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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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自述

© 许倬云／口述

许倬云

一

　　我参与世界文化的比较工作计划时，有一个同时进行的工作，就是酝酿有关“国史”的观念．即中国历史的观念，或者中国文化发展的观念，这跟我最近出版的《万古江河》一书，有相当的关系。
　　从1983年开始，我一直为中国古代文明系列的《西周史》做研究工作，做了两三年，看了很多考古材料，不单看周代，连商代也一起看，从几个同时代平行的大文化往上追，直到它们在新石器时代的源头。所以《西周史》花了我相当多时间，等于重新将新石器时代的相关资料整理了一遍。七〇年代后半期到八〇年代上半期中国的考古学非常热闹，许多重要遗址陆续出土，当时美国介绍中国考古学就是两本书，一本是郑德坤写的，但出版得太早，新资料看得不多，不能算数，另一本就是张光直写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本。
　　张光直跟着大陆报道的方向走，就是“中原中心论”的框架。我看了、摸了那一大批材料后，发觉新出的材料又多又快，于是建议匹兹堡大学图书馆搜集中国的考古期刊，只要一出刊就用航空寄来美国，所以我看到的资料，平均比一般人快上两个月。
　　我看得愈多，愈觉得不是张光直说的那么回事。当时正在进行的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很多，加以归纳，可以发现本来的小系统可以变成大系统，但不能用英文的evolutionary形容，因为evolutionary是分岔的，但这是聚合，所以我用中文的“演进”一词，就是这个道理。演进是小支流变成大支流，大支流再慢慢变成几个大的文化体系。
　　八〇年代初期，我脑子里已经隐然有个观念，中原文化绝对不是单一系统的演变，而是多系统互相交流、激荡，在这文化激荡中间，有毁灭的，有篡夺的，有合并的，有互相冲突终致两败俱伤的，通通都有。
　　1983、1984年，纽泽西的罗格斯大学请我去讲演，因为事后要编成一系列的学术论文集出版，我不能掉以轻心，得用心想想。我想了半天，拿考古的东西理到中国史上面来，忽然想起当年梁启超写的《中国史叙论》，这篇叙论只是架构，并没有成书。任公才华盖世，念头很多，没成书的东西不算少，这是其中之一。
　　我十来岁时在重庆看《饮冰室文集》，脑袋里有一些模模糊糊的记忆。到无锡辅仁念中学，老师讲课，我又拿出来翻了翻，虽然到台大之后就没有再看过，但内容已经深人脑袋。我找任公这篇东西，一找就找到了，用它当论文架构。我提出的主要观念是，梁任公的想法是要从一个中原的中原，到中原的中国，扩大为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至世界的中国。我就根据这个理路讨论中国古代史，后来写《万古江河》也是同一理路的继续发展，把梁任公的叙论敷陈成一本大书。

二

　　我从考古学上得到一个感觉，任公的叙论只是开头，还需要后来的人加以完成。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世界文化的比较工作，跟其他研究同领域的德国人、法国人、以色列人、意大利人……，常常有一个辩论，亦即雅斯培所讲的文化系统都是单线的，他们认为，没有经过枢轴时代突破（Axial age break through）的文化，例如古代的亚述，近代的日本，都没有办法真正加入对话，因为它不是初创的，而是学习的。
　　雅斯培是德国哲学家，不是历史学家，虽然他的历史知识不错，也有远见，但毕竟历史知识不是那么专精。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中，提出枢轴时代的观念，认为有几个古代文明，都有一次突破时期，将人类文化推进一个新的阶段，为人类在求生存之外，提出超越的观念。他的理论曾在思想史与文化史方面引发相当多的讨论，但那些讨论都只限于古代文明的研究，大家都忽视了书中雅斯培对现代文明的想法，也就是现代的人类正在经历另一次突破。在这一现代的枢轴时代，以科技文化为基调，将有一个全新的人类文明涌现。我们几个人讨论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我们研究的某一个系统本身绝对不是不变的，一定是在融合各种新生因素，而雅斯培讲的第二次突破目前正在进行中，此刻正出现世界文化，科技文明众流归大海。
　　受了这个观点启发以后，我回头讨论文明，就必须先理解，这中间不是兴衰，而是受到很多外来刺激，所以它不是说突破就停止，突破像一条线的发展，中间受到刺激，所以雅斯培的观念必须和汤恩比（Arnold Toynbee）的挑战和刺激合在一起看才有道理。于是我以任公先生这篇东西为指引，到罗格斯大学讲演，就是中国文化一路下来，挑战、回应、挑战、回应，不断扩大它的文化领域。我的《西周史》把西周分成三个圈圈，包括政治（实际权力）领域、封建（礼乐）秩序领域、文化领域等三个同心圆，三个圈圈有共同的核心，接受挑战，各向四周围扩展。
　　我写《西周史》时应用考古学，搞civilization analysis，讨论文化的变化，梁任公先生这篇大作就构成了我往后二十年的主要思考线索。我研究《汉代农业》时，对各个地区四周围的情形还没这么清楚，还是“全国一盘棋”，等到写《西周史》就不是一盘棋了，而是多盘棋的发展与交流，互相影响，甚至解释西周的封建经济是以藩屏周，每一个封国本身都是多元的配合。
　　从这个结果回头看，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些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比别的系统有发展的机会，不是因为地理条件强，也不是源流来得长，而是那几个扩大的系统都有很强的容纳精神，有容乃大，所以生命既长且久。

