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回忆录④狂灰

┃Personal History

陈凯歌回忆录④
狂灰

© 陈凯歌／文

陈凯歌与顾长卫

　　F的被捕，发生在1967年冬天，整个过程非常戏剧性。据在场的人说，他是在离天安门不远、西长安街北侧的邮电大楼前，用一枚大钉磨成钥匙，捅开了一辆吉普车。得手后向西行驶，想作一次无目的的即兴郊游。同行的有张晓翔、G和少年美丽。在车子越过西单路口、接近军事博物馆时，撞倒了一位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的行人。事发以后，同行者下车四散；F畏祸，继续驾车向西急驶，被巡逻的公安摩托车队发现后前后围堵，终于弃车奔逃，被当场抓住。据后来赶到现场的张晓翔说，F当时身着黄色军装，在场公安人员劈头就问他的父亲是谁。F没有准备，脱口而出，结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带走。从此铁窗之内，一待就是5年。没有连累别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F的性格。文革开始以后，我很少见到F，但不难想象他心境的荒凉。一位骄纵惯了的公子每天见到自己父亲的头颅瓜一样地被按来按去，必定消灭（或激发）了所有的骄傲；被排除于红卫兵之外，必定伤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远更使他尝到了世态的炎凉。我曾经走进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乱成一团的一张床外，唯一陪伴他的那辆自行车，已经破旧。我熟识的那条闪光绸的被面变成了擦车布，塞在自行车座后，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会开车，我早就知道，记得上学的时候，他谈起在北戴河海滨驾驶他父亲的专用车辆，70公里时速感觉如何，90公里时速感觉如何，眉飞色舞。
　　对F的被捕，一般的舆论都认为是“和尚摸得小尼姑，我也摸得”造成的。当时，父母尚有权势的干部子弟已经成立了叫作“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依照父母的官位将袖章做成绸的、缎的、呢的，宽约一尺，一律鲜红、无字，套在将校呢的军装外面，在北京城内为所欲为；甚至多次冲击公安部也未受惩罚。F追怀乃父昔日的风光，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也踊跃一试，不想酿成大祸，于法律、道德上都成立了罪名，是咎由自取。因此同情的少，讥笑的多，更有幸灾乐祸的，举起落井之石。这其中甚至包括了张老师。
　　在我看来，F的行为却是对社会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后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斗争F的大会是在新华通讯社院内大礼堂召开的。那天，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囚车开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F。他被警察在背后猛击一掌，落地时踉跄了一下。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弓着腰。我们几个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见了，笑了，点一点头。我们却赶紧避嫌地低下头去。大会上，宣布了罪状。他被四个人押上来，有灯光从顶上照耀，脸变得认不得；照例是“喷气式”，头抬起来，又被用力按下去，两臂向后高举。他显然挨过打（斗争会上也不断被踢打），脸上有伤，但从容。他两脚分开，努力站得稳些，就像在球场上防守一样，似乎反倒多了些侠气……
　　F的性格率真粗疏，在芸芸众生中是个真人。但他的幸福或不幸，都系于他的父亲，而从来不能自立。过去，他天性使然，不喜读书，却为了父亲不得不拼命做个好学生；现在，为了同样的理由不得不做个“贱民”，还要做好。他偷车所抗议和挑战的，包括父权。因此，他的行为有格外的意义。他的反叛所以和红卫兵不同，在于与一贯的教育相违背，也同领袖教诲相违背。他在国事危疑震撼、自身家庭奔散的年代选择成为自己，人们却看不透这层真意，仍然在斗争会上呼为“彭真的狗崽子”，哪怕犯罪，也不准成为自己。
