林彪满意，毛主席不满意，“中央文革”与聂元梓的关系是政治婚姻，是政治娼妓等。
　　对于杨炳章的这些问题，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聂王等人一口咬定说我是杨炳章的后台，说我支持他退学回北大，说我支持他在北大图书馆和外文阅览室阅读反动书刊等等。拉我回北大大饭厅批斗时，没有定我的罪名，只是在批判者的发言中说杨勋窝藏并包庇反革命分子杨炳章。当时这就是我惟一的罪名。就这样，杨勋－杨炳章问题就在北京市第一监狱立案了，负责这两个人案子的是同一个专案组。
　　半步桥监狱的生活，开始几天并不太可怕，一日三餐，有时预审员还陪着这批学生“犯人”出来打球。学生们虽然被关，但还能在牢房里大喊大叫，可以相互喊话，高声唱歌。早上放茅和放风时还能传递信息。我第一次被拉回北大批斗后回到监狱，各号筒的“犯人”们还从窗户栏杆间伸出头来向我欢呼，表示慰问。有的还高喊“向杨勋老师学习”，“向杨勋同志致敬”。那时被关的多是干部子弟，很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他们自己和监狱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把这批人当犯人对待。记得12月26日这天是毛主席的生日，小犯人们仍然兴奋不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欢呼声和歌声在各号筒里此起彼伏。不少学生高唱着长征组歌中的“过雪山草地”，日夜想念毛泽东的歌词很是悲凄，也很感人，真像一群活蹦乱跳可爱的小鸟被关在笼中一样。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革命热情似乎是任何铁窗都关不住的。
　　我虽然被拉回去批斗了一整天，但心中一点畏惧都没有，反而更自信了。因为借助回学校挨批斗，我知道哲学系的孔繁、杨克明也被聂元梓抛出来了。杨克明是5.25大字报的真正作者，聂元梓掀斗杨克明，不是愚蠢到顶了吗？在大饭厅同我一起被批斗的有十几名师生，足见我在师生中的影响。上台发言的，多是些出身历史不好，私心极重的人。他们列举我的罪状没有一条站得住脚，我怎么会服气，怎么会惧怕呢？我只把面前的一切当做对自己的考验和锻炼，坚信胜利终将属于我。
　　在监牢里刚开始那几天，我常穿上干净的蓝制服，坐在床边幻想着外面突然来人打开牢门，把我当做英雄接回北大受到广大师生的欢呼。但是，等了若干天，牢门依然紧锁着，我也睡够了觉，又加上公安局内部夺权，致使我们由一日三餐改为两餐，伙食水平大降，我一个人闷在牢房里又冷又饿，于是情绪变得烦躁起来，苦闷和失望难以控制。再过若干天后，监狱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新换上的一批看守凶狠狠地骂人，牢房管制更严了，各号筒的人不准相互说话，小纸条也不能传递了，一日三餐的普通饭菜改成了每顿两个玉米窝头、一碗青菜汤，临时看守所变成真正的监狱了。被关的一些高干子女的威风也消退了。关在我对面的一个叫郑小明的中学生（她父亲是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遵守不了监狱规则，常在号子里喊叫，在窗户上乱爬、乱跳，看守员厉声训斥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监狱，不是你家！”
　　关押一个多月后，我从窗户里看到，那些大中学生们个个面黄肌瘦，又被剃了光头，放风时一个个都无精打采，一副很可怜的样子。杨炳章虽然表情乐观，笑哈哈的，但脸上已无血色，放风的时候拖着鞋，提着裤子，很难看了。看守们一个个凶狠地在号筒道里走来走去。他们可以随时掀起我们牢门上的小布帘，从小窗户里看我们在牢房里的动静。我们却没有任何自由看外面。有几天连放风都停止了，每天晚上的新闻广播和白天的报纸也停了，每周里只能洗一次澡，显得非常恐怖。有人传说，我们这批人可能要拉到郊外处决，还传说谁谁被用肉刑等。那些日子，一连几夜，我都不能安睡。由于是单身一个人的牢房，无人说话，夜里又不能熄灯，更是恐怖难熬，真是有点受不了。这时，一切美丽幻想渐渐消失。
　　大约是1967年1月底的一天，我一个人又被拉回学校批斗。那次批斗会是系级的，会场是二教东头的大教室。这次批斗会上发言的主要是原来支持过我的一些人，他们不仅通过发言交待揭发问题，还要以实际行动同我划清界线。这就需要动手，拳打脚踢，撕衣服，扯头发以表示愤怒。在那次批斗会上，为支持步行串联送给一位女学生的那件小羊皮袄，也被她摔还给了我。大半天的批斗，实际上是野蛮打斗之后，我已狼狈不堪，左手臂被扭的抬不起来了，头发也被揪掉了一撮，回到半步桥单身牢房，已是奄奄一息了。不仅无人欢呼，无人同情，无人过问，甚至自己的眼泪也流不出来了。在我眼前闪动着的是那些被逼着上台同我划清界线的教师和学生们。他们虽然不像我一样被关在牢里，但精神折磨的压力肯定是我难以想像的。他们在台上的表情是那样地难堪。我知道他们都不是人云亦云的盲从者，不会轻易改变观点，因而他们施于我的踢打和辱骂，我都不记恨。我惟一感到痛苦不安的，是我给他们带来了痛苦和灾祸。我甘愿这一切苦难由我一个人承担，而不要去折磨这些单纯善良的青年人。