三

　　我目前最新的著作《万古江河》，以任公先生的《中国史叙论》做骨架，这是个大框架，我就在新石器时代上面多花点功夫，多想想。大概从1981、1982年开始，苏秉琦先生花了六年的时间，不断发展区系类型理论及古国演化系列理论，我常引用他老人家的观念。苏先生是长辈，比石璋如先生小七岁，是济老跟我中间的一代，是非常了不起的考古学家，1997年以88岁高龄过世。当时我到东北看考古，正回头准备到医院看他老人家，结果一个电话来，说苏先生过去了，竟然缘悭一面。
　　苏老先生早期文章都不在重要期刊上发表，那时候夏鼐掌握了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否决权，所以他只好在各地以讲演方式零碎发表，虽然我没有得到他的研究讯息，可是殊途同归。大概在1986、1987年，我得到他的几篇讲义，那时真是高兴，他老人家看到那么多东西，他的观点跟我的观点居然如此符合。我后来对新石器时代的整理就是依傍苏先生的想法来做的，从此我也对处理历史时代的演变更有把握，更有自信，自认为我对国家观和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形成过程，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无缘向苏秉琦与夏鼐当面请益，大陆开放后我很晚才去，光直老早就去了。直到1992年我才第一次回到大陆，去了西安的陕西考古研究所，在研究所的仓库里，看了几天新出土的文物，既激动又兴奋。
　　我每次到大陆，不到北京城，不到上海市，一下飞机就直奔偏远地区的遗址。张忠培陪我到几处遗址参观，成了知交。1997年．我跟他在香港主持了首次考古学会议之后，又连续办了两次，后来出版了三本论文集。
　　到遗址是从青铜的雕刻或陶片上看当时的技术，虽然陶片会破碎，却是最有用的求知线索，因为陶器有形制、花纹、图案……，反映当时的文化特色，即便留下的只是破碎的陶片，也可以从中一窥究竟，更可以从复原的形制中，揣想当时人精神上美学生活的部分。至于陶器的用途，则是生活上的东西．可以研究当时人们吃的是什么。陶片之中还有贵重与不贵重的分别，可以看出它的阶级成分、生活分类。所以从物质面到精神面它都提供求知线索。陶片又可以当成商品进行买卖，所以陶片是最好的研究对象，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考古学是玩陶片，因为陶片是最能够记录思想的东西，当时人类的行为、思想、生活，都可以在陶片上留下痕迹。
　　陶片所寄托的是遗址本身，其陈列、结构，以及遗址本身有多长，都是讯息。这从里头建立一个典型，这些典型有的可以拿出去，有的可以拿进来．有些可以改变，有些可以演化。
　　为什么我绕着中原四周围都看了，直到最近（2008年）才去了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因为我总认为应该先看四周，再看中原核心。最近西周出了五六个新东西，把西周的断代全颠覆掉了，所以当年我研究时，一开口就说我不断代，因为技术上的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我去看遗址时，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库房看陶片，书上写的、照片和图画，都不算数，你得拿在手上掂一下，掂出东西来，翻来覆去，看它小的洞洞，看它的质，我们叫看它的感觉，看多了就能看出感觉来了。你写都写不出来，你可以写出陶的质地，纹是粗或细，同样的斜纹在书上画出来是一模一样的，但你一看就晓得实物上的斜纹画得不同，是两个不同人画的，手指甲画出来的纹跟刀刻出来的纹也不一样，东西拿来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回事。看铜器也有感觉的说法，两个铜器一模一样，有经验的人一看就晓得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瓷器最麻烦了，瓷器基本上就是另外一种陶器，你看同样的青花，看久了就晓得那个青花是早的，那个是晚的，都是靠感觉。日本二玄堂复制的画好得很，如果以科学仪器检测，颜色、光彩、质料，都让人无可挑剔，但拿原物过来一看，一真一假马上晓得。
　　说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演变，那时候隔了个太平洋，我掌握资料当然不如大陆国内同仁完整。但当时我模模糊糊的至少隔离出一个东南，一个东北，一个北方。北方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至少分割成四块，后来苏先生分割成六块，最后分成七块。
　　我在七〇年代晚期就跟光直讲过；“我总觉得中原中心论令我不安，I don’t like it。”我们来回讨论，他择善固执，直到书出第三版时，才终于承认中原中心论不如多元论妥适，全面据改。光直是很用心的人，也是很有自信的人，他觉得我搞历史专业，他搞考古专业，掌握的材料比我多。可是他忘了一点，他看到的是夏鼐系统的理论，别的理论没看见，而我看到的是世界上的理论，全世界文化的演变，因为我参加了世界文化的比较工作。