　　F的故事常让我想起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和另一些西欧影片。那些生活在战后初期的年轻主人公，往往以暴力或死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一个时代的了悟，看上去犹如末路英雄。而所以不能有方式上更好的选择，实在因为那时代的荒凉。以灌注了勃勃热血和活脱脱精力的年轻身体直撞过去，以错误的方式演出并不错误的人生的，F也算一个吧。对F，对我们，对那个年代无数的人，比法律和道德更有力量的，也许就是一句温存话。但给了F的是一副铁窗，拿走了的，是1800个白天黑夜。
　　我甚至想，倘若没有出事，开着车，驶进万木萧疏的天地中，能够忘却，哪怕是暂时的，该是多么快乐！
　　再见F，10年过去了。我们约了在G家见面。灯很暗，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吸中华牌香烟。烟有些霉，他解释了，递给我一支。他说他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做电焊工，父亲还未“解放”。别的，没有了。——狱里的事，我没有问。他还是大说大笑，只不过笑声老了许多，和人一样：仿佛和一个长得很像的人打招呼，发现并不是一样，又心惊又奇怪。这以后，再没有见到。只听说后来他做了某公司的经理，有了一些钱。不知确否。总之，他现在又是彭真的儿子了。当年，他没有选择，可试过。今天他有了一些选择，可能又太晚了。当人们成年以后，他们是谁和他们想是谁，区别越来越小，由于社会，更由于自己，一代人随风而去，难忘的终于是跳下囚车时好狂的一笑，慷慨，坦荡。真的叛逆，因为真的年轻。
　　F被捕以后，几个同学都受到了牵连。涉及到我，是因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个曾打电话约我同去，但没有说去做什么。因为感冒，推辞了，所以不在车上。本来没有去，是谁说出去的，很可疑。F没有出卖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个出卖了他，以致遭到严惩。这个人就是少年美丽。
　　当时已经号召“复课闹革命”。同时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由工人组成，叫作“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宣布“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舞台”，而且“来了就不走了，永远占领下去！”实际上接管了学校。未受过教育者对受过教育者和正在受教育者实行管制，是许多伟大创举之一。但国内形势仍然动荡不已，虽然许多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取代旧的政府机构。原来的干部队伍中，一部分已在肉体上被消灭，大部分关在监狱或各单位自设的“牛棚”里。群众组织之间的派系斗争达于白热，动用枪械进行“武斗”的情形遍于全国，规模相当于局部战争。“武斗”一词始于文革之初，“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江青说：“敌人来进攻了，我们怎么办？文攻武卫！”乱局之中，谁开枪都可以称为自卫，因此一发不可收拾。战事的扩大，直达于正规的武装部队。我在去河北省有名的白洋淀时，就亲眼看到过两支部队因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而爆发战斗。公路上站满持枪的军人，沿路盘查，被怀疑为密探的人一律扣留；城郊的田野中布置伏兵，破城之后在县城中心展开巷战，炮火硝烟之中，喊杀声不绝于耳。我的一位朋友在回村的路上穿过高粱地，听到附近枝叶徭动，连忙卧倒，透过庄稼看到几个被俘的军人被另外一些军人当场处决，行刑者随后踏断庄稼扬长而去。枪响之后，血一直流到朋友眼前。他潜伏到黄昏才敢离去，临行亲视，死者的嘴、眼都张得很大，残阳之下，面色新鲜，风吹草动，乱了一头黑发，仿佛在绿野间仰面沉思。死者年龄都在二十上下，可见仇恨之深。民间的事就更加没有约束。“工人宣传队”找我谈话大约在午后一点，是头一天专门派人通知的。到了才发现张晓翔、F和少年美丽都来了，进的屋子却不同，彼此隔着一堵墙。临进门时，无意中看见张老师远远地徘徊了一下。她当时已经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里一紧，知道不好。进去之后，门立即关上，坐在长桌后面的两个，都是工人，大约四十岁模样。桌前一条长凳，是我的，还有一座火炉，烧得极热。四中的“宣传队”是运输公司派来的，多数是司机。这一行的装束，除了蓝色的工作服，还有一顶黑皮鸭舌帽。他们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个给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气，说：“坐”。