　　在冰冷的牢房里，我幸运地穿上那件小皮袄，立即觉得后背上暖和起来，心中不断地思考着：指挥这一切的是什么人？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下一步还要怎么办？
　　2月初的一天，我从报纸上读到一则北京高校两大派将要大联合的消息。聂这时已是北京“天派”的第一号头目了，她的行踪常能在报纸上看到。根据上次批斗会上校系联合的信息，我猜想，聂元梓们要在全校大联合以后，争取北京市的革命派大联合了。为了庆祝这种大联合，聂等可能还要批斗抵制她的反对派。为此，我还得准备挨更大规模更残酷的批斗。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猜对了，更厉害的批斗很快就来了。这次批斗会的规模和残忍程度是我终生难忘的。所有的北大人也难以忘记。此后几十年人们还在述说那残酷斗争的情景。
　　这次全校规模的为实现大联合举行的批斗会，大概是1967年2月15日。早饭后，审讯员突然告诉我，要回北大接受批斗，而且配了两名公安警察“保护”，还给我带了手铐。上午十点多钟，北大红卫兵分乘两辆敞篷卡车把我押送回北大。沿路我看见校园里贴着“打倒孔杨”等大标语。押送的人先把我带到四院经济系阅览室。在那里由两名女生临时看守，等待批斗。我见其中一名女生是我教过的，知道她是个很单纯的三年级学生。见她那副可怜的样子，就利用这机会对她说：“你们不要追随聂元梓，聂元梓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扒手，不会有好下场的。”她们怎能听得进这种劝告，大声训斥说：“你现在还敢胡说八道攻击‘左派’，你敢把这些话写下来吗？”我说：“当然敢写。”我叫她们拿来纸和笔，我口说叫他们记录：“聂元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大扒手，绝不会有好下场”，然后由我签字。他们如获至宝，把那张纸飞快地送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当我被押送去大饭厅批斗会场时，哲学楼前已经把杨勋的上述最新的反动言论贴在墙上了，多么神速的效率啊！
　　那次批斗大会极其隆重，在大饭厅东墙右上方的显著地位，赫然张贴着“北京大学革委会斗争反革命分子杨勋的通告”。全校园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杨勋的罪行材料。我看不清那通告是什么内容，只看那大标题那声势就知道它的分量了。大饭厅会场上的口号声震天响：“砸烂反革命分子杨勋的狗头”、“杨勋不投降就叫她灭亡！”等。我像赴刑场一样被押上了大饭厅主席台。发言者和主持批斗者满满地坐在台上，左边十几个陪斗的教师和学生站在最前面，排成一行。我的位置在台前右角。在斗争对象和每个陪斗者的身后都站着两名身强力壮的大学生，他们的任务是用力按住被斗者的头，叫他们老实低头弯腰。为了保持这姿势，他们有时还得将被斗者的手臂反拧在背后，这就是那时流行的“喷气式飞机”。这种姿势不仅是对被批斗人的残酷体罚，执行的人也很费力气，假如被斗者不老实，用力挣扎反抗，那用刑的人更是劳苦。因此，他们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换另一组人，可能有几组人已事先排好顺序，轮流执行这苦差事。在经济系负责这件事的是一名军队干部子弟。此人出身好，个子高，力气大，学习不行，打砸抢抓抄却很勇敢，2月15日这一天，他是大显身手了。
　　批斗会开始后，大饭厅内外挤满了人，有各系整队入场的，也有站在四周围观的，气氛极其紧张。我站在台上，心中坦然镇静，一点惧怕都没有，完全不像第一次批斗会那样气愤和暴躁。此刻，我脑子里闪现着一幅幅革命英雄慷慨就义的画面，以临危不惧的目光冷冷地环视着会场上拥挤不堪的人群。真是把这批斗会场当成刑场了。我知道，关心我的人（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当时肯定都在场，只要他们听不到揭发出杨勋的新罪行或他们从未听说过的丑闻坏事，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情感就很难改变。我在群众中的形象一向是透明的，因此非常自信。我明白，我必须在危难时刻挺住，决不让支持者们失望。