四

　　从前我去故宫帮忙清点文物，真是开了眼界，但也累得要命，可是就舍不得离开啊！想多看一点。朋友问我哪件古董真，哪件古董假，我都用一句标准答案：“只要你喜欢就行了，管它的。”因为你说是假的，伤了人家的心，你说真的，要负责任，他拿到外面去卖给人家，说许某人认为是真件。我何必替他做保呢？尤其是古董行，绝对不要惹他们，做人家的工具嘛！
　　我遵照李济之先生的吩咐，从来不收任何东西，李先生的徒弟，亦园、光直和我都不收古董。我绝对不收古董，人家送我的纪念品都是复制的。中国大陆上做复制品有个相当好的原则，就是缺一点点，一个鼎就做差一点点，一个花纹缺一个角，让你知道它是复制品，而且绝不做原件大小，只做一半大小或四分之一大小，这个是原则。所以人家送我的复制品，我会收，唐朝古墓里面的画，手描的复制品我会收，但绝不收古董店里的原件。
　　大陆上发生文化大革命之后，在我儿子出生前一年，就是1968年，我到香港的中共书店去逛逛，里面摆了一落一落比人还高的斗方，五块钱一份，我跟沈宣仁看了真是喜欢，真有好东西，但是每个都损坏了一点，如果小红卫兵在上面割了刀，这很容易补，裱褙就好了；不过都泼了墨水，不容易修复。如果是一道黑墨水，虽然大半损坏掉了，但还可以洗掉，如果是红墨水，就全部完蛋了。我真喜欢这些东西，我在里面看了几件，如果买回来送给原来写的人也很有意思，比方说陈雪屏先生的字，收回来送给陈雪屏，都很好嘛。于是沈宣仁说：“你要的话，我帮你调一两千块钱，都买回去。”后来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不买，因为老师说过，绝对不能买。
　　光直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有一批刚刚从泥洼里面挖出来的竹简，从湖北偷出来的，有人问我要不要买。这批竹简真是好东西，我问光直，他说可以替史语所买。但是我们不能用公家的钱，于是他向辜振甫募得300万，我自己则是先掏了10万块港币做押金，东西都送到我屋里来了。我拿出竹简摆在水里看，竹简黑黑的，一定要在水里才看得见，黑乎黑乎的东西，摆在清水里头看得一清二楚，只要是不怕水的东西，甚至宣纸的画，摆在清水里也不会有问题，之后再拿出来晾干就行了。
　　我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打电话给光直说不行，要退货。光直问：“有问题？”我说件件是真，但我们老师吩咐过，不能收东西。他说“这个是替国家收耶！”我说：“没错，可是后果是一样啊！都是鼓励人家偷坟盗墓，我们偷坟盗墓可以，但他们不能啊！”所以不能收。光直说：“那怎么办？”我说：“退货！”他又说：“那10万块呢？”我说：“算了！”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那位老板，请他来拿回去。他问我是不是认为有问题，我说没问题，只是良心上说过不去。实在可惜了，现在我还觉得难过，那批东西是郭店楚简（竹简）的一部分，后来被日本人买去，散掉了，真是很难过，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再出现，没有人拿来做印本、钞本、照相本研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你要守原则，就只好守到底。