我心中感激，低头正要坐，忽听桌上一声暴响，接着就听见隔壁房间内一阵怒喝，夹杂着“站起来！站起来”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张晓翔。接着又听到另一房间内少年美丽突然而尖利的哭声，含糊的说着什么。我对面的一个一声怒吼：“陈凯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来，水洒了出来，漫开，悠悠地漾着热气。这是一次连时间都统一了的审问，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眼中就充满泪水，抽搐之声不能自禁。——“陈凯歌，交代问题！”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骂，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瞄准内心说：“不许哭！”抽泣声立即停止，但泪水却一片一片漫出来，凉凉地湿了脸。我喉咙咸咸地想：原来人有这么多泪。在随后的三小时内，我一会儿被柔声地命令坐下，一会儿又被喝令站起来。桌子后面的一个不断站起来给炉子添煤，屋里热得无法呼吸；他们不停地猛吸用报纸卷成的旱烟叶，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了，两颊滚烫，脊背和内衣贴在一起，湿成一片，眯着眼睛看不清他们的脸。审讯的主题是F，又纠缠着我的父亲：——你同F是什么关系！？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现在让你知道！F是不是盗窃集团头目！？你敢说不知道？你们偷车想干什么去！？想开到苏联去！？你们想叛国！？对不对！？不对！？站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告诉你，咱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老人家还给咱工人送了芒果，咱还舍不得吃，用药水泡起来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里的红日头！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审问结束的时候，暮色渐深，外面的景物还很清晰。伙房那边有了火光和炊烟，冬天里的树都简简单单地站着。灯光很黄。桌子后面的两个像刚出炉的铁，还闪着火星。他们又把手伸过来。要我握，其中一个说：“茶还没喝呢，喝茶。”
　　我们先后走出来，远一点的少年美丽看不清脸，只听见抽噎声；张晓翔鼻子耸着，拥着要掉下来的眼镜，很狼狈。只有G神色不动，依然风度翩翩，其实他家已经出了天大的变故。我们都不说话，车锁打开时，在暮色中很脆的一声。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弯细小美丽的新月，却无人看。空气清冽，像有一双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头。
　　回到家里，我连把经过跟朋友重说一遍的力气都没有。父母不在，妹妹还小，无商量处，只觉很困，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杀。一夜的梦都在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冷静地研究自杀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终于死了，却连一种方法都还没试过，只知道我是死了，听见亲人的哭声，像许多别人的故事一样。但死亡给我更多快乐的，不是父母的悲伤，而是敌人的恐慌。我知道我已心存报复念头，只是到今天还没找到方法。唯一的一次是1974年回北京探家的时候，那时我已是军人，穿着鲜亮的军装遇到了张老师。她没有掩饰她的惊讶：有我这样的爸爸的青年应该不能当兵的。我假装掩饰我的快意却不成功。我淡淡地道别之后转身，那快意已不知去向，好像手抓不住酒香一样。
　　审问的事后来不了了之。可它带给我的，是生的无趣，眼睛中开始有了恶意，但本性到底并不凶悍，因此更坏。我们都清楚，那出戏的导演是张老师。不知是因为文革之初把她送上桌子的积怨，还是她要重整班主任的威信，因此要借工人震吓我们，不得而知。倒是少年美丽从此驯顺了，常常出现在张老师身边，笑着。大约因为他父亲没有什么问题，又因为他在F事件上的表现，张老师讲话就常常提到他，走到他面前，站住、微笑、上下打量，甚至拍拍他的肩。他还是穿着洗白了的军装，有时是蓝色的，只摘掉了红袖章，手藏在背后，一时间确实美丽起来。