　　这次批斗会主犯只有我一个人，陪斗者一个个被拉上台，竟多达11人。陪斗者有李志远、郭朝田等。有的学生是从外地被抓回来参加这次陪斗的。他们整齐地在主席台上横排着，连同每人身后的两名看押者，整个台子上摆得满满的，好不威风！批斗会的主要内容是由事先指定的发言人按照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揭发批判杨勋的反革命罪行。这些发言人几乎全是经济系的师生，我仔细倾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但无一例外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和超级废话。当经济系一位高水平教师列举了杨勋大量反革命罪行最后以结论性的口气大声说：“杨勋妄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时，我实在忍无可忍，鼓足全身力气，挣开了红卫兵的按压，冲到那位先生面前大声向他喊到：“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就是你！”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揭露愣住了。为此，我自然要挨一顿红卫兵的拳打脚踢，然后更有力地把我按在地上。在那寒冷的冬季，一场批斗后，满身大汗淋漓，衣衫湿透，很可能都不像人样了。
　　那次批判会进行了一整天，直到下午很晚时才结束。这一整天我没有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但是一点饥饿的感觉也没有，情绪依然高昂，像是打了一场胜仗一样。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公安人员和全副武装的两卡车红卫兵护送着浩浩荡荡地出了南校门，返回半步桥。回到监狱的筒子里，有气无力地走进了我的牢房，一头倒在床板上动弹不得，起不来了。可能是太累了，很快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才醒过来，也不知是否吃过晚饭，只记得自那以后我的左手臂就抬不起来了，整整疼了一个多月。这手臂一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还经常疼痛。
　　那次批斗会后，聂在北大的形势更坏了。虽然在聂的高压下两派暂时统一了，形式上联合了，校文革的权力暂时巩固了。他们将那次批斗会的材料整理印发，学着毛泽东批胡风的格式，把杨勋的反革命罪行也编成三批材料，《新北大》校刊整版印出20多万份，还印了大字报专辑在全国散发。但是在北大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毕竟不能指望依靠高压强制手段长期维持统治。人心是不可无视的，反聂的力量很快又集结起来，而且由于聂的野心扩展到了北京市，当上了市革委会副主任，很快就同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发生了冲突。随之，校外的反对派同校内的反对派也相互联合起来，聂元梓们的日子并未因对内高压而安稳。聂元梓们对杨勋的批斗引起学校系广大群众的同情和不满。经济系师生徐雅民、陈为民、郭朝田等人不顾聂的高压，亲自出面去北京公安局交涉要求释放杨勋，聂元梓害怕杨勋翻案，坚决抵制北京市公安局放人。经济系围绕杨勋问题辩论不止，成了聂元梓的一大心病，既放不了也打不死，终于成了经济系两派没完没了长期争斗的难题。
　　两派大联合后，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条件成熟了，聂想要当北京市革委会的头头，但她最后还是斗不过谢富治，只好接受谢当主任、自已当副主任的安排。权力斗争在新条件下继续进行着，而且步步升级，聂成了北京市这场斗争的焦点人物。在这种形势下，最痛苦不堪的是那些被锁在死牢里的人，公安局的两派人也因为忙于夺权几个月不过问被关押者的案情，铁牢房里的人只能在苦难中忍耐等待。这种等待最难熬，因为是遥遥无期的关押啊！
　　监狱的生活严格而机械，一切按监规执行。看守们并不管各人的案情，他们要求所有被关押的人执行监规，不准写字，不准唱歌，不准喊叫，只能老老实实坐在床上。我虽然对自己的问题心中有数，对前景仍然充满信心，但这难熬的牢狱生活却是极现实的。饥饿、孤独、苦闷需要一天天地苦熬苦度，有时真感到难以忍受下去了。2月15日批斗会以后，我下定决心，准备在半步桥长期住下去，准备像革命先烈们那样，要把牢底坐穿。