五

　　我在中国的战乱中出生，抗战中长大，国家、中国这两个名词对我一向是极为神圣，但是经过我这一段分分合合理出来的线索之后，终于在50岁之年把这个褊狭的国族观念放在一边。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也不舒服，要常常跟自己在脑子里面打架。现在我认为任何国族观念都是褊狭的，就跟从前的社区观念、宗族观念一样，都是褊狭的。国族确实是想象、造作出来的社会单位。
　　虽然我在思想上可以跳出来，但是那些洒热血、抛头颅，手上绑了手榴弹，爬到日本坦克车上，连手带手榴弹一起塞进炮筒去炸的烈士，飞机上的飞行员，连人带飞机冲向日本军舰，或者连人带飞机、带汽油开下去冲日本的军人，这些人不就跟我一样有国族观念？他们的牺牲也是一条生命，今天固是壮烈无比，一百年、两百年后又怎么说？就像我们读古代史，读《刺客列传》，荆轲也罢，田横也罢．当年壮烈无比，今天看起来不是开玩笑吗？当时吴王跟越王打得昏天黑地，越王卧薪尝胆，还吃粪，也是为了国族，但是今天江苏跟浙江分得开吗？
　　我对自己的感情挑战，结果我只认为两个东西是真的，一个是以全人类为前提，一个是每个个人，只有全体人类，还有个别的个人，这两个才是真实不虚，其他都是假的。我受到美国宁静革命的影响，参加他们的民权运动，老是和他们一起辩论。这段经验也让我超越国族观念，正面地认识人类本身的价值。我不是说世界主义，而是对人本身的尊敬与爱护，这两个观点是我现在做人最基本的条件。
　　我读书、研究以及我自己的世界观念、人性观念，都是不可分割的，这两条路我一辈子没办法切开。如果只是专业，我一定拿自己守住一个专业伦理的小圈圈，跟外面分隔，但我不能这么做；我也不能是纯粹的知识分子，畅言高论，完全不受任何拘束，因为我还要顾全我自己专业里面的伦理和教条、规则、训练。我不能像30年代张季鸾他们一样，撒开手来写，也不能像梁任公那样，撒开手来写。梁任公在学术方面是不谨严的，感情重于理智。所以我在这两方面是两无着落，但是我不懊悔，我自己找我的路。
　　七〇年代我刚到美国时，正好发生钓鱼台事件，我的同班同学、前后班朋友、宿舍的朋友，纷纷投入这项运动，直接和当时已经涌现的“台独”运动冲突，后来钓鱼台这个议题被转移为国家认同的争执了。有人主张回归大陆，有人主张“台湾独立”；我夹在统独中间，两边没着落，我对中国故国的支持不能丢，台湾是我成长的地方，我属于那里，所以这两群朋友冲突的时候，我心里极为难过。那时候我唯一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台湾可以民主化，因此我也投入报章杂志的工作，我认为民主化高于国族的感情。但是我觉得很伤心，有回我替《历史月刊》写东西，我谈到“民主”、“自由”这两个字的滥用（abuse），它们被糟蹋掉了。