　　不久，我的另一位同学M也被捕了。罪名是拍摄绝密的军事基地照片，他是被苏联收买的特务。张老师在班上当众宣布，并以他和F15岁就犯罪的事实，教育我们“吸取教训”。几十天以后，M却被无罪释放了。他回到班上，人瘦了一圈，苍白着，慢慢讲说怎样在牢里分食死去囚犯的食物。他家住的楼房距钓鱼台不远，一日他偶然在阳台上拍照，晚上正在吃饭便来了警察，没收了胶片，带走了人。这就是事情经过。其实，钓鱼台内林木繁茂，慢说普通照相机，就是卫星也难见端倪，这也许是M终于被释放的原因。至于他怎样在张老师口中成了骇人听闻的苏联特务，其证据何在，是根本不值得问的。正如警方在释放M时所说：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幸好M平素老实，父亲是写文章的书生，又是一级领导干部，不然，偷拍钓鱼台其实是比苏联特务更大的罪名。M以后也做了军人，退伍以后在电视台做摄影记者，我去看他，他正扛着摄影机到处跑。提起旧事，他淡淡一笑。他在同学中的外号叫“木驴”，跟姓有关，也是说他的木讷安详。
　　张晓翔的外号叫作“瞎驴”。他近枧得厉害，摘掉眼镜眼神就天真起来，第一次看见世界那样害羞。也许是风气的缘故，同
　　学之间的外号都很不雅，除“木”、“瞎”之外，还有“老”、“秃”、“好”等驴，似乎大家都是驴，革命就方便了，是“无产阶级”。“磨驴”的父亲是空军的高级将领，文革之后也被揪出，打倒不打倒，取决于他是否同意诬陷别人。据说他破口大骂，宁死不降，颇有军人血性。结果妻子被一度逼疯，自身被囚，儿女离散。“瞎驴”再来我家，正在此后，已经不是来抄家的神情。一进门，就遇到我母亲，他低下头，叫了一声“阿姨”，脸红到脖子。我想起他来抄家时眼中的一丝愧色，怕母亲旧事重提。母亲却很温和地问：“张晓翔，你好吗？”“瞎驴”眼镜掉下来，尴尬着，说：“好。”母亲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呼吸就粗重起来。后来谈到书，他又眉飞色舞。我发现他读得更，而且多是所谓“禁书”。“文革”时图书馆关闭了，私人的图书除了烧掉的，大都堆集在一些空房中，用封条封了，任凭虫蛀或霉烂。这样的去处，我们院子中就有一个。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我和院子中的伙伴常常在深夜撬窗进去，用手电筒照着，一页一页看宝似地翻看。书上霉味扑鼻，有些书页也朽了。书中的故事却不朽。书的种类繁多，许多平日见不到的都见到了，惊喜加上冒险，反倒比在图书馆中枯坐更多了趣味。听到人声只须将手电筒灭掉，黑黑地坐在书堆里，像是贼守着财富。我的一个好朋友，父亲是大电影美术师，他家的书也都在这儿，最喜欢看的是西洋画册，渐渐知道了谁是伦勃朗和鲁本斯和戈雅。手电的光亮使人物之间流动的光线更加神秘，村妇、教士、贵族和士兵，战争与和平的种种以及宁静的森林风光都来自另一个世界，使得我们的梦也不再那么荒凉了。看到实在放不下，就会偷出去，把撬坏的窗户重新伪装好，以便下次再来。我知道晓翔的书也多是这样看到的。后来，人们经常问起我是怎样做起电影的，我竟茫然。细想才明白，那是因为我曾以看电影的方式看过书，知道这件事的可爱。
　　再来，晓翔的神气很慌张。一见面就说，空军要把被打倒的干部的子女送到陕北农村去，都不愿意去，就用绳子绑了，一串地强行押上火车；然后发一个喜报，说毛主席的号召已经得到响应。他事先得了信儿，跑了出来，问能不能在我家躲几天？那时候，父母大都不在，在朋友家借宿是常有的事，我一口答应了。没想到他一躲就是两个月。我和妹妹把他安置在父母原来住的房间，起初他连房门都不敢出，上厕所也在夜间；吃饭的时候妹妹就敲敲门，他探出头，接过饭莱，关上门。吃过，把空碗递出来，再关上门。白天，我虽一再杜绝来客，仍免不了有闲人来，看到房门紧闭就很奇怪，我只好解释是母亲将门锁了。人们在外面说笑，晓翔却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夜深人静，我敲开他的房门，往往一本书寂寞地摊开在桌灯下。渐渐地，他才敢在傍晚时走到别的房间来，饭后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是捧着一本书。只是有时他从书上抬起头，嘴张着，呆呆地想一阵，又急急地回到书上去。看看眼前灯下人，原来谈笑挥洒的晓翔已昨是今非。有一天，学校打来电话，查问晓翔的下落，说空军急于找到他。对方语气很严厉，我自然说不知道。事后我同晓翔说了，他愣了愣，说：“过不去了。”从此又退入内室不再出来。我明白事态严重，就不勉强他，自己也更慎重，只不知道事情会怎样结局。有一次我和妹妹夜间口角，声音很大，晓翔大约忍了很久，终于探出头来；他已睡下，没戴眼镜，目光就很羞怯，说：“就你们两个。别吵了。”——几乎是恳求。我忽然很惭愧，时间久了，连我也忽视了他的存在。妹妹眼下是我唯一的亲人，他的话含着责备。