　　4月初，监狱开始放人了。大学生中最早放走的是北航的李明清。李就被关在我楼上。我们曾用手绢从窗户上吊窝头给他吃。女牢房的人为李明清第一个放走而高兴，纷纷向他祝贺。谁也没有想到，他回学校后竟被红卫兵打成重伤扔在操场上活活冻死。李明清是当时大“走资派”李井泉的儿子，打伤后无人过问，在操场上一夜无人敢抢救，只能活活冻死。由于聂与谢富治冲突，而北京公安局是归谢富治管辖的，所以大概从3月底4月初，我在监狱的处境开始有所改善。我很少被提审，但这时预审员主动对我说：“你快回学校了。”那时，大家放风时传说，等北京革委会成立后就大批放人。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了。几天后的一个深夜，“联动”的几十名学生全被放走了。听说，放他们的那天夜里，江青还专门接见了他们。接见时，这些红卫兵小将竟当着江青的面高唱毛主席纪念杨开慧烈士的那首诗词：“我失骄阳君失柳……”江青无可奈何，极为尴尬。
　　继释放“联动”之后，每日都有人放走，我却没有任何被释放的动静。牢房里没有书，没有笔和纸，有时也看不到报纸，单身一人，无人交谈，我实在闷极了，开始羡慕经常被提审的人，甚至羡慕被判刑的人。他们总可以见太阳，可以借提审的机会在院子里走动，还可以利用写交待材料得到的笔和纸写点什么。有时我也很羡慕那位经常被派出去打扫厕所的女工，可以借此活动一下筋骨，可以玩水。为了解闷，我开始用牙膏皮当铅笔，胡写乱编了几首诗歌并谱曲自己哼唱：“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北风呼呼吹，牢门紧紧锁。我有什么罪，为何受折磨？”我还写了一份2万多字的“家”史草稿。这些都在后来看守查房时被抄走了。此后，我不再写什么，惟一能做的就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回忆着所认识的人和经历的事，并反复唱那些从小学过的歌曲，还把惟一的一件新毛衣拆了，再偷偷地用放风时捡来的玻璃片把竹筷子磨成毛线针，一点点的编织小东西，如手套、袜子筒等。
　　4月底的一天下午，看守把我叫到大厅里，审讯员从桌上递给我一张相片，那是我的两个儿子——小蔚和小冬，一个13岁，一个3岁！我激动地望着他们那孤苦无望的表情和呆木的样子，眼里顿时流出泪水。在那一刻，心肠变得异样的柔软：我再也不想当英雄了，只想当一个普通的母亲。从那以后，每当在牢房里苦闷之极，就看两个儿子的相片，盼望有朝一日牢门打开，能跟他们重逢，再也不要跟他们分离。那种母子情在当时几乎成了我惟一的精神力量。
　　5月，天气热起来了。牢房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随着天气转暖，我的感伤情绪也越加上升，监牢的日子变得每一分每一秒都难熬。最后，整个女牢房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每天上午看守带我一个人放风。他们让我在院子里活动，不再看管，也不再严格限制放风的时间。我利用这机会偷偷地采摘一些含苞待放的黄花，拿回来浸泡在肥皂盒的水中，呆呆地坐在一旁边盯着看它们开放，真是妙极了。至今我还时常记起那突然开放的黄花给我带来的喜悦。那是一种很独特的难得的享受。在我的感觉中，没有任何景物能跟它相比！在极端苦闷的日子里，为了消磨时间，我还用捡来的玻璃片将筷子削成梭子，想试织网。后来实在无聊之极，就给看守们起外号，故意引逗他们叫骂，以此取乐。反正他们也不敢打我，体罚我。相比之下，那些出身不好或有各种问题的人则老实多了，他们不敢捣乱，只能在狱中苦熬。
　　转眼间，夏去秋来，放风时阵阵秋风吹动着我正在脱落的头发。院子里大片的黄花都蔫了，我的衣裳也显得特别的单薄，于是心里一阵阵地更感到凄凉，冷极了。筒子里死一样的寂静，除了放风放茅开饭时开门，几乎一点声响都没有了。那种气氛真是太可怕、太难受了。那种难忍的滋味可能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才能想像，那是任何笔墨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述的。恩格斯曾说，世上最难忍受的，就是单身牢房之苦，它会使意志坚强者变成疯子。
　　正当我被难以忍受的孤独折磨得奄奄一息时，一天夜里，牢房的门突然打开了。审讯员让我收拾东西，说要立即转移。我心中充满恐惧，不知这深更半夜到底要转向何处，深怕有什么不测之灾降到头上。女牢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对自己的信心动摇了。我提着自己的小包，紧跟公安人员爬上了停在监狱大门外的大卡车，坐在车上的还有几个男学生。大卡车从宣武区陶然亭附近往北京的东北方向开，最后到了另一所监狱——北京第二监狱。后来知道那就是有名的功德林。由于半步桥监狱关的人已寥寥无几，只好把它关闭，剩下的几个人就转到第二监狱。其实，在半步桥就听学生们说过北京有多处监狱。他们还给这些监狱编了打油诗，什么“半步桥，半步桥——前后就差半步”，“功德林，功德林，功德无林”等等。据说，北京有名的监狱还有草岚子胡同、秦城等。那时草岚子专关刑事犯，秦城监狱则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听说秦城的伙食比我们好，经常吃小米粥，有的犯人还可以喝牛奶。胡风50年代就关在秦城，金山文革中也关在秦城。