六

　　八〇年代那一段对我而言是重新整顿自己，那时候我最高兴的就是理清楚仰韶文化、庙底沟那一系统，能够从关中一直拉到郑州，不断地发展，最后终于成为中原最根本的文化基础。在山东同时代的龙山文化，以及龙山前面那个系统，虽然和它一样强大，但是没办法和它对抗，至于河北那一系统，老早就被山东一系打败了，而东北系统和东南系统都无法发展下去。
　　长江系统是从大溪到石家河，也有它的发展方向。黄河边上的庙底沟和江汉接壤的石家河、屈家岭这一系之间，显然有互动。这个认知使得我后来能够解释战国文化的大变化，战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异锋突起，变得那么磅礴，终于替中国找上统一的局面，乃是江汉和黄河两套东西互相融合的结果。这个融合是儒和道的融合。前几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证实那时候的“道”，跟我们后来了解的“道”，不是一个事情。
　　我搞西周搞到今天，写了《西周史》，大陆上考古界以及历史界的朋友，每次发现新东西，就告诉我；“你的话又对了！”我看见新的东西又证实我的想法，更是高兴。这就是掌握一个大线索，掌握对了，别的就容易掌握了。所以我奉劝大家，一辈子做学问，要掌握大线索，没有大线索，理路就搞不清。而且绝对要跳出自己专业范围，跳出自己的文化圈子，才能掌握大线索。
　　周代提出天命观念，就是普遍性（universalism）的呈现，这也跟雅斯培有关系，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天命，那时候认为“天”和“帝”是对冲的，现在晓得天是可以容纳帝的。天是一个天命观念，周人以为天命有其道德裁决，而普遍性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天命的普遍性替孔子的普遍性打了基础。没有周代的天命观念就没有孔子，也就等于没有犹太教的大先知在巴比伦以后的反省，就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就不可能有圣保罗拿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合并，并出基督教文明一样。
　　天命观念的重要性是替孔子铺路，孔子采人文主义，单单靠商代那个狭窄的祀奉祖先的观念，是没办法形成普遍性的。因为祖先是血脉的，天是广阔的，覆育万物。我写硕士论文时，天和帝是对立的观念，等到我写《西周史》的时候，天就笼罩着帝了，在对抗性之外注意到两个观念的互补了。
　　后来我研究汉代农业时更清楚了，汉代做那么多努力，要拿“帝”和“德”解释成“力量”、“特质”，不拿它人格化，结果它拿宗族祖先的“帝”转化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力量和要素，变成五德、五行之一。这是汉代学者花了好大努力去做的，拿孔子的伦理思想扩大成一个宇宙论。
　　汉代早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很了不起，从思想影响到人做事，以及组织社会的方法，这是汉代一百多年下来了不起之处。欧洲中古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Thomas Aquinas，合哲学与神学为一炉，以理性神学取代启示神学。但他毕竟是在一个宗教系统里面翻滚，没有牵涉异教徒（pagans）在内，面临的挑战要比汉代的学者小多了。
　　从汉初到董仲舒，从董仲舒到王莽，这一段是大建构的时代，从宗教思想到礼仪、技术、医学，无所不包，无所不用，中国文化在那一段时间奠下基础，真是奠得扎实，以至于两千年来我们都没办法撼动它，直到西潮打过来，才把它打翻掉。虽然被打翻掉，但现在可能又站起来了，我讲“站起来”不是中国国力站起来的问题。