　　他决定要走，是在接到一封来信以后。他很兴奋，给我留了个地址，就是来信的地方河南新乡。转信人是一位姓严的女性，也就是来信人。他说她邀他去，在那儿可以做一番事业。我们道别，还少有地握了握手。晓翔有些感激妹妹，——他来得仓促，没有衣服换，常常是妹妹让他穿上我的，把他的洗净，叠好，送进去；又问他爱吃什么，做了送去，一连两个月，都是如此。晓翔眼睛盯着别处，点点头，嘴里却说：“谢谢凯燕。”我送他到大门口，才想起我们一直没有好好谈谈。他摆摆手，转身，书包在背后一跳一跳急急走去，拐出胡同口就不见了。这一别，竟成永诀。

　　文革前我没有去过G的家，因为在修。文革期间去时，是冬天。这座后来我常去的院子坐落在西城，有一座朴素的楼房，两层。门前有一架紫藤，夏日开出葡萄似的成串花朵，颜色淡些，也更幽雅。院中有花圃和菜畦，绿成一片，黄昏时苍翠芳香。有两棵枣树，都很古老，枣子却越结越甜，成熟了落在地上，碎成几瓣。有两只爱吃枣的鹅，高大雪白，追逐起来张开宽大的翅膀，“嘎嘎”叫着，不会飞，却像狗一样地看门。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室内只有6℃，我们穿着棉衣，马一样地喷出热气，因为没有煤烧暖气。而G的父亲却是中央政府的煤炭部长。G在四个子女中最小。
　　我曾向G的姐姐K仔细地询问其父的生平。他是河北人，早年即投身革命，因面色通红，在抗日战争的河北，人称“红张”，有战功。1949年以后，进入工业建设部门，历任要职，为周恩来手下强将之一。文革初起，即受到冲击，但还能工作，因其职掌的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能源部门。11月，他率政府代表团自东欧归来，当时矿业学院造反派已多次勒令他去学校接受批判。由于暴力风行，曾有人劝他暂时回避，他却回答：去就去。我不怕，他走出家门，车已在等，他的大衣扣子没扣，风掀起下摆；回头，挥手，一笑，状颇昂然，随即离去。——见她印象之深。但此一去，再没有回头。他被连续关押数十天，严刑拷打不说，不准睡觉。刑讯者日夜换班，他却无身可替，近于疯狂。终于传出话来，准许探视，并说犯人指名要见长子。一见之下，儿子放声痛哭。父亲被剃成阴阳头，遍体伤痕，动弹不得。他说：要你来，就是不想让家里其他人看了难过。你是长子，应该挺得住。这是张家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的父亲。若干天后突报死亡，有一纸遗书致毛主席、周总理，辩诬自白，声明无愧于终生所信。
　　K叙述见到尸体时的情形：我们搀扶着母亲走进停尸房，父亲的尸体被扔在水泥地上，上身没有穿衣，背上全是伤口，鲜血淋漓，旁边还有几具死于车祸的农民的尸体，也倒在地上。我们谁也没哭，也想不到要哭。就那样愣在那里。另据文献载：“煤炭部部长张××死亡时，全身伤口56处。”随后火化尸身，一个人就这样消灭了。
　　他的死被造反派指为自杀，家属极力反对，指为谋杀。

　　文革中无法，被难者中间，死于执法机关审判后的少，牺牲于公堂私设、刑讯逼供的多。后者中间，明确属精神受摧残，肉体被虐待的不在少数，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在他杀或自杀之间死无对证，多年以来，成为疑案。加害者在受害者将死未死时，往往制造自杀的假象，例如将奄奄一息的人犯从高楼上推下，跌成粉碎，不仅可以掩盖劣迹，逃脱罪责，还可以将自杀的罪名反扣在死者头上。而受害者的亲属往往在尸身焚化之后，在没有现场、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耗以时日和大量的精力，千方百计证明他杀。更有在自杀证据俱在的情况下，仍然试图推翻的。从昭雪沉冤的愿望看，遗族的心情无疑可以理解。
　　但是，除去有必要弄清事实而外，为什么在亲族的眼中他杀比自杀好些？或者从加害者的角度说，为什么自杀（对受害者而言）比他杀更坏些？除去他们所处地位和不同的利益外，就在于他们对一个规则有一致的认同，那就是：既然每个人都必须在集体中才能存活，既然每个人都心存被逐出集体的恐惧，那么，自动脱离集体的自杀就不仅是对集体的背叛，而且是对恐惧的藐视，也就是对大众的藐视。因此，动摇了人群安全感的自杀行为是极大的丑恶。甚至对亲族来说，也是如此。当时的术语叫作：“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正好道出了这层意思。自杀的结果，不仅本人身败名裂，而且祸及家族，尤其使子女永远抬不起头来。这就难怪加害者唯恐死者不是自杀，而遗族则唯恐其是自杀了。甚至许多受害者也是一样。文革中动过自杀念头的大大多于实际自杀的人数，或，不到不自杀是死、自杀也是死的地步，宁愿忍受酷刑，也决不自杀，就都是证明文革之后的一般舆论，只要可能，也尽量将死亡归结于他杀，以慰安遗族的心灵。
　　事实上，受害者的多数在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先受酷刑的前提下，无论最终怎样死去，没有根本的不同。具体的区别无法掩盖谋杀的本质。老舍先生，就是以自杀的方式被谋杀的一例。