　　功德林与半步桥建筑风格很不一样，各号筒像长廊一般，弯弯曲曲地连结着。整个监狱面积很大，房子也比较新，最重要的，这是一座真正的监狱，被关押者中有很重的犯人。白天从窗户缝里可以看见提审的犯人们来回都有持枪的警察押送，有的还戴着手铐脚镣，走起路来哗啦作响，好像电影里见到的一样。这里的气氛很明显地令人感到阴森恐怖，虽是初秋，外面不冷，但牢房里却很凉了，一股阴气。
　　二监的犯人很杂，什么人都有。我对面关着一名中年妇女，据说是一位老帅家的厨师，关押她是为了让她揭发老帅的问题。她在厕所里悄悄对我说：“我只知道给他们做饭吃，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在二监，开始几天我仍然是一个人单独关押。由于长期关押，我的脸和全身都变得非常消瘦。头发掉了很多，又不准用金属卡子扎头发，样子想必很难看，甚至有些吓人了。
　　一天晚上，我的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女犯人像一阵风一样扑倒在我牢房的地上，并尖叫了一声。我从床上赶快起身，给她倒了一碗水。她喝了水，很快就清醒过来了。她对我说：“刚才进门时见你披头散发、骨瘦如柴，呆呆地坐在床铺上，吓了一跳，真以为是活见鬼了，就吓倒在地上了。”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她扑倒在地并不完全是被我吓的。她是因身体太虚弱，严重贫血，因头晕而昏倒的。后来她告诉我，她是战友文工团的话剧演员，也是因单位两派斗争被送进监狱的。当时她已怀孕8个月，她的身子一天天重起来，又没有东西吃，饥饿难忍，有时实在是饿极了，她都想去吃肥皂。后来看守们每日给她加一碗米粥吃，才有些改善。她在公安医院生下孩子后丈夫把孩子带回家去，她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她的脸色苍白，脸上有些雀斑，可能也有三十多岁了。她主演过一出话剧中的主角——张少纯的妈。
　　第二天，我们的号子里又来了一个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她扮演过《红色娘子军》中的四小童，是因为她妈妈反对刘庆棠在“娘子军”中扮演主角洪常青而被关的。她妈在中央乐团弹钢琴，认为刘庆棠是跳秧歌出身，不能当芭蕾舞主角，由此得罪了江青一伙。她们反对刘庆棠主演洪常青，说刘是靠吹捧江青才当上了主角的。
　　有了三个人，我们号子里顿时活跃起来。按照监规，同号的人不可以交谈各人的情况，特别是不能互通案情，但是我们却什么都互通了。按监规，不准说笑、唱歌，而我们三人不仅唱歌，而且我还站在铁门中央用后背堵上铁门的小窗户，让她们两人又跳舞又演戏。有我作观众，她们的表演可起劲了。这两个人在我的号里住了几天就走了，可能都回了本单位，也可能因为我们在一起太闹，就给分开了。于是我又是一个人单独关押，更觉得苦闷孤单寂寞难忍了。我盼着能同别人关在一起，不管是什么人。
　　我的筒子是东西向，我的牢房在中间朝南一边，每日放茅时，我常见到西头北向的一间里总是有两个中年女士一起出出进进。这两个人当时可能都不到40岁，人长得很漂亮、文静、秀气，动作像仙女一般。我羡慕她们日夜相伴，相形之下，我孤独一人，太可怜了。
　　过了几天，我的牢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看守把来那两个中年女犯推进了我的号子里，又是什么话也不说就把门关上了。我惊喜地迎接这两位仙女，庆幸自己有伴了，从此结束了8个多月的单身牢房生活。看守仍然警告我们，是不能相互交谈的，特别是不能相互透露案情。但是实际上，既然关在一间牢房里，吃饭拉屎撒尿都一起，又同睡在一张床上，也就无话不说了，谁还顾得上什么监规！
　　搬进我号子里的这两个人就是李晋瑄和涂蓓蕾。她们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特别是李晋瑄。涂蓓蕾是内蒙古文工团的编剧，她的女儿小蕾认识北航的韩爱晶。他们一家三人从内蒙古因上访来北京，她被关进来了。李晋瑄是广播事业局的临时工，为争取转正参加了临时工们的上访活动。开始时，临时工们的要求曾得到了江青的同情和支持，李晋瑄等一批人因为给“中央文革”写信，信中写了“我们工作是临时的，跟毛主席干革命是永久的”这句话，而得到江青的表扬，于是被广播局的临时工们拥戴为李大姐。后来要求转正的临时工们闹大了，组织了“全红总”，在全国进行串联，要求工作。“中央文革”认为难以控制，就把他们当做反革命逆流打，李晋瑄就被送进了功德林监狱。李晋瑄是山东烟台人，1946年来北京上大学，在北师大英语系二年级时因病休学。1949年她嫁给了广播学院的一位姓李的年纪比她大十几岁的老干部，随后就被安排在广播学院图书馆工作。1961年上级号召精简机构，老李为了让她安心当家庭主妇就替她报名，叫她辞了职，使她后来只能当广播局的合同工。她的工作是在广播局处理听众来信，所以了解社会上很多实际问题。涂蓓蕾在内蒙古文工团编过戏，也很活跃。