七

　　2005年南京大学办了一个高级研究院，由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异宾领军，周宪做院长，我当不拿薪水的顾问，本来他们要请我当院长，我说：“我不做你们的官，我不做官！只尽心意，也不拿任何报酬。”他们尊敬我的想法，于是每年我有一段时间在那儿，每天和一两个年轻学者谈话，一个人谈两个小时，也跟五个人、八个人、十来个人、各种不同队伍的团体，谈两三个小时。
　　为什么我说中国可能站起来呢？因为大陆上很多年轻学者没留过学，他们受到西方的影响相当小。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对知识的饥渴，对追寻思想出路的饥渴，台湾的年轻学者很少有这种饥渴感。我们在做专业的工作，他们在做安顿性命的工作，安顿性命比专业重要啊！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南港自己要想一想。
　　他们找来新马克思主义，找来青年马克思，不要看这条路好像是炒冷饭，他们的努力是有目标的，不是学术性的目标，是安顿心灵的目标，替中国找方向的目标。因为语文能力不够强，所以他们对整个西方的东西往往从中国的角度翻过来想，拿中国传统的一切理念和青年马克思思想合在一起。这一点不能轻视它，因为美国的自由主义是英国长期传下来的欧洲自由主义，它们都面临了知识上与心灵上的穷困，美国在科技上的进展，让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生活得太舒服了，而专业化的地步，又让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不去想外面的事情，知识上的穷困使得自由主义没有根，很难有活力。在美国，基督教的衰微也使得信仰上、热情上没有根，所以许多六〇年代参与美国宁静知识革命的人，寻找心灵的安慰和灵感的泉源，最后寻找到印度，或者虚无主义去了。
　　欧洲也在找同样的东西，欧洲新教在衰微，天主教还勉强能维持，美洲与欧洲大陆自己原来源头的线索都切断掉了，而一些中国年轻学者，正不自觉地下意识地以中国的东西来解读青年马克思。资本主义面临大难关的时候，中国如果拿中国和青年马克思合在一起，搞得巧，仍有可能取代今天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平庸的政治、不负责任的自由。
　　不负责任的自由是社群解体之后的结果，而且欲望又很强，我们的物质生活发展到了一个地步，每个人都可以过，而每个人也都付出代价，不再想到社区、社群。大的团体没有了，又不像我想那个全体人类的社会（human society），只晓得想一个人，最后就变成我讲的四个东西：平庸的民主制度、不负责任的自由、衰微到快要解体的资本主义，以及一个本身无处着落的自由主义。今天这四个东西确实是雅斯培所说的，旧的文化死掉，礼坏乐崩，确实要新的文化出来，就是科技文明挂帅的新东西。但是科技知识的本质乃为工具，科技下面的目的在哪里？这个目的弄巧了，真是青年马克思人文主义，加上中国儒家的人道主义，搁在一起，真的可能找出一条路来。张异宾就走这条路，他这个人不错，不要看他是当官的。他跟我说，他在这方面努力是有个道理的，他说：“我不怕！”
　　其实这方面欧洲一直在做，在欧洲几个政党之中，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就是走这个路线，还有从意大利开始的欧马（欧洲马克思主义），基本上都在做这件事，付诸实现的是北欧几个国家。虽然我们旁人看来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好得很，但老百姓一点也不高兴，觉得日子无聊得要死。我的老朋友Moner是研究拉丁美洲史的专家，他在匹兹堡担任讲座教授，我说：“你好好在瑞典过日子，过得那么舒服，跑到美国来干什么啊？”他说：“什么好？”我问他有什么不好？他说．“我眼睛一闭就晓得我将来睡什么样的棺材。”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他又说：“假如我有孩子，我眼睛一闭就知道我给他睡什么样的床，他哪天到哪里打什么针，上什么学，一清二楚，这是很枯燥乏味的生活。”他还说．“在这里你的英文不如美国人，我的英文也不如美国人，但我们两个人用英文对话，三种思考方式摆在一起，瑞典方式、中国方式、美国方式，我们两个要拿事情交流、搞清楚，十分令人兴奋。”他对瑞典、挪威那套东西不满意。
　　瑞典、挪威不怎么去想这些问题，他们就是把制度摆好，然后执行，出不了什么大思想家。有一个人真正有思想，就是电影导演伯格曼（Ingmar Bergman），这个人了不起，他真会想，可是很多人将他的电影当娱乐看，没想到他却是个不可思议的思想家。
　　我自己主要是活下来做个人，因为做人的要求，看材料时才能看出另外一个意义，大多数人做了专业家之后就不去追求其他意义了。孔子讲过，我们要做个人。世界上所有文化没有一处做到这一点。我怎么跟神保持好的关系，怎么过日子，虽然有种种的苦难，我还要过下去，孔子说：“你要做个人，还要做个有意义的人。”雅斯培也要人家做个有意义的人，雅斯培是个积极的存在主义学者，和消极的完全两样，他的思想和孔子暗合。我觉得不但他跟孔子暗合，德日进也跟孔子暗合，德日进是从专业之中整顿出自己的思想，安顿自己的性命，因为单单靠天主教，他安顿不了自己的性命，所以他将信仰重新做了很大的解释，而那些重新解释的源头就是他的专业，从古生物学上得来的一些想法。