　　1966年8月24日，中午，我在北京城偏北的太平湖公园内看到了他。他于当夜在此投湖自尽。
　　23日，他和北京市的其他一些作家、戏剧家在祭祀孔夫子的文庙内遭到毒打，施暴者一面行凶，一面焚烧无数京剧戏装，一时浓烟大起，观者如堵，怒吼和惨叫远近可闻。在清言妙语的名优们穿戴的服饰灰飞烟灭之际，老舍被殴打成重伤，额上的血虽有洁白水袖的包裹，仍然涓涓而下。其后，又在另外两处再遭痛殴。一日三难之后，凌晨送回家中，身上的伤口与单衣相粘连，非用温水不能分离了。老舍是前辈作家中1949年以后仍事创作的一位，其他的都不写或写不成。他对共产党的感戴，大约与他的贫苦家世有关。出生于清末满人家庭的老舍，一生文字都与这座帝都相关。他曾游历欧、美。建国初，他正在美国，感于周恩来的殷勤召唤，方回到北京。他自命为象棋中“过河的卒子”，要听号令，也确在作家群中破例地得到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当皮带和棍棒真正落在这位曾经描写过这种场面的自负文人身上，粉碎了他在作品中反复提到的“北京人的骄傲”。暴力所产生的震惊和羞辱，使他一如人群中的裸者，从此无法见人。命运推着他走向和他作品中大多数人物相同的结局。
　　太平湖离我家不远，很安静，是常去散步的地方，同行的还有一位朋友。这是一座荒湖，很少游人，沿岸都是垂柳，将湖环抱了，影子在水中绿墨般地散开。柳林深处，有渔户的炊烟。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没有认出，只觉这老人有些怪，腿微跛，所以走得很慢；衣服很干净，脸肿着，没有戴眼镜，手中确实握着后来人们提到的那卷纸。他也没有理会我们，眼神看上去像在构思，慢慢走远了。这时朋友才说：这不是老舍吗？我说：是吗？不像。朋友肯定地说，是。我们都不知道头一天发生过什么事。他的尸体被发现于第二天上午，家属收到了一张纸条：“老舍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当天观者人山人海。他被卷在一领破席中运走，留下的遗物有钢笔、眼镜和手杖。据公园守门人回忆，一老人曾在湖边呆坐至晚。此后一段时间，有数十人得到他的启发，纷纷在此投湖，为了不同的原因。
　　老舍一代大才。先天聪慧，后天磨砺，笔如枪出，在他的书中，世事明如烛照，描绘人物风尘，何止使一代人感怀。他入世过深，名实俱佳，纠结不已。所以生死之际，一日百转千回，苦苦流连，终于无法解悟。——“我爱我的国，可谁爱我呢？……不让我活着，是谁的主意！？”——这些出自他名剧的独白，若干年后恰恰照应了他的命运。被风吹落，漂流湖面的那卷纸上，竟然都是他手抄的毛泽东诗词。若非为表明心迹，是没有理由带到自杀现场的。他在最后同家人谈话时也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了解我的。”他的向往终究在于世人的承认和与世人的认同。——人民真的理解他吗？

　　有别于以自杀形式成立的谋杀；同老舍相比，翻译家傅雷先生及其夫人乃是真正的自杀者。学者楼适夷曾简约地说起他一生行状：“傅雷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袂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中，包括了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和罗曼·罗兰等法国巨匠，费时凡30年，得500万字。以他“绝袂而去”的性格，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并不是新奇的故事。
　　傅雷的长子，就是因父亲的问题1959年从波兰出走英国，在国际音乐界颇有声誉的钢琴家傅聪。傅雷有一册家书遗世，就是和傅聪通信的集合，在中国一版再版。他在家书中反复教诲；他说，音乐如建筑，诉以无形，体积俱在，几乎可以触摸，也是物质。我注意到，他在信中多次使用 PERFECTION这个词。完美，不仅对艺术，也对人生。
　　他每天早晨8点起床，9点至12点半工作；下午2时又回到书桌前，7点吃晚饭，晚上看书、写信至深夜。他是那种将稿纸铺在中间，上书“疾风迅雷楼”，汉法字典于右，原著于左，笔墨于中，堂堂布阵的文字将领。他是那种认为“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势难行文的书生。他是那种将自身种植在书斋中，温文如兰花，正直如柏树的君子，远近可以闻香，生存或击碎都不留残缺。