　　我们三人在一起，不仅谈案情，什么都谈，还一起研究对付看守的办法，给看守起外号，什么“酸黄瓜”、“烂茄子”等等。看守们干生气，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总之，由于几个人在一起能相互交流思想感情，监牢里的日子好过多了。
　　大约1967年10月间，涂蓓蕾走了，我们的号里又来了一个叫杨燕的人。杨燕50岁左右，广东人，也是广播局的干部。她是因为英文打字时出现串行错误，被以反对林副主席的罪名关进来的。杨燕出身不好，过去又给两个美国人做过家庭教师，所以还被怀疑里通外国，案子迟迟不能了结。她是老病号，每日都吃药，但从不叫苦。李晋瑄和杨燕对我帮助很大。他们比我年纪大，社会经验多，我很愿听她们说话，处处尊重她们，我们三人处得很好。杨燕经常对我说：“人要能适应环境，有条件要讲究，没有条件就将就。”我在号子里有时不遵守监规，大声唱歌或白天躺在床上，还常同看守们吵架。李晋瑄就开导我说：“不要跟他们吵了，他们的工作就是骂人的，不骂人他们干什么？”听了她的这些话以后，我再也不跟看守们顶撞了。她们把我当做朋友，愿意把她们的处世哲学和生活经验告诉我。饥饿时杨燕给我们讲各种菜谱，什么“奶油菜花”、“海参玉兰片”等，很有意思。李晋瑄还常给我讲些圣经故事和修身常识，什么“善用威者不轻怒”、“打了左脸给右脸”等等。没多久我们成了好朋友。几个月后杨燕放走了，我和李晋瑄继续在一起关了一年多，后来我们出狱后还经常相约聚会，情同姐妹。
　　1968年我在功德林还见到几个因“5.16”集团案被关的女大学生。她们关在我对面的号子里。那号子里没有床铺，只有放在地上的几块床板。放风时，我看见女孩们的脸被冻破了，两腮上长起冻疮，真可怜。不过，没几天她们就被放走了。
　　1968年夏天，我在功德林已是第二年了，我的案子可能也拖到了头，就要了结了。一连十几天我被提审，主要是核对我的那批日记。审讯员叫我读原件——那些从我家里抄走的日记本。他们手上拿着打印件。我的字很难认，他们一面核对一面训斥：“瞧你们姐弟俩这笔破字”。读着那些几年前写下的日记，我激动得止不住眼泪，感叹自已今生再也写不出那种纯真而深刻的话语了。那是从心中流出来的鲜血啊！
　　深秋，我的案子终于要结了。打印好的几十页日记摘抄件，最后让我看了一遍，可能那就是当初给我定罪的原始材料了。我期盼尽快判决，即使给我判刑也不在乎，听说判了刑就可以不关在牢房里，刑期满后就可以自由了。
　　11月的一天，我被提出来理发整容，主要是把很长的头发剪短。然后就被带到大门口正中间一块毛主席语录牌前。那上面写着“最高指示”四个大字。我按着公安人员的指令高声朗读那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解决。”当天，我就被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办的“监狱学习班”，成了这个学习班的第二期学员。监狱学习班就在亚运村以北的北苑，也就是现在的立汤路上。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据说，原来是“北京市青少年罪犯管教所”。文革后，里面关着小偷流氓犯和“黑帮”子弟，而我们这个学习班的成员是政治犯。办学习班的目的是想通过说服、教育和感化让这帮人认罪服罪，以便了结这批棘手的无头案，也算是给上边一个台阶，总不能让上边承认抓错了人嘛！
　　跟我同乘一辆大卡车从功德林去北苑的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青年学生。和进监狱不同，进学习班显得很轻松，虽然大家的脸色都很难看。送我们的汽车由德胜门往北开，过了立水桥向右转，不远就是少管所。大卡车进了少管所的大院，很快就到了学习班的小院。小院门口已集合着不少人。他们敲锣打鼓欢迎新伙伴。那是先于我们到达的人，也可能是从别的监狱来的，脸色比功德林的人还难看。记得有一个小男孩，大概只有十五六岁，是中学生，黄瘦苍白的脸上挂满笑容，用力打鼓，很活跃。后来得知，他是从海淀监狱去的。那种区级监狱，几十个人挤一间牢房，连翻身都很困难。小青年在那种地方关了几个月之后能转到这学习班来，当然是喜出望外了。