　　我相信我的基础是儒家，在儒家上面摆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从小就对朱（熹）王（阳明）有兴趣，但我喜欢王，不喜欢朱。我觉得朱太勉强了，王是自由的，这很可能跟我没有读过制式教育系统的小学、中学有关系，所以我可以自由自在，不受制约。
　　战时的生活经验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让我体验到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嘭！一个炸弹就完了！一个好好的、年纪轻轻的生命，忽然之间就消失了，不该死的死掉了，就是“冤”，看过冤之后，我更珍惜每一个人的价值。
　　一个文化体系会找到若干基本的运作模式，文化是活的，因为每个活人摆了自己的观念进去，这几个模式发展到了一个地步时，它成了型，一旦成型，活力少了就僵化了，所以不能结晶化（crystallize）。水晶是高度纯化的硅，漂亮、好看，金刚钻是高度纯化的碳，但不能变，也是一种僵化，僵化以后，它的活力就没有了。文化体系僵化后，可能会有两个活力来源，一个是里面的异议分子蹦出来，另外是外面进来的异议分子跳进来。
　　从里面蹦出来的异议分子就是，假如这个僵化的秩序中，有强势跟弱势，掌握资源少的是弱势，例如穷人、苦力、低阶层的人，或者天生脑子里想别的念头的人，是少数派，不甘愿在多数派里面委曲求全，这些少数派跟弱势就会蹦出来。但是如果少数派跟弱势，不在那个僵化的体系中造成强大压力，造反也成不了功。而外面进来东西，观念也罢，事物也罢，东西也罢，它的影响可以从上到下全面的。碰到个外来的玩意儿，迎头撞上，第一遭一定撞到头昏眼花，也许两个都昏；到了第二遭就认为，这玩意儿也挺不错的嘛！肯面对外来刺激，由拒绝而转向欣赏，再转为吸收，然后慢慢就相互融合起来了。
　　融合有接纳、有修改，层次完全不一样，在物质方面是接纳，在思想方面是修改，修改的成分极大，进来的东西我修改它，进来的人我也修改他。另一方面，凡是由文化体系外面进来的，不管是观念还是人，都会造成很迅速、很强烈的影响，比从底下翻上来要快。从底下翻上来要蓄积一大堆能量，才会闹个大地震，有时候震完了，还是跟原来一样，中国古代每次大地震、大革命，革完了命之后，农民做皇帝，原来秩序又恢复了。但外来的力量碰上了，力量就强得多，而且会产生相当基本的改变，两条支流合成一条大河，这条大河又碰到另外一条大河，所以我的新书叫《万古江河》。江河碰在一起要修改，每一次这种修改，它的幅度之强大，深度之深刻，远比里头翻上来搞革命的力量要强大。
　　假如没有外来的东西，它会再循环，成长、成形、僵化、搞革命，搞革命之后可能是两败俱伤，不搞革命就衰微，这是封闭系统的演变。中国基本上是个相当长期的封闭系统，其间不是没有外来的刺激，第一，中国国土很大，每一次区域性的整合就是个冲击，汉朝以后还常常有小区域性的冲击，西南的扩充、东北的扩充、北方的扩充，都是这个冲击，中国真正受到外来影响最大的是佛教，而物质生活碰到外来的大影响是北方的生活，生活资源上碰到外来大影响是南方资源的进人。今天全国上下都吃米，已经不是北边面南边米了，今天的中国是全国吃米，也全国吃面，但是我年轻时，北面南米，还是有显著的分别。
　　近一百五十年来，几种冲突让我们碰得头昏眼花，但是现在我看中国田野考古时，每次都会在最荒僻的地方发现中国古老的东西，杀都杀不掉，砍都砍不光。现在中国大陆这些40来岁的中年人，活力比我们强，我们40来岁时没有那么强大的活力啊！60岁以上的吃过苦头，他们认为能活到今天已经不容易了，要过点好日子，所以没有动机，不问了，但40岁左右的很认真在问。因为他们饥渴，压制太久所以反弹很强，而我们一直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一点点一点点地压，压到大家心服囗服，没有反弹的意愿。
　　这些大陆的年轻学者找安身立命之道，而我们找安家、过日子之道，过个舒舒服服的日子所以每个人都想升等，没有人敢冒险不升等。我看到他们，感觉很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时从来不想工作的事情，然而工作也没缺过，也从来没要求升等，我还常常要求迟一点升等。
　　假如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能找到一条路，这四分之一就可以影响到全世界。而这四分之一是我可以管得着的，因为我的语言通，我的思想通，可以影响，在美国我没有这样拿我自己想的东西来用，因为那里专业的架构太严格了。

　　本文摘选自《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许倬云／口述，陈永发等访问、记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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