　　他在生前并未受到肉体的虐待，只是在长达三天四夜的抄家之后，红卫兵找到了箱子中一张嵌在镜子背后的蒋介石相片。而这个箱子是他的姑母多年前托他保管的，从未打开过，更不知有这面镜子。他百口莫辩，也不想辩。1966年9月2日深夜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一起，将一块土布撕成两条，双双投环而死。临行前还在地板上铺了棉胎，唯恐木凳倒地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夫人当夜只嘱咐保姆：明天小菜少买一点。傅雷身后留下的一纸遗书不曾洗白自身，也无政治性的辞汇和内容，只说“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过。”其余十几件都是琐事，诸如：请人代付房租，交还人托修的手表，赠保姆存款以为生活之资，某人之某物抄家时遗失，致歉；等等。并对遗嘱执行人（妻弟）谦和地道谢说：“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其中第11项，分明写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当时，他们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傅雷也是一代大才，却一生未求他人的理解。他对生的领悟不止于满足，对死的选择也不尽于外力。所以才来去闲散。他的死当然因为愤怒，但更因为骄傲。此生事已毕，他和夫人对于死亡，如推门进入别室一样安详。回首尘寰，既无褒扬，也无怨恨，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希望，也许希望已经在他的译作中了。真人的自毁，好像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时，还能嗅到色香。
　　我一直以自杀为神秘的事。因为人，生，不是选择；自然的死亡，也不是选择。只有自动中断了生命的程序，才是人生中最真实的选择。除去作恶自裁不算，历来的自杀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所爱或所信，用自己的肉体，在撞碎的瞬间，作了理想的火花，火花的散落，点燃了有心的人群，创造些更好的人生，是主动的。还有一种，在世事迁换的动局中，身体或精神上遭遇困厄，或为解脱，或为尊严而自行了断，是被动的。前者多被世人看作疯子，后者可以是烈士，却也可能被视如叛徒。历来中国，第一种少，第二种多，到了更近些，连“叛徒”也未必有了。古之慷慨悲歌之士，为自由或信仰，更多为尊严荣誉的缘故，不能立身便自毁其身。就这一点，傅雷“先生原来古之儒”。

　　1968年1月或2月的一天凌晨，6点刚过，天色尚黑。我被急促的打门声突然惊醒，坐起来，心怦怦跳着，看到门外一条黑影，以为又出了抄家一类的事情，才问了一句，就听见同院的伙伴小宁不对了的声音：“凯歌，快，快起来，我妈上吊了！”
　　小宁的父亲就是前面说过的大电影美术师。小宁的母亲是制片厂负责组织剧本的编辑组长，多年和我母亲一同工作，又同住一院，是至交。她的经历也与母亲相似，只大几岁。不同的，是她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曾被国民党逮捕下狱，后来由家人交保，释放了。这在文革中就成了叛徒的嫌疑，而受到审查。小宁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被关着。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曾是鲁迅的学生，创作新美术，早就是共产党员。1949年以后，不做官，又拾起画笔。他所设计的电影，美术上的风格、功力，具大师水平。这一对夫妇，极刚烈。小宁和他的妹妹就是他们的孩子，小时候，两人都很胖，可爱，只是一黑，一白；黑的叫了猫头，白的叫了小清。小宁就是猫头，小我3岁。
　　等我进去时，阿姨的尸体已经被这一对兄妹放了下来，一个抱着腿用力向上推，另一个站在椅子上解开绳索，我们轻轻的把她放到床上，阿姨脸上蒙了一块白纱巾，取下之后面色安详。这是有准备的自杀。小宁在头天晚上曾经上了闹钟，6点钟时，闹钟准时响了，惊醒的小宁看到书桌上的台灯亮着，母亲却已不在身边，——她前夜要求两个孩子与她同睡一床，——那盏台灯正与门相对，淡淡地照亮了外边的房间，雕花的梁下，悬挂着她的身体。她似乎预想过孩子们应该怎样看到自己才不至于受到惊吓，才蒙上了那块白纱巾。梁下的小桌上，放着从外衣上取下来的像章和小红书，隔室的灯光映在像章上，渗出淡淡的红光。
　　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次。大约一两个月以前的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小清急急跑来，说母亲酣睡不醒，而她一早就该去上班的。我母亲当时在家，连忙走过去看，果然不对，送到医院，判断为服用了过度的安眠药。小宁把闹钟上到六点，就是担心母亲再度饮药。若果然，还可以救。他是不动声色而有主意的孩子，却没有想到投环吊颈。他只有13岁，小清12岁，而母亲去意已定。她第一次被救转来，我母亲曾反复劝慰，要她想长远些。她表示了，做过一次就不会做第二次；又说，要我母亲把过去的事情和小宁、小清讲一讲。母亲以为她不过一时轻生，没想到她的话竟就是托孤了。
　　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带回来好多食物，让小宁叫了我和妹妹，还有其他父母不在的孩子一同晚餐。晚饭很丰盛，除了饭菜，还有很热的汤。她很高兴，常常开心地笑，不断把菜夹到我们碗中，大家都吃得很暖和，如同喝了酒。她站起来添煤，炉火红红地照亮了一张脸。她说，将来要带小宁和小清去新疆去找舅舅，种地也不做电影了。又说，凯歌你最大，爸妈不在，要照顾其他。我们离开时，已近午夜；临走，她给我们每个人的衣袋中都塞了一把糖果，是那种用玻璃纸包了的、很韧、又很软的水晶糖。她推门走出来，在清白满地的月光中笑着，点点头。
　　这是告别的晚餐，要走的却是主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以人生为他乡的人是有的。当大家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却轻易地找到了那扇门。她剪断了生命，连同烦恼一起。她在诀别时谈笑自若，是为了使我们不致生疑，还是为了最后一次重温生活的快乐？她塞给我们一把糖果，是说生活仍有甘饴，还是实在无物可赠？她和孩子们共进晚餐，是为了相信生命，还是为了正视死亡？她在寒冷冬夜万籁俱寂的黑暗中，于世界，于人生，可曾想到过什么？至少，可曾顾念一双孤幼的儿女？——也许，什么也没想。有人说她自私；但是，在那个有太多的人苟活的年代，人们真的有权利批评她吗？
　　我突然明白，区别生和死，只需要一瞬间。现在她躺在床上，盖着一条温暖的毛毯，身体却渐渐凉了。院子中几乎没有成人，我们几个孩子打电话要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到的时候，天正破晓。我们抬起她，都有些惧怕，——软而沉重。司机大声说：“怎么这样抬病人？”他走过来帮忙，手触到她的身体，这才瞪圆了眼睛：“死人啊？！”10分钟以后，我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恳求医生抢救，医生冷冷地看着我：“——她是怎么死的？”话只问到这儿，意思却是清楚的：我们应该去抢救一个自杀者吗？他转过身，走得似乎很远了才又回过头又说：“她已经死了……4个钟头了。”总得有一件事作注才会明白一个词的真意，那天早上，我只想干嚎，这时候，明白了绝望是什么。死去的阿姨没有遗言。

　　5年以后，我在同一座医院里，俯身看着小宁的父亲。他喘着气，说：“凯歌，你回来了？”我说：“我回来了。”他笑了。这微笑让我记起他妻子最后的微笑。他在第二天早上逝去。从此，小宁担起了父亲、母亲、兄长的责任。他做了车工，养活自己和妹妹。后来迷上了摄影，却终于没有机会拍摄电影，可我知道，他的才能，很大。后来他去了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学摄影系，用自己的双手挣出一份昂贵的学费来。我两次在东京见到他，一次比一次瘦，而且掉了一颗牙齿。记得在国内，他常常和衣而卧，因为没有时间好好睡觉。他帮所有人的忙，不管是谁，只要求到他。但他知道谁是他的朋友，也知道他是谁的朋友。他曾是富裕人家的爱子，家事突变后却从不诉苦。终于有一天他对我母亲说：阿姨，我不舒服。——指了指心脏。在母亲的强迫下，这一次他睡了很久，醒来时脸色像个婴儿，笑了。他有时买一斤巧克力糖，很贵；然后坐在放在屁股底下的双手上，看着小清一粒一粒地吃完。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小清成了画家，去了美国。一件事非发生在自已身上，是永远不会懂的。我虽是他们的朋友，却总觉得在生活中无法接近他们突然被改变了的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无法完全明白他们本人、他们作为人，小宁是我见过的人群中的最优秀者，他已经把属于他自己的能力发挥到尽头，却仍然不见命运对他垂顾。

　　我的母亲也在一年前逝去。逝去时阳光很好，也是清晨，也是冬日。她在生前饱受病痛煎熬，在垂危之际看到一只晴日里的乌鸦，是中国人所不喜欢的。她却低低地说：乌鸦也是鸟，而且是北京的鸟。这一天是1988年的最后一日。

　　本文选自《少年凯歌》，陈凯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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