　　监狱学习班跟监狱的区别，最主要的是不再锁门。我们这一期（第二期），全班共有6个小组，每组约10人，我被编在第二组，指定为组长。学习班集中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这小院子有一排北房，每组占一大间，既是男生宿舍，也是全组学习吃饭开展活动的地方。女生们在组里活动，宿舍在后面另一个院子里。那院子里有“黑帮”子弟队的女生，还有小偷流氓队的女孩子们。
　　我们第二组有北航的白晓红，北大的何维凌、胡定国，还有石油学院和北医的，都是20多岁的青年学生。年龄大的除我以外，还有一个农科院的干部叫马树林。他是因谭震林问题被关进来的。学习班由公安局派驻的军代表负责管理。学习班上伙食有明显改善，一日三餐，有菜有饭，主食有花样，不再是每天两顿菜汤四个窝头。在这里，可以看书报，还可以做体操唱歌。各小组吃饭前要向毛主席敬祝，叫“早请示”。
　　学习班的任务是教育这批人认罪服罪。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白晓红因反对林彪的“顶峰论”被北航韩爱晶一伙人送进监狱，已关押两年多了，他就是不认罪。后来周恩来总理批准释放他，他还是不认罪，在半步桥监狱唱“带镣长街行”囚歌，闹绝食抗议，被铐后一个月也不认罪。白晓红自认为坚信马列主义，又是老红军后代，自称曾是延安保育院的模范儿童，是响当当的革命派。专政的强硬办法无法让这种人认罪，不认罪就不能放人，只好让他进学习班采取软化办法。这期学习班还有一个死硬人物，就是北外的王容芬。文革初期王的家被抄，她书写了告全世界人民书反对文化大革命。她把自己的声明送到苏联大使馆并在使馆门前喝了敌敌畏自杀，被捕送医院抢救后送进了功德林。王从不认罪，在学习班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得到一些小青年的共鸣，后来被判死刑但未执行，押到外地关押。“四人帮”垮台后王容芬被释放，由费孝通先生推荐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从事研究工作，后来成了研究韦伯思想的专家，1989年6月去德国定居了。
　　在学习班，我认罪也不好，主要是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下了什么罪，而且认为，写日记属于自己的事，怎么能根据一个人的日记定罪！但是，此时此刻，想到自己被关押两年多，总得承认自己有罪，否则如何结案？出于这种动机，我煞费苦心地给自己找罪名，最后我认的罪是：一、“说了不尊敬江青、康生同志的话”；二、“对弟弟杨炳章管教不力”。学习班的军代表没有对我的问题再追究。我的认罪检查就这样通过了。最后，这两条罪状工整地抄写在学习班的“认罪书”上。1969年1月31日，第二期监狱学习班结业，我就稀里糊涂地被“教育释放”了。
　　监狱学习班结业典礼那天，各单位和青年学生的家长，都到北苑少管所领人回家。来领我的是赵履宽和北大经济系工宣队的一位工人师傅。
　　在回校的车上，我问赵履宽：“怎么说你是特务？”（在学习班上军代表曾让我写过一份关于赵是否特嫌的材料。）赵履宽反问我：“我怎么会是特务？江青、康生说你是特务！”这时我才知道我被抓走后，聂串通江青、康生几次在北大和北京市群众大会上点名说杨勋、杨炳章是特务，以此阻挠放我回校。听到这特务的罪名，我忍不住冷笑起来。我平时爱胡思乱想，而且一向说话随便，在那年代这种人是很容易当右派的，但特务可是有确定内容的，不像右派那样具有弹性。我和杨炳章出身历史极其简单，是烈士遗孤，除了有一个不识字的老母亲外，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怎么会成了特务？但是后来得知，在堂堂最高学府的高智者中，有人竞然紧跟权势，在我被点名特务后，当众揭发说在杨勋家看到了电台和发报机，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接我的车子开到中关村时，赵履宽下车回了人大。我被接到北大37楼经济系学生宿舍楼上。当时全系的教师也都集中住在这楼里。被集中的教师们每天早上要集合跑步，听说陈岱孙先生因为腿脚不灵还摔倒过。
　　那天是礼拜六，在37楼报到后，已是中午。宣传队的工人师傅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你家现在住在西南校门外——海淀军机处10号。”
　　我出了37楼的东门，却不知怎样往海淀方向走回家。这主要是因为我已不习惯一个人走路了，总觉得应当有人押送才是。我恍恍惚惚地往西走去，很快就出了西南小门。过了马路，正上台阶时，迎面走过来一个上年纪的人。我忙问：“同志，请问军机处10号在那里？”那人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向左一转头指着那破旧的铁门说：“哎！这不就是嘛”！我一抬头，正看见那砖墙上嵌着一块长方形的蓝牌——“军机处10号”。我向前走了一步往右看，被那小破门给怔住了。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家，我的孩子们就住在这里头！我轻轻推开门进了小院子，那院子实在太小、太破旧了，没走几步就到了一间屋子的门口。我正要问我家的屋子，那小屋却把我挡住了。我伸头向小屋里一看，坐在床边抽烟的正是赵的大姐姐——孩子们的大姑妈。那屋子很小，好像就只能放下一张大床。姑妈可能已经知道那天我要回家，她一见我就认出来了。她惊奇地上下打量我，神情悲喜交加。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床上躺着睡觉的那个孩子身上。他叫杨小冬。大姑妈拍着孩子：“冬冬，快醒，你妈回来了。”小冬猛地爬起来，一个4岁的男孩，脸又红又胖，怯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他不喊我妈，可能是因为大人曾告诉过他“妈妈死了”，他才有那种呆怯怯的表情：既然死了，怎么又回来了？我抱起小冬，亲着他的小脸，摸着他的小手，孩子安静地依在我的怀里，不哭不笑也不叫妈。我没有哭，自嘲地微笑着，那时的心绪可能就像1942年我父亲在央子见我和姥姥母亲时一样。我为革命受苦难，现在终于光荣地回来了。小蔚这年14岁，一张清秀的脸，大眼睛，高鼻梁，是个漂亮可爱的小伙子了。他脚上穿着带扣的布鞋，上身穿着破旧的蓝色对襟中式布衣，这是我套棉妖穿过的旧衣服。那时每人每年17尺布票，姑妈把布票集中用来给赵做了一套制服，孩子们尽量穿破旧衣服。我见他那打扮那神情，难过极了。
　　大姑妈告诉我：我们家被聂派从佟府甲八号赶到这里以后，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我的工资也停了，生活费全靠姑姑他们接济，所以家里的家具用品很多是大姑妈带小蔚去破烂市场上买回来的。小孩子不上学了，除了看大字报，没有别的活动，只好常去逛破烂商店。
　　大姑妈和小冬住的小屋里只有一张破床，一张小桌子。佟府甲八号家里由学校租借给我的全新的床、衣柜、书架等都被北大的工人造反派抢走了。据说，他们把教师的书架搬去当碗柜了。聂为了指挥方便，1967年夏天从未名湖后湖的8公寓搬到了佟府甲八号后面的乙八号。她认为杨勋家住在她前面的甲八号，影响她的安全，就把杨勋一家撵到了海淀街军机处10号。
　　军机处10号院里的小屋是一个北大工人在三年困难时期自己建的几间小土房，后来那工人迁走了，小土房无人住，就成了杨勋的家。那院里有两棵长得很高大的枣树，孩子们可以随便打枣子吃。
　　大姑妈主持的家虽然没有家具，没有衣服，但吃的东西却不少。在他们住的小屋旁边有一间更小的土屋。屋里有一个土炕，土炕上摆满了盆盆罐罐，存放着各种食物：鸡蛋、猪油、白糖、腊肉等等，应有尽有。经过三年困难的时期和两年多的监狱生活，我深知，食物还是最需要保障的，所幸孩子们没有饿肚子，赵履宽和孩子们也没有挨打，真是谢天谢地。不管怎么说，在一切生活要素中，安全和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面对着军机处10号这个家，我的心中忍不住一阵阵涌起强烈的凄凉和酸痛。最使人难受的是可怜的孩子和老人。这院子连一个最简单的厕所都没有，也不知他们在这里是怎样度过那两年的！
　　看了孩子，看了院子和房子，我又回到小冬的小屋里。大姑妈问我：“想吃点什么？”我说：“煮鸡蛋”。她立即在煤球炉上给我煮了4个鸡蛋。我沾着酱油吃，她看着我吃不知不觉，4个鸡蛋一口气全吃完了。她笑着说：“本来以为可以给小冬留一个的！”我说：“我喜欢吃煮鸡蛋，几年没吃了，一顿吃四个煮鸡蛋算不了什么。”姑妈是云南大理人，从未见过这样吃煮鸡蛋的。她无法想像那几年我的肠胃装过怎样的食物，我也不敢相信自己怎么会变得那样贪吃！
　　晚上，我回37楼集中住，赵履宽仍在人大办学习班，小冬、小蔚和姑妈挤在军机处10号那破木床上。这就是我当时的家。
　　不管怎样，1969年1月31日，我回到了家。我的门上不再有铁锁，我可以一个人随便走动，再也无人押送了，进大门也无需叫喊“报告”了，别人也不再叫我的编号，改而呼我的姓名了。这是何等重大改善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具体的自由。自由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相对，这么具体。全系集中住在37楼总比单独关在功德林要好，甚至比在“北苑监狱学习班”还是自由多了。尽管不能在家跟丈夫和孩子们团聚，但能见到他们，我心中还是感到幸福、安宁和舒坦。

　　本文选自《心路：良知的命运》，杨勋／著，新华出版社